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主要议题，专门作出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决定，这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个社会和谐与否的标准之一，就是社会成员要感到幸福。

 

　　最近，我们对云南省贫困地区农民的幸福感，进行了调查。调查显示，相对于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贫穷、无自主权、年年天天搞“阶级斗争”来说，现在确实是幸福的；但是，由于处于贫困状态，相对于城市居民、党政官员来说，西部贫困山区农民的幸福感不但不高，而且较低。为此，提高西部贫困山区农民的幸福感，应该作为和谐社会的主要议题，引起高度重视。

 

 

 

　　幸福是一个亘古而又常新的话题，幸福是每个人生活和奋斗的目标。幸福感，亦称主观幸福感，以及幸福度，幸福指数，作为心理学的专门术语，它专指评估者根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评估。Dodge的幸福理论提出已有70年的历史，关于个人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的研究亦是心理学界重视个人生活质量研究的一个明显标志，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国外学者的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1]，第一阶段主要是简单描述与主观幸福感相关的人口统计项目；第二阶段是探讨获得幸福的各种途径和跨文化研究[2,3]，并建立了相关的理论；第三阶段则是研究方法的探索。国内这一领域的研究起步虽晚，但近年来关于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因素的研究已初见成效，这些成果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目标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的社会发展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回顾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有目共睹的事实是中国的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人民生活质量普遍改善，综合国力不断提高。然而，不能忽视这样的一个事实：过去26年的发展是以“牺牲局部利益”为代价换来的。比如，长期以来政府的政策是倾斜的：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之间向外资企业倾斜；国企与民企之间向国企倾斜；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之间向城市居民倾斜。这些局部利益的暂时牺牲是完全必要的，但它毕竟不是和谐的，积累起来就形成了我们关注的“弱势群体”。2006年“两会”代表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反映了中国立法机构的前瞻性和民意性，为保障中国经济的持续协调发展，重新审视和制定衡量国家发展水平的新标准不仅非常必要，而且恰逢其时。

 

　　在对幸福的探索上，深圳市已经率先进行了尝试。为了让“和谐”和“幸福”成为反映老百姓生活质量的可操作指标，深圳市从去年起开始实施“和谐深圳创新工程”，主要任务就是解决如何测量“和谐”和“幸福”的问题。  除深圳市之外，北京、西安等城市也相继开始着手“幸福感”的落实工作。北京市统计局在今年2月发布了《北京市和谐社会状况调查》。调查显示，北京市和谐社会指数呈现平稳提升态势，68．2％的被调查者表示生活幸福。  西安市市长孙清云在今年该市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大力提高全市人民的幸福指数”。

 

　　地处喜马拉雅山的不丹，因其所倡导的“不丹模式”，近年来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所谓不丹模式，就是注重物质和精神的平衡发展，将环境保护和传统文化的保护置于经济发展之上，衡量发展的标准是国民幸福总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GNH）。国民幸福总值最早由不丹国王旺楚克在1970年提出，认为政府施政应该关注幸福，并应以实现幸福为目标。他提出，人生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在这种执政理念的指导下，不丹创造性地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级组成的国民幸福总值指标。追求GNH最大化是不丹政府至高无上的发展目标。实践的结果是在人均GDP仅为700多美元的不丹，人民生活得很幸福。

 

　　社会进化史可以用三个主题词来概括：农业化的主题词是“温饱”，工业化的主题词是“富强”，信息化的主题词是“幸福”。富强可以用GDP来衡量，幸福用什么来衡量呢？ 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卡尼曼的方法是从个人行为推导社会利益，从微观推导宏观，从快乐原理推导出幸福之道，从快乐测度推导出幸福测度。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布了蓝皮书《200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中的“2004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报告”揭示，目前中国七成居民感到生活幸福，农村居民幸福感强于城镇居民。此次调查的数据来自2004年10月对全国7个大中城市、7个小城镇及8个农村地区的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幸福感与人们的生活满意度密切相关，而有钱不等于幸福，财富仅仅是带来和影响幸福感的因素之一。

 

