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发展》专题之三；编辑：赵立刚）
内容摘要：农民发展作为一个问题被提出来，有其客观原因和主观意识；在本文我们将论述有关的内容。包括农民发展的含义、农民发展问题的起源、农民发展水平的衡量、农民发展路径以及研究农民发展问题的方法等几个部分。目的在于提供一个研究农民发展问题的“理论基础”。当然，并不期望它有多么地完善，只是一个尝试，最终想让大家注意到这个问题。
关键词：农民发展 农民发展问题的起源 农民发展系统 农民发展路径 研究农民发展问题的方法
引言：为什么要提出农民的发展问题——研究动机及其意义
先谈动机。开始关注“三农问题”始于读罢温铁军先生发表在1999年12月《读书》上的那篇《“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文章之后。由于我也是农家子弟，对“三农”的情况有一些感性的认识，更多的是个人的感受------对一个农民子弟发展艰难的体验[1]，所以就特别地关心与“三农”的相关的文献收集。读了不少的文章，也做了一些调查，得到一个总的感觉就是农民有可能被社会所遗忘，为了验证我的感觉，我写了《农民会不会被抛弃》一文，发表于《社会科学论坛》（2002.4）；该文同时在网上被转载。那篇文章谈的是农民的处境问题，其实质是发展问题，但那时并没有系统地研究。所以现在做这个工作。另外关于农民的发展问题，其研究是零散的，多夹杂于农村、农业的研究当中，把农民的发展作为一个主题来研究还没有看到（如有，请恕我查阅不周），系统的研究更没有，因此有必要就农民发展来做一个系统的研究。
再谈价值。一个问题的提出应该具有某种价值，否则根本不值一提。那么我所提出的农民的发展问题有没有价值呢？当然我无权评价，但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体现的一些意义，这些意义，也就是我为什么要提农民发展问题的理由。
理由一，是讲农民发展问题的客观性。就是说客观现实提出了研究农民发展的要求，这将在《农民发展问题的起源》一节中说明，此不多说。
理由二，在于它的功利性。这种功利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为了社会稳定。强调稳定，说明存在着不稳定的因素，其中“三农”问题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而农民问题又位于“三农”问题之首[2]；后面我将试图说明在农民的温饱问题解决之后，农民的发展问题成为农民问题的主要表现形式，因此农民发展是和稳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首先，农民发展关系农业、农村的稳定。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村是农民生活、生产之地；作为农业生产者和农村居住者，他们的问题解决不好，直接影响到农业的进步和农村的稳定。其次，农民发展关系整个社会的稳定。作为我国人口最多（8亿多），占总人口比例最大（60%以上）的群体，农民的发展水平太低（收入少、负担重、文化低等），与其他阶层差距扩大；农民的不满就会反映出来，反映的形式如果通过暴力，那么社会就难以稳定。
（二）、为了经济发展。内需不足是制约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瓶颈，内需不足其重要原因在于包括农民在内的广大群体消费能力不足，只有提高农民收入，开拓农村市场，才能刺激内需，促进经济发展。而农民收入自然是农民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
（三）、为了政治上的合理性。从国家和农民的关系上来说，没有农民的发展就没有国家的发展。我国是以“工农联盟”为阶级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农民发展状况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我国的政权基础是否稳固。中国共产党是依靠农民革命取得胜利的，新中国成立后又是依靠农业积累，牺牲农民福利（当然还有工人的）来建设工业化体系和发展城市经济。可以说无论革命还是建设，国家都离不开农民的支持。人口众多的农民处于社会的底层，发展不起来，这将如何体现与农民阶级联盟？如何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目标？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思想，其中一条就是我们党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农民群体无可质疑地是人民群众中的最大组成部分，如果没有农民的发展，怎么体现“三个代表”的思想，进而体现执政党的性质？因此，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理性必然与人数最多的农民的发展状况相联系。
理由三，在于它的人文关怀。
从人文角度来说，关心农民的发展体现了知识分子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一次问朋友为什么就没有人替农民说话呢？他反问我替农民说话有什么好处？对啊，替农民说话没有什么好处！反过来，替企业可获经济资源，替政府言可获体制内好处，替农民言不仅没有“油水”，农民还不一定领情。当大家都为钱、权奋力拼搏时，哪有时间为广大的农民说上几句公道话？正如曹锦清所说“上个世纪末，或者说是1996年以后，‘三农’问题成为朝野关注的问题。我们这个民族，日子好过的时候，通常把农民给遗忘了，而日子不大好过的时候，又想起了农民五十年来，大抵如此”[2]。一语道天机！想起农民是有功利目的的(如上述)，就是从解决国内需求不足的角度来考察“三农”问题。除了少数几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真正地关心农民的命运外，其他的一些所谓的知识分子只是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解决目前我国严峻形势，尤其是“通货紧缩”的一个手段罢了，根本不理会农民的发展。知识分子不为弱势群体言，不为不平事实言，算什么知识分子？我虽非学者，但自知还有一点良心，所以站出来为农民的发展研究作点抛砖引玉的工作，以期更多的人来关心我们农民的命运和前途。
理由四：“我应该得到发展”！
