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各地热火朝天地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之际，一些人提出了发掘、继承和光大传统文化的提议。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当然要批判地继承，汲取精华，去弃糟粕。但是，在没有进行认真地汲取精华、去弃糟粕的情况下，不加分析地要求新农村建设应建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希冀传统文化里滋生出新农村，这不但是不现实的，而且是有害的。

 

　　最近，读到夏单坤《新农村建设应建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当前中国实际》一文，觉得他主张新农村建设应从各地的实际出发，是很对的；但是他提出新农村建设应建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却是值得商榷的。他指出：“从中国国内来看，中国具有几千年的悠久文化，从秦朝开始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同一文化熏陶下繁衍与发展，早已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传统社会关系，而这个传统社会关系正是全中国人民的共性。．．．．．．而维系这种关系的纽带又是什么呢？正是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而形成的每个中国人都难以割舍的亲情、乡情、友情、血缘、亲缘、地缘、业缘这些中国社会基础网络。从新农村建设的角度来看，这些中国社会基础网络可以看成是一种可以利用的资源，建设具中国特色的新农村，我们完全可以充分利用这些仅有中国才有的资源，建设具中国特色的新农村，也应该建基于这些中国传统社会关系。” [1]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亲情、乡情、友情、血缘、亲缘、地缘、业缘等社会基础网络，在新农村建设中有一定的利用价值，但是从总的方面看，新农村建设乃至现代农业、现代经济需要的是等价的商品交换、公平的市场竞争和在法律范围内的人人平等的相互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新农村文化。从短期看，讲一下亲情、乡情、友情、血缘、亲缘、地缘、业缘，当然也是可以的，但是从长期看，亲情、乡情、友情、血缘、亲缘、地缘、业缘有可能影响新农村建设，特别是如果就此得出新农村建设应建基于以此为特征的传统文化，则是不妥的，有害的。

 

　　一、传统文化里滋生不出新农村，这是中国历史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了的真理

 

　　中国的传统文化，多数人公认当从孔孟之道开始，到宋、明、清达到了顶峰。其时，一拨又一拨的卫道文人并没有少费力气的布道、鼓吹、颂扬，特别是和封建统治者勾结起来，残害了一个又一个的“判逆者”。但是，大家都看到了这样的现实，即为封建统治服务的主流传统文化，不但没有为中国农村的发展乃至中国社会的发展，贡献过什么有用的、有力的思想武器，而是顽强地阻碍了中国的社会进步、经济繁荣和国家富强。因而，在载入史册的“五四”运动中，被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打得“落花流水”。当然，中国传统文化毕竟经历了数千年，特别是它与封建统治者相勾结，残酷镇压质疑者、判逆者和反对者，在中国达到了根深蒂固的地步，是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的。再加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不彻底性，因而以保存糟粕为特征的传统文化卫道士们，时不时地都会跳出来表演一下。不过，表演归表演，始终没有滋生出新农村，则是不争的事实。

 

　　二、传统文化中确有一些有用的东西，但是更多的糟粕很不利于新农村建设

 

　　那么，传统文化为什么生不出新农村？我们不妨按照袁伟时先生提出的政治体制、思维方法和道德规范三大方面的概括，进行一些分析。

 

　　在政治体制方面，传统文化是以维护、保障封建统治为已任的，与新农村建设要建立与此相应的政治、法律和意识形态体制，根本不是一回事。首先，新农村建设需要民法作政治保证，然而中国的传统法典民法内容很少，基本内容是刑法，甚至连民事纠纷也作为刑事案件来处理。在这种伦理与政治相统一的宗法专制中，传统文化的骨干是儒学，而儒学讲伦理和政治的最多。从西汉开始，就强调以孝治天下，把家族伦理拓展到整个国家的治理，后来发展为一个完整的公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套所体现的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宗法专制，伦理与政治统一，这与当时的社会状况完全是符合的。因为那个时候的社会是自然经济，经济状态比较稳定。但是，现代的新农村建设，要求建立公民社会，要求保护所有公民的财产、权利和利益，这在传统文化里几乎找不到任何论述。其次，新农村建设乃至现代经济，需要的是人与人、各个生产和交易的主体，都是平等的，实行公平的等价交换。但是传统文化却不讲公平和平等，专门讲封建特权、讲个别人的专制、讲严格的等级关系。用孔子的话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级森严，不能逾越。三是新农村建设乃至现代经济，讲的是服从公平、服从法律、服从等价交换。但是传统文化讲的是服从皇帝、服从大人、服从圣人。用孔子的话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假如有争议，由谁定是非呢？由圣人和皇帝的话来决定，圣人的话是最后的标准。

 

　　在思维方法方面，传统文化也是不利于新农村建设、阻碍新农村建设的。一是新农村建设乃至现代经济，需要的是尊重客观经济发展的规律，尊重市场，尊重成功的经验；而传统文化却尊重“皇帝”、权威，尊重“圣人语录”、“金口玉言”，特别是妄自尊大，只相信中国的道德文章是最高尚的，洋人是蛮夷，洋人的道德文章是永远比不上中国的。实际情况怎样？现在看来，中国的道德也有很大的缺陷，很不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二是新农村建设乃至现代经济，需要的不仅是仅经验之谈，更需要科学，需要现代知识。但是传统文化只讲经验，而并不讲科学，不讲逻辑，不讲严谨的演绎和论证，也就没有近代和现代科学。

 

