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高兴再次来到东华理工大学文法学院为同学们做讲座。去年讲座的题目是“三农问题与新农村建设”，今天讲座的题目我想换成“新农村建设与大学生就业”，希望我的讲座能对同学们有所启示。

 

　　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标志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现代化进程进入了一个历史新阶段。时至今日，中央提出新农村建设的号召已近两年了，那么两年来新农村建设成效如何？新农村建设与大学生就业有些什么关系？我想这些问题应当是当代大学生感兴趣的问题。我打算讲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二）建国后五六七十年代的新农村建设。

 

　　建国后五六十年代的新农村建设，尽管存在一些问题，但它取得的成就不容抹杀。那个年代的新农村建设用“一曲惊天地、泣鬼神的史诗”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那时中国农民改天换地、气壮山河的英雄气慨堪称人类历史上的奇迹。如人工天河——红旗渠，林县人民苦战十个春秋，削平1250个山头，架设151座渡槽，打通211个隧道，修建了全长1500公里的红旗渠。那时没有现代化的设备，几乎完全靠原始的办法，也就是靠肩挑背扛、靠大锤钢钎（人吊在半空中拓石壁）完成的。这个工程可以说是农民自力更生建设新农村的典范。周恩来曾盛赞：“新中国有两大奇迹，一个是南京长江大桥，一个是林县红旗渠。”建渠以来，先后有世界五大洲119个国家和地区的11300多名友人前来参观访问。红旗渠享誉海内外，被国际友人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那个时期类似这样的工程全国不知其数。

 

　　那时靠什么？不是靠钱，靠的是人的精神，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可以说那时人的精神力量发挥到了极至，正如毛主席说：“只要有了人，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我想，红旗渠如果换成现在不知国家要拨多少钱？现在农村一年四季打麻将不断且将男女老少齐上阵，而家门口损坏的圳渠却没人动一下锄头去修理，坐等国家拨钱来修。因此，我很怀疑这种由国家做散财童子出钱“买”农民建设新农村的路能走多远？

 

　　正是五六七十年代的新农村建设成就才奠定了新中国的基础，也为改革开放后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可以说，没有那个时候大规模建设所奠定的物质基础（包括改造农田、修桥筑路、兴修水利等），改革开放后农村取得这么大的成就是不可想象的，甚至可以这么说，农村现在的发展仍然是吃过去的老本。近年来有一种否定改革开放前发展的倾向，有的人把毛时代说得一无是处，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最近我读到一篇文章，其观点有些偏颇，但从一个方面说明了这一问题。此文说：两三年前一位国内的学者在私下谈话里说“中国过去二十几年的经济发展政策基本是失败的：前十年是释放积累, 后十几年是剥削弱势体。”尽管北京上海、深圳直追伦敦纽约, 是谁都看得见的，我们这群人的收入以及消费水平的增长更不必说了—中国私家车增长的速度, 连美国人都在惊叹。支持这种说法有三个方面的现实情况： 1. 从深圳特区建立起, 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 广东省上交国家财政的,只占该省GDP的0.4%--没有任何一个政府, 可以依靠如此低的税收运转，与此同时,在许多东三省的老国企里, 国家征税高达80%以上。原来, 改革开放的火车头, 是靠着拆东墙补西墙的游戏才如此风光。东三省重工业体系全面破产最大的原因, 不是主流经济学家们罗列的国企的种种原罪(比如工人有了铁饭碗就犯懒之类), 而是国家政策的杀鸡取卵—-哪怕是微软, 恐怕也经不起长达十余年的如此高征税。2、最近评出的中国新四大发明(“杂交水稻”、“汉字激光照排”、“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复方蒿甲醚”),全部都是76年以前完成的。3、中国经济尤其是高端，越来越被外资控制。2002年, 外资企业的产品占了中国企业出口总额的55%. 现在已经增长到60%.根据中国政府对高科技产业的统计（制药，航空器，电子，电子通讯，电脑和医疗设施等行业），外资公司在1998至2002 年的出口额从74%提高至85%.但也许更令人瞩目的是，同一时期他们的高科技产品在中国国内市场的销售额从32%提高至45%。（前不久，我在华师大参加纪念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20周年国际研究会期间，云南民族大学的一教授也说，因为云南盛产香烟等，每年要向国家交纳大量税金，其向国家交纳的税远大于经济发达的广东，但云南却非常穷）。

