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是中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除8个自治州、29个自治县外，还有197个民族乡。为了探索特困民族乡要不要、能不能以及如何建设小康社会的问题，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云南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研究中心立项，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赴位于云南省西南部的临沧地区云县后箐彝族乡，进行了实证研究。

 

       课题组认为，到目前，后箐乡仍有70%左右的农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全乡总体上处于特困状态和与世隔绝的“孤岛效应”，其中体制性阻断是多种因素中的最重要因素；尽快使农民摆脱贫困、建设小康社会，既是全乡各族干部群众的强烈愿望，也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有条件地跨越式发展，是后箐乡奔小康的必由之路和唯一选择；大胆改革现有发展体制和机制，才能确保冲出“孤岛”，实现有条件地跨越式发展，顺利建设小康社会。

 

    一、后箐乡尽快摆脱贫困、奔向小康，既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

 

 

    后箐彝族乡位于云南省西南部的无量山区、澜沧江西岸，历史上开发较早。2002年底总人口2.02万人，其中彝族占61.48%，汉族36.77%，其余是少量的白、傣、布朗、拉祜等民族。改革开放以来，乡内经济、社会获得了快速发展：1985年，全乡农民人均纯收入仅106元，到2002年已增加到883元，达到了国定新的贫困线825元以上；人均有粮从200多公斤增加到443公斤；实现了行政村通公路、通电话，多数自然村通了电和自来水；基本普及了小学义务教育和青壮年扫除文盲，医疗卫生机构、人员也从无到有。干部、群众一致认为，与过去比，后箐彝族乡发展的成绩很大。他们无不衷心地感谢党和政府的领导，赞扬社会主义制度使他们获得了历史性地巨变。

 

 

    但是，由于自然的、历史的和社会的多种因素制约，后箐彝族乡目前仍处于特困状态，与其它地区发展差距越拉越大，“马太效应”越来越突出。一是农民人均纯收入绝对数逐年扩大。1985年分别比全国、全省低273.6元、219.74元，此后逐年扩大，至2002年时已分别低1593元、707元；“七五”、“八五”到“九五”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全国的差距由367元上升到785元、再上升到1564.8元，与全省的差距由251.58元上升到458.45元、再上升到818.05元，扩大趋势十分明显。二是贫困面、特困面增大。1997年到2000年，全乡11个村委会中农民人均纯收入未达到全乡平均数的有6个村委会，2001年到2002年增加到7个村委会，主要是山区、半山区7个村委会人均纯收入增速慢、绝对数低于国定贫困线标准，即有71.5%农户、69.4%人口至今未解决温饱。三是贫困、特困程度深。位于山区的勤山村委会平地、李家、王家三个村民小组，2001年人均可支配收入291.1元，其中平地为687.5元，李家为220.6元，王家只有110.1元。由此可知，人年均110多元的可支配收入，意味着不够一个小学生一年的学费，或者不够生一次病的医疗费，或者不够付一年的用电照明费等。

 

 

    党的十六大庄严宣布：当人类社会跨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这一判断的“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是指全国各个地区总体上平均计算达到了，从而意味着各个地区的水平有高有低，具体到西部贫困地区特别是像后箐乡这样的特困民族乡不但没有达到小康，而且目前仍处于贫困乃至特困状态。

 

    现以1991年国家统计局等12部委课题组提出的全国基本小康标准、1997年中共云南省委批准的云南省小康标准为依据，比较后箐乡2002年的巨大的差距如下：

 

    一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全国为2500元，云南省为2400元，后箐乡人均经济收入为1094元，分别比全国、全省低1406元和1306元。

 

    二是农民人均纯收入，全国标准为1200元，2000年实际为2253.4元；云南省标准为1100元，2000年实际为1478.6元；后箐乡2000年实际为491元，距全国实际数差1761.4元，距云南省实际数差987.6元。

 

    三是居民恩格尔系（食物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全国与云南省标准均为50%以下；2000年全国实际为49.13%，云南省实际为54.95%；后箐乡2000年估计在70%以上，分别比全国高15%—20%。

 

四是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基本合格县比重，全国与全省标准均为100%，后箐乡尚未达到。

 

五是电视机普及率，全国标准为100%，云南省标准75%，后箐乡2000年农户普及率不到10%。

 

六是居民消费中教育文化娱乐服务费支出比重，全国标准为16%，云南省标准为11%，后箐乡2000年大约在5%左右，且主要是子女教育费用支出，文化娱乐服务费支出不到1%。

