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三农问题成为全国上下关注的焦点，社会各界从事三农研究和讨论的人数众多，研究成果让人应接不暇，这其中不乏高屋建瓴的经典之作，但更多是一些缺乏深度和可操作性的泛泛之作，无助于解决三农实际问题。于是有人发出了“三农问题为何越研究越哑”的疑问。笔者以为，除了一些研究者的社会责任感不强和知识水平欠缺之外，更多的是因为研究者的思维方式、秉承理念、研究态度等存在问题。因此，笔者试图从实践的角度来对这个问题作一探讨，以期使我们的三农研究和实践更切合我国农村的实际，促进新农村建设的进一步发展。
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
在中国古文化当中，潜伏着“非此即彼”的定势思维，这种二元的思维方式在三农研究和实践当中普遍存在。如目前关于新农村建设的理论有“乡村建设派”、“市场派”和“福利派”，三派各执一词。如关于村民自治，肯定者认为基层民主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突破口”、“演兵场”，是中国民主的“前奏”；否定者则认为村民自治断送了村组织，极端者将其视为“理论怪胎”，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群众专政”的延续。如关于土地制度，主张维持现行土地政策的人认为土地具有社会保障功能，是农民最后一道保护屏障，私有化不得；主张土地私有化者认为现行的土地制度是造成三农之痛的症结所在，主张通过土地私有化来解决三农问题。如关于乡镇改革，保留派认为乡政府作用不可替代，三农问题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乡政府的功能被削弱，主张通过加强乡政府来解决三农问题；取消派则认为乡政府的非法生存是加重农民负担、造成三农问题凸显的主要原因，因此主张撤消乡政府……
非此即彼、非白即黑的二元思维是一种静态逻辑，这种逻辑看似清晰明确，实则简单机械，它不能适应变化的环境和背景。与这种静态逻辑相对应的是动态逻辑，动态逻辑认为，除了非此即彼、非白即黑之外，还存在亦此亦彼、亦白亦黑，亦对亦错的可能性。动态逻辑看似混沌模糊，实则复杂有序，它是以一种超越的方式鸟瞰变动不定的全局，在动态中创造新的静态，使思维能够把握变化。动态逻辑应当成为三农研究和实践的思维方法。如前面讲的新农村建设理论中的“乡村建设派”、“市场派”和“福利派”，其实在实际工作当中不可能只走其中的一条路，只能是“亦此亦彼”、取长补短，走综合发展之路。关于村民自治、土地制度、乡镇改革等问题上，争论双方都只看到了事物的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尤其是大量中间状态的存在。
崇尚完美主义
任何一种人为设计的制度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对于像三农这样复杂的社会问题尤其如此。但是，在三农研究和实践中许多人却习惯于用一种至善至美的标准来衡量和评价三农改革。如许多人寄希望于在短期内实现让所有农民享受与市民同等的待遇，实现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还有许多人认为农村公共产品供应是政府的责任，应当完全由国家包起来；甚至有人寄希望于找到一种灵丹妙药，一劳永逸解决三农问题。这些人不能忍受渐进式的改革，他们希望大改大革，恨不得一步到位。有学者提出花4万亿人民币在2020年完成新农村建设任务，也是完善主义倾向的体现。
完美主义是一种貌似科学的思想观念，实质上是空想主义的表现，是三农研究和实践中的左倾思想。完美主义倾向在三农研究和实践中危害不浅。一是导致对三农问题外延和内涵的盲目夸大。把本应该是整个社会存在的问题、政治体制存在的问题等都当作三农问题，使三农问题成了一个什么都可以装的箩筐，冲淡了人们对农村中现实问题的关注，进而导致三农政策出现偏差。二是导致对三农改革评价标准的虚无。三农问题内容的泛化，必将导致评价标准的泛化。我们一味地追求上限标准，始终拿带有明显空想色彩的虚幻的评价方式和评价标准来评价现实中的三农改革，得出的结论总是这也不行那也不是，再加上完美主义容不得一丝半毫的欠缺，结果导致对三农现实永无止尽的不满和否定，这显然不利于农村真问题的解决，这其实是虚无主义的一种表现。三是导致基层干部群体对三农研究的冷漠。一些三农研究者不是从中国农村现实存在问题出发，而是从西方政治经济理论出发来研究问题，他们开出的解决三农问题的药方总是道理上行得通，事实上寸步难行；而对于基层干部群众的实践中摸索出来的经验总是带着挑剔的目光，如此必然遭致基层干部群众对三农研究的冷漠甚至反感。如对于当前正在进行的新农村建设，很多学者都喜欢以上限的、完美的标准来设计它的内容，“新农村建设不是新村庄建设、不是搞运动、不是城市化……”这也不是那也不是，搞得基层群众不知道新农村建设到底是什么。而对于基层干部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新农村建设的鲜活经验（如“三清三改”整治村庄），一些学者却往往不屑一顾，这是导致当前新农村建设出现一头热一头冷的重要原因。
民主与法治的迷信