 

　　最近“山西黑窑事件”事件可谓是对上述观点的一个注脚。“山西黑窑事件”震惊全国，这一事例告诉我们，中国离民主法治还有多远！中国政府离服务型、法治型政府还有多远！（在我看来，改革开放以后引入西方政府治理的理念，即高官和学者高谈阔论的政府职能转变，也就是说要建设服务型、法治型的有限责任政府，不仅没有使政府服务民众的功能加强，反而倒退了，还不如毛泽东时代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邓小平提时代出的“领导就是服务”管用。对于不少地方官员来说，关注百老姓的冷暖安危，早已从他的为官字典中删除了（当然它肯定会像电脑程序一般经常出现他洋洋洒洒的报告当中）。现在一些地方领导的身份几乎完全变成了企业厂长经理，在他们的头脑当中，似乎只有招商引资、只有开发办厂，只有GFP，只有老板总裁，有些领导甚至公开说，现在的农村工作只要指导指导就行了……。但愿“山西黑窑事件”不会像人们说“丧事当喜事办”，然后快速地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西部农村地区被抛弃在现代化进程之外，三农问题凸显，许多农村地区再现凋蔽、破败之景象。这时学界政界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又一次想到了乡村建设。一些学者纷纷提出了新乡村建设的主张，主要的有：林毅夫的扩大农村消费（由国家投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内需的主张；陆学艺的小城镇建设、统一城乡教育、卫生、文化政策的主张；温铁军的发展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主张；贺雪峰的“低消费、高福利”的文化建设主张等等。另外，由共青团中央发起、知名学者率领、各院校学生社团组织的到农村开展调查研究也风行一时。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以“两个趋势”重要判断为理论指导，最终把新农村建设上升为党和政府的决策。

 

 

　　（一）学术研究形态的新乡村建设。

 

　　近年来，学术界昔日成为显学、研究者趋之若骛的三农问题已被新农村建设所取代，新农村建设研究成果如汗牛充梁，关于新农村建设路径有乡村建设派、市场派、福利派、权益派等等。还有不仅大陆研究者众多，港台及国外研究者也为数为少，今年初，我有幸应邀到香港中文大学做了一个月有关新农村建设的访问研究，在此我谈一点感受：

 

　　一是香港中文大学多元的大学文化。

 

　　我说在中大经历过的几件事小事： “校长与学生见面会”，“学生比特首重要”，……（略）。

 

　　还有“校园中的教堂”，香港中文大学校的基督教堂让我对大陆的宗教信仰有了一些思考。有统计资料表明，全世界有13亿人没有信仰，国家宗教局统计中国有一亿人有信仰，也就是其中有12亿在中国。那十二亿人信仰什么呢？信仰金钱吗？（孙君语）。前不久读赵晓的《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与无教堂的市场经济》，感觉其中的一些观点值得思考，在此我摘录这篇文章中的一些观点念给同学们。这篇文章是从作者经常反躬自思的一个问题开始的：中美两国市场经济最大的差异究竟在什么地方？文章分析两国的差异不是财富、不是科技水平、不是金融、也不是政治和法律，而是教堂。文章说：市场经济除了其价格信号外，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叫人不偷懒。但是，市场经济叫人不偷懒，却不能叫人不撒谎、也不能叫人不害人。这使得市场经济存在着一种危险，就是它有可能导致一个很坏的情形：诱使人们勤奋地撒谎、勤奋地害人，不择手段地谋取财富。有人会说，那是因为市场经济不完善，完善的市场经济是不会这样的。但是，市场经济光靠自身永远也不可能完善，因为它只能叫人不偷懒，而不能叫人不撒谎及害人。