 

七是成人识字率，全国标准为85%。2000年，全国实际为90.92%；云南省实际为84.56%，后箐乡约为50%。

 

当然，后箐乡也有个别指标，基本达到了全国或全省标准：

 

一是农村居民人均砖木结构住房面积，全国标准为15平方米，云南省标准为19平方米；2000年，全国实际为24.76平方米，云南省实际为19.81平方米，后箐乡与云南省实际水平基本持平。

 

二是通公路的行政村比例，全国标准为85%，云南省标准为不低于85%，后箐乡11个行政村全部通了公路，但却是晴通雨阻。

 

三是森林覆盖率，全国标准为15%，云南省标准无，后箐乡2000年为27%，高于全国标准。

 

 

在学习党的十六大精神的过程中，乡内乃至县内、省内部分干部群众对全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倍感振奋，但对自己所在的乡能否全面建设小康产生了怀疑与信心不足。这些同志认为，像后箐彝族乡这样的特困乡，如果参照党中央制定的全国全面建设小康的标准，即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是有可能的，但人均收入达到3000美元（折合24.75万元人民币）是绝对不可能的，或者说按照目前的增长速度需要30多年。

 

    更多的干部群众则认为，党的十六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全面的目标，是与加快推进现代化相统一的目标，符合我国的国情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符合包括特困民族乡在内的各族人民的愿望，意义十分重大。党的十六大要求各地各部门都要从实际出发，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努力实现这个目标。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得更快一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上，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像后箐彝族乡这样条件相对较差的地方，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可能需要的时间稍长一些，而且小康社会的某些指标可以灵活一些，例如必须先进行扶贫攻坚、实现脱贫目标，再向小康社会迈进等，但是，与全国同步努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则是必须努力奋斗的目标，决不能有所动摇，更不能加以怀疑。这是因为，党的十六大确立的全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包括像后箐彝族乡这样的特困民族乡在内的共同目标。

 

    首先，这是我们党的宗旨和社会主义的性质决定的。我们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搞社会主义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和贫穷，最终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如果特困民族乡不能尽快脱贫并与全国同步建设小康社会，那就违背了我们党的宗旨，不是社会主义题中之义。

 

    其次，这是实现全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历史任务决定的。全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难点在西部贫困地区，硬骨头在特困民族乡。西部特困民族乡如不能与全国同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那么，全国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就不能、也不算真正实现。

 

    再次，这是维护民族团结、边疆巩固、社会稳定的大局决定的。如果特困民族乡长期处于贫困甚至特困状况，群众生活困难，由此发生的问题就容易被国外敌对势力和民族分裂主义势力所利用。因此，帮助特困民族乡尽快摆脱贫困，与全国同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到民族团结、国家统一、边防巩固的重大政治问题。

 

    二、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后箐乡形成了与世隔绝的“孤岛效应”，其中体制性阻断是最重要的因素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和大力扶持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开始了大规模、持续地扶贫攻坚。作为云南省506个扶贫攻坚乡之一，后箐彝族乡得到了党、政府和社会各界的一定扶持，使全乡经济得到了较快发展，贫困程度缓解。但是，从总体上看，后箐乡之所以仍处于特困状态，特别是由于自然的、历史的和社会的综合因素的作用，形成了与世隔绝的“孤岛现像”，即全乡较少或很少与外界进行经济、社会、文化、科技、信息、人员等方面的交流，在自给半自给、封闭半封闭状态下所表现出的贫困恶性循环。

 

    首先，因交通不便、商品经济不发达而导致乡内物流、商品流很少而且不畅通。1974年4月，修通了乡政府所在地通往涌宝乡再到县城的一条乡村公路，1999年，实现了乡内村村通公路，但所有公路等级低，晴通雨阻；直到2000年，才将后箐至涌宝的路段改建成弹石路面，实现了晴雨通车。但是，由于商品经济不发达，以人均计算2000年生产粮食仅356.7公斤，饲养牲畜0.87头、产茶叶8.34公斤，油料2.58公斤，没有大宗商品出售。再加上地处偏僻，乡政府所在地距县城182公里，距省会昆明市611公里，长途运输的费用使少量出售的农副产品不具有价格竞争优势；乡内需要的化肥等农用生产资料的运输价格上升，而加重了生产成本，从而陷入了乡内“相对优势资源无开发价值→无人愿意开发→极少甚至没有进入外部市场交换”的不良循环。

 