从“我是农民”的角度来说，“我关心我的发展，我要发展，我应该得到发展”是合乎理性的和正当的权利要求。笔者即为农民之子，耳闻目睹农民生活之艰辛。著此题目，一为自己呐喊，二为父老乡亲说话。我考上了大学脱离了农村，但和我一起长大的伙伴却还在为了生活而奔忙，好不容易到城市打工，还时不时被警察遣送回家，留在农村的更是发展缓慢，连个媳妇都找不到[3]；有多少农村的孩子渴望读书，就是因为那一点点钱而辍学，有多少从农村出来的青年希望到城市发展，却因为一道户籍藩篱挡住了去路……一位“外嫁京”的妇女说“我们并不是不喜欢农村，也不歧视农民的身份，但我不甘心忍受做农民被剥夺的地位。假如说农村与城市是平等的，我愿意回到农村，因为我并不留恋城市！”[4]农民不是没有发展要求，是他们的发展权被剥夺了！
“当没有人来关心我们时，我们就必须自己站起来去争取我们应该拥有的权利！”
何谓“农民发展”
研究农民发展问题首先需要明确“农民发展”之内涵，这是研究的逻辑起点。
首先看“农民”一词。“农”字指“种庄稼（的）”，也指农业，如讲“重农抑商”、“农林牧副渔”；“民”指“众”或与“君”相对之人，如说“贱民”、“草民”、“人民”、“公民”等。“农民”顾名思义即指从事农业之人、之“众”。这是从职业角度来界定“农民”含义的，此其一。但是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又有“农民工”、“农民企业家”、“农村教师”等说法，有户籍制度造成的对农民身份转化的限制以及对“农民”一词的歧视。基于实事求是的态度，从身份角度来界定“农民”含义是符合中国现状的。身份是和户籍制度相伴而生的，因此在我们的研究视野内，“农民”是指具有农业户口而不具有城市户口的 人，“不管从事何种职业，只要户口在农村就是农民”[5]，此其二。
在这个定义下的农民具有什么样的特征呢？处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历史大变革中，从职业特征上说，农民不一定要从事农业生产，他可以选择打工，可以兼业，也可以经商等；从经济的特征来说，农民之主要追求并不只是“维持生计”，还在于作为“理性人”进入市场网络，参与市场竞争；从政治特征上看农民的“依附性”开始减弱，广大的农民要求政治权利，参与“自治”等等。
我们着眼于农民的文化特征，具体到本文，问题是农民是否具有发展的意识？如果没有，我们的研究就是无用功。必须考察以下两个问题：一、发展意识产生的客观物质基础是否具备？二、有这个客观基础，应该有发展意识，但“应该有”和“事实上有”是不同的，那么农民事实上有发展的意识吗？对第一个问题，回答是：具备。理由如下：（1）、农民的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2）、农民“比过去自由了”，可以接触的面广了；（3）、逐步参与到市场网络之中；（4）、现代传媒，比如电视、电影等，在农村的进入。有了这个基础，就应该产生发展的意识。对第二个问题，判断起来比较困难。一方面是，“发展”这个词不一定被农民所认识，但是在农民的头脑种具有与“发展”对等的词汇。当一个农村的年轻人对他（她）的父母说“我想出去闯荡闯荡”时，其背后的意思是说“我不想呆在农村里，想到外面谋求发展”，类似的词汇还有“见见世面”、“想法挣点钱”、“看能找个什么活干”等等。这些“土里土气”的词经常挂在农民，尤其是中青年农民的嘴边，这说明他们是有发展意识的，尽管这种意识有时并不明确。而且越来越多的农民已经用“发展”这个词汇了[6]。另一方面是，不可能观察到每一个农民是否具有“发展”的意识。我们用“行为”来标识“意识”，就是说如果存在“可以被看作发展的行为”，那么就认为存在“发展的意识”[7]。“可以被看作发展的行为”包括“打工”、“经商”、“村民自治”等。而这些行为是大量存在的[8]。所以总的说来，在事实上农民也具有了发展的意识。
农民所具有的总的特征是：“既不传统、又不现代”。这一方面是改革转型的结果，一方面是农民在“传统—现代”冲突中追求发展的前提，并且最终决定农民发展的结果和中国现代化的形式。此其三。
“农民”有个体和群体之分。个体和群体具有不同的性质，因此既要研究单个意义上的农民发展，又要研究群体意义上的农民发展，研究农民阶级的整体发展，此其四。综上所述，“农民”不仅指农业劳动者，而且指农业户口所有者；不仅具有传统的特征，也具有现代的特征，并且具有强烈的发展意识；不仅指个体，也指群体。
其次看“农民发展”之含义。“发展”一词在不同语境和学科中具有不同的含义。有“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政治发展”等等提法。那么，如何恰当地界定人的发展呢？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发展不能脱离具体的物质和历史条件。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人的发展具体内涵是不同的，只能从现实的客观条件来寻求答案。在现代化的大背景下，首先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提供了一个人的发展的物质基础；其次民主政治的发展，人权观念的发展为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制度和思想基础；再者，从现代化的完整性来说，人的发展是其本质的要求。所以“人的发展”内涵应至少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从道义和法政的角度讲发展是一项人权。“人权首先是生存权和发展权。”每个人都天生地具有发展权，而且都应该具有平等的发展权，不应因出身、信仰、民族、种族等的差别而受歧视和限制。当然由于个人禀赋、努力程度、悟性等的差别,人与人的发展结果是不同的，但发展的起点公平是应该的和必需的。（2）从本质上讲发展标识着一种进步，是“上升的质变”。也许是财富增加了、知识增加了，或是素质提高了、社会地位提升了，都标志着人的发展。（3）从内容上讲人的发展是一个多方面、多层次的综合体。它不仅包括人的物质财富的发展，也包括人的知识、素质等精神财富的发展，还包括人的政治权利、法权的发展；不仅是较低层次的发展，更是人的全面发展；不仅是一时的进步，更是可持续地前进。人的发展是一个系统。（4）从态势上讲人的一个阶段的发展不仅是前一阶段发展的目的，还是后一阶段发展的基础。人的发展的这种连续性表明了发展的内在可持续性要求。