　　事实上，在不同的物质条件下，幸福的内涵是不同的，即使在同一环境，每个人对幸福的理解也是千差万别；同时，随着环境的改变，人们对幸福的认识也在与时俱进。从古至今，从内到外，没有哪个时代、没有哪个国家，能对幸福下一个绝对概念，更难以用几个指标来衡量个人的幸福情况。

 

　　因此，上述研究的问卷未必可靠，以此推导出“近八成居民感到生活幸福，农村居民幸福感强于城镇居民”的结论就未必真实。农民幸福，特别是西部农民如果幸福，为什么还要为吃饱饭而发愁？！为什么还要背井离乡、抛家舍情，千方百计到城里，干最脏、最苦、最累的活，过着寄人篱下的悲惨生活，为讨微薄收入而跳楼？！为什么还要为无钱医治疾病而受折磨？！为什么还要为子女上不起学而愁白头。共同创造我们的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是党的十六大报告的结束语，按照调查者的逻辑，既然农民更幸福，农民的幸福生活成为城市居民的奋斗目标，这岂不荒唐！

 

　　而且，农民心中的幸福与城市居民心中的幸福，内涵与外延完全不同，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此幸福非彼幸福。把根本没有可比性的幸福概念绝对化，以此设计出让人匪夷所思的问卷，然后以此为标尺，来衡量农民与城市居民的幸福，得出难以服众的结论，一点不奇怪。

 

 

 

　　为了寻求来自贫困地区农民的答案，我们选择了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南涧彝族自治县沙乐村、临沧市云县后箐彝族乡勤山村，作为调查点。因为这两个村，是我们实施全球环境基金（GEF）/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资助的“中国云南省山地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YUEP）”的项目村，项目办公室工作人员曾先后多次在项目村与农民座谈，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2006年7月，我们又对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南涧彝族自治县沙乐村进行了问卷调查。研究的样本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调查愿意接收问卷的农户。问卷的分析采取单独统计与相关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沙乐村和勤山村都是国家级贫困县所属的村庄，全是山坡地，彝族为主，农户以种植业为主，兼有畜牧业，茶叶和畜牧是主要经济来源。村民普遍处于贫困状态。

 

　　沙乐村位于南涧县南部，距离县城75公里， 其中一部分公路连接214国道，交通不便。居民以彝族为主，占总人口的60％左右，此外还有回族、、白族、布朗族、傈僳族与汉族等。农户以种植业为主，人均产粮426.5公斤，出售粮食收入占总收入的12.76％；兼有畜牧业，猪、牛、羊等畜产品的收入占总收入的31.4％，养殖业的商品率最高；茶叶也是重要的经济来源。农户人均收入575.4元，普遍处于贫困状态。

 

 

　　调查与分析的方法如下：

 

　　1．农户参与式调查方法

 

　　（1）个体访谈

 

　　个体访谈是访谈目标群体中的一个样本，以获取代表性信息的方法。如果多次个体访谈的对象差异太大，应该尽可能将样本加以区分。就同样的题目，访谈大量不同的人，可以很快地揭示一定范围的情况、观点、态度和策略。其主要目的是要从选定的访谈对象中获取特定的质量和数量信息，通过对所获取信息的分析，对某一事件或发展项目进行理解并提出假设。

 

　　(2)小组访谈（Group Interview）

 

　　小组访谈实际上是一个小型座谈会，它可以提供一个机会与一群人访谈来了解社区的基本情况，本身会导致没有预计到的问题被提供一些额外信息即“总和大于单个回答之和”。其目的是通过对特定人群的访谈，来了解一件事情或发展项目或发展活动的一般情况，并作出基本假定。

 

　　(3)矩阵法

 

　　矩阵法称为矩阵打分，对村庄有关的项目作出评估或对其具体内容如作物进行优劣评判。

 

　　矩阵法又称为矩阵排序，是根据一定的要求对调查事物进行排比评分。它可以更形象直观地反映出不同组别的人对某一事物的看法，能够充分地体现群众的参与性。特别是村民文化水平很低的地方，用当地能够理解的符号表达出矩阵排序的内容，既能激发村民的感性认识，又能达到调查的目的。