 

　　文章说：市场经济虽然是一艘唯一能够到达彼岸的航船，但却是一艘四处漏水的船，完全靠市场本身的重复博奕以及外在法律的惩罚来求得规范的市场行为不仅不可能，而且可能会变得非常不经济------这意味着市场的运行成本升致无限高，贵得让人没法使用，最后或自行崩溃------就象我们在拉美的“市场经济”以及东南亚的一些“市场经济”所看到的那样。

 

　　文章说：新近以来，大家也只认识到市场的良性运行需要规范的法律制度乃至宪政保驾护航，然而却少有人认识到其中的伦理建设问题。　跛足以及先天不足的市场伦理业已导致中国社会出现两大痼疾：一者，不是靠劳动致富、通过创造社会财富而获得财富，而是靠官商勾结，凶恶地转移社会财富的办法来获取财富；二者，在市场交易中不讲诚信，靠食言而肥，靠坑蒙拐骗而致富。所以，我们看到，市场经济在中国实际上已经呼唤出了一群“人妖”：他们正日夜不停地靠撒谎和害人成一己之私利，很勤奋（常常还是心安理得地）劫掠着国家财富和他人利益。

 

　　文章说：经历了文革的个人崇拜如今又陷入物质崇拜的中国人是什么都不信的：不信神，不信鬼，不信天命，不信末日审判，当然更不信天堂。先贤时代的中国人懂得敬虔慕道，汉代之后的中国人尚能尊信孔子，懂得“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而经文化大革命并市场经济洗礼后的中国人就连这一点可怜伦理也不再相信了。什么都不信的人，最后只能信自己。而信自己实际上意味着一切都是可能的，撒谎骗人害人坑人又算得了什么呢？

 

　　文章说：我在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查到一篇专论宗教与经济的论文。该文非常难得地对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宗教与经济的关系作了实证研究。其中发现之一便是：有宗教信仰的国家（地区）更容易建立起共同遵守的制度、法律-----是教堂在市场法律的背后伸出了一根强大的支柱……。

 

　　因此，解决中国人的信仰问题、解决市场经济中的伦理问题，直接关系到市场经济能否沿着正确的方向运行、关系到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成败。当然，解决这个问题并一定就要效仿美国，把《圣经》作为立国之本，因为我们本国就有丰富的宗教资源。如在香港多元化的宗教信仰中，最一般的还是来自本民族的佛教和道教，而非基督教。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解决的是必须抛开由我们的成长环境所造成的“先天性”对宗教的偏见。

 

 

　　大家知道香港政府的廉洁是有名的。中大的老师告诉我，在香港纳税人的钱一分都不能乱用，用了你就有麻烦。他们还给我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说中大过去有位教授租房居住并因此享受政府补贴，后来这位教授购买了私房，但他做手脚把私有说成是租房并继续享受政府补贴，后来被廉暑查实，结果连本带息退了两千多万港元，还被开除教授职务。另一个是说在香港“沙士”期间，有一对夫妇因为什么原因申请了政府一笔救济补助，后来政府发现他们的申请条件不够，结果把他们告到法院，尽管大家都知道他们很穷、很同情他们，但法院仍然给予他们严厉制裁，因为法律只管公正。我想这类事情如果在大陆是司空见惯，甚至可以说是非常正常的事。在大陆挥霍、贪污纳税人的钱差不多可以说是明目张胆、明火执仗，而且还理直气壮。你看看各地高档酒楼门前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成群结队的中高档小车就可略见一斑。我想如果大陆不能有效解决如此大量的公开腐败问题(或者说是制度性腐败问题)，我们的纳税人永远不会为自己的纳税行为感到光荣！老百姓的国家认同感也永远提不高！我认为在治理腐败方面，解决公开腐败问题的重要性远于解决大案要案所涉及腐败问题的重要性，因为国外也有高官腐败，但绝没有中国如此大面积的公开腐败。