“农民发展”是人的发展在农民身上的具体体现，因此农民发展也具有人的发展的一般属性和特征，但同时又具有其自身的特定的内涵。基于中国农民发展的现实状况，我们认为“农民发展”有四层含义：（1）、农民应当具有同其他个人或群体平等的发展机会，不能因出身而受歧视。户籍制度造成中国农民身份的僵化，限制了农民的流动，并且在就业、受教育、福利等等多方面存在着和城市居民巨大的制度性差异；同时，农民是最受歧视的一个社会群体，从“农民”一词的词义演变上可见一斑[9]。农民发展缺乏基本的起点公平，这表现在受教育、医疗、卫生、获取信息、政府援助等各个方面与城市居民的巨大差别。因此中国农民的发展之首要点是争取平等的发展权。这也是广大的农民最为自觉的意识要求，我们可以从农民希望进城，希望和城市人享受同等待遇等事实中得到验证[10]。（2）、社会地位上升，资源（包括经济的、政治的、文化资源等）的获得达到一定程度，并且利用这些资源提高自身素质和发展能力，这是核心。发展需要原始资源，这种资源可以是资本、权力、技术、知识、素质或是社会关系等等，现实的情况是农民往往只具备劳动力资源，获取其它稀缺资源的途径窄、能力差，总体上农民的竞争力不够，资源的原始积累太少。有了一定的资源，能否使其保值、增值，能否利用这些资源谋求更大的发展，也是农民发展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11]。（3）、农民发展的核心是获取资源，并使这些资源保值增值，也就是说农民发展具有可持续的内在属性。“返贫”现象、“合伙往往失败”、“失去了一份工作难以独立找另一份工作”等现象说明了农民发展的不能持续的现实。“可持续性”是一种能力、一种潜能态势，是否具备“点金术”远比“拥有金子”重要，所以发展能力才是农民发展的核心。（4）包括精神素质、法政权利和物质拥有在内的全面发展。上述是我们主观界定的农民发展的含义，那么农民是如何看待自身发展的呢？有些农民是没有发展意识的，他们不知“发展”为何物，也许一辈子就是“面朝黄土背朝天”，或是有吃有住有个家就满足了，这部分农民是老老实实的庄稼人，也是老一辈的农民，他们勤劳但守旧，更不敢“异想天开”，所占人数不多；有些农民认为发展就是“发财”和“做官”，理解太过偏颇，或者有并不太明确的发展意识，所占绝大多数；只有少部分的农民由于拥有一定的知识能够明确接受“发展”一词，能够意识到发展的重要性并且不断地追求着自身发展，那些到城市打工的，注重学习的年轻人就是典型代表。他们不认为有钱就是发展，而是把发展和提高自身素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正如前述，年轻的一代农民是不甘于一辈子呆在农村的，总要出来闯荡，由此他们的视野得以开阔，提高自身素质，谋求自身发展成为其自觉的要求[12]。由此可见农民理解的发展和我们界定的发展是有出入的，但是为了提供一个一般的衡量农民发展水平的标准，保持向前看的态势，同时本文给出的解释包括了农民所理解的发展的内容且代表了农民群体中先进分子的发展要求，因此我们的解释是全面的和合理的，并且是符合实际的。
虽然第四层次的发展是农民发展的终极目标，但对于中国农民来说争取前三层次的发展是现实的问题。那么发展作为一个矛盾体，前三个层次的发展应是其主要方面。
农民发展包括个体发展和群体发展两方面的含义。分析个体发展主要看“发展能力”，分析整体发展主要看“发展机会和空间”（见《农民发展系统》）。
农民发展问题的起源
农民发展问题何以出现？这是我们必须回答的第二个问题。
“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农民问题的表现形式、内涵和主要矛盾是不同的。在传统社会中，农民问题主要矛盾集中在生存的层面上，即“温饱问题”，历代的农民起义都是源于饥荒，而其口号 “均贫富”、“耕者有其田”等也多是反映农民的地权要求。分得一块土地解决“饥饿问题”成为动员农民的最有利武器。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还大致如此。在温饱问题尚未解决的情况下，既不存在农民发展的物质条件，农民也不会产生发展的意识。如果说八十年代以前生存是农民问题的主题，那么当绝大多数的农民解决了温饱问题以后，发展便不可阻挡地成为农民问题的主要表现形式。在这一点上一些学者的观点各异，代表性的有“21世纪中国的问题仍然是农民问题，但农民问题主要是就业问题”、“缺乏真正意义的农民利益的政治表达，是‘三农’问题的关键。”、“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是关键”等等。注意到“就业”、“政治表达”、“收入”等关键词，我们发现，可以为“农民发展”一词所涵盖[13]（正如“农民发展”的第二个层次的含义），因此在一个比较广的范围内，发展问题应该作为中国农民问题的主要形式。
农民发展成为主题，这是客观现实赋予农民问题新的内涵的结果。首先，绝大多数的农民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农村改革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加之国家有效的扶贫政策，到2000年末，全国农村尚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由1978年的2.5亿下降到3200万人[14]占总农民人口很小的比例。温饱解决了，农民会不会满足呢？如果说老一辈的农民对现有的“有馍吃、有衣穿、有房住”的状况知足了是比较切合实际的话，那么中青年一代不满足现状，积极要求发展也是符合实际的，而且越来越多的农民不安于“土里刨食”[15]。为什么不安于现状呢？因为吃饱了就有了思考的前提，“仓廪实”后就需要“知礼节”，这是农民发展意识产生的基本物质基础，这点前面也说到了。第二，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拓宽了农民的视野，“既不传统、又不现代”的他们开始具有了发展的意识和自觉的要求（前面分析）。现代传媒的广泛应用和一部分农民“走出家门”的体验给农民以精神上的刺激，使他们看到了和其他阶层的差距，同时也产生了迫切要求提高自身发展的能力的自觉要求，这种发展要求是农民发展成为问题的主观条件。第三，社会的发展客观上要求农民摆脱传统，迎合现代化，抛弃“自给自足”、“知足常乐”、“老实本分种地”等观念和作法，因为没有农民的发展就不可能有农业、农村的发展，也就不会有社会的整体进步。第四，农民发展事实上处于困境。无论是从经济收入（城乡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福利待遇（户籍制度下农民难以享受和城市居民同等得福利）、健康状况（医疗设施和看病难、“躺在床上等死”）方面看，还是从受教育程度（农民知识贫困问题严重）、政治权力（几乎没有发言权、在和其它集团博弈中总是失败者）、社会地位（排名第九）等方面看，农民都处于社会发展的末梢，用一位农民的话说就是：“别人坐奔驰，我们骑毛驴，怎么赶都不行，你把毛驴抽死也赶不上！”[16]。
