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之大，足可以从搜索中得知，争论之激烈也可以从众多学者的激辩中查知。大都从办公室和会议室中思辩，浮在上面的多，到了农民那里多了几声哀叹，帮不了多大忙。然而，“三农”问题不可能同时、全部解决，而是需要一步步解决，一个个解决。那么，在农业、农民、农村问题中首先、重点解决哪一个呢？可能还要引来生动的讨论。

 

　　农民问题是“三农”中的核心，提出这一主张的学者很多，觉得也很有道理。因为从人本主义思想出发，农民是活体和主体，人类与农业、农村有关的一切思维和运作都要靠农民来完成。农民是农村和农业的主体，这不容质疑，农民的劳作、农民的生活、农民的喜怒哀乐都反映了生活在现实农村中的实际状况。因此说，农民富裕了，健康、幸福和快乐，说明农村的现状改善了，社会更加和谐了。对于农民来说，组织他们学习新知识、新技术，推广普及新的科研成果，提高综合素质，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增加家庭收入，的确是实实在在的好事，问题在于学到的并不是农民实际需要的东西。因此，在学校学生是中心，在农民教育中农民是中心，培养新农民和培训内容的针对性、实效性，以及如何帮助他们去就业和创业，是永恒的主题和难题。

 

　　然而，从农本主义角度看问题，在相当长的社会发展进程中，靠从事农业来维系生计的人占社会成员的多数，对他们来说，农业无疑是最重要的。从穷人经济学的角度看，穷人中的多数从事农业，是农民，农业是他们生存的主要依靠。农业的确为全社会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社会贡献巨大。农业出现了问题，在人多地少的国度，那会“心中发慌”。后来，粮食多了，当时的总理也曾诙谐地说“也心中发慌”。好在，我们正在构筑现代农业，包括市场经济、农民协会、农业科技教育、农业政策，这些“心慌”的问题逐渐得以缓解。

 

　　现代农业所面临的最大压力，已经不是简单的能否提供农产品的有效供给，而是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农民合作组织的真正建立和农业科技教育的职能作用。这三者将成为现代农业的核心要素。农业政策要为这三者服务，与其发展相匹配、相辅相成，如不匹配那只是一张白纸。用最简单而通俗的话说：那就是老百姓能不能放心吃到一天三顿饭；每一作物、蔬菜、水果、家畜（禽）能不能培育出1、2个最优质的品种，哪怕是一个苹果“富士”；还有农民自己的家园——农民合作组织。这里不需要豪言壮语，而是科学的思维和艰辛的劳动，而这个劳动就是一如既往和世代相承的科研体制和机制，绝不是朝令夕改的政绩工程和漂亮辞藻，也不仅是高楼大厦和隆重表彰。

 

　　农民合作组织的成功与否，有两个重要环节：一是不能成为各级政府的传声筒和后院，能否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和科学职能，政府做不到或做不好的事情，由农民协会来完成；二是农民有没有自己的金融机构，能否发挥为农民的生产、加工、销售、流通、技术教育、福利、保险提供保障。

 

　　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是全社会最关心的事情，无论开设多少认证与展示机构和辉煌场面，人们所关心的还是能否放心吃到一天三顿饭，不被假冒农产品所困扰。关键是在生产、加工、流通环节上进行科学、严格管理，奖励生产、加工、销售安全农产品的农民和企业，而重拳打击假冒伪劣的农产品。

 

　　有趣的是，很多发达国家或准发达国家都在先后解决农业与农民问题后，最为关注的还是农村问题，强调农村问题比前者重要。恐怕人均GDP达到2万美元以前，这还是漫长而苦涩的话题。无论社会制度如何，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都会面临这个农村问题。道理很简单，经济学最讲效率和效益，单纯讲量化效益的话，很自然农业赶不上工业。要不然第一二三产业的理论是荒谬的。值得欣慰的是，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管理来弥补还来得及。单纯从产业比较，农业不应该总是弱势产业，但从社会整体上看，毕竟处于第一产业层面，处于“不利处境”。更加关注和投入新农村建设，是后工业化、信息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和谐、人文社会发展的需要。农村已经不单是农产品的供给地，而是一个国家、民族和人类世界的呼吸循环系统，是不能被污染和挤兑。

 

　　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从跨越式发展理论看完全正确。问题在于：我们还处于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很快达到原先理论设计的指标，我国存在着世界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社会问题，甚至更多，如人口多、地区差异大、不能搞政治运动、不能有大的动荡。致命要害是农民的积极性没有发挥出来，这个问题早在预料之中，再一个是没有制度与组织保障，中央各部委难以协调一致，资源资金无法统筹协调，就像当年农科教结合由12个部委运作，就难以实行一样。这个问题在其他国家也存在，但知道这个道理后仍没有办法才是问题。茅先生说有各部委的利益，这是谁也难以碰的问题。因此，中央或国务院委有一个统筹领导小组，再委托某一部委来具体统筹协调好一些，否则不会有大的改观。

 

　　值得欣慰的是：我们的学者无论有没有报酬、有些人爱听不爱听，仍在孜孜不倦地研究和讨论“三农”问题和新农村建设，拿自己的工资支撑调查研究，一点也不假。希望各级政府把公车开支与巨额招待费拿出一点帮助学者们的搞研究，这是社会的良知。

 

　　学者们的每一句话不管是甜是苦，对社会都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