 

　　2．比较群体的划分

 

　　通过对与农民相关的人们进行分类，分成农民、城市人群、县乡干部群体、村干部群体等类别，进而把农民与这些不同收入、不同工作类别、不同区域以及不同职责的人群进行比较，分析这些人群与农户的幸福感比较，进而进行农民的幸福研究。另外，农民也与其他的农户进行比较，分析同类环境下农户的幸福感；以及不同时期的农户自我比较，主要是针对改革开放前与目前的农户幸福比较；最后分析在没有比较的情况下，农户自身的幸福感。

 

　　3．绝对幸福与相对幸福

 

　　由于农户幸福研究的特殊性，不具有定量的可测量性，因此农户幸福的研究以定性的方法为主。在定性的基础上，采取相对幸福与绝对幸福两种方法。相对幸福是指采取与其他人群进行比较的方法，分析农户的幸福状况；绝对幸福是指农户根据自身的综合情况，判断自己的幸福状况。

 

　　4．角色换位方法

 

　　此方法是在使用相对幸福比较方法时，让参与的农户除了回答自己的幸福外，并采取角色换位的方法，把农户的角色假设成所比较的人群，分析“自己”所处环境的优弱点，避免农户单方面对其他群体的片面看法。

 

 

 

 

 

 

　　农民与城市人群幸福感的比较有多种意见。农民们认为城市人群幸福的原因有：信息灵通、交通便利、住房条件好、经济条件好（市场繁荣）、教育条件好、收入高等。而农民认为自己幸福的原因有：生态环境好、有后继产业、不得怪病（污染引起）等。但是，农民们认为城市人群与农户相比更幸福。

 

　　就城市人群比农户更具幸福的原因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经济方面，主要是收入高，市场繁荣，可以获取所有商品，包括在农村所不能够得到的货物。同时农户也认为，虽然收入高，但是由于其消费也高，所以最终的净收入并不是很高的。二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所导致的结果，包括教育、住房、交通等，这些是我国二元经济的特定产物，历史原因所致。发展过程中城乡投入差距积累，导致我国目前的城乡发展严重失调，城市的基础设施与社会事业得到全面发展，而农村却远远落后。这些基础方面的差距使得农户与城市的发展差距也在不断拉大。三是交易成本低，主要表现在容易获取信息，当前信息的时代，决定了信息对于发展的关键性，而农户获取信息的高成本性，成为农户发展的“瓶颈”；反过来，农户对此问题的认识，说明问题的严重性以及农户对此发展的强烈需求。

 

　　就与城市人群比较的农户幸福而言，农户的优势是两个方面。一是外部环境，包括经济政策软环境与生态等硬环境，前者是改变二元经济机构的基础，包括减轻农民负担与增加农名收入等政策，是农户未来潜力挖掘的前提，坚持此政策可以保证农户的快速发展，并与城市共同发展；后者是农村所固有的，是农村发展的基础，也是城市发展的方向，因此农户保持此优势可以减少走弯路；其扩展内涵是农户可以在优美的环境中生存，而避免发生一些由于城市污染所引发的怪病。二是自我发展，即农户得到后继产业的发展。自我发展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础，是农村与城市共同发展的关键，农户认为一旦得到后继产业，就可以摆脱经济原因所导致的种种落后问题，也就可以实现更加幸福。

 

　　综合上述，农户幸福与城市的幸福的比较是很困难的。就静态来看，即目前的情况分析，农户与城市存在较大的差距，农户的幸福明显低于城市。但就发展趋势来看，即农户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以后，农户的幸福指数将大大高于城市。

 

 

　　农户认为官员幸福感表现在：收入稳定；休息多；劳动少，收入多（体力劳动少）；吃喝玩乐（不算幸福，要付高昂出成本的）。相对而言，农户的幸福在于：自由；多劳多得等。

 