    其次，农户收入过低与不稳定扼制了农村消费倾向。乡内农户收入过低、不稳定、增长不快甚至停滞，从而扼制了他们以外部现代化日用工业品和服务为主的消费倾向。这与已有的研究结论，即低收入阶层具有较高的生存需要消费倾向相背离。所谓低收入者较高的生存需要消费倾向，一是指低收入者需要维持基本的生存条件，尽快从不得温饱的状态下走出来，顺利实现脱贫致富；二是指低收入者也需要过上体面的生活，例如他们也渴望穿上好一点的衣服，吃上好一点的饭菜，住上好一点的房屋，每逢节庆和探亲访友时也能够喝上几口酒；三是指他们在子女愿意读书的情况下，也会想方设法送子女读书，以便脱离农村后“升官发财”、“光宗耀祖”；四是指他们生病时也需要看医生买药治疗。然而，他们在拿不出钱来又得不到社会帮助时，就不得不苦熬着，由此便出现对外部日用工业品、医疗服务等消费的扼制。这也是农村特别是贫穷农村消费市场长期启而不动的根本原因。

 

    再次，信息的极端缺乏与失真使人们无法利用市场商机和产生创业冲动。当前，我国城市和发达地区已经经历着物质经济向信息经济、工业化社会向信息化社会的转变。而后箐乡由于仅有一条通往外界的低等级公路和一条电话线，2002年才开通移动通信，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极个别农户才安装有卫星电视接收系统，但总的看信息是极端缺乏的。一方面，人们没有获得外部充足信息的机会与场所；另一方面，人们有时获得的零星的、支离破碎的信息却处于失真状态。由此，人们的生产活动、交易行为就不能不处于盲目的状态，难以及时捕捉和合理利用市场商机，也无法产生能够赚钱的创业冲动，特别是信息的缺乏与失真还窒息着思想观念的更新。在一次次因信息问题而碰壁的情况下，人们极易产生与外界交往、贸易的恐惧与绝望，也就不得不把自己封闭起来。

 

 

    像后箐乡这样的“孤岛效应”，在我国民族地区、贫困地区不在少数。深入分析引起“孤岛效应”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因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的体制性阻断。这种体制性阻断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土地使用权因虚拟化和屡被侵犯而制约着农户冲出“孤岛”的积极性。在不存在非农产业的后箐乡，家庭承包经营的土地是农户赖以生存的唯一生产资料。二十多年来的实践证明，这一制度安排符合我国农村特别是贫困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是现阶段农村唯一先进的土地制度，受到各民族农民的衷心欢迎。但是，由于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存在虚拟化，主要是法律上把所有权主体界定为村委会，实践中却是村民小组；而且，村民小组以什么形式（全体村民大会表决，或是村民小组长决定等）行使主体权利，是含混的；特别是，上级政府往往以推广所谓的农业产业化、规模经营、“公司+农户”等，在村民非自愿的情况下，越权介入土地流转。农户在土地所有权、使用权被侵犯自己又没有非农产业或外出要工门路的情况下，为了保住自己的权益，就不能不固守土地及承包权，除了极个别年青人可以通过考上大中专学校而跳出农门外，绝大多数都因难以冲出“孤岛”，而不得不放弃已有的念头与努力。

二是唯一存在的农村信用社商业化改革后，基本上不能也没有满足农户家庭经营所需要的金融服务。在后箐这样的贫困乡，没有设立工商、建设、中国等国有银行机构，有的连农业银行也没有，已有的农业银行机构早已离乡回城，农村合作基金会在尚未发展的情况下已在全国被取缔，唯一存在的农村信用社本来就势单力薄，经多年来的运转，已从农民合作性质异化成官办银行或商业银行，在缺乏同业竞争的情况下，基本上不能也没有满足农户发展生产经营所需要的金融服务。据统计，1991—2002年的12年间，后箐乡农村信用社吸收存款从21万元上升到392万元，年均递增7.8%；年贷款从21万元上升到295万元，年均递增7.7%。如果按照全乡每个农户家庭生产每年需贷款1万元计算约需4000多万元，实际贷款只能满足7.4%（这与全国农业农村发展贷款的满足程度大体持平），也就是说有92.6%的农业农村发展贷款不能满足。云南省社科院经济所项目组曾对后箐乡勤山村会委的李家、王家、平地56户农户的调查表明，得到农村信用社贷款的，1999年为1户，2000年和2001年为0户，2002年为5户。农户之所以不能从农村信用社获得贷款，主要是制度方面的障碍：首先是县信用社联社分给后箐乡信用社每年贷款额度少；其次乡信用社商业化改革后为保证贷款安全严格抵押担保，多数贫困户由于没有财产抵押、也无人愿意担保，不符合信用社贷款条件；再次是专为贫困户设计的小额信贷，乡信用社选择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上台村委会运作，没有在经济发展落后的山区半山区村委会动作；最为贫困的勤山村委会前些年曾得到扶贫资金贷款用于发展黑山羊，由于有的农户没有及时还款，扶贫贷款便中止了。