 

　　中大的老师告诉我们，其实香港社会风气的好转也是近三四十年的事，而且是从拿警察队伍开刀开始的。上世纪60年代，香港警察队伍也有很多问题，廉政公暑整肃警纪，结果引发全港警员罢工，搞得廉政公署下不了台，因此当时只好暂时放弃，但警界的问题不解其他的问题更解决不了，于是过了一两年香港廉暑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再度拿警察队伍开刀，这回取得了成效，警察队伍的风气好转了，整个社会风气也跟着好转。

 

　　香港的做法对大陆极具借鉴意义，其实大陆现在的状况和香港早期非常相似。大陆的警察队伍可以说是人民群众意见最大的行业之一，或者说大陆的警察队伍是最腐败行业之一，尽管多数地方公安部门尚能履行其最基本的职能，提供低水平的治安环境，尽管警察队伍中不乏一些竞竞业业甚至舍生忘死的好警察。当然，这里所说的警察不包括武警等没有掌握所谓合法伤害权的警察。警察队伍作为专政工具，法律赋予其强制剥夺公民健康权、财产权、人身自由甚至生命权的权力，因此警察队伍腐败的危害性特别的大。从每年各地行风测评结果看，公安都门大都排在尾部就是最好的说明。还有大家都熟视无睹色情赌博场所的泛滥、客运车主没完没了给交警送礼、森警与恶势力垄断木材市场……等等。

 

　　因此，我以为大陆要解决社会风气或者说腐败问题，从社会阶层来说，要先治官，即以党风带政风、以政风带民风；从行业来说，要先治警，以警风带动其他行业风气的好转。

 

 

　　香港人的规则意识非常强，中大老师告诉我说，香港人很守规则，在无是政府官员、大学教授、还是清洁工，大家都能坚守自己的职责，并以坚守职责为荣；香港人说得最多的是：这是你的责任、这是我的责任。如在香港无论校内校外、白天和晚上，在人多需要等候的地方，大家都能非常自觉的排队。前几年香港五十万人大游行，街上车上几乎是人挨人，十分拥挤但秩序非常好，除少数人中暑外，没有出现任何问题。香港人的规则意识让我想起范伟在小品中说的一句话：同样两口子，差别怎么这么大呢？同样是中国人，为什么大陆人和香港人差别这么大呢？中大的研究生告诉我的答案是：一百多年英国人的统治把香港中国人的一些劣根性改变了。他说，在香港人与人关系不像大陆这么复杂，什么事都讲潜规则，单位里勾心斗争、相互倾扎更是常事。他说在香港，人的行为是可以予期的，就是说只要我按照规则行事，就可以预知事情的结果，因此在香港人际关系相对比较简单。

 

　　思考香港的过去和现在，不由使我想起了一位香港名人说过的话，这就是历史的原因是一回事，历史的结果又是一回事。这就是说，香港当初割让给英国是一个国耻，但香港在英国人治理下却成了国际金融和商业的中心，成了华人圈中最具现代性的都市。应当说英国人治理香港是有功劳的，英国人治理香港的成功经验值得大陆学习。

 

 

　　近几年来，一些教育学术机构、社会团体等发起了一系列新农村建设实验。在这里我着重介绍一下NGO组织参与新农村建设的情况。

 