　　具体来说，官员的幸福感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收入稳定，经济条件好。相对于农户的与粮食、畜产品生产周期相对应的周期性，官员的经济收入的按月发放工资，且比较稳定。农户在生产生活中对于货币的需要由于子女上学、看病以及其他的支出，都是随机的，并不与农户的周期性收入相一致，因此经常出现没有可供使用的现金，而出现不能解决问题的危机。所以，收入稳定是农户所期望的。另外，官员的收入高与经济条件好，也是农户非常羡慕的。二是相对投入少，收益高。相对于农民的体力劳动密集型投入而言，官员投入的显著特征是体力劳动少，脑力劳动多，休息多。官员在收益高的情况下，表现为其边际收益要远远高于农户的边际收益。三是官员的吃喝玩乐不是真正的幸福。关于所讨论的官员吃喝玩乐问题，农户认为，这并不是真正的幸福。因为，在享受这些“幸福”时，必须要付出高昂的“成本”，可能导致一些非常严重的后果，对于风险厌恶者的农户而言，他们并不把这种行为看作幸福。

 

　　农户相对于官员的幸福，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时间充裕，休息时间多。农户的劳动不受工作制时间的限制，根据自己庄稼的生长状况与天气情况进行耕作，时间是相对自由的。农户可以根据自身情况进行田间作业，休息时间也是比较充裕的，每周的7天内可以随意休息。二是多劳多得。农户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从事种植业、养殖业、商业等工作，如果要想得到更多的收入必须付出更多的劳动。

 

　　总之，从农户的观点来看，如果考虑经济因素，农户与官员的幸福存在很大的差距；如果农户的经济收入达到了一定的条件（农户认为满意的程度），农户在处置时间上的灵活度是很高的，农户也具有一定的主观幸福。

 

 

　　参与调查的农户认为，村委会干部比农户幸福的原因：领导有职权；家事与工作都不耽误；政策享受（信息灵通）等。相反他们的也有不幸福的理由：200-300元／月，不多；事情多（投入多、收入少）；现在没有了乡政府，村干部责任更多。

 

　　村委会干部的幸福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村干部在职权的基础上可以享受政策。村干部具有传达县乡指示与政策的功能，也是政策实施的主要操作者，不但可以获取最新的政策信息，为家人与亲戚朋友提供信息渠道，也可以在实施过程中为他们提供一些便利与机会。二是家事与工作都不会耽误。村干部在农忙时候可以作为家庭的劳动力，同时也获取一份工资，既不减少家庭劳动的数量，反而可以增加一份收入。

 

　　村委会干部不幸福表现在：一是投入多，收入少。村干部虽然获取一份工资，但是需要面对大量的工作，传达上级政策，解决村民问题，并且有很大的机会成本。因此，边际收益是很低的，在没有其他收入渠道的情况下，干部从事此工作很令农户羡慕。二是责任大。沙乐乡政府的撤销，扩大了村委会的职责。由于沙乐乡的贫困面较大，人口多，以前解决贫困问题主要是通过乡政府解决，现在这些任务转移到村委会工作中。

 

　　因此，调查农户普遍认为，村干部的边际收益低，机会成本高，村干部的幸福感并没有具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农民好。

 

 

　　与其他农户比较，幸福感较高的农民群体是：乡村医生；村社长；养殖技术好（全村第一家肉牛养殖户，西门大尔品种），种植烤烟；林管员；建筑工，嫁接技术，养殖业。他们相对不幸福的原因是：土地少；劳动力少。

 

　　相对于其他农户，所调查农户的幸福集中表现在农户所具有的技能方面，这是农户幸福的根源，也是发展的基础。农户具备了一技之长，既可以表现出对其他农户的优越感，也可以为农户的家庭带来发展的潜力。

 

　　而农户不幸福的表现是土地少、劳动力少。由于沙乐乡的特点：交通不便利，普遍处于贫困状态，因此解决温饱问题成为农户的首当其冲的问题。问题解决的基础是拥有土地与劳动力，只有具有这两个基本要素，在贫困地区沙乐就可以很好地生存。从另一侧面可以看出，本地区的其他产业不够发达，资本并没有起到作用，土地与劳动力才是最基本的生存手段。