在民主和法治成为当今世界主流文化的今天，笔者不反对民主和法治，但是反对对民主和法治的迷信。在中国，五四运动至今已近百年，但五四运动提出的德先生、赛先生在中国扎下根了吗？改革开放近30年来，民主与法治一直是执政党的治国理念，但实施的效果如何呢？单就村级民主来说，由村民直接选举村委会成员是我国改革开放来在民主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最重要成果，人们对它寄予厚望，世界也投来关注的目光。但是，在这项制度实施了20多年之后的今天，人们发现不少地方的村民对这种民主制度似乎越来越不感兴趣，这是为什么？因为村民并没有从民主选举中得到他们最想要的东西。农民最想要的是什么？是对社区事务作主、是社区管理的公平公正、是村官不腐败。实际上，村民仍然缺乏知情权、决策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在一些地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只剩下了躯壳而没有了内核。 “一事一议”也是一种民主制度，但它无法克服村民在公共事务中普遍存在的“搭便车”现象，因此这一民主制度的出台导致农村公益事业建设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民主选举仅仅是基层民主建设的第一步，如果没有分权和制衡机制，民选出来的村长依然可以不对选民负责。
民主如此，那么法治的效果又如何呢？“当我们在为这些法律的颁布、为这些法律政策所取得的积极作用而欢欣鼓舞的时候，我们忽视了或者说刻意忘记了这些法律在落实过程中的另一面，那就是消极、负面的作用，一些法律的实施效果，实际走向了立法精神的反面，甚至变成社会与经济发展的桎梏和羁绊……”（肖唐镖、李昌金，2005）。如土地管理，在没有土管法和专门的土管部门以前，乱占耕地的情况比较少（占地必须乡党委集体研究审批），由于村组不断开荒，农田是不断增加的。但自从土管部门从农业局独立出来后，尤其是土管法颁布后，土地管理就差不多失控了。乡土管所改成了县土管局的派出机构，人财物都归县局管，土管所是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每年都有创收任务，作为一个“经济人”为了其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鼓励甚至纵容农地转为非农用地那是非常“合理”的事情了，而且事实上没有任何机构对其进行监管。如农民打官司，打一只鸡的官司也要耗上几个月，花上几百上千块钱。农业法、农技推广法、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复议法等颁布了许多年，但没有几个人知道这些法律。知道了也没有几个敢用这些法律。甚至用了也不能解决几个问题。于是农民只得继续沿用几千年来祖先们采用的办法：击鼓鸣冤、栏轿告状（也就是上访）。
造成当前我国在乡村治理中民主与法治尴尬的不是民主与法治，而是中国农村缺乏民主与法治的基础。“小农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不适合法治，有效执法几乎不可能。”“村庄社区以自然农业为基础，各家经济独立，自给自足，弥漫着‘道德经济’的逻辑，以及由远近血缘凝成的裙带关系，所以只能‘自治’。过去的‘秋菊’不该去打官司，今天的‘秋菊’打不起官司（潘维、2006）。”“‘道德经济’居主要地位，法律的实用性不强，‘仁义礼智信’和‘君臣父子’之类的道德原则便可维持大一统的政治秩序（潘维、2003）”。笔者认为，不迷信法治并不等于要放弃甚至排斥法治，只是要注意在实现由人治到法治的过程当中，必须正确处理好人治和法治的关系，扬各自之长、避各自之短，使二者能够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共同发挥作用。具体来说就是要在大力提倡依法治国的同时，注意吸收和借鉴我国几千年文明留下的丰富经验，如德治等。
隔窗看景式的研究
2006年3月31日，央视综合频道《今日说法》发布了一则 “他们被挡在外面”的报道，报道说重庆市高家镇石龙庙村一栋教学楼建成了，学生却只能在楼前的乱石堆里迎着剌骨的寒风上课，其原因是高家镇政府拖欠了包工头陶海波9万元工程款，包工头为讨工程款把教室给锁上了。节目主持人问嘉宾：包工头近20个月的时间要不到钱，如果是您的话您会采取什么方法？嘉宾说：如果是我的话，在更早的时间以前我就向法院提起了诉讼，通过诉讼这个事情可能早就解决了。2006年3月香港一大学教授在回答《南风窗》记者提出的关于农业税全面取消之后，农村基层政权是否还能正常运转问题时说：从2001年下半年开始，实行农村义务教育“以县为主”的管理新体制，原先由乡镇财政负担的中小学教师工资现已统一改由县财政统一发放，此举对改善乡镇财政状况贡献最大（《南风窗》、2006年3月4日）。这两位学者所说的符合农村实际吗？在第一个事例中，假如包工头陶海波听从建议，起诉镇政府的话，笔者估计十有八九他这一辈子也要不回那笔工程款，不仅如此他还要因此垫上一笔不菲的诉讼费、执行费等。在第二个事例中，那位教授大概只是望文生义或听取官员的汇报，因为根据笔者调查，实行“以县为主”的农村教育管理新体制后，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依然是由乡财政负担，所不同的只是农村教师工资过去由乡财政直接发放，现在改成由县财政直接发放，年终县财政与乡财政统一结算。
举以上两个例子是想说明，一些三农研究者对农村现实世界的隔膜，由这样一些隔窗看景做研究的学者来掌握或主导中国三农问题的话语权，不出现问题才怪！几年前论坛上有一个颇有些影响的帖子，叫做“三农政策一定要由上层来定，三农理论一定要由下面来搞”，标题看似有悖常理，但其内容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三农研究中存在的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还有人在网上发贴：专家们、精英们，我替你们着急，乡村改革，为什么不去问农民？知道你们真的想把农村的事情弄好，但看了你们的发言，知道你们真的没办法。《南平寓言》是这样描述政府和农民的隔膜的：“政府和农民，各搞各的。”“看上去目标一致，事实上是互不相干的两个循环体。”中央巡视组组长也曾抱怨：最大的问题是听不到真话。
原载《中国乡村发现》2006年第1期（原文标题为:《三农问题为何越研究越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