　　在道德规范方面，传统文化更是不利于新农村建设、阻碍新农村建设。一是“重义轻利”。新农村建设乃至现代经济，要求重视物质利益，要求成本核算。但是传统道德规范把重不重视利，作为划分小人与君子的标准，一个人重视利就把他看成小人了。二是以“三纲”（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为基本架构，没有人际之间的平等，也就是说不尊重商品经济的等价交换；三是把群体的、官家的利益防在第一位，这与新农村建设乃至现代经济要尊重公民的尊严、维护个人权利、个人利益，是相违背的。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是皇帝和官府侵犯民产的理论依据。四是将亲情摆在首位，而不是讲人的平等，用《中庸》的话来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2]。

 

　　三、新农村建设必将诞生新文化

  

　　我国提出新农村建设，虽然是多年来“‘三农问题’是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的继续、发展和必然结果，有一脉相承的逻辑性，但这毕竟是一种全新的事业。在这一全新事业的发展过程中，必将诞生与此相关的全新文化。

 

　　在实践与文化的关系中，历来就有一个谁先谁后、谁生谁、谁决定谁、谁反作用于谁的问题。按照通常的说法，当然是实践产生文化，文化对于实践产生反作用。新农村建设与文化的关系也是这样。新农村建设必然产生新的与之相适应的新文化，

 

 

　　所谓现代农业，是相对于传统农业来讲的。所谓传统农业，即人们脑海中的 “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业，它以小生产为特征，规模小、商品率低、科技含量少，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小农经济”。而现代农业则是以资本高投入为基础，以工业化生产手段和先进科学技术为支撑，有社会化的服务体系相配套，用科学的经营理念来管理的农业形态。与传统农业相比，现代农业可谓是“脱胎换骨”的农业，是一种“大农业”。它不仅包括传统农业的种植业、林业、畜牧业和水产业等，还包括产前、产中的农业机械、农药、化肥、水利和地膜，产后的加工、储藏、运输、营销以及进出口贸易等，实际上贯穿了产前、产中、产后三个领域，成为一个与发展农业相关、为发展农业服务的庞大产业群体系统。在这种农业中，一方面必然产生现代农业文化，因为传统农业文化显然已经不适应了；另一方面现代农业文化又会反作用于现代农业。

 

　　在我家乡河南省中部平原地区，近几年来已经实现了农机作业的市场服务化体系：主要是陕西、山西、河北一带的农民带着自己的农机，自发性地形成了服务性队伍，为农民收割、耕作，从中赚取服务费；当地农户对于庄稼只是看管，该收割时有收割机，该耕作播种时有播种机，粮食收获后晒干就卖出去了。这样的生产方式，早已不是过去的那样自给自足，更不是理论精英们批评、责难的小农经济，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规模经营式的现代农业。与这种农业相适应，村民们自然而然的产生了新的观念、新的文化：一是农地是各家各户的，收获物归各家各户，过去那种归集体、拢大堆的观念，早就不存在了；二是当农民、种庄稼不再是一种累活、苦活了，过去那种农民又苦又累的现象、观念，也没有了；三是要收割找收割队，要播种找播种队，已成为连小孩都知道的事情，不用找政府、也不用找乡亲就完成了。

 

 

　　在传统的封建文化中，倡导的、赞美的是节俭的、自我压抑的、“苦行僧”式生活文化，反对的、批判的是享乐的即过上好日子的文化。新中国建立后，我们在农村建立了两种生活文化：一是继承了节俭的、自我表现压抑的生活文化，这当然是与那时的计划经济、物资匮乏做为基础、并相适应的，也是没有办法的事。那时的农村，人们想得最多的，就是能有一顿饱饭吃，就是不要被“饿肚子”。二是斗争文化，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夫妻相斗，父子相争，母女相残，更不要说街坊邻居打杀了，那里还顾得上生活享受？！

 

　　粉碎了“四人帮”，抛弃了被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集体化“大呼隆”生产，一举解决了饿肚皮问题，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让农民们真正过上宽裕的生活。我们不能忘记，我们革命的目的、搞建设的目的，不就是让人民过上好日子吗？而只有新农村建设，才有了让农民过上好日子的可能条件。在宽裕生活下，当然就实现了带动消费，进而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与此同时，农民们的肚子里的营养成份多了起来，身体就健康了、个头也高了、寿命也长了，“东亚病夫“的帽子才真正地被摘了下来。在这个过程中，人们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与此相关的生活文化观念、习惯和行动。而新的生活文化观念、习惯和行动，又促进新农村建设健康的向前发展。

 

　　但是，实践中常常听到精英们指责现在的农民生活好过了，就大吃大喝，就铺张浪费，传统节俭风气不见了，因此必须教育农民。实际上，我看到的恰恰相反，农民们在生活好过的情况下，有不少农户都是会改善一下的，这完全是他们的经济基础决定的，特别是他们都能够很好地掌握着消费的“度”，并不存在所谓的超前消费、超度消费、。真正的超前消费、超度消费，不是农民，而是官员。“一顿饭一头牛”，就是官员们公款大吃大喝的形象写照。但是官员们为了掩盖自己的不良行径，却时不时的大声斥责农民消费，从而形成了中国农村社会中的一个特殊景象。

 

[1] 夏单坤：《新农村建设应建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当前中国实际》，中国改革论坛2007-9-23。

[2] 袁伟时：《中国传统文化的冷思考——2007年8月11日在长江商学院的报告》，《长江》双月刊2007年9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