这样就出现了（1）农民日益增长的发展需求与比较低的农民发展水平的矛盾、（2）客观上要求农民发展的现实与农民难以很好发展的矛盾。当矛盾在不同的空间和时间展开时，就表现为各种各样的形式。比如在中西部的一些地方，沉重的负担使本来并没有多大发展资本的农民变的更加能力不足，压抑了农民的发展。在过去农民的反应是先“忍”，忍不了了就起义；现在农民虽然仍习惯于“忍”，但忍不了了不是通过农民起义，而是“官逼民告”、“官逼民斗”，所以不表现为革命，而表现为农村政治问题。而东部沿海的一些地方由于农民发展较快，“不知什么叫农民负担”[17]就没有出现农村的政治问题。为什么呢？因为西部的农民发展要求受到了巨大的压制，本来就没有什么钱，还让政府拿去，我所说的第一个矛盾就激化了。再比如农民收入水平低，增幅小，占绝大多人口的农民的有效购买力低，成为国内需求不足的重要原因，不提高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经济就难摆脱“通货紧缩”的困境，这是我说的第二个矛盾的激化的结果。更进一步地说，这两个矛盾可以合做一个，也就是邓小平所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矛盾在农民身上的体现。套用之可以表述为：农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的矛盾，是初级阶段农民发展的基本矛盾。落后的社会生产，一方面是指生产力的落后，一方面是指生产关系的落后。前者是制约基本矛盾的最终决定力量；而当前后者对农民发展的制约作用更为直接和明显。为什么这样说呢？农民发展之所以成为问题还和农民与其它群体发展差距过大直接相关，而差距过大的原因除了农民自身能力不足外，不平等的发展机会则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不平等的发展机会表现为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二元城乡结构，在这个体制内无论是就业（排斥农民工到城市工作），还是分配（城乡倾斜的分配格局）都体现为落后的生产关系。
农民发展系统
前面说到农民发展问题的起源于两个矛盾，其中谈到农民发展水平过低。那么如何衡量农民发展水平的高低呢？要解决发展能力低的矛盾，提高农民的发展水平（能力），又有那些途径呢？这是需要回答的第三、第四个问题。我将在本节和下一节说明。
发展水平是显而易见的，而决定发展水平的东西，正如本文要讲到的发展能力和发展机会和发展空间，则是不易看出来的。我们可以从一个人的收入来衡量他是否富裕，却难以用这个收入指标来揭示他未来的收入能力，比如说，这笔收入是政府补贴的，那么当补贴没有了时，他能否取得这个收入水平则是难以判断的。显然“潜在的能力”要比“显现的水平”更重要；类似的道理，发展机会和空间也是重要的。但是，问题一、有哪些可以供分析的指标呢？问题二、如何判断发展的能力、机会和空间呢？由于能力总是以水平为基础的，在无法判断潜能的情况下，发展能力和发展水平的指标可以重合，要加一点的是：在一个时间段内一个人的发展水平是逐步提高的，那么就可以说这个人具有发展的能力[18]。先回答问题一。
正如农民发展所具有的丰富内涵一样，其衡量的指标也是多种多样的。系统观为我们认识和分析问题提供了一个合适的角度。运用系统的分析方法，我们给出了衡量农民发展的一般性指标。
一、农民发展核心系统
人，不管是个体，还是群体，其发展根本上取决于他（们）自身发展能力的大小，即他（们）拥有的资源存量和发展潜能，而发展能力的大小主要取决于社会如何界定这种能力。 社会界定就是社会环境的客观现实所要求的人的发展所必需的条件。比如改革前，在身份制背景下，个人的政治身份就是一个发展条件。
当前的中国正经历着两个转型，即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经济发展的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同时转型的过程也是工业化的过程，但是工业化尚未完成却又必须迎接信息化、全球化的挑战，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决定人的发展的条件也在经历着巨大的变化。如果说改革开放伊始，依靠个人的勤劳、胆量、运气等因素可以造就百万富翁的话，那么90年代中后期这种状况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事实证明，政治权利、资本、知识等要素开始显现出对人的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一书中，作者认为现阶段决定人的社会地位的是组织（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知识资源，其中组织（政治）资源被列在了第一位。地位上升只是发展的一种表现形式和衡量标准，而非其全部内容，考虑到农民发展的特殊性，考察农民发展的现实，我们认为农民的发展能力应该由以下几种能力构成：资本积累能力、知识获取能力、政治资源获取能力和相互合作的能力。知识和资本的重要性无须赘述，要说明的是政治资源获取能力和相互合作的能力。农民自古以来就没有什么政治权利，在社会政治系统中处于从属地位；现在也只是处于“二等公民”的地位，农民可以动用的政治资源是微不足道的。村民自治和吸取权能信息[19]的能力是观察农民政治权利的两个基本角度。前者给予农民自组织的权利，后者给予农民关于自己应该具有什么权利的文化资源；二者相辅相成。比如《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赋予了村民包括选举和被选举权在内的各项政治权利，但若农民不知其内容如何，就不会很好地行使那些权利。农民负担越减越重的政策失败怪圈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获取权能信息能力的极度缺乏。再比如说，权能信息，尤其市一些有利于农民的政策、法令（如中央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被大大小小的官僚垄断，农民就只有受欺负的份了[20]。②再谈合作能力。在面对市场交易和面对自身权利被侵犯的时候，合作的能力至关重要（此论述祥见另文：《简论农民合作能力》）。
二、农民发展机会
机会一方面来自自身创造，一方面来自外界给予。它以参与为前提，机会和参与度成正向相关，农民参与现代化成果的程度是很低的。参与度低体现在不能参与和不准参与两方面。前者如没有文化就没有能力参与和争取较高职业（位）的机会，后者如2000年北京市公布限制外来人口参与的行业和工种有103[21]个这样的政策性不给予。没有能力被排除参与机会是符合市场规则和道义原则的，但是不准参与则是歧视性的。以户籍制度核心的城乡二元体制下，农民的发展的选择机会显然要比城市居民小，那么取得和其他群体（主要是指城市居民）同等的国民待遇，拥有平等的发展机会就取决于制度壁垒的打破和农民集体动员能力的大小。因此不合理的制度是我们分析农民发展机会的一个重要的角度。集体动员体现了一中谈判能力，既有受益者是不会轻易放弃特权的，只有具有足够的动员力才能在集团博弈中取胜。建立农民组织将是一个比较迫切的研究课题。是否该建立，如何建立？都是和农民的集体动员密切相关的。
三、农民发展空间
