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传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在一个规模报酬不变的世界，比较利益决定国际贸易模式，而人口增长等外部因素则决定经济的增长水平。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贸易和长期经济增长的现实表现展示出一个与新古典理论所预测的相当不同的经济图景。标准国际贸易理论主要以新古典经济学所假设的世界为基础，即标准化的静态均衡模型、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这对以不完全竞争、规模报酬递增和历史积累作用为基础的聚集经济没有任何理论上的解释空间。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贸易和新增长理论在解释行业内贸易、专业化和无限增长方面获得长足进展，对传统贸易与增长理论做出了具有重大意义的补充。新贸易理论所揭示的专业化与贸易机制及新增长理论所阐明的“无限增长”原理与传统经济地理研究中的集聚现象的相似性，一下子拉近了这三方面理论之间的距离。以不完全竞争和报酬递增理念为基础的新的方法开始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特别是在迪克西特(Dixit)和斯蒂格利茨(Stiglitz)将张伯伦垄断竞争形式化之后，催生了新贸易理论与厂商的区位选择论。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1977)建立了一个规模经济和多样化消费之间的两难冲突模型(Dixit-Stiglitz，简称D-S模型）。在该模型中，运输成本以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1952)的“冰山”①形式内生。对于消费者而言，他喜欢多样化的消费，而对于生产者而言，由于产品生产的规模越大成本越低，因此产品的品种越少越好。为了实现足够的规模经济，每个企业都想使自己的产品独占一国的消费市场，为使运输成本最小化，他便倾向于将区位选择在市场需求大的地方，但大的市场需求又取决于所有其他企业的区位选择。由此，该模型的逻辑结论是，一个统一的规模扩大的市场更能发挥规模经济的优势，从而使这一两难冲突的解决空间增大。D-S模型的基本思路是消费者对多样化消费的偏好意味着消费品种类越多越好，效用水平越高；由于存在生产上的规模经济，厂商应该尽可能把一种产品的规模做大，但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把一种产品规模做大，意味着消费品种类减少，或者说增加消费品种类，意味着产品生产规模的缩小，规模经济和多样化消费之间就存在两难冲突；如何解决这种两难冲突，办法是使人口规模和（或）资源增加，而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正具有这种功效。这一模型讲述了一个规模经济与多样化消费之间两难冲突的故事，他们发现即使两国的禀赋条件相同，也没有李嘉图的技术比较优势，但如果存在规模经济，则两国也可以选择生产不同的专业，开展分工和国际贸易。D—S模型为解决复杂的经济地理问题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分析框架。克鲁格曼曾说“天赐神物或来自真实世界的神物很惊喜地在经济地理和国际贸易理论这个独特的领域中被发现。”

 

　　自20世纪 90年代以来，新经济地理学借助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Dixit—Stiglitz)垄断竞争模型 (D—S模型)和新贸易、新增长理论研究的三次波涛的强大推动，作为经济学领域报酬递增理论革命的第四波迅速成长。如果说，赫尔普曼(Helpman.E.)与克鲁格曼(1985)关于不完全竞争和国际贸易的著作《市场结构和对外贸易——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和国际贸易》和格罗斯曼(Grossman)与赫尔普曼(1991)关于内生增长的著作《全球经济中的创新和增长》促成了这一新的研究领域的形成并为其发展指明了方向，那么，克鲁格曼(1991)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报酬递增和经济地理》和藤田(Fujita M.1988)在《区域科学和城市经济学》上发表的《空间集聚的垄断竞争模型：细分产品方法》，则完成了对D—S模型空间意义的解释，可被视为新经济地理学研究的开山之作。经济学中的新经济地理学，源于20世纪80年代对新国际贸易理论和竞争优势经济学的研究。这种“新经济地理学”吸收了城市经济学、区域科学和经济区位论等有关空间经济的传统思想，结合产业组织理论有关不完全竞争和收益递增模型的最新进展，试图构建“空间经济”的理论体系。它比较注重国际经济学与地理区位及运输费用（贸易壁垒）的关联，强调规范的模型分析方法，提出了一系列复杂的空间经济模型，以模拟产业集聚的向心力和离心力的相互作用，寻求产业集聚持续发展和多重均衡实现及被打破的条件，强调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历史和偶然事件、路径依赖等在产业集聚和区域发展中的作用。从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成果来看，它与传统（或新古典学派）的经济学相比较，最大的特点是吸收了经济区位论关于空间集聚以及运输费用的理论，在此基础上它强调由规模经济和运费的相互作用产生的内在集聚力，以及由于某些生产要素的不可移动性等带来的与集聚力相反的作用力（分散力）二者对空间经济活动的影响（见表1）；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基础主要是报酬递增思想、复杂科学所强调的路径依赖和“锁定”等概念以及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的垄断竞争模型（D-S模型）。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主题主要有两个，即经济活动和经济增长的“空间集聚”和“区域集聚”。研究方法主要是采用数学定量分析，将现实中的现象高度抽象化、模型化，建立了大量的数学模型，这些模型包括：中心—外围模型、国际专业化模型、全球和产业扩散模型、区域专业化模型及历史和期望对区域发展影响的模型等。