 

三是村民自治组织在行政“紧约束下”成为政府的附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后箐乡11个行政村均成立了村民委员会。实践中，国家行政性权力虽然上收至乡镇，而功能性权力仍然下沉至村，从而使乡级政府与自治性质的村民委员会的指导关系演变成上下级行政隶属关系，村民自治在某种程度上被异化成为了传统意义上的封闭体制的工具。一方面，村民自治组织不得不将原行政村担负的“要粮（抓生产）、要钱（收税费）、要命（计划生育）”全部按管过来，并投入主要精力去抓；另一方面，村民自治组织还得应对上级政府在职能没有转变下的各种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等“运动”式工作，既削弱村民自治权力，又加大了农户与乡村的负债，还加剧了村委会与农户的矛盾。

 

    三、后箐乡与全国全省同步建设小康社会，  但具体目标与标准允许存在一定区别

 

 

    在学习党的十六大文献过程中，后箐乡各民族干部群众激发出建设小康社会的极大积极性，强烈要求与全国全省同步建设小康社会。保护这种积极性，把这种积极性引导到正确的、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轨道上来，是党、政府和社会各界应该重视的问题。现实中已经存在的所谓“贫困地区特困地区不能建设小康社会”的论调，是不妥的，有害的。

 

    实际上，党的十六大制定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指的是我国自己与自己比较的指标。例如，十六大报告指出：“我们要本世纪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这一比较并不是指的横向比较指标，更没有制定赶赶某些国家的任何指标。因此，像后箐乡这样的特困民族乡建设小康社会，也应该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自己与自己比较的实事求是的指标，既是必要的，也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而不应该也不可能照搬照抄全国或全省的小康指标。

大家公认，小康社会的目标与各个指标是综合的，同等重要的，缺一不可的，其中作为基础的经济的指标，党的十六大报告确定的是“在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基础上，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如果把这一目标再简化为自己与自己比较的翻两番，后箐乡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为3187万元，2020年翻两番为8748万元，平均每年增长速度为15%，低于全国需要的  %和全省需要的  %的增速，也低于该乡1996—2000年年均19.3%的增速。

 

 

    实事求是，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与规划，这是我们应该遵守的基本原则。像后箐乡这样的特困民族乡建设小康社会，就应该根据乡内实际，制定既反映各族群众愿望，经过努力又可以实现的目标、标准与步伐、步幅。那种认为与全国全省同步建设小康社会就应该是同一目标、同一标准、同一步伐、同一步幅，而不允许存在差异和先后的想法和作法，是不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因而也是行不通的。

 

我们在调研过程中，综合研究后箐乡的客观实际，经反复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初步拟定了该乡小康社会几个主要奋斗目标如下：

 

    1．经济总量，2020年比2000年实现翻两番

 

    2000年，后箐乡经济总量2187万元，到2020年时比2000年翻两番为8748万元，年均增长15%。

 

    2000年，后箐乡人均经济总量2187元，按汇率1：8.25折算为265美元，比全国当年人均GDP856美元相差591美元；2020年翻两番后后箐乡人均经济总量为1060美元，比全国目标人均GDP3000美元相差1940美元。

 

这一奋斗目标的制定与实施，是建立在农业种植业结构调整，保证粮食自给自余的前提下的。根据市场需求，在澜沧江边大力发展热带亚热带经济作物、山区半山区大力发展温带经济作物；大力发展特色养殖业等，例如市场需求量大的中草药材、经济林果，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特色手工艺品等，特别是通过成为乡内外、县内外，地区内外、省内外大型农业及其加工业的原料基地的方式，经济总量是可以翻两番的。

 

    2．农民人均纯收入，2020年比2000年实现翻两番。

 

    2000年，后箐乡农民人均纯收入756元，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为3024元，年均增长15%。

 