从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段来看，人口对于土地的压力是从古至今都存在的[22]。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制约着农民的出路。含义有二：一是日益增加的人口的日益减少的耕地的矛盾。1986年（农）户均耕地规模是9.2 亩，1990年是8亩，1997年是7.7亩；2000年底，全国人均耕地仅有1.15亩（新华社）。1986年，从事农业（农林牧渔）的劳力是30467.9万人，1990年是33336.4万人，1993-1996年，农业劳力人数曾有所下降，而从1997年开始大量外流的劳力又回到农业，1997年是32434.9万人，1998年是32626.4万人[23]。如果从乡村劳力的角度看，人数则是一直上升的。在现有的土地制度背景下，耕地/农业劳力的数值呈递减趋势，土地不断地被细分，“一家一户只耕种一小块土地”，无法实现规模经营，农业效益下降，甚至为负。二是可持续发展与农民经济利益的矛盾，村办、乡镇企业往往对环境破坏很大，一些“五小”企业不但对生态不利，而且经常发生死人事件。我们必须走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因此要关掉相当一部分企业，这客观上减少了农民的经济获利空间，又形成新的就业问题。如何认识生态的制约作用，怎样在既定的环境资源条件下寻找出路都是和农民发展密切相关，又是我们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
四、农民发展大系统
如果将农民发展核心系统作为中心系统的话，农民发展机会和农民发展空间则可以看作这个中心的环境因子。系统和环境是相对的，可以相互转化的，鉴于机会和空间与农民发展的高度相关性，我们将农民发展核心系统，以及农民发展机会、农民发展空间作为一个大的农民发展系统，称为农民发展大系统。
在这个系统中，我们按照资源的稀缺程度，个体到群体，社会到自然的层次递推原则将农民发展的各个因子进行排序：资本----知识----政治资源----合作能力----身份制----生态意义上的空间资源。此大系统外其它因子为环境要素。如图（1）（附文后）：
五、系统内要素。系统是有要素组成的，因此必须观察系统内要素。在此不做进一步的分析直接给出这些要素：
（一）发展能力：
资本积累能力：（1）收入能力；（2）、减负能力；（3）、融资能力；（4）、财政支农。
知识获取能力：（1）知识基础设施；（2）受教育程度；（3）知识来源渠道。
政治资源获取能力：（1）相关法律资源；（2）权能信息获取能力；（3）村民自治；（4）政治组织。
相互合作的能力：（1）契约基础；（2）治理结构；（3）文化传统。
（二）、发展机会：
不平等的制度设置
集体动员能力：（1）能力来源；（2）博弈结构。
（三）、发展空间
人口
生态环境
分析完衡量农民发展的一般性指标以后，要回答问题二：如何判断发展的能力、机会和空间的大小呢？这涉及到方法，在《研究农民发展问题的方法》一节中阐述。
农民发展路径
接《农民发展系统》一节，分析：提高农民的发展水平（能力）存在有那些途径？
农民发展路径是指农民实现自身发展所依据的途径，即“出路”。从农民发展现状看，至少存在以下4种路径模式：
一、地域转移路径。通过空间位移，即迁徙，寻找新的就业岗位、发展机会。俗称“离乡”。又有“离乡不离土”、“离乡又离土”和“候鸟式迁徙”三种类型之分。“离乡不离土”主要是指由农村出来到城镇经营、打工，以及由农村到另一农村继续从事农业生产，但是同时这部分离乡的农民在自己的家乡保留着一份土地，并未从土地上完全脱离出来。“离乡又离土”，指通过升学、参军、婚嫁等方式，迁徙并同时放弃家乡的土地。“候鸟式迁徙”相对于前两种方式来说，漂泊不定是其常态，但最终还是要回到农村。对于绝大多数的农民来说“候鸟式迁徙”是最常见的，用他们的话说叫做“转战大江南北”。哪里有活干，就到哪里去，并不能形成一个比较稳定的预期，也不可能在某一个地方定居下来，最终还得返回农村。这种方式对农民究竟意味着什么，对农民的发展能够起多大的作用，对社会的影响是什么，都是我们要研究的问题。
二、职业转换路径。即由务农转变为非农工作，如经商、从政、“打工”等。
三、资源获取路径。包含两层含义：首先是获取原始的发展资源，其次是利用这些资源谋求更大的发展。原始资源的获取一方面依靠家庭、亲戚、朋友等社会关系的支持，比如读书积累知识的过程，通常是靠父母；通过亲戚、朋友的介绍到城市打工积累资金、素质的过程；依靠各种关系进厂做工，进政府“从政”的积累资金、政治经验的过程；拜师求艺积累技术的过程等都离不开他人的直接帮助。另一方面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获取，比如勤勤恳恳种地也可以有所积累，自己独自“闯天下”。利用已有资源来进一步发展，知识素质和资本联合的重要性就显现出来了。许多农民虽然在有了一定的资源积累，但缺乏利用资源的能力，或者缺乏使资源增资的意识。这类现象很普遍，比如有了一点钱先盖房子，或是吃了喝了；也有有钱不知如何投资的等，知识匮乏成了他们再前进的障碍。还有就是单个人的资本积累毕竟是有限的，依靠自身力量只能做小本买卖，因此资本联合，或换句话说就是民间金融的作用显现了出来。那么如何有效利用有限的资源获取更多的资源就成为研究农民发展问题的一个主要方面。
四、身份变更路径。不可否认城市居民要比农民享有就业、医疗、机遇、信息等各方面的优势，由农民身份到非农身份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发展。这一途径基本上很窄，只有靠上大学、入伍转正，以及具有大的投资能力到城市投资，婚迁等几种方式。随着户籍制度改革，这一途径会放宽一些，甚至失去它的农民发展的路径意义，但在一定时期内身份变换仍是农民追求的目标之一。
由于农业的低效益，越来越多的农民倾向于到非农的领域寻找出路。于是存在一个从“农业----非农业”的发展路径，其实质是上述四种路径的某种综合。非农就业首先是职业转换，伴随着职业的改变，可能同时是地域的迁徙和资源获取方式的改变。说可能同时，就存在可能不同时的情况，即“离土不离乡”的情况，表现为到乡镇企业就业，关于乡镇企业，我们另述。这里考虑“离乡”到非农领域就业的情况。当一个农民欲离开家乡外出谋生时，首先就要面对制度风险和市场风险。制度风险是指限制人口流动的不合理制度设置给农民带来的风险。比如在现有的户籍制度背景下，一个“独自走天涯”的农民就很有可能被当地的管理部门赶出城门，屡见不鲜的收容遣送事件便可证实。市场风险是指缺乏基本的市场经验和信息而具有的风险。比如外出打工，如果没有人介绍是不能够找到工作的；没有信息就好像面临着一个黑洞，黑洞里面是什么是不知道的，一般而言农民是不敢涉足的。那么面对风险该怎么办呢？这时关系的作用就显现出来了。依靠关系进入城市和市场成为农民减少不确定性和降低风险的最主要方式[24]。按照理论来说市场经济是以契约为基础的，各个市场主体是依据理性原则来活动的，但现实却出现了一个相反的证据。关系是要讲人情的，也是要花成本的。因为拥有关系使风险降低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减少风险就得付出成本。这种成本可能表现为“人情”，也可能表现为无偿地为那个介绍人提供免费劳务[25]人情是和理性想对立的，在人情社会中是不会产生真正的利益主体和契约原则的。这就潜藏着很大的问题：市场和人情同步，而市场又要求理性，这个矛盾将会给农民发展带来什么影响，给整个社会的转型带来什么影响呢？这个矛盾该如何解决？在制度风险继续存在，个人的能力又难以提高的条件下，农民发展就可能形成对“关系”的路径依赖[26]；这又进一步削弱了农民独立发展的能力，由此形成恶性循环。当然希望在于创造一个低制度风险的社会环境，以及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27]。在以后章节的分析中我将详细阐述上述问题。