　　首先，同学们要知道NGO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准确的解释是：NGO，英文一词的缩写，是指在特定法律系统下，不被视为政府部门的协会、社团、基金会、慈善信托、非营利公司或其他法人，不以营利为目的的非政府组织，也被称为第三部门组织。大家平时听得比较多的“绿色和平组织”、“无国界卫生组织”、“ 香港乐施会”等就是这类组织。NGO在全球范围的兴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随着全球人口、贫困和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人们发现仅仅依靠传统的政府和市场两级还无法解决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作为一种回应，NGO迅速成长并构成社会新的一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解决一些社会问题的时候，政府往往无法照顾复杂的差异性，市场往往忽略无法营利的项目，市场和政府都有其自身的局限。因此，需要有一种组织的创新来填补空白。国际经验表明，NGO组织在这方面可以发展很好的作用。不过在中国目前发展NGO组织还存在许多障碍，但我们有理由对中国NGO组织的未来抱有信心。“如果把以非国有企业的成长发展为标志的经济开放，看作中国走向开放的第一波浪潮，那么以NGO 组织的成长为标志的社会治理开放（政治开放），就是中国走向进一步开放的第二波浪潮。经济开放已经为社会治理开放（政治开放）打下了基础，时代潮流冲到了另一道闸门，历史把这个永垂青史的机遇摆在新一代中国领导人面前。

 

　　NGO组织参与新农村建设最有名的是“北京绿十字”，其主创人为孙君。孙君，画家，生态艺术家，现任北京绿十字生态文化传播中心主任。他的新农村建设是从教农民从垃圾分类开始，竟然把村子整得十分漂亮，农民精神大振，产业也发展起来了，经济效益也提高了，十分了不起。我们政府花了无数钱和精力没有办到的事他们办到了。现在全国有几十个地方都出钱请他去做新农村建设。

 

　　在此我介绍一下孙君对当前新农村建设的一些观点：新农村建设最大的障碍是来自村镇县的干部，很多干部长期以来一是脱离群众，二是脱离实际、三是脱离市场，在概念和创新上，还不如在外打工的年青人，在吃苦和奉献中不如留在村的农民。高中和大学生几乎没有一个人回到村里，没有知识就没有文化，没有文化就没有市场，没有市场就不能增收，而农村唯一的知识群体就是干部，中国文盲比例农村占92%。绿十字倡导“开启民智，双向扶贫” 对农民是财力的扶贫,对干部是观念的扶贫。张五常先生说“农民不是地少而是知识少”上世纪初晏阳初就总结中国农民“愚穷弱私”。城乡二元结构中文化、观念、知识就是本质的距离。提高干部素质，加强对新农村建设的理解才是新农村建设中的最重要的工作，也是最佳是捷径。在“五山模式”（ 从2003年开始，孙君在湖北省襄樊市谷城县五山镇的堰河村和田河村进行新农村建设实验）中用的是最简单的语言和道理，是农民能听懂的语言，“让垃圾不出村，让污水不入河”。“一有五不”，即有一张农民能看懂的图，不占道，不填河，不劈山、不占田、不砍树。我们把生态和可持续发展就说成“河里有鱼，树上有鸟，地上有虫”比如城市人说的“有机垃圾和无机垃圾”有多少人能分清有机无机?博士和学者肯定知道。我们是为农民做是，要让农村听懂，要他们理解了接受了，农民才知道怎么做。博士、硕士、研究生对农民没有意义，田里长庄稼，口袋里有钱，干干净净的生活就是共产主义了……。

 

　　（三）政府推动的新农村建设。

 

　　首先是中央政府投入新农村建设的资金大幅增加，每年达到三千多万，这在过去不敢想像的。支农资金涵盖了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转移支付、农村医保、最低生活保障等众多领域。农民对中央农村政策是举双手赞成的，而且也是心满意足的。现阶段农村的发展可以说是处在历史最好时期。张五常说：“农民五千年来没有这么好过，中国的农民倒霉了几千年，改进农民生活也说了几千年了，现在才是第一次走出这个黑洞。”关注弱势群体，成为是本届政府的显著特点，因此赢得了民心，也赢得海内外各界人士的赞誉，甚至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也称胡温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当然，现行的农村政策仍然需要改进，从中央农村政策在一些地方的落实情况看，我认为存在“八重八轻”的倾向，即重眼前，轻长远；重发展，轻改革；重经济，轻社会；重行政，轻市场；重物质，轻权利；重新建，轻整合；重维护，轻教育；重扶持，轻管理等……。尤其是，现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已经没有人提了，似乎农村发展的全部要义就是解决物质匮乏，由此导致农村社会风气每况愈下，孰不知精神荒漠比贫困更可怕。