    2000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2253元，云南省为1478.6元。后箐乡比全国水平相差1497元，比云南省相差722.6元。202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翻两番后，全国将达到9012元，云南省将达到5914元，后箐乡有可能达到3024元。届时后箐乡将比全国水平相差5988元，比云南省水平相差2890.4 元。

 

    3．生态环境良好

 

    乡内高山区主要是勤山一带森林继续得到有效保护，生物多样性大大增加；25°以上坡耕地全部退耕还林；保存的耕作区通过山、水、林、田、路的综合治理，水土流失有效控制，土地地力上升，达到持续稳产或高产的水平；住户普遍使用“沼气+卫生厕所+畜厩”“三合一”沼气、太阳能等做能源，既减少森林砍伐，又达到卫生、清洁、方便，发酵后的沼气废料又是上等农家肥，成为绿色农副产品的肥料。

 

    4．基层民主更加健全，人民安居乐业

 

    以行政村村民委员会为主要标志的村民自治走向健全与成熟，各村农民群众真正实现了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通过“民主决策、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形式，自己管理村务。村民委员会在政府的指导、支持和帮助下活动，但不是政府的附属机构，与乡级政府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政府与基层党组织不包办、不干预村民自治组织的内部工作。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善，依法办事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群众普遍知法、懂法、守法，自己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乡内社会秩序良好，人民安居乐业。

 

    5．人得到了全面发展

 

    乡内科学的思想道德体系形成，热爱后箐、建设后箐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助人为乐、邻里合睦蔚然成风，各民族传统美德与传统文化得到弘扬。全乡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成人文盲全部消除，各个个人都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都已掌握一、二门以上适用技术，科学文化素质明显提高。基本实现初级医疗卫生保健体系，消灭或有效控制各类传染病，普及了各种形式的全民健身体系，人的健康素质明显提高。

 

 

    在全国已经基本实现小康的情况下，包括特困民族乡在内的西部贫困地区必须按照十六大报告的要求，“继续大力推进扶贫开发，巩固扶贫成果，尽快使尚未脱贫的农村人口解决温饱问题，并逐步过上小康生活。”早在1996年，江泽民同志就曾指出，贫困地区的“中心任务是解决群众的温饱问题。各项工作都要围绕和服务于这个中心，而不能影响和干扰这个中心。在我们要办的事情中，还有什么比群众吃上饭、喝上水更重要！”因此，后箐乡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内，要把摆脱贫困作为建设小康社会的第一位的中心任务，集中精力抓紧抓好。只有摆脱了贫困，才能可能大步奔向小康。

 

 

 

    所谓有条件地跨越式发展，是指“在现实生产力的起点和基础上，通过人们能动的改革与实践，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和资源的高效配置，使一定时期内经济活动的形式、结构和阶段在向高级方向演进的过程中产生显著的变化，使经济规模、速度和效益实现超常规扩大与增长，从而大幅度提高人们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和人们的生活水平（郭家骥，1993）”。

 

    综合考察后箐乡的内外部发展因素，我们建议确立有条件地跨越式发展战略。所谓有条件地跨越式发展，并不是齐头并进的大推进，而是指在县、地区、省乃至中央的帮助和乡内干部群众的努力下，充分发挥现实的和潜在的优势，集中资源，大力发展特色种养业，促进全乡经济规模、速度和效益超常规扩大与增长，从而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若干重要领域大幅度提高生产能力和人们的生活水平。

 

    与跨越式发展战略相比，后箐乡确立有条件地跨越式发展战略具有明显的特点：首先，它不是齐头并进式的跨越，而是选择某些具备条件的领域进行跨越；其次，它不是单纯地、一味地强调赶超式地跨越，而是结合自身条件在某些领域进行跨越；再次，它不是只靠自己力量或仅靠外界扶持的跨越，而是外界扶持与自己力量共同努力的结果；其四，它不是“毕其功于一役”式的一个发展阶段的跨越就完成了任务，而是需要经过若干个有条件地跨越式发展阶段，才能最终建成小康社会，并向富裕社会迈进。

 

    党的十六大确定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并不是指的全国各地区齐步前进、同步发展、同时富裕，因为这是不可能的。十六大鼓励条件好的地区率先实现小康，而不可能放慢步伐或停下步伐，等后进地区赶上来后再发展。像后箐乡这样的条件差的地区不能气馁与自暴自弃，也不能按部就班式地发展，因为按部就班发展就永远不能赶上发达地区，就必然使与发达地区的差距越拉越大，而应该埋头苦干，加快发展。

 

 