 

 

 

　　新经济地理学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的前提下，用规范的数学模型分析了企业规模经济、市场外部经济、交易运输成本、工资等相互作用过程所决定的制造业的集群动态过程。马歇尔之后，产业集群理论研究在主流经济学中沉寂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只有经济地理学仍然在关注产业的区域集聚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New Economic Geography）理论为产业集聚的产生提供了很好的解释。克鲁格曼(1991)认为:空间问题没有引起主流经济学家的真正重视是因为缺少精确模式分析报酬递增的假设，他把空间思想引入正式的经济分析，是继马歇尔之后第一位开始把区位问题和规模经济、竞争、均衡这些经济学研究的问题结合在一起的主流经济学家，并对产业集群给予了高度的关注。他认为，经济活动的聚集与规模经济有紧密联系，能够导致收益递增。克鲁格曼从理论上证明了工业活动倾向于空间集聚的一般趋势，并阐明由于处在环境的限制，如贸易保护、地理分割等原因，产业集聚的空间格局可以是多样的，特殊的历史事件将会在产业区形成过程中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克鲁格曼以规模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为假设前提，在D-S模型基础上加入劳动力流动与要素报酬之间的累积因果关系——即劳动力越集中的地方由于垄断竞争的特性，其要素报酬也越高，从而越吸引劳动力的集中——如此便可以解释产业集群的形成。克鲁格曼在D-S模型的基础上从经济活动的内部机制来解释经济活动的集群现象，强调产业“中心”的内生性和竞争均衡的思想，认为产业集聚是由企业的规模报酬递增、运输成本和生产要素移动通过市场传导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

 