 

　　因此，可以看出，不同农户之间比较的幸福感来自农户是否具有技能。这就说明了，只有具有技能的人才具有幸福感，也只有具有了技能才可以获得更好的生存机会与条件，因此，这些具有技能的农户，在农村一般是生活中上等的农户。

 

 

　　与改革前的状况比较，农户的幸福原因是：交通改善；货物品种多；收入增加；粮食够吃；住宿条件好；政策好，分到田地；信息方便。不幸福的原因是：上学困难，不如以前；上学后找不到工作；医药费太高。

 

　　与改革前比较，农户幸福的原因是不言而喻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策好，分到了田地。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户发展的基础，农户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生产更多的粮食，解决温饱问题；也可以通过销售粮食或畜牧业获取现金收入。二是生存条件得到改善。国家宏观政策的好转，为农村投入了一定的发展资金，农户改善了交通，可以与外界进行更加广泛的交换，农户收入增加，货物品种繁多，住房条件改善，为农户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农户不幸福的表现有二个方面，一是教育问题。农户的子女教育费用（小学与中学）高昂，包括书费、材料费、食宿费、杂费等，费用总计可能要占农户年收入的30％，甚至更多；如果考取大学，他们要面对更加昂贵的学费、住宿费、饭费以及其他费用。这些费用更是惊人，农户往往需要贷款才可以解决子女的所有费用。更加严峻的是，如果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工作，是最令农户失望的。所以，目前许多农户产生了“读书无用论”的观点，这种恶性循环将影响到农村的教育与农村的发展。二是医疗问题。改革开放前，我国是世界上医疗的典范，解决了所有低收入者的医疗问题。但是目前医药费用不断上涨，其速度远远高于农民收入的增长，许多农民看不起病，影响农民素质的提高。

 

　　根据上述可以看出，相对于改革开放前，农户的总体幸福取得了明显的改进，如果在教育与医疗方面的改革可以继续下去，农户的幸福将进一步增加。

 

 

　　调查中发现，农户对于自我幸福的观点有三个方面。一是幸福是不稳定的。不同的时间农户所享受的幸福也是有区别的，并且幸福的持续时间也是不一样的，因此幸福具有时间性，并且是不稳定的。二是农户是在不断发展的。农户依靠自己的技能在不断创造着幸福，并在不断享受着幸福，幸福也在变化着，不同时间农户的追求不同，所享受的幸福类别也不同。三是有许多种幸福。农户的幸福不但具有时间性，而且还具有多种类型的幸福，有子女考取大学的幸福，有家人康复的幸福，有庄稼收获的幸福，等等，幸福的种类繁多。

 

　　因此，农户一直处在不断变化的幸福中，并在幸福中承受压力与付出，来获取下一步的幸福。

 

 

　　通过对农户的调查，采取矩阵法进行整理，农户的不幸福原因的顺序是（从大到小）：收入少、与城市差距大、看不起病、子女受教育少、买不起电视、进城找不到工作、粮食不够吃、家庭不和睦、干部不好。

 

　　究其原因，可以发现我国农村的系列问题

 

　　收入少是排在第一位的，可见经济收入对于农户的重要性，同时也说明了农民增收是最困难的事情，解决农民增收问题是我国目前农村工作的重中之重。解决增收有多渠道，包括技能培训、劳务输出等，更要解决农户生产率的问题。

 

　　其次是与城市差距太大，这是我国目前最大的“国情”，也是我国农村发展的根源，只有从统筹城乡发展的大局出发，增加农村的各种投入，大力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农村与城市各方面的差距，才能够达到和谐社会发展的目的。

 

　　第三是因病致贫问题。农户看不起病，标志着凉我国医疗改革的失败，对农村的贫困农民来说，更是沉重地打击。农户在不能得到健康的情况下，所有的问题是“空谈”的。因此，继续对医疗改革是我国面对着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第四是农村教育问题。教育是农村发展的根本，只有教育发展了，农村的劳动力素质才可以提高，农村的其他方面才可以快速发展。但是目前农村教育落后，收费高昂，与低收入的农村是完全对立的，制约了农村的健康发展。从前四个问题可以发现，这些问题都是制度性所引发的，是农户自身所不能改变的，也是农村改革的关键所在。