    云南省农村发展的经验证明，正是由于把500多万亩良田建成10大卷烟厂的原料基地，扶持195万户农户、870多万农民种烟，2001年因收购价格每公斤提高0.5元，全省农民便增收1.3亿元、人均10元的业绩。这符合近现代经济专业化分工的规律。后箐乡具有立体地形与立体气候，可以栽培多种农作物的优势，其劣势是缺乏连结市场、占领市场的营销者和企业家资源。为此，实施有条件跨越式发展战略的首选，只能是诚心邀请国内外某些大集团公司来乡里建设农副产品原料基地。改革开放以来，西部贫困地区县、乡使用扶贫贷款、不依托大集团公司、仅以自己力量新上的一大批工业项目几乎全部失败的事实，后箐乡应引以为戒。

 

    正确选择以农业为原料的大型集团公司十分重要。一方面，以农业为原料的大型集团公司要愿意、乐意来后箐乡建原料基地；另一方面，这些大型集团公司要实力雄厚、产品市场前景好。否则，它们自己在市场经济竞争中尚处于前途未卜，怎么能够带动像后箐这样的特困乡呢？！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后箐乡所在的云县、临沧地区乃至云南省农村，陆续形成了一批农业龙头企业。例如机制白糖厂，全省已发展到80多家，带动全省130多万户、600万农民、种植400多万亩甘蔗，2001年产蔗糖1680万吨，2001—2002年榨季产白糖143.7万吨，已成为全国名符其实的第三大产糖省份，被誉为“甜蜜的事业”。但是，这些机制白糖却是食品原料，增值不大，且国内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很大，相当一批白糖厂经营状况不甚如人意，对蔗农“打白条”，压级压价时有发生。此外，全省近几年还发展了一大批大规模发展的白菜、萝卜、辣椒、黄瓜、大蒜、洋葱等运销企业，但由于是新鲜蔬菜，很少或基本上没有加工增值，显然不能作为地处偏僻，交通不便、运输成本高的后箐乡选择。

 

    五、大胆改革，排除体制障碍，确保后箐乡 冲出“孤岛”，摆脱贫困，奔向小康

 

 

    自1985年国家大规模扶贫以来，中央与地方政府投入了大量扶贫资金、物资、人力等资源。要把这些扶贫资源直接的、有效的送达贫困乡村与贫困农户，就必须改革现有的机制。

 

    首先是将现有的以中央政府与省级政府可以拨出的各项扶贫款按条条块块划拨的方式，改革成根据贫困乡村特别是特困民族乡与贫困农户的实际需要拟定扶贫规划，依据特困民族乡扶贫规划所需资金等资源，请上级政府一次性或分年度安排扶贫资源。这一改革的好处，既可以防止扶贫资源在规划、划拨时的遗漏与渗漏，又可以基本乃至完全满足特困民族乡与贫困农户的实际需要，不留缺口。

其次是改革现有附带竞争条件的扶贫资源的传输制度。现有附带竞争条件的扶贫资源划拨制度中，有的规定使用好者可以连续使用，使用不好者取消使用资格。按照这种办法，对使用不好者不是帮助寻找原因，加以克服，而是采用一棒子打死的方法取消使用资格。这种制度应该改革。可以让特困乡级政府、村民委员会以及资信高的社会中介机构的承包使用，专款专用。最好是由科研部门、高等院校等非官方行政机构进行承包，而政府机构专司监督，则既可以提高扶贫资源的传输，又可以避免扶贫资源的渗漏，还可以避免政府机关因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所导致的腐败。

 

 

    目前，我国城市金融机构越设越多，并在金融产品与服务上展开有益竞争，极大地方便城市贷款；与此相反，农村仅有一家产权不清、机构不活的信用社，难以满足农业、农村与农民贷款需求。这一状态应该尽快改革。

 

    首先要深入进行后箐乡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改革，把其建成农民的真正的合作性质的金融机构，改变现行按“官办”商业银行那一套的运行体制与机制。一是在核定资产、界定产权的基础上，通过增资扩股，吸收广大农民入股，扩大实力；二是召开全体股东或股东代表大会，修改农村信用合作社章程，选举董事会（或理事会），健全与完善领导班子和工作机构；三是本着精简、快捷的的原则制定向农民特别是贫困农民贷款的办法。

 