理论上说农民的发展路径有本文所说的四种类型，但在现实中存在着一个大多数农民发展所选择路径的事实，就是说他们“所走的路”基本上是相同的。首先，几种途径转移由易到难依次是一------二------三------四，对于农民来说，前三种路径对农民来说是最具有现实意义的选择路径，农民发展的大量事实也有力地支持这一结论；其次，即使是前三种路径事实上和起来也是一条“羊肠小道”。比如，地域转移，男的多做建筑工，随着工程的变动而迁徙，工作不稳，居无定所；女的多到城市作保姆、清洁工、临时工等，或者根本不出去寻找机会，而是“呆在家中抱孩子”[28]。第三，在具体的发展过程中，几种路径并非完全分离，而是可以重合的（正如上段所说），比如考上了大学，既实现了地域转移，又变更了身份；到城镇投资办厂，既转换了职业，又是依靠自身资源利用的结果，还实现了地域转换等等。但现实中，路径分离的情况则更常见。对于当代中国农民来说，职业转移、地域转换、资源获取（注：作者加）、身份变更四步并作一步的情况很少很少[29]。往往是前三步可以同时走，但很难和第四步并行。一个农民虽然不在农村，不干农活，但从身份认定上看，他还是一个农民，他的子女还是农民。这给我们提出一个重大的研究课题：农民的发展如何受限于路径分离的现实，尤其是职业变换和身份变更的分离？换句话说，政治上（农民待遇问题）如何响应经济上（农民非农就业）的改变？
研究农民发展问题的视角和方法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如果站在月球上就看不到庐山了；运用不同研究方法看待同一个事物，结果往往是迥异的。研究方法一般具有三层含义：1、哲学原则；2、基本角度；3、技术手段[30]。在此我们也按照这三个层次来说明农民发展研究的基本方法。在这里我们只说明几个重要的视角和方法，而非我们所要用到的全部。
一、农民发展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则。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则一是“实事求是”，二是唯物主义辩证法则。实事求是要求按照事物本来的面貌来做研究，辩证法要求用矛盾的、全面的、联系的、发展的眼光看待和分析客观事物。
矛盾是无处不在的，问题就是矛盾。矛盾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之分，矛盾又有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之分，分析问题要抓住问题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研究农民发展，必须回答以下问题：一是农民发展是不是“三农”问题的主要矛盾？二是农民发展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是环境限制多一点，还是自身限制多一点？其主要方面又是什么？回答这些问题才能正确的认识农民发展的根本性问题。
任何事物都是有条件地与其他的事物联系在一起的，农民的发展自不能例外，有哪些农民发展系统内部的因素相互作用，作用方式如何？又有哪些农民发展系统外部的因素影响这农民的发展，如何影响？都是需要认真分析的。
总之，研究农民发展问题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哲学原则的。
二、农民发展研究的基本角度。
（一）1、“我是农民”的角度（别称“内视”）。2、观察者的视角（别称“外视”）。农民和观察者一个是当局者，一个是旁观者，对同一问题的看法并非一致；既有“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说法，但也存在“当局者清，旁观者迷”的情况。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我们从一些报道来看，似乎农民的生活很不错，教育也有相当大的进步，科技也为农民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凡此种种，不一而论；但现实是什么样子呢？是“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拿教育来说，当我们提到农民的孩子读不起书时，可能会有人不理解----“不就是几百块钱吗？”但就是这几百块钱使无数的农村儿童不能进入课堂学习。政策制订者不是农民，政府也就没有把农民的教育作为国家的事来办，反之把大量的钱投向了城市教育和高等教育。显然“外视”的结果是不利于农民的发展的，而现实情况是无论研究者，还是决策者都作为“旁观者”，并没有认真地考察中国的农民问题，所以结论和决策往往是不符合实际的。为了使我们的研究比较全面，须从上述两个基本的角度，尤其是“内视”的角度来做分析。这两个角度在（1）信息，（2）立场，（3）政策等三个方面具有不同的含义。首先，“内视”得到的信息是真实的，“我是农民，我清楚我的、农村的、农业的实实在在的状况；明白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但同时这种信息只是农民自身的一些感性认识和直接观察，而“外视”能弥补“内视”的不足。其次，“内视”是站在“我即农民”的立场上，“我所想的、说的、做的是为了我自己的利益，我认为现实对我是不平等的”；“我为我”不免偏颇，“外视”可纠正之。第三，基于“内视”得到的信息和价值立场，才能正确地指定符合农民发展现实的政策，真正有效地解决“三农”问题；“外视”则使政策更有理性。
（二）农民发展不是孤立的事物，不能就农民发展论农民发展,而必须和农村、农业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和国家的发展联系在一起。要强调三点：一是农民发展和生态环境、土地资源的关系，这是由来已久的，研究农民发展决不能脱离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这一个大的背景；二是农民发展和国家，或是和政府的关系，三是农民发展和市场的关系。在转轨的历史进程中，农民和国家，农民市场的关系是一种相互扭合的关系。拿农民工来说，如果按照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劳动力是允许自由流动的，但同时存在一个户籍制度，使得农民工并不能自由择业，而且还要承担国家面向农民的各种税赋。在这里你找不到纯粹的市场经济分析方法。因此，必须把农民发展问题放在环境、国家、市场的三重视野当中来观察和研究。
