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私发展到数百亿元的规模，银行贪污发展到几十亿元的程度，弄虚作假（比如喷灌）可以从村骗到乡，乡骗到县，一直骗到党中央；小煤矿从死几个人发展到死几十人，从出了事私了打发家属走人，发展到到将死亡的民工偷偷掩埋、消尸匿迹；从骗人下井到抢人进小砖窑，再发展到到买卖小孩，用现代包身工的形式雇佣童工制砖的黑窑，显然，这是一个问题不断发展愈演愈烈的过程。

       各级干部没有处理本地区热点难点问题的压力

    是没有法律法规？翻开我们的法律文本看一看，打开我们的银行管理制度、安全管理制度、矿山资源管理制度、禁止走私的制度、劳动用工制度、劳动监察制度、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治安管理条例等等文本瞧一瞧，法律规定不可不严，制度条文不可谓不全，制度理念不可谓不现代化。可是，为什么在这一系列法律法规日益增多、不断完善的今天，我们的法制现状却愈来愈令人担忧呢？左派和一些老农民老工人动辄怀念过去，说毛泽东时代如何如何好，我们常常反驳他们道：“你们这是以偏概全，拿旧观念看待新问题”。可实事求是的讲，现在发生的事情过去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即使同样性质的问题，比如同样是违法党的政策、损害群众利益，也是永远不可能发展到如此惊人的程度的。

    因为许多事情一露头，就会被革命群众揪住不放，就会在说不定哪一天到来的政治运动中被处理。不要说政治对手不放过你，就是老贫农、老党员、老职工也会让你下不了台，过不了关。政治学习会上、斗私批修会上、运动动员会上，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会上，当权者、责任者就会受到质疑，面临挨整和下台的风险。对于发现的问题、出了事的干部，那时处理起来也是宁左勿右，做不了官是小事，失去自由或者坐牢则是常见的。一封捕风捉影的告状信就可以给你定罪判刑。

　　现在，一切均发生了变化。还有周期性的政治运动吗？没有了！有斗私批修会吗？没有了！有直接接管权力、解决干部问题的工宣队工作组吗？早没有了！新时期虽然还有“民主生活会”、“民主评议干部”等等，但这些东西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一切学习教育运动均是“君子动嘴不动手”，没有联系现实解决问题的实际行动。

　　表面上看，众多案件的发生与舆论监督不力有关。一些地方，出现普遍违反刑法、违反宪法、违反党的一贯政策、违反中央精神的事情，我们的新闻记者难道没有看到？看到了为什么不报道！是缺少职业敏感，还是缺乏起码的良知？实际上，这样的追问是肤浅的。类似的事情记者或者报纸可能早就报道过，即使没有记者或报刊报道，也有其他利益相关者、利益受害人，仗义执言的群众，有正义感的干部，反映过这样的事，呼吁过解决这样的问题。关键是没有人理会和处理，没有人认真对待。不错，现在各省的报纸，尤其是以本地发行为主的报纸，报道本地方的焦点事件、群众反映强烈的事很少，除了拥有全国性强势媒体的个别省份。由于相当一部分领导把这一类事情的舆论报道看成是影响稳定的重要因素，一般是不允许自己管辖的报纸或记者说三道四的。如果县以下发生的诸多事件，各地的报纸记者都有报道和监督权，各省市形成自己的舆论监督热点与监督重点，这对许多事情的及时处理，许多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当然有好处，当然有促进。

　　然而，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对于各省来说，对于各大城市来说，对于各级政府而言，领导们得到的信息（由群众上访、下级反映、街谈巷议等多种渠道获知），感受到的压力，加上多年干部工作的经验，使他们深深明白：什么事情是矛盾的焦点，什么问题是社会的热点。只是现行的干部选拔评价机制，没有激励各级官员触及本地区热点焦点问题的动力。也没有迫使官员非管不可、非解决不可的压力。各级行政部门是否愿意处理、是否敢于碰这些事情，完全取决于领导者的思想觉悟和道德良心（不排除个别领导干部为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和长久夙愿，下手干一件或几件敏感的群众关心的事，处理一个或几个社会上真正的难点问题，只是这样的事情少之又少）。

　　现在各级领导没有决心和动力处理本地区本部门的热点问题、难点问题，主要还在于这些问题实在难以处理。事实上，在现有的政治活动规则下，在现有社会问题处理方法和固有的思维方式下，许多问题根本解决不了。发生在基层的众多矛盾和热点问题，是勾心斗角、相互关联的，犹如张五常先生所形容的那样：是一堆老鼠尾巴相互缠绕的问题，揪出了这一个就会带出另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而时下的领导干部权威度很低，不像毛泽东时期的老干部，甚至也不像邓小平时期的老干部，他们一般权力基础较薄弱。

　　现有干部评价任免方式与权力基础不足于解决本地区热点难点问题

　　说现有干部权力基础薄弱，指的是：时下的干部有缔造人民军队、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功勋吗？有参加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反对四人帮的政治业绩吗？一般没有。就是有，按照现在干部废除终身制、能上能下的规定，谁也没有资格将干部的饭碗一直端下去。重要的是，现在各级领导干部有严格的任期、明确的法定权限吗？其任职资格和享有的权限在一定的时间周期内无人能撼动吗？像现民选制下的官员那样。领导干部只要按照自己的政治抱负和道德良心去做，最终自会有公论，自会得到范围广泛的公众的最终评价与授权。显然，时下社会完全不具备这样的政治活动条件。