　　克鲁格曼(1991) 在总结哈里斯(Harris，1954)的“市场潜力”理论与普里德(Bred，1966)的以市场规模与区域产业范围间循环关系为基础的进口替代区域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递增收益与经济地理》一文,并建立了他的中心—外围模型②(the core-periphery model)，认为两个对称的区域会分别发展成为核心和周边区域，从而揭示了经济地理聚集的内在运行机制。克鲁格曼在模型中指出有两种力量决定着经济行为和经济要素在空间上是收敛还是扩散：向心力（centrepetal force）以及离心力（centrefugal force）。向心力使得经济活动和经济要素在空间的分布反映在产业层面上就是产业集聚，这也是新经济地理和空间经济学非常重视产业集聚的原因。在中心外围理论模型中克鲁格曼认为行业地理集中主要受三种效应驱动。一是市场准入效应，即垄断厂商总是将其生产安排在大市场同时并向小市场出口的趋势；二是生活成本效应，它分析了厂商区位对当地生活成本的影响，在有大量厂商集中的地区商品价格相对较低，从而会吸引大量的消费者聚集在该地区，进而节约了消费者的生活消费支出；三是市场挤出效应，在存在竞争的情况下，厂商总是向竞争者相对少的地区集中，也就是说，大量厂商集中在一起的结果，就会使得该地区的一些厂商向厂商相对较少的地区移动；前两种效应的合力形成聚集力，它有利于厂商和消费者在地理上的集中，并且相互促进；后一种效应则形成离心力，促使厂商在地理上的扩散。该模型的主要经济思想是，一个经济规模较大的区域，由于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②，会出现一种自我持续的制造业集中现象，经济规模越大，集中越明显。运输成本越低，制造业在经济中所占的份额越大，在厂商水平上的规模经济越明显，越有利于集聚，“中心—外围”结构的形成取决于规模经济、运输成本和区域国民收人中的制造业份额。这一模型说明了一个国家或区域为实现规模经济而使运输成本最小化，从而使得制造业企业倾向于将区位选择在市场需求大的地方，但大的市场需求则又取决于制造业的分布。中心一外围模式的出现依赖于运输成本、规模经济与国民收入中的制造业份额。新经济地理学最重要的基石和假定是任何制造业产品都具有运输成本。这一运输成本是广义的，它包括看得见的运输网络形成的有形运输成本，也包括地方保护引起的非关税贸易壁垒（即经济一体化的反义）。从直观上看，制造业之间有上下游联系的产业如果能集聚在一起，则能减少中间投入品的在途损耗、缩小运输成本，从而降低中间投入品的价格，因此厂商有内在的冲动集聚在一起共同分工协作，这种产业集聚效应的力量称作“价格效应”或“制造业前向联系”。另一方面，厂商具有内在冲动集聚在一起生产，形成产业集群，各专业化分工的工人也集聚在同一区域内，产品种类数增多、市场规模扩大；制造业产品从出厂到消费者手中，运输成本降低，工人的名义、实际工资均高于其他非产业集聚区，非产业集聚区的劳动力受工资的诱惑而向集聚区内迁移，这一集聚力量称为“市场规模效应”或“制造业后向联系”。新经济地理学的核心思想是报酬递增、运输成本与要素流动之间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向心力导致两个起先完全相同的地区演变成一个核心与外围的产业集聚模式，其中的关键是保持对劳动力流动的高度弹性。中心—外围模型的结构内容是，两个地区与两个部门，两地区最初是完全相同的，两个部门分别是报酬递增、产品具差异性的制造业与报酬不变、产品同质的农业部门。其中两部门使用的生产要素都是劳动力，同一地区内的农民不能向制造业部门流动，反之亦然；但制造业部门的工人却可以实现跨地区的在同一部门内流动。中心—外围模型揭示了产业地理集中形成的重要特征：在初始均衡的两个地区，随着贸易成本的逐渐降低，当聚集力大于离心力时，劳动力的移动最终会导致产业的不对称地理分布。在这一过程中，最初贸易成本的削减对厂商生产区位并没有任何影响，当贸易成本一旦下降到“均衡点”，聚集力将起主导作用，所有的产业则会移到一个地区，而此时劳动力和产业区位的转移并不是逐渐发生的，而会发生突变。中心—外围模型的意义在于它可以预测一个经济体中经济地理模式的渐进化过程，初始状态时，一个国家的地理区位可能有某种优势，它对另一地区的特定厂商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并导致这些厂商生产区位的改变，一旦某个区位形成行业的地理集中，该地区的聚集经济就会迅速发展并获得地区垄断竞争优势。

 

　　新经济地理学特别强调和关心“货币外部性①”，大多数新经济地理学模型都是建立在“货币外部性”基础上的。作为新经济地理学代表人之一的克鲁格曼(1991)认为，技术创新并非是驱动产业集聚的唯一因素，而受“货币外部性”推进的产业集聚却相当普遍；“在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外部经济的重要性程度就更广泛一些，尤其是与市场规模效应变化有关的外部经济”。此外，技术和知识溢出是无形的，难以量化，任何人都可以就技术状况做出任何外生性的假设。因此，新经济地理学将建模的重点放在“货币外部性”之上。但并不能据此得出新经济地理学否定技术外部性存在，只将外部经济局限于市场外部经济的狭窄范围的结论。克鲁格曼（1991）认为，正是与供给、需求相关的货币外部性导致了制造业的地理集中和中心——外围模式的形成，他认为，在完全竞争性一般均衡中，货币外部性不产生福利影响，也不会产生动态性问题。但在不完全竞争和收益递增的假设下，货币外部性则起着重要的作用。