（三）时间分析的角度。在《农民发展系统》一节最后我们留下一个问题：如何判断发展的能力、机会和空间的大小呢？这就用到了时间的要素。时间分析，也可以成为历史的分析角度。在数学中有线段和射线之分，借用数学的思维，我们把时间分析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线段”式，即所谓分期考察，比如研究农民收入，分为改革开放以前和改革开放以后两个阶段，然后做比较，可以发现改革后比改革前，农民的收入大幅提高了；由于时间是可分的，因此在大的时间段内还可以根据需要细分，还拿农民收入来说，就可以把改革开放后的阶段，再细分为改革初期到八十年代中期，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九十年代中期至今几个时段，看这几个时段的收入变化，可以看出农民的收入增幅在下降。另外一种是“射线”式，即选定某一历史起点，考察事物的连续变化。比如说到制约农民发展的生态环境因素，就必须从人口与环境的矛盾开始激化的历史时点开始分析，一直到现在，会发现土地的制约和人口的压力是由来已久的。运用时间分析农民发展能力、机会、空间的大小，就要选择合适的时间起点和合适的分时间段的点；然后分析放入其中的因素的变化。举例说明，拿减负能力来说。如果在一个时间段内，比如一年，减负的量是逐步增加的，就可以判断在这个时段农民的减负能力提高了，正如“费改税”在一些地区实行的一段时间内显示的那样；那么把这个时间段放长，比如十年，农民的减负的量是减少的，那么同样可以认为在十年之内农民的减负能力下降了；如果从封建社会一开始，来看的话，有会发现农民负担问题是一直存在的，而且致力于减轻农民负担的方式和后果是一直延续的（上面要求减，下面却越重），农民减负的能力和过去的社会并没有多大的提高。
（四）比较的角度。一是城乡比较，一是古今比较，一是中外比较。这几种比较的方法在农民发展问题的所有分析的细节中都要用到。此不多述。
三、技术手段。
（一）、系统分析的方法。农民发展是一个有机联系的系统，正如我们在《农民发展系统》一节所表述那样。
（二）、表述的方法。为了避免死板和轻浮的论述，使分析的过程既规范、严谨但有不失生动、形象，在农民发展问题研究中采用“叙议结合、正文内段注”的方式。为了便于读者理解，举例如下：
……
首先看义务教育。状况并不乐观：1由于学杂费高，学校乱收费，很多学生读完小学就辍学。读不起书的现象比比皆是。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普九”检查。很多地方的学校都是临时雇人当“学生”，一天给这些“学生”多少钱。所以，尽管表面上“普九”达标；其实学生流失何其严重！
记得我读高中时，上面要来“普九”检查，由于我们和初中学生在一所中学，所以班主任对我们说：“你们不许乱说，出了问题校长找我，我就找乱说的同学；大家必须口径一致”。随后学校还进行了“普九”预演，几个本校的干部扮作上面检查的官员，突击到我们班检查问话，我们都按照准备好的话答，没有准备的，就说“我不清楚”。我们学校是学生“超编”，而很多地方的中小学是学生太少，一个班就那么几个人，所以这些学校就从社会上招聘了一批人，让他们坐在教室中，一天给几（十）块钱，或给几个义务工分。检查的人一走，那些本就应该在学校读书的人又离开了学校。检查的结果当然是达标了，而实际上空荡荡的学校还是空荡荡的。----- ×××：《“普九”的前前后后》。
……
我想大家看了这个例子应该明白我所说的“叙议结合、正文内段注”的含义了。
（三）不同学科的分析方法。主要有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
最后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把这些视角和方法综合起来。前面提到农民发展系统，其内部又分为若干层次。对某一层次的分析从横向（方法）来说必须借助不同学科的分析方法，比如研究农民的资本积累能力就要用到经济学（包括财政学、金融学）、社会学和政策学的方法。同时在纵向（角度）上来说还必须从时间的、比较的、“内视”的、“外视”的等角度来考察。纵横结合，形成分析网络结构，对一个问题才能真正分析清楚，如图（2）所示：
注 释：
[1]当时我正困于学费不能缴纳，家里的积蓄早就用光，向亲戚该借的也都借了；虽然申请了国家助学贷款，但终究没有批下来。由于上学，我们家已经从一个第一批富裕起来的农民家庭变为一个贫困家庭。
[2]曹锦清：《关于“三农”问题的几个想法——曹锦清教授纵论中国乡村社会问题》。
[3]见附录：《“讨媳妇”之难》。
[4]《中国改革网络版》，2002年，关键字（农民）查询。
[5]这里的“农民”含义，并不能和英文中的peasantry（ 以农业文明时代人的依附性为本质的共同体成员）、farmer（专门为满足市场而生产、并在广泛的社会网络中置身于竞争之中的耕作者）中任何一个完全对应。我们注意到作为正在解体但还维持的身份制下的“农民”既具有peasantry的依附性特征，又具有farmer的市场参与者的特征。（参考：秦 晖：《历史与现实中的中国农民问题》、陆益龙：《权利:认识农民问题的一个视角》）。
[6]“呆在家里发展不起来”、“到外面去发展”等说法出现于许多有一定文化的年轻农民的话语中。
[7]人是有意识的，行动总是以意识为指导前提的。如果一个人有谋求发展的行为，而否认他（她）具有发展的意识，是不可思议的。就好比一个人具有犯罪的行为，一般就认为他（她）有犯罪的动机（除非可以认定他当时没有意识）一样。况且，农民发展行为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不像有的犯罪行为是在一个时点上发生。
[8] 关于“打工”可见[10]；关于“经商”，乡镇企业的崛起可做说明；对于村民自治， 2000－2001年全国共有16个省、市、自治区进行了村委会选举。其中在2000年全年进行选举的省份有天津、河北、山西、内蒙、黑龙江、福建，2000年下半年到2001年上半年进行选举的省份有北京、辽宁、吉林、云南，2001年全年进行选举的省份有江苏、河南、海南、四川、贵州、宁夏等。（参考：肖立辉：《2000-2001年中国村委会选举的新发展》，转引自李凡主编：《中国基层民主发展报告：2000-2001》，东方出版社2002年版，第61-91页。）
[9]“农民”一词已经具有了贬义。它被作为是“落后、愚昧和没有见过世面的人”的替代词，经常有人用它来骂人，而被骂者也认为被称为“农民”是对他的一种侮辱。
