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以发展目标之间存在“冲突”为切入点，论述了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所面临的种种困境。在对发展目标内容及相互关系分析的基础上，文章认为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取向的新型发展模式：经济不是“唯增长而增长”，而是“既增长又发展”；以绝大多数人受益为出发点和最终归宿最大限度的调和各发展目标之间的“冲突”；逐步完善主客观条件，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基于此，保证了发展目标体系能够全面、协调和持续地获得实现。

 

　　关键词：人的全面发展  小康社会  目标  价值取向

 

　　近年来，国际社会科学界及相关组织对欠发达国家现代化的认识上，经历了由“增长”主题向“发展”的转变。对于“发展”目前至少在两个方面达成了共识：所谓发展，是一个以经济增长为基础的社会整体性变迁过程；发展的价值趋向是“人”，所产生的结果应该是社会绝大多数人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满足。[1]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更是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思想，把全面、协调、可持续作为发展的基本内容，以人为本作为其核心。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在《发展的目标》一文，依据西欧北美国家的现代化经验，从目标层面将欠发达国家的“发展”概括为五个方面：经济增长、公平、稳定、民主和自主；同时通过对发展中国家战后发展的历史性考察，认为：各个目标之间存在“冲突”，要和谐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将发展目标概括为六个方面：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同时强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我们建设的本质要求。既然发展目标之间存在着确如亨廷顿所说的“冲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如何协调各个目标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如何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原则和方向，使这一“中国特色”的发展目标体系能够全面、协调和持续地获得实现，成为我们理论和实践的紧迫性问题。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一个目标体系，在目标的设计和顺序选择上必然面临着艰难的抉择。一方面，基于后发国家的现实国情，我们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地面临“双重发展效应”、“同步发展效应”、“高速效应”、“超前效应”和“人口效应”等负面效应[2]，这些使得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在实现上所考虑的因素更加复杂。另一方面，历史上“西方社会在通向富裕、公平、稳定、民主和自主的进步道路，一般说来是和谐的和直线式的。”[3]这容易使人产生一种“错觉”：一个社会能够并且实际上几乎必须同时向所有这些目标前进。近些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时间消灭空间”使得地球村逐步实现，再加之对马克思“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4]教条式理解，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示范效应，更重要的价值压力。然而，实际上要使“所有好事一起发生”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已经为欠发达国家发展的历史所证明。不同的目标在空间结构上应有主次之分，而在时间顺序方面则必然存在先后；并且由对广大人民群众生活重要性的差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各个目标在实现的过程中并不占同等重要的地位。换言之，这些目标不可能同时同步同质的进行，而必然呈现非共进性和非均衡性的特征。

 

　　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实践使得我们整个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的发展出现了质的跃升。透过这一事实，我们发现在发展目标的实现上存在着“火车头”效应，即把某一目标当作关键性目标，以这一目标的实现来推动整个社会的前进。我们以往成功的经验是“把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将经济增长处于各项目标的首位，作为社会发展的基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经济增长是以广大人民的利益作为出发点和最终归宿的，使之能够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奠定基础，这要求我们不能“唯增长而增长”，而要以社会绝大多数人物质文化生活的不断提高来规范经济增长，否则必然会陷入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曾出现的“有增长而无发展”的陷阱。人的需要是多层次的，因此经济增长并非唯一目标，与之相联系的应有：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改善和人的才能的全面充分发展。伦理经济学特别强调把四者结合起来的“经济发展”。[5]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人为本，要求我们选择适当的经济增长方式和战略，以保证经济“既增长又发展”。

 

　　首先，必须重视“三农”问题。现代化的重要规律和根本体现是工业、服务业比重的不断提高，并且相继成为经济的主体；现代经济发展的趋势是农业比重下降、农民数量减少和农村城镇化。在历史上，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方面看不清发达国家发展的整个过程而断章取义地模仿其二战后的现代化模式，另一方面为工业、服务业在现代经济增长中的地位、作用所左右，存在着长期忽视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的现象。墨西哥70年代的农业衰退成为危及整个社会安定的严重问题；巴西工业化的后果是“巴西经济很好，巴西人过的很苦”。它们经济发展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现代化发展趋势的演变极其节奏的控制应该建立在重视“三农”的基础之上。片面地追求工业、服务业在经济增长中的比重，产品分配向有利于工业和服务业发展的方向倾斜，经济结构畸形，必然“产生国内经济的不平衡，使得广泛的贫困、不平等和失业问题更加尖锐、更加突出。”[6]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以满足人的需求为目标的，而中国又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人口的较大比重，忽视“三农”问题必然产生广泛贫困，扩大贫富差距，这不仅有悖于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本质，而且势必危及社会的稳定。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小康”。但近年来农民收入增长较慢已是不争的事实，成为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瓶颈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认真研究“三农”问题：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步伐，积极推进城镇化，深化农村经营体制、流通体制、金融体制和税费体制的改革，加大政府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力度，使农民在经济增长中获得真正实惠。