    其次是推广以村民小组为单位的社区发展基金。2002年7月，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实施全球环境基金（GEF）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援助的“中国云南山地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在后箐乡勤山村委会的平地、王家、李家三个村民小组试验社区保护发展基金，获得了成功。实践证明，社区保护发展基金是村民自己创办、自筹本金、自己管理、自己使用、自己受益的互助金融形式，对于农户及村民小组集体发展经济、增加收入、摆脱贫困、奔向小康社会，提供重要的金融支撑与强有力的保障。

 

    以村民小组为单位建立农民自己的社区保护发展基金，本村村民民主管理与监督，一是可以保证资金安全，不会出现前些年被“一刀切”取缔的农村合作基金会那样的风险；二是可以在一个村民小组内公平筹措和分配资金资源，特别是可以避免强势人群对贷款的垄断，保证贫困农户贷款不被遗忘。

 

    再次，普及小额信贷。实践证明，小额信贷是一种有效的扶贫到户形式，资金到户率高，还款率高，项目成功率高，深受贫困农户欢迎。建议改变现行安排给后箐乡的小额信贷额度太少的做法，特别是严格遵照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在农村开展小额信贷的通知精神，以及云南省人民政府制定的农村小额信贷扶贫到户管理办法和小额信贷财务会计制度，对过去的不规范运作进行整顿与规范，使其成为各民族群众脱贫致富、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措施。

 

 

    鉴于后箐乡农耕地绝大多数都是不保水、不保土、不保肥的坡地，建议省、地、县级政府有关部门将其列入“坡改梯”为主的农田地基本建设的总盘子进行扶持。实践证明，在像后箐乡这样的地方进行“坡改梯”好处很多，既能增加旱滞保收、稳产高产农田地，稳定解决贫困农户的吃饱饭问题，又能促进退耕还林，控制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一举多得。

 

    进行“坡改梯”为主的基本农田地建设，一方面中央和省级财政预算要新增安排资金，包括扶贫资金、以工代赈资金、农田基本建设资金等，初步匡算全乡按1万亩坡地、每亩500元计算，则需要500万元；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乡内各村劳动力资源多的优势，组织农民在自愿的基础上投工投劳。要动员农户在自己承包田地上“坡改梯”，受益的是自己，而且也是为自己的子孙后代创业基本农田地，从而提高其积极性。

 

 

    大力发展特色高效种养业，可以避开传统种养业产品市场相对过剩、价格下滑、“谷溅伤农”等问题，是特困民族乡调整种养业结构、稳定增加农民收入、解决贫困农户温饱、并继而建设小康社会最现实、最可靠的途径。

 

    组织省、地、县各级科技人员、营销人员深入后箐乡各村、贫困户，按照市场需求，选准特色高效种养业项目，提供优良种苗，传授与培训科技知识，推广普及实用技术，搞好初级加工，大力对外推销，确保增产增收。做好这一工作的关键是建立对各级科技人员的激励机制，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鼓励实力雄厚的农业龙头企业到后箐乡建立自己的种养业原料基地，推广“公司+基地+农户”模式，将公司的资金实力、管理优势、既有市场与农户的劳动力资源有机结合起来，实现公司与农户的“双赢”，是小农户、贫困农户走向大市场的一座放心桥。为此，政府应在贷款、税收等方面给予优惠扶持。

 

 

     积极推进后箐乡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扫盲、成人教育的“四教统筹”改革，为全乡采取有条件跨越式发展战略、尽快摆脱贫困、加快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人力资源保障和智力支持。

 

    基础教育要在继续巩固普及小学义务教育成果的基础上，组织实施好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工作。凡是17岁以下的少年儿童，都必须接受“普九”教育。与此同时，对经济发达的沿澜沧江边4村、乡政府所在地及山区半山区村中的家庭条件允许、愿意读书的青少年，动员、鼓励与支持他们接受高中教育，为培养中高级人才打好基础。

 

    职业技术教育是后箐乡开发乡内人力资源、提高劳动者素质的有效途径与手段。要对现有县党校和县科委联合在后箐乡组建的“多功能培训中心”进行扩建、改造和提高，使其成为全乡奔小康的职业技术培训基地，为全乡经济、社会发展培养成百上千的急需初级人才。与此同时，结合省、地、县在乡里推广某些单项技术，举办各类短训班，实践证明是一条投资少、见效快、深受欢迎的职业教育方式。通过努力，尽快使全乡劳动者都能掌握一、二门乃至三、四门适用技术。

 