 

　　其次是地方开展了新农村建设探索。这里介绍一下我省赣州市的新农村建设。赣州市的新农走在全国的前列，并且为中央新农村建设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经验（事实上中央文件起草班子四次到赣州进行调查研究）。赣州新农村建设始于2004年9月，其主要内容是“五新一好”，切入点是“三清三改”，资金来源是把涉农资金捆绑集约投放，管理方式是成立新农村建设理事会等。赣州新农村建设的经验已在江西全省推行。

 

 

　　一是行政主导，农民的参与少。二是财政依赖，农民投资少。三是人口外流，农村人口少。四是注重形式，实际效果少。很多地方的新农村建设沦为村容整洁的形式主义的远动，如完全按照城市标准，门口不能放柴，不能流污水，有的地方为应付检查，在墙壁上刷涂料；有的地方农户家屋外贴瓷板，屋内却家徒四壁，只有一张硬板床……。

 

 

　　要建设新农村，就需要一大批农村建设人才，但农村现有人才状况不容乐观。去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2006第二届中国全面小康论坛”，该论坛推出了新农村建设十大关键词，其中的两大关键词由我写，分别是关于农村文化和人才的问题。关于农村人才我认为：现代教育耗费农村无尽的资源，却只是为城市输送精英，被现代化抛弃的农村最后还得靠被抛弃的教育来拯救，这是新农村发展的人才悖论。统计资料显示：我国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率仅在30％左右。农村每一万名农村人口只有农业科技人员15人，而日本有100人，荷兰有200人……。

 

　　（一）农村人才的现状：

 

　　一是人才缺乏。目前在农村第一线提供有效的、维持最低水平智力服务不是改革开放后国家投入巨资、农民勒紧裤带培养的大、中专毕业生，而是1960-1970年代“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毕业生，以及主要通过师传徒受培养的乡土人才、回乡知识青年等，也就是过去赤脚医生、赤脚老师、赤脚兽医师，当然这些人后来参加过一些进修。有些地方乡政府机关公务员也不足。二是青黄不接，上述这类智力服务人员大多年事已高，不能再继续提供服务了，而国家正规大中专毕业生又下不到农村去。三是现有人才的作用难于发挥。其一是相当一部分分配到基层的大中专毕业生实际工作能力不够。过去电影《决裂》中曾批评学校只在黑板上讲马尾巴的功能，看来这样的批评并没有过时，事实上一些农业院校毕业生的实际工作能力还不如过去的共大生；其二是乡镇站所农业服务人员行政化倾向严重，尤其是近年来乡镇综合配套改革后，这种倾向更为严重。

 

　　（二）转变对农村的看法：

 

　　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过去以“跳农门”为荣的观念需改变。这是因为：一是“城市病”。大家知道任何行业或部门发展规模超过一定规模就会出现边际效益递减现象。城市发展亦如此，城市规模过大就会出现人口拥挤、交通堵塞、环境污染严重、住房短缺、贫民窟等，还有所谓的千城一面、缺少灵魂、个性丧失，城市成了“钢筋水泥森林”等。基于这一情况，所以很多国家都出现逆城市化的现象，同样，在我国发达地区逆城市化现象也在显现。二是“产业转移”。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全球产业梯度转移的第四次浪潮出现，国外产业向国内转移、东部发达地区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其中相当一部分转入市县以下的农村地区。近年来各地招商引资活动如火如荼，市县级的工业化、城市化水平提高很快。三是“资本下乡”。过去农村资本净流出，流入城市，但近年情况有所改变，越来越多的城市资本开始流向农村。如很多投资者到农村办企业、买山买地、搞农业开发等；如农庄经济，它通过土地集约经营，将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资源优化配置，在湖北还出现了股份制农庄、承包制农庄等多种发展形式。去年银监会一纸《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打破农村金融改革长期滞后的坚冰，城市资本甚至境外资本有望大举进入农村，为农村发展提供资金支持，也就是说各种私人银行将在农村不断涌现。首批试点将在四川、青海、甘肃、内蒙古、吉林、湖北６省（区）的农村地区展开。四是待开发的“处女地”。很多服务产品在城市已趋饱和，并显现出边际效益递减现象，而在农村却还是一块有待开发的“处女地”。如金融保险服务、高科技服务、各种素质培训、技术培训服务等。