 

　　其次，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是局部性短期目标，而是整个社会的长期建设和发展的过程，这要求我们必须从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协调和发展。也就是说从空间的角度，一部分地区的发展不能以牺牲另一部分地区的发展为代价；从时间的角度，不能以当代经济的增长来损坏未来社会发展的基础。在过去的20多年里，中国经济大部分时间都处在“中性”运行状态，经济高增长和资源高浪费同时并存，而且往往是以牺牲自然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就是如何以最小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损失换取最大的经济发展，使人们的生活质量得到提高。可持续发展的中心是人，落脚点在于人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在于人的全面发展。事实上，任何经济活动都会对环境造成不同程度地危害，关键是如何将危害降低到最小限度。中国环境恶化的根源在于贫困，贫困迫使人们滥用自然资源。例如，为解决燃料、粮食和住房等燃眉之急，往往任意砍伐森林，森林的毁灭又破坏了生态平衡，造成水土流失等一系列问题，进而阻碍了农业发展。正如十六大报告指出目前我国：“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社会发展的矛盾十分突出。”可见，我们的经济要实现理想的低投入、高产出以及经济、社会、自然界三者之间和睦相处的良性运行模式，还有一段较长的路要走，还有大量艰巨的工作要去做；同时也说明我们的经济运行只要提高质量和效益，努力实现经济与自然界的和睦相处，经济增长仍然有很大的潜力和空间。“经济更加发展”除了经济运行的规模要进一步扩大，总量要提升之外，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以及发展的可持续性也是必须优先考虑的重要因素。现阶段我们必须坚持计划生育政策，促进优生优育；合理开发和节约使用各种自然资源；强化城乡污染治理；全面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经济增长方式实现从“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从而保证中国经济长期稳定的增长。

 

　　再次，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为经济增长提供持久的动力支持。“科教”既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又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通过发展教育提高国民素质，使经济发展从传统的以对自然资源、社会资源非经济的开采和使用为代价的粗放型经济，转化到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为特征的集约型经济，使之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另一方面，劳动者教育水平的高低很大程度上与其收入的多少呈正相关，通过教育能够改善经济增长和分配的关系。美国著名经济学家t·舒尔茨指出：在欠发达国家，教育的最重要的价值就是它能够增强“对付经济失衡的能力”。[7]有效防止收入分配恶化的手段和措施有多种，但充其量只能使处于分配不利地位的人生活“过得去”，而不是“富起来”，而且大部分还有一定的副效应。而在副作用很小或根本不存在副效应的手段和措施中，教育是首选。通过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教育不再仅仅是政府行为，而且成为劳动者为改变其自身地位和环境的自觉追求，从而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持久的智力支持。“发展教育科技事业”，即“使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是我们科教兴国的根本所在，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必要前提。人是科技的载体，人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本质、目的、标志，也是经济增长的动力。

 

 