    要充分发挥乡内农科站、畜牧兽医站、文化站、林业站、农机站等机构技术人员在职业技术教育中的作用，以解决乡内职业技术教育师资不足的困难。特别是要充分利用省、地、县挂钩扶持后箐乡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人才优势，请求他们把智力扶持放在突出位置，派出人才对后箐乡劳动者进行必要培训。

 

    解决后箐乡教育发展经费不足，办学条件差、中小学危房比例大的问题，建议省、地、县三级政府教育行政主管机关、民族事务委员会要尽快把对后箐乡的教育投入列入计划，根据需要和轻重缓急，统筹安排，务必落实。

 

 

    大力推广与普及适用科学技术，依靠适用科学技术脱贫与奔小康，这是后箐乡应该走的一条道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适用科学技术推广对于特困民族乡具有特殊意义：它不但可以成倍地提高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和农副产品附加价值，而且能够大幅度提高农民素质，是后箐乡实施有条件跨越式发展的组成部分与有力保障。

 

    建议由省、地、县级科技部门牵头，邀请有关专家参与，与后箐乡干部群众一起制定该乡科技扶贫与科技建设小康的规划。规划制定中，要充分与国家现在实施的“星火计划”等挂起钩来，选择那些成熟可靠、容易掌握、增产增收效果显著的适用技术，认真加以推广。与此同时，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进行多种形式的科技开发、科技服务和科技示范。

 

    规避与解决适用科学技术推广给农户可能带来的风险损失，是使农户放心地接受适用科学技术的关键所在。否则，农户特别是贫困农户就不会接受、采用适用科学技术。为此，可以采用科技部门及科技人员承包推广、建立健全各级科技风险基金、开发农村科技保险等方法。严厉打击借推广科技之名，向农户推销假冒伪劣科学技术、假种子、假化肥、假农药等坑农行为，为真的适用科技推广创造良好的环境。

 

 

    便利的交通是后箐乡冲出“孤岛”、实现有条件跨越式发展、奔向小康的基础条件之一。交通运输要结合西部大开发、县乡公路改造、交通扶贫、以工代赈等现有计划、统筹规划，争取新修后箐北至忙怀入国道的公路，缩短后箐乡进入昆明的距离。同时争取在近中期内将县城通过涌宝至后箐乡政府所在地弹石公路改造成油面路，将乡政府至村委会的土路改造成为弹石路，实现晴雨通车。尽快争取实现大的自然村修通公路。新增和改造澜沧江边码头，逐步实现分段航运。

 

    农村能源的改造和替代是后箐乡当前一项十分紧迫的工作。电力是现代文明的标志，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使用电力不但可以使生产力跨上一个新的台阶，而且做为能源具有清洁、卫生、方便的特点，还可以替代薪柴、减少森林消耗。沼气池证明是一种用途很多的能源，后箐乡应在上级有关部门帮助下制定全乡普及沼气池的计划，纳入省、地、县农村能源改造计划，落实资金，逐步普及。

 

    邮电部门要在各村委会接通程控电话的基础上，争取在各个大一些的自然村接通程控电话，并努力扩大居民住户程控电话的安装户数；已于2002年开通的移动通讯接发讯台要保证运行正常，方便手机电话用户。后箐乡内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以及有条件的村委会，应该利用程控电话接通并使用因特网，向全世界介绍后箐，推荐乡内特色产品，开展网络贸易等。

 

 

    一定的文化卫生水平，既是小康社会的重要标志性指标，又是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证。

 

    针对后箐乡内文化建设滞后的实际，上级文化部门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小康建设的具体要求，帮助安排和建设必要的文化设施。与此同时，恢复中断多年的电影巡回放映队、文化流动车等灵活多样的形式，改善群众文化生活。

 

    广播电视是深受群众欢迎的文化娱乐形式，又是传达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与意图的重要工具。上级广播电视部门要为后箐乡内各村委会和大一点的自然村建设电视差转点，扩大电视收视率和有线广播覆盖范围。

 

    后箐乡主体民族彝族在长期发展中形成的独特的文化传承至今，其中许多与现代文化进行了融通，发展成为脱贫致富、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型文化。通过调研和各族干部群众自觉自愿地讨论选择，以村规民约等形式加以继承与发扬光大，作为新时期主流文化的补充。

 

    卫生部门要健全和完善后箐乡、村医疗预防保健网，尽快完善乡医生院，提高诊病治病水平。制定和落实有效控制地方病、传染病的措施，堵绝各类传染病的传播。上级卫生部门和省、地、县人民医院要定向接受后箐等特困民族乡医生进修，提高乡村医生诊治服务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