 

　　第五是买不起电视。电视是农户信息的来源，也是娱乐的关键组成部分，是农户家庭经济状况的一定表现。

 

　　第六是进城找不到工作。一方面说明贫困地区农民认为进城找到了工作，就有了收入，可以得到一定的幸福；另一方面，农民把进城找工作排在较后的位置，可见农户对进城找工作并不看作十分重要的，也就是农户对进入城市并不是必需的，反映出农户技能的不足与城市对农民的吸引力不足。

 

　　第七是粮食问题。可见农户对解决温饱问题，仍然看得比较严重。

 

　　第八是家庭和睦与干部不好，属并列关系。由于农户忙于生存，每日劳累奔波，根本没有闲暇时间讨论与思考家庭问题，农户家庭一般是和睦相处；另外，由于属贫困地区，牵涉到的经济问题较少，且农户无暇顾及这些问题，因此对这些问题关注较少。

 

 

 

　　通过对农户与不同群体的幸福感对比，可以看出农户与不同群体的幸福感比较有不同的差异性，并且幸福感的比较结果具有一定的时间性。

 

　　与城市人群相比，当前农户的幸福感与之具有较大的差异，但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户的幸福感将逐渐凸现出来。经济因素所表现出的幸福感，官员是明显高于农户，由于农村面临着良好的经济与收入政策，将弥补农户此方面的缺陷，农户将会感到幸福。贫困地村委会干部的幸福感低于农户。不同农户的幸福感比较，技能是决定性的因素。农户总体情况比改革开放前有了很大的发展，幸福感也与之俱增，但是教育、医疗方面的问题是影响农户幸福感的消极因素。农户自我在享受幸福的同时，承担压力与责任，并付出艰辛劳动，来得到更多的幸福感。

 

 

　　农户的幸福感属于主观感受。对幸福感的研究，不同研究者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结论有时大相径庭。在没有确定研究方法与研究标准的前提下，研究的结论可能会存在加大的差异性。

 

　　对贫困山区农户幸福感的研究，也暴露出了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

 

　　1．幸福感的不确定性问题

 

　　建立幸福感研究体系，并制定标准化的研究方法，建立共同的研究基础，将对研究结果产生可比性。另外，由于幸福感具有强烈的时间性，不同时间是否具有幸福感，以及幸福感的大小是具有明显的差异。如何减少由于时间对农户幸福感造成的影响，也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2．我国政策性问题

 

　　通过农户幸福感的对比研究，可以发现我国许多政策性的问题，以及政策性问题的严重程度。对农户幸福影响较大首先是社会事业政策方面的差距，如教育制度、医疗制度等。贫困山区在这些方面与城市具有很大的距离，这些因素也将影响到农户的健康发展与农民素质的提高。

 

　　3．当地社区发展的问题

 

　　从农户的调查中发现，农户认为具有一技之长就感到非常幸福，并且对能够在城市找到工作并不是十分重要的，由此可以看出，农户尚处于自我发展的阶段，与外界接触较少，对此了解也不足；另一方面说明了农户缺乏进城务工的技能，这是我国农村城市化进程中要解决的问题，要使农户具有在城市生存的基本技能。其次，当地社区的发展后劲不足，由于农户主要依靠粮食解决吃饭问题，畜牧业、茶叶、粮食解决少量的现金收入问题，目前其他的产业尚没有起步，农户还要长期处于贫困中，解决社区长远发展的产业或方法尚待探索。

 

 

　　针对研究中所产生的系列问题，我们认为，首先要解决农户幸福感的测量与检验的标准，要研究出具有地方特点的定量的幸福感测量工具，为幸福感的研究奠定基础。其次是要继续加大我国在农村的改革步伐，尤其在教育、医疗，以及农户增收方面。第三，要针对贫困山区的社区，制定出合适的扶贫政策，使这些社区也有产业支撑，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