70年代是文化贫血的年代。我从朋友那里借了一本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8年出版的《新知识词典》，但借给的时间只有1星期。当时真是如获至宝，极度兴奋，日夜守读，有些内容至今难以忘怀。比如人民性，词典是这样描述的：文学艺术的人民性是文学艺术和人民的联系，人民大众的生活在文学艺术上的反映，劳动者的思想、感情、愿望和利益在文学艺术上的表现。

    进入新世纪，开放的中国物质极大丰富，思想文化也五彩缤纷，这是一个繁荣昌盛的时代特征。到大上海，我们看到了中国的明天，陶醉在自豪和辉煌之中。然而，如果你到农村调研，盛夏挤乘公共汽车，去医院排队看病，在缺水地区体验一次用水困惑，到就业市场找一份工作，办一次繁杂手续，你就会感慨万千。

    国家主导的经济发展战略，至少在发展初期通过政治稳定和整合资源带来了效率和节奏。德国、日本、韩国的确在发展初期，通过产官学的紧密合作，提高了效率，避免了内耗，但这只是看到了一面。

    我们还要看到另一更重要的因素：成熟的民主制度、文明政治、人文主义，在勤奋、好学、自律、规矩、团队的国度和民族发挥了效能，科学的民主制度最大限度地保障了个人的自由和才能的发挥，形式主义、长官意志、垄断和等级制受到极大的遏制，名堂、排场、无休止的会议、讲话、文件、审批、检查、评比、烦琐手续、政绩改革、形象工程在民主政治、国家法律和文明制度下失去了生存的基盘。

    无庸置疑，在民主宪政的体制下，个性化、多元化、自由平等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在如今的德国、日本、韩国，一味强调国家管制和审批，会成为笑话。可以说，逐步形成公民社会和民间的空前活跃是国家兴旺、社会进步的象征和文明的前奏。

    公民知道如何运用法律，主张正义，维护自己权益。公民运用法律向乱涨价、乱审批、乱改革、乱检查、乱评比、乱管制、垄断、烦琐手续、等级和特权、形式主义、浮夸和假大空、环境恶化、信息隔绝，可以批评，可以申诉，可以置之不理。

    不文明、非人性、愚昧无知的做法和现象，受到社会和公众的责难。政府有限的财政，通过国会审议，用在人们最关心和需要的用途上，人心向背的政客主张和政绩改革被摈弃或搁置，甚至失去政治生命。如饮用水的净化，修轻轨铁路，扩建学校，增加教育投入，扩建医院、商店，扩大就业，住房改善，简化手续，环境整治，官吏和警察的整肃，政府退出直接的经济操纵，公民参政，人性化管理、选举制度的完善等等。

    因为有了科学论证、试点、决策、执行、反馈、矫正体系和运行机制，个人拍脑门、手工操作，重复、低效、极端做法，劳民扰民伤民的部门行为、朝令夕改的行政指令和政绩改革、侵犯公民权益、无视公民利益的种种丑恶现象，被文明制度和社会舆论所遏制和杜绝。

    制度文明，为人民性和人性化提供了保障，公民尊严和权益得到尊重，电视采访中经过处理的面部、遮掩的部分，收容制度改革、警察和公务员的恭谨态度，服务柜台变低，手续简化，等级制度的退出，新闻“三贴近”，召集听政会、职工大会表决重大决策、选举党政一把手等，足以说明我国在十六大前后可喜的变化。

    在这样好的形势下，还有担心过分强调民生会变成无序、浪漫、衰退的南美。权威主义、新自由主义、庸俗进化论（社会达尔文主义）、强者理论、惟效率主义、官僚主义恰恰只看到效率的一面，却没有看到公平对社会的极大影响,加剧管制、等级、不公和腐败。只讲效率和竞争，实际上已经造成极大的社会问题。在人口众多、众多民族、存在结构差异、发展极为不平衡的我国，只强调效率和进化论，将陷进磨难沼泽地。

    现阶段主要矛盾正体现在公平和效率、民主和管制、民生和国家经济、效率和社会保障、社会和经济、经济和环保、城市和乡村、东部与西部、自由和义务、权利和责任、富有和道德、权贵和平等、国内和国际的失衡。

    党中央、国务院更加关注民生、民情、民权、民利，把“三个代表”思想落到实处，处处体现人民性和人性化，这正是实现政治文明、文化先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民安居乐业的进程，是官本位社会正向公民社会转变的具体体现，是实现社会全面进步的标志，是走向文明世界的正确选择。

    人民性在新时代，有了新解释：人民性是党和国家与人民大众的血肉联系，人民大众的生活在国家法律、政策、政治、舆论中的反映，他们的思想、感情、愿望和利益在国家法律、政策、政治、舆论中的表现。            

                                                                               2003，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