　　时下为官，有众多不确定性：群众反映好，可能得到提拔，群众反映不好，也可能得到提拔；企业亏损，所辖地区经济产值没有上去，可能会下台；企业大幅盈利，所辖地区产值很高，甚至群众口碑很好，也可能下台；按上面的意见办，一丝不苟可能下台，完全按自己的意见办，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也可能下不了台。总之，各级领导干部升职、任免、评价的不确定因素很多，任何一个因素都可能导致干部升迁或者下台，都可能带给干部重大的机遇和风险。这种风险和机遇的极不确定性，严重影响着各级干部的行为选择。

　　由于干部评价方式的不确定性，考核因素的不确定性，任免程序的不确定性，使得各级各类领导干部一般不愿做哪些有可能得罪人、有可能造成舆论影响、有可能引起一部分人强烈反映的事情。道理很简单，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尽管你做的事得到绝大多数老百姓的赞同，多数百姓会说你好，可是，决定你任免评价的并不是这些人或这些因素。每一个老百姓都可能获得利益的好事，不可能促使哪一个或哪几个百姓因为自己获得利益而要千方百计感谢领导，而要去为某一个领导的长期当权呼号奔走。这样做成本太大，没有人会作此选择，也没有顺畅的渠道去这样做。但是，如果某一项政策或者行政行为得罪了某一个人，影响了某一些人的利益，这种得罪和影响足够大，那么，这个人或这些人就有极大的动力和能力与领导者博弈或斗争。正像对某一个人或某几个人有大利益的事会促使人们付出精力和代价去运动影响领导一样。

　　如果哪一级领导或哪一位干部不信这个邪，不顺应某些有实力有活动能力的人或集团的利益要求，那么，你遭遇到的就将是各种各样极为不利的事件：告状、上访、群体性事件，以及上上下下的干部对你的负面评价。有些人会在你的顶头上司面前败坏你、攻击你，并力争上司收拾你；有些人甚至会用黑社会的手段对付你。像此次某县长因坚决果断封闭小煤井而遭到绑架，就是其中的典型。对于这一类问题和麻烦，各级领导干部有些什么有效的应对方法呢？或者说对于这些可能给自己政治生命带来巨大影响的事情，各级干部拥有合理的回应办法吗？基本没有。

　　在这类问题上，各级主管官员严格的说是弱者。除非你手下有一批坚定追随者，无条件坚持你，不惜为你的事业前途赴汤蹈火的人，这就是官场平时培养起来的心腹或自己人。还要有一些歪道黑道都不怕，不论什么问题都能为你摆平的哥们，这就是所谓的恶霸和黑社会团伙。一些干部平喜欢时结交私人、打手和黑道上的哥们，实际也是现实政治生活环境下不得已而为之。就是立志做一个好官，成就一番理想抱负和人生夙愿的人，在某种程度上也须要有这样的准备，也须具备这样的号召力和支配力，否则，在今天这样的基层权力运行环境中，你也将一事无成。

　　由于暴露于基层的一些热点难点问题与政治顽症，长期得不到解决，很少有干部愿意触及它们。这些问题与顽症往往历经数任领导，从未得到认真地对待和有效的解决。一旦哪一位或者哪几位领导敢于碰这些事，试图彻底理清或根本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那么，他遇到的阻力就会来自上上下下一切方面。不仅有他的上级，甚至有他上级的上级，更有他的同级、朋友乃至亲戚家人。在今天，官场遗留下来的任何积案，其着手解决和处理，都会牵扯和影响到许许多多官员的利益，影响到众多有势力的既得利益者，不仅会产生连锁反应，而且可能面临本级行政组织所无力承担的经济政治风险（比如，对不少县长来说：即使他早就认识到应该免除山村学生的学杂费，但解决这一问题所需要的财政支出也不是他这一级行政机构可以解决的；即使他认为一些问题是非明确，早就该予以纠正和处理，但是由于这些问题是上级领导任职时定下来的、甚至是同级领导定的案，因此他就不能也无法根本解决这些问题）。

　　说处理本地区热点问题与历任积案，对时下的干部而言难于上青天，并不过分。所以，对于许多领导干部来说，在历史积案或热点问题的解决上作一下秀，表个态，走走过场，做点面子上的工作，实在回避不了，使尽全身力气，应付一两件事，也就成了众多领导干部当然选择与合理选择。如此延岩日久，许多发生在基层的小事、小案，就会逐步演变发展为大事、大案。就会一层一层从村推到乡，从乡推到县，从县推到省，直至推到中央政府。而中央政府干预基层的事件案子，除非是极典型、极恶劣、极其不可思议的事件，除非引起广大民众巨大反映和愤慨的事件，除非是惊天大案，比如像孙志刚事件、打死假记者案，比如像骇人听闻的煤井安全事故以及今天的黑砖窑案等等。实际上，正是基层干部不愿或不能有效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或前任积案，不能或不愿下大力气解决本地区的难点热点问题，才使得惊天大案层出不穷、日渐增多，才使得各级各类问题、事故被迅速的推向最高一级行政权力机构——中央政府，被不断的推向再也无处可推的一级行政权力——国家最高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