　　虽然经济增长会对其他发展目标的实现发生积极的影响，但是经济增长与民主健全、科教进步、文化繁荣、社会稳定等毕竟分属不同的范畴。如果把除经济之外的其他方面发展统称为“社会发展”，那么从总体上看，任何不加控制和调节的经济增长都难以获得较好的整体性社会发展效果。亨廷顿认为在欠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存在三种可能：相容、冲突和调和；相容的例子很少见，“负一致”情况倒是十分普遍，也就是“它们进取任何一项发展目标同样均告失败”。在此基础上，亨廷顿提出了“速率/水平悖论”的观点，即两者之间的“冲突”是不可能避免的。“所有好事一起发生”在现实中固然难以证实，但并不意味着“冲突”的现实必然。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以人民当家作主为现实基础、以广大人们受益为根本宗旨的，政府行为与广大人民群众并无根本利益冲突。基于这一前提来理解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共生关系，将之看作社会主体自觉追求的历史过程，并非不能通过主观的“调和”，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首先，加强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为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提供制度和政策的保障。以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著称的迈克尔·托达罗指出：“高度不平等的收入分配不只是自然经济增长过程的结果，相反，它们依赖经济增长的特征以及能够使不断增长的国民收入在扩大的人口中间进行分配所作的政治和制度上的安排。”从对总体发展目标实现的深入研究，托达罗得出结论：“仅仅依靠经济增长的自然力量来降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绝对贫困程度是不够的”；“态度和制度之类的重要的非经济因素则是（影响）生活水平的关键性决定因素。”[8]伊朗“白色革命”在经济方面取得的不小成就，但随之却发生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革命，原因正是巴列维的政治体制不仅没有给广大人民带来和平、稳定和繁荣幸福，反而加剧了社会矛盾、贫富差别，激起各阶层人民的普遍不满。[9]一定的政治、制度的安排对于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协调至关重要。当前，我们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着重加强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一切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促进经济增长的良性运行，为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提供制度和政策的保障。

 

　　其次，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使之成为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力量。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新制度经济学研究表明，文化道德作为一种持久的力量，对于减少交易成本，促进经济良性运行至关重要，被称之为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之外的第三种调节。亨廷顿亦把文化作为解释欠发达国家政治经济发展不同模式的关键性独立变项。基于此，文化如同“润滑剂”调节着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冲突”、摩擦。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大力发展先进文化，应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把人的发展水平作为衡量文化的先进性及其发展的重要尺度。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先进文化与精神文明建设内在是同一的。当前发展先进文化，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决以培养四有新人为根本任务；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国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关系，在继承中发展，在借鉴中创新，使文化成为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力量。

 

　　再次，解决人民群众工作和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保持社会稳定，为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营造良好的内部环境。现在的“西欧北美都已大体上跨入现代” “这一事实”，并不能否认发达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曾经有过大量惨痛的、血与火构成的历史教训。以美国为例，伴随着19世纪现代化快速发展过程的也往往是无数反复出现的暴力、流血、动荡与多数穷人的灾难。[10]现代化的过程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质变过程，世界各国现代化经验表明，由于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冲突”，社会发生一定程度的震荡甚至大的动荡具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质上是中国特色现代化目标体系的实现过程，尽管由于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各个阶层利益的一致性，不可能出现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极大动荡，但一定轻微的社会震荡必不可免，关键是我们怎样既把这种震荡降低到最低程度。这要求我们必须正确地处理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把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能力的程度统一起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理顺分配关系；处理好“三农”问题，缩小工农、城乡差别；处理好东西部地区关系，逐步扭转地区间差别扩大的趋势；处理好先富和后富的关系，激励的同时发挥政府调节的功能防止两极分化；建立和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维持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为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营造良好的内部环境。

 

 

　　“……除非人民的态度和能力同其他形式的发展步调一致，否则国家建设和制度的建立只是徒劳无益的行动……”[11]发展观经历了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到经济与社会共同发展再到以人为中心的人、社会（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自然和谐发展两次嬗变，体现了人类发展价值观的转变和对现代化进程立场的根本变化。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的主体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认识不到人的发展的应有地位和作用，会阻碍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也是国内外学者对发展中国家发展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全面审视和认真反思的结果。上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提出了“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战略。法国著名经济学家佩鲁受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委托，提出一份名为“新发展观”的报告，明确提出了新发展观应该是“发展＝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并将一切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价值取向；1995年在哥本哈根举行的世界首脑会议上，提出社会发展“以人为中心”，“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是改善和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质量”，“人民是可持续发展的中心课题”。这些都说明：社会、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在于人的发展，在于满足人的需要。应当承认为了一切人的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正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早在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便指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可惜在以往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我们在强调重视人的全面发展的同时，却在途径的实现上犯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例如，将人的全面发展片面理解为“德才兼备”、“红专并举”，因而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长期得不到很好的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价值取向，既是直接对当代世界发展价值取向转变的回应，同时也更进一步凸现了中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本质。

 

