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正式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引起国内外各界人士热切的关注。外国人舆论的评点说：“中国将从斗争走向和谐。”
所谓从斗争走向和谐，就社会而言，其意思是指从对立阶级的斗争社会，走向非对立阶级斗争的和谐社会。
这样的走向算是进步呢？还是退步？外国人评点的那句话并未说明，是两可的。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人类社会是阶级的社会，贯穿在阶级社会中的人的行为取向，就是阶级斗争。上个世纪中国的革命，其本质就是一个阶级革另一个阶级的命。也即被压迫的无产阶级，革压迫人的资产阶级的命。
鲁迅，这个曾经反叛所在的阶级，反叛集体，直至反叛自已的历史人物，对于过去的各种农民革命，他清醒地意识并表白，“中国的每一个人，既被吃也曾吃人”。而他自己，“也帮助着排筵宴，做‘醉虾’的帮手。”
新文化的革命旗手都是如此，更何况其他。
一位历史学家曾说，2000多年前的陈胜，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本意，无非是“彼可取而代也”。到了近代，革命者的口号就更加直接，就像陈胜说的那样，要把“翻身做主人”作为了革命的旗帜。以无产阶级的专政来代替资产阶级统治。
问题是，当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消灭了资产阶级并当了主人以后，还怎么继续革命呢？谁又是专政的对象呢？马克思的著作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他没有预见到无产阶级可以在一个国家首先取得胜利。而取得胜利以后的共产主义者的路，应该怎样走，就需要通过实践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了。
现实的情况是，当无产阶级取得主人地位后，已经逐渐地从完全的无产者变成普遍的小小有产者，部分小小的有产者逐渐地变成中有产者，而中有产者中，则有一部分终于变成了大有产者。我们在这里并没有把这些大有产者说成是资产阶级，因为他们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形成的、一个由工人阶级、甚至是老共产党人中衍生出来的有产者，他们和原来的资产阶级在本质上略有一些区别。什么区别？主要是：马克思所论定的剩余价值在他们身上已经转化为税款，这是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全国人民的贡献。
原苏联加盟共和国解体，以及东欧的转向，就是因为否定和忽视新生的各阶层的利益冲突，用全民党的模糊概念掩盖是非，回避矛盾，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上没有找到正确的方向。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则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把毛泽东（并不十分成功）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进一步深化，在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8年之后，终于比较成熟地、有系统地向全党全民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决策和要求。
关于中国阶级关系的变化，中国社科院曾经作过调查，他们不再用“阶级”的概念来分析社会的利益群体，只是从职业分类的角度，提出中国社会有十几个阶层的专门报告。对此，有关当局似乎既未赞许也未否定。
毫无疑问，尽管是理论指导的滞后，但中国工人阶级的概念，其内涵在实际上已经无限地扩大了。特别是私营经济的迅速发展，一大批党政干部下海经商，外资外商进入后对国人思想意识的冲击，全国亿万农民离开土地进城务工，以及部分农民早已从办企业的过程中成为亿万富翁……各种生存方式和人际关系的变化，尽管不再有阶级的属性，但因为所有利益群体，都在一个特色的社会主义体制下生活，各利益群体的活动能量大小，其对国家的政府行为的影响各有不同，而政府形成的行为对各利益群体的政策倾斜、利益分配等等，尽管也注意了平衡，却不可避免地会有若干区别和侧重。由此而来的各利益群体之间的纠纷、龃龉、矛盾、分歧、冲突，从中央到地方，从沿海到内陆，从党内到党外，都无可避免地时有发生。
事实上，这种纠纷、龃龉、矛盾、分歧、冲突，具体反映在地区之间、行业之间、工种之间，则是收入差距的扩大，即一部分人由于智能、技术、专利、股份以及机遇，迅速成为暴富，而也有部分人由于失策、疾病、破产而再次走向贫困。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因素共同存在的条件下，贫富的差异，在部分人身上引发出腐败、暴力以及对现行体制的不满和反动。
中国已经是一个法治的国家，对于已经出现的矛盾，即使触犯了法律，只要不是对国家的背叛，就不能用过去敌我矛盾那样的斗争来理解和处理，由于前提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中国共产党通过大量调研，终于取得了共识，在六中全会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什么是和谐社会？笔者以为，就是以和平协调的方式，而不是以阶级斗争的办法来解决各种社会问题。这是明显的进步和创新。六中全会的《决定》，“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在就业、教育、医疗、住房、保障、人权等与百姓生活相关的政策安排方面，强调社会的公平和公正，对改革的成果，重新予以调整和分配。
对于中国的构建和谐和会，西方的一般舆论是谨慎地欢迎的。但也有文章表示了怀疑态度。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革命的实质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翻身做主人。而你做了主人后，没有做到主人的人也要翻身，这势必让社会陷入“革命循环”。只有美国独立战争是人类历史上翻身不为做主人的革命。（指华盛顿在独立战争结束后返回家园经营农场）1989年苏联东欧的演变可看作是这一革命精神的延续。
笔者认为，这种说法不对。华盛顿经营农场是个人行为。而美国的国家行为仍然是共和、民主两党的轮流执政。美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之所以没有“垂死”，正是美国华尔街的金融精英，注意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提示，对内采取了种种和平协调措施，提高了无产者和小有产者的生活条件（对外则仍有采取资源掠夺的方式），缓解了执政者和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而美国政党的专制和统治，不过是套上了民主的漂亮外衣而已（有时候甚至也不漂亮）。尽管美国各有产者阶层仍然存在着有产程度的极大差异，但美国人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出现的矛盾，在很多时候避免了利益冲突的危机。近年来，世界首富比尔·盖茨的例子特别有意思。当美国的某些财团认为比尔的微软成为了垄断，独享了利益，而要通过法律来把它一分为二的时候，这场官司最后没有打得起来。为什么没有打得起来，实际上是各个利益方面，通过一系列和平的协商谈判，调整垄断的程度和格局，而比尔·盖茨则像美国的许多富豪一样，把自己的大部分属于个人的财产捐献给了慈善事业，成为了世界最大的慈善家，获得所有人的赞扬。美国缓和社会矛盾的所有做法，是值得世界各国学习的。当然，诸如对外的伊拉克战争之类，美国人民大都不赞成，这里且不议。
阶级社会与和谐社会的发展变化更迭，是历史演进的必然。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最后是否能取得像美国一样的成功，取决于中国执政党的智慧、能力与策略。改革开放28年来，世界人民已经看到中国的执政党，已经用“和谐”战略思想，成功地解决了诸如香港澳门的回归，以及逐渐地、稳妥地推进中美、中欧、中俄、中日之间的大国关系。
总之，用和谐作为战略思想，解决国际国内的一切问题，虽然不是绝对的，但至少是可以争取的，是有可能实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