 

　　克鲁格曼(1996)还建立一个动态多区域模型( “race track economy”model)来解释在空间结构均衡时动态力量趋于形成沿地形大概等距离分布的集聚点(城市)。他通过区域跑道模型演绎了区域运行的几何结构，区域跑道模型反映了区域经济体系中各个结构部分呈环状等距离分布，认为运输费用仅仅受环形周长的影响，制造业的同一布局总是处于均衡分布状态。地平面并不是稳定不变的，集中的区域环形分布会产生轻微紊乱的地平面，自发演化出一个或多个制造业群。这样，制造业区域布局由最初的均衡发展到两区域集中布局，而这两个最终集中布局区域特征正好相反。

 

　　1999年，麻省理工学院又出版了克鲁格曼的新作（与Masahisa Fujita和Fujita Venables合著）《空间经济：城市、区域和国际贸易》（The Spatial Economy:Cities,Regions,and International Trade）。该书概述了过去十年来关于空间经济及与国际贸易的关系的最新成果，不仅将经济活动的空间定位与克鲁格曼早期的“新贸易理论”联系起来，而且也建立了严谨而精致的空间基本模型。在这之前的关于空间的经济学理论，都有一个致命的缺陷：没有明确说明市场结构，那种存在收益递增时的市场结构。他们的模型均是在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这些便利假设条件下的分析，没有找到某种方式来处理规模经济和寡头垄断的问题，这使得空间问题过去一直是主流经济学中的一个盲点。

 

　　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产业集群模型中。克鲁格曼的产业群模型是基于以下事实：企业和产业一般倾向于在特定区位空间集中不同群体，不同的相关活动又倾向于集结在不同的地方，空间差异在某种程度上与产业专业化有关。这种同时存在的空间产业集聚和区域专业化的现象，是在城市和区域经济分析中被广泛接受的报酬递增原则的基础。当企业和劳动力集聚在一起以获得更高的要素回报时，存在本地化的规模报酬递增为产业群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基础。不过，这种递增的要素回报只在集聚发生的区位的有限的空间领域中表现出来。因为远距离的交通费用和空间通讯费用决定了这种净收益的增长是有界限性的。于是，本地化的规模报酬递增和空间距离带来交易成本之间的平衡，被用来解释现实中观察到的各种等级化的空间产业格局的发展。

 

　　克鲁格曼的产业空间聚集模型假设工业生产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特点，农业生产规模报酬不变。在此前提假设下，区域工业生产活动的空间格局演化的最终结果将会是产业空间聚集。这从理论上证明了制造业（工业）活动倾向于空间集聚的一般性趋势，并阐明由于外在环境的限制，如贸易保护、地理分割等原因，产业区集聚的空间格局可以是多样的，特殊的历史事件将会在产业区形成的过程中产生巨大的影响力。现实中的产业区的形成是具有路径依赖性的，而且产业空间集聚一旦建立起来，就倾向于自我延续下去。克鲁格曼的工作实际上为主流经济分析理论框架下研究产业空间集聚形态的多样性开辟了空间，证明了经济发展中，“区位是重要的，市场结构对产业区位格局和贸易关系的影响仍然重要，尤其是跨国生产组织中出现大量的中间产品交易和差别产品市场的不断细分，使得市场因素在地区间贸易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实际上市场结构的转变反映了地方专业化的趋势。”克鲁格曼的模型为人为的产业政策扶持提供了理论依据，产业政策有可能成为地方产业集聚诞生和不断自我强化的促成因素，包括贸易壁垒也可以改变产业分布的现实格局，不过产业政策或贸易保护措施只不过是各种影响地方产业集群形成与演变的因素之一，并不能必然导致政策制定者的预期愿望，产业集群发展所依赖的不确定因素是很多的。也就是说，克鲁格曼将最初的产业集聚归于一种历史的偶然，初始的优势因“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①而被放大，从而产生“锁定”（Lock-in）效应，因此不存在空间上各要素报酬趋于相等的自动均衡，集聚的产业和集聚的区位都具有“历史依赖”性。内部的和外部的规模经济，给集群内企业带来的集群外企业无法取得的收益诱使集群外企业纷纷携带资金、技术、劳动力等资源向集群靠拢，使得路径依赖更为强烈。由于外部经济规模的存在和路径依赖的存在，使得在集群形成前就进入的企业可能面临着更多的成本，产生出更多的外部性，而后来的企业往往可以免费享有这种外部性。在克鲁格曼看来，收益递增和运输成本节约是产业集聚重要的“向心力”，并且这种“向心力”会在路径依赖和自我预期的作用下产生累积效应，从而形成“中心—外围”的空间结构并强化这种区域的不均衡发展。但是，产业集聚也存在一些“离心力”，如某些生产要素的不可移动性、集聚的外部不经济（拥挤）、地租的巨大区域差异等。因此，产业集聚是在向心力与离心力的相互作用下形成发展的。