　　在当代世界，资本主义拥有较多的物质财富和较发达的生产力，这使社会主义在这方面的优越性暂时无法显现。马克思正是通过对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的本质揭示，才发现人的重要性和普遍意义。因此，只有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价值取向，而这一目标又正是全人类最高的价值宗旨，社会主义较之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才能确立。这一优越性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中不断显现出来。因而人的全面发展问题越来越成为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并加以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首先，正确理解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内涵，也即是“未来的人应当怎样存在”[12]的问题。正确理解人的全面发展的内涵，就必须澄清把人的全面发展视为遥远理想，而不是理想与现实统一的历史过程的片面认识。小康社会所要实现的人的全面发展并不是抽象的、远离现实的东西，它有着丰富性和动态性的特点。丰富性指的是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辨证统一，包括人的不断增长的多层次、多方面的物质文化需求的不断满足和人作为社会主体自身各方面能力的不断提高；动态性则指的是全面发展内容随着时代的前进而不断扩展和人一生自我完善的过程。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的能力得到多方面的发展，是人扬弃了异化的具有自由个性的发展，是其发展程度成为社会发展价值尺度的发展；人的全面发展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中心问题，是马克思、恩格斯整个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也是他们在其著作中不断重复的论断。在他们那里，人的全面发展至少包括四个层次。即：第一层次，亦即最基本的层次，是指人能够适应不同的劳动需求，把不同的社会职能当作相互交替的活动方式。而这一点显然又是和旧式分工的消灭紧密相联系的；第二个层次，即在交替变换的职能中，人的先天和后天的各种能力得到了自由的发展；第三个层次则是指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第一、二层次基本上从具体形态上——全面发展的个人的形态上说的，第三个层次是从广阔的意义（形态）上说的，它也是第一个层次的引申和目标；第四个层次，由前三个层次进一步引申而来的，是指个体和社会的谐调统一发展。[13]这四个层次，是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含义的完整、精确的定义，也是迄今为止我们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所能见到的最具体、明确、科学的定义。这四个层次构成了一个严密的系统，相互联系，缺一不可。

 

　　其次，如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也即是“现今的人应当怎样做”的问题。第一、逐步完善社会条件，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与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诸因素发展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没有经济政治文化诸因素的发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便成为空中楼阁，人的全面发展也就永远只是遥远的梦想。人的全面发展要求我们：必须消除旧式分工、大力发展个体生产力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实行按劳分配、实现有效的社会流动、重建个人所有制；在消灭压迫的基础上，创造出更多的“自由时间”。因此，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大力发展生产力，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充分实现民主，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实现人和自然的协调发展，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环境条件；正确实行对外开放，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外部动力支持。第二、倡导发挥主体主观能动性，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不是人的发展受制于社会，以社会的发展为前提；而是社会的发展受制于人的发展，必须以人的发展为前提。“人的全面发展”主要是指主体素质的发展，而“个人价值的全面实现”则需要把主体素质付诸于生活实践，是实践的一种结果。人在实践中具有一定的独立意识和自主性，因而其全面发展实际上也受制于自身的因素。一方面，一个人是否具有竞争意识、进取精神，是否具有自信心、决心，同时惰性因素、安于现状思想、怕冒险精神是否在起着重要作用，直接影响着一个人自身的发展。一旦一个人具有了惰性而不思进取，即使社会给其再好的发展条件和机会，也难以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一个人是否具有社会责任感，人对社会的贡献精神是否得以培养或养成。在马克思看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必须消除旧式分工、重建个人所有制，而个人所有制必然要求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的共同占有，这是以个人的社会责任感为前提的。

 

　　再次，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逐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的辨证关系”问题。人的全面发展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一种相互作用的互动过程，是以人的实践为“桥梁”和“中介”的。也就是说，人的全面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统一，是通过人们从事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来实现的。一方面，良好的社会环境和人自身素质的提高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条件和保证。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是要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提高社会成员的自身素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一个目标体系，这些目标的实现，必将创造出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环境，更加有力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人的全面发展也深刻地影响和作用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过程。人的全面发展，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表现为人的现代化的过程，体现为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这样一个过程必将有力地推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为实现这个宏伟目标提供条件和保证。这就是江泽民所说的“人越全面发展，社会的物质财富就会创造得越多，人民的生活就越能得到改善，而物质文化条件越充分，又越能推进人的全面发展。”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放眼当今世界，深刻认识发展规律，借鉴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得失成败而做出的战略抉择；是发展的基石、方式和价值取向的互动统一。既体现了发展的层次性、有序性，又体现了社会整体性的跃迁过程和发展的价值取向向“人”的转变，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型发展模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根本原则下进行的，以经济增长为基础实现经济发展；以所有人在发展中受益为出发点和最终归宿来协调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之间的冲突；通过主客观条件的不断完善逐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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