 

 　　(三)到农村去大有作为。

 

　　一是可以实现就业。现在大学生就业难谁都知道，正所谓：博士生一走廊，硕士生一礼堂，本科生一操场；本科生满街走,硕士生多如狗,只有博士还能抖一抖。中央领导十分重视大学生就业问题，去年我应邀到北京参加了一个由国务院发展研究所召开的关于乡镇改革的会议，会上一些接近中央领导的专家说，现在中央领导对大学生就业问题的重视程度已超过工人下岗、农民失地等问题，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央将陆续出台一系列旨在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的政策措施。如目前推出的 “三支一扶”计划（在5年内，每年招募约2万名高校毕业生到乡镇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扶贫工作，期满后择业将享受一定的优惠政策）。还有全国不少地方开展了“村村都有大学生”计划。同时，随着县乡政府机构自然减员，县乡政府机构及事业单位招考职位也将逐年增加。希望大学生重视并珍惜国家提供的这些机遇，不要看起农村、看不起基层工作岗位，其实现在当乡干部不错，现在工资有保障、工作也没什么压力、政府号如全民创业还可以做点第二职业，如果表现好还能提拔重用，实现出人头地、光宗耀祖的理想……。

 

　　二是可以煅炼人。很多人认为做农村工作不要什么水平，认为当乡干部都是一些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人，只会搜刮民旨民膏，这是对农村工作和乡干部的误解。其实做农村工作也是一门艺术，其中的学问并不比别的行业少，而且还是书本上是学不到的，不经历农村实际工作的千锺百炼，要想胜任农村工作是很难的。过去在农村工作非常重视农村工作经验，一个刚从学校出来学生通常都要由老乡干部传帮带好几年，方独挡一面开展工作，解决一些棘手、复杂的工作。不过现在各级领导不太讲究这些东西了，乡镇领导大都是从县上派下去的，这些人什么都不懂，乱搞一气，这正是当前农村诸问题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今后加强基层政权建设中的题中之义。说农村可以煅炼人还在于：其一在乡镇工作可以全方位接触社会，三教九流各方面的人都要触到，学会与这些打交道本身就是一种能力；其二做好农村工作需要处理各方面的关系，农村工作不是法院判案，法官一锤定音，在农村你必须摆平各种关系，让他口服心服，否则他就是不同意你没有任何办法；其三是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当中蕴藏丰富智慧，可以让同学们去学习。正如毛泽东所说：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无穷无尽的力量。大家从媒体宣传知道，现在社会上的很多成功人士，也就是那些政界商界的领袖们，很多都是从农村中磨炼出来，如过去上山下乡的知青、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毕业生、从农村到部队再转业的军人、回乡知识青年等等。

 

　　三是可以创业。随着新农村、新郊区建设的日益红火，农民需求和农村市场的兴旺，逐渐富裕起来的农民，对物质文化生活需求的层次在提高，绿色农产品又是最受城市人欢迎的，很多创业机会被催生出来。而且在农村创业有很多优势，如劳动力充足、自然资源丰富等，创业成本低。尤其是江西为大学生创业制定了很多优惠政策以及鼓励措施，为大学生创业提供很好的机会。

 

　　最后套用毛泽东那句经典的话：“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大有可为的。”我希望有更多大学生到农村去参与新农村建设，把个人的命运同中国农村的命运连在一起，在与农民与风雨同路中走出自己人和生事业一个朗朗晴日、一片蓝蓝新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