[10]农民都有改变自身身份的迫切愿望，取得一个“干部身份”在农民看来是相当光荣和了不起的一件事；外出打工的农民青年这种愿望更是强烈，“死也要死在城里”（作者调查的一位打工者言）；“民工潮”现象，越来越多的人出来谋求发展，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全国流动人口已达12107万人（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网站，2002）；也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已经认识到了城乡的不平等，只是缺乏政治表达的机会，因此往往被忽略。
[11]根据其他人和作者的调查来看，有了钱，农民的第一选择是盖房，将现金转换为生活用固定的资产，而很少用于生产性再投资，或是投资失败。
[12] 党国英教授说：“有文化的人则以为农民总是保守，需要接受这样那样的教育，但我以为农民尤其是青年农民能思考形而上的东西”，这个形而上的东西是什么呢？一个是党教授所说的“激进的观念”，一个照我的理解是“要求发展的观念”（参考：党国英：《感受农村青年的压力》）。我的调查也提供了支持，有很多人并非迫于贫困的压力，而是具有主观的发展意识到城市打工的。
[13]温铁军教授所指的就业，就我理解应该是农村中巨大的剩余劳动力“非农”就业，按照我给出的“农民发展”的概念，非农就业本身就是农民发展的一种表现形式和发展路径（见《农民发展路径》），因为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和农业生产的低效益并存，农民在农业上的发展受到限制，所以要到非农的领域找出路，只有非农就业达到一定的程度才能满足继续留在土地上的和外出的农民两方面的发展要求，才能化解制约整个社会发展的矛盾。于建嵘博士所指的“农民利益的政治表达”，也正包含于我所说的“农民发展”的含义之内，即“政治资源的获取”。于博士之所以提出他的论点是基于“农民负担过重和缺乏政治表达造成农民和政府的紧张关系，不解决农民利益的政治表达问题就可能使矛盾激化，无法收拾”这样的论证上的，民负担过重和缺乏政治表达都是与农民的发展要求相背的，当一种要求被压迫时，自然会产生反抗和“暴动”。至于“增收减负是关键”多见于官方和经济学家的论述之中，“收入和负担”都是农民资本积累能力的两个衡量指标，更是农民发展范畴内的东西。当然还有“尊重农民的生产自主决策权是‘三农’的关键”、“土地制度是核心”等说法，由于不具有参考性，故不做介绍。综上，“发展问题应该作为中国农民问题的主要形式”的论点可以兼容以上观点，并且在一个更广的概念体系内分析农民问题，有助于全面地认识农民问题的复杂性和农民的真正要求。（参考：温铁军：《中国的问题根本上是农民问题》，于建嵘：《中国农村的政治危机：根源、表现和治理》）
[14]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网站（ http://www.stats.gov.cn ）， “统计服务 >> 统计出版物介绍”栏目，2002.10.05。
[15]过去人们习惯地认为农民对土地的感情是深厚的，其“毕生的愿望也许就只是‘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安于在土地上劳作，但是当土地的收益很小，甚至为零或是负值时，农民就不会死守着土地；而“新生代”则不管种地赚不赚钱都是不愿务农的，都积极地向外寻找发展的机会。（参考：董志强：《农民，走在经济发展的边缘》、张晓冰：《谁愿务农？----“民工潮对农村的负面影响》）
[16]见附录《“骑毛驴”与“坐奔驰”》，并世纪中国网站，2002.11.15。
[17] 曹锦清：《关于“三农”问题的几个想法——曹锦清教授纵论中国乡村社会问题》。
[18]比如我们要判断一个人是否有能力，总要看他以前做出过什么成绩。但是如果一个新手，即使没有做出什么成绩，也不能说他是无能的；只有当过了一段时间，他还表现平平，就可以机会肯定地说他是无能的。
[19] 黎鸣（主编）：《中国的危机》，北京：改革出版社，1998。
[20]赵立刚：《农民会不会被抛弃》，社会科学论坛，2002，4。
[21]蔡眆：《为什么城市持续歧视外地民工？》经济学消息报，2000年6月23日。
[22]曹锦清：《关于“三农”问题的几个想法——曹锦清教授纵论中国乡村社会问题》。何清涟，程晓农：《于中国农村、农民与农业的对话》，当代中国研究，2001年第3期（总第74期）》。
[23]新华社消息。
[24]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赵树凯）对818名外出就业农民的问卷调查显示：“第一次外出怎样找到工作？”其中628位被调查者的工作是由老乡或亲友介绍的，占调查总数的76.8%；这一结果提供了一个农民进入劳动力市场主要依靠“关系”方式的例证（赵树凯：《农民评点“民工潮”——关于818名外出就业农民的问卷调查》）。当然关系并非唯一的方式。也可以到劳动力市场找工作，也可以通过有人来“招工”进入非农的领域。但这些只起很小的作用。
[25]这种现象很常见，比如有的人有亲戚开了一个工厂，他通过这个亲戚到这个工厂干活，多付出不一定会就有多回报，尽管他知道他被“剥削”了，但欠着人情也不好意思。，最关键的是他必须为消除风险付费，与自己找工作面对的巨大不确定性而言，他认为为这个亲戚多付的是比较少的。另见附录，《为什么干了活拿不到钱？》。
[26]见附录《母子对话点评》。
[27]具有一定的文化是独立择业的前提条件，缺乏这一条件想要培育出独立的“经济人”是不可能的。试想一下，欲到一个城市打工，连坐什么火车都不知道，不知道人才市场为何物，甚至不认识“W.C”是何意，怎么指望他（她）自己能找到一份工作呢？
[28]农村的家长一般情况下不愿意让他们的女儿到外面打工，一是出于安全的考虑，一是传统意识的影响，传统文化是倾向于女子守在闺房中的；如果这个女子成家了，其丈夫也是不愿她出去的，有了孩子就真的只担当起抚养后代的重任；越是落后的地方，这种现象越是常见。
[29]邹农位：《论农民的非农化》，社会科学战线，2002（1）。
[30]王劬浦主编：《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附 录：
一、 图例：（1）：
（2）：
---------------------------------------------------------------------资本
---------------------------------------------------------------------知识
---------------------------------------------------------------------政治资源
……
时间 比较 “内视” “外视” ……
二、相关短文（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