 

　　克鲁格曼是第一位把产业集聚与国际贸易因素紧密联系起来研究的经济学家。他指出：产品的贸易活动实际上间接地起到了生产要素贸易的作用，无论生产要素最初的分配状态如何，通过贸易活动，总会使某些产品的生产集中于某些工业区。产业集群中的外部规模经济因素在他的眼里是一种开放经济的状态，是各国产业选择和取得优势的决定性因素。这一点和他的“新贸易理论”是吻合的，即各国的贸易优势来自于各国内部的地区产业分工和在此基础上所能达到的规模经济的程度。克鲁格曼将贸易理论和区位理论相结合，用模型化的方法通过严密的数学论证从深层次上揭示了产业集聚发生的机制，他第一次通过数学模型分析证明了工业集聚将导致制造业中心区的形成，弥补了马歇尔和韦伯观点的不足。

 

　　克鲁格曼非常强调历史的偶然（small accidents of early history）对经济地理形态的影响，这样，既然产业集聚是经济地理形态发生变化的主线，因此，用“历史的偶然”的观点来解释产业集聚形成也变得越来越流行。克鲁格曼也承认制度的重要性，认为集群往往是一个技术创新所导致的报递增的结果，技术创新带有偶然性，来源于产业集群区域的文化、创新精神以及提供激励机制的制度环境。技术创新为本地经济提供新的增长点，借助于制度创新提供的良好的发展环境，该增长点就会凭借技术溢出、知识溢出等报酬递增优势逐步发展壮大，成为一个产业。图1总结了克鲁格曼关于产业集群的过程机制。

 

 

 

　　克鲁格曼以外的其他新经济地理学者对新经济地理学产业集群理论的发展也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不断地拓展这一逐渐走向经济学主流的研究领域。贝尔托拉(Bertola,1993)应用内生增长模型来介绍资本及劳动力的转移，如何通过各地的报酬递增使一些地方经济活动在损害其他地方的基础上逐渐集聚与增长，他的模型认为可以通过增加要素的流动促进欧洲的经济联合，并将导致产品在更大范围内的地理集聚。波斯玛（Boschma，1994) 认为，建立在新知识和新过程生产基础上的新企业相对来说具有区位选择的自由，但是，一旦其位于某区域，新企业及其相关的经济活动便表现出路径依赖的特征，从而影响着该地区集群的形成。恩格尔曼与瓦尔兹(Englmann and Walz,1995), 瓦尔兹(Walz，1996)应用有关内生技术进步的模型来解释地方上的研究与开发如何产生一个空间集聚过程。他们的研究表明，由于地区间要素的流动性与厂商对不完全可贸易中间产品的多样化偏好，那么仅仅因为拥有中间产品数量多寡初始条件的差异，中间产品与最终产品垂直的产业联系便会导致生产和创新活动的区域性集中，区域经济增长源于产业部门的地理集中及由此产生的持续的生产率提高。沃纳斯伯尔(Venables,1996)把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作为区际贸易新类型的基础，发展了跨区域贸易的产业集群理论。他认为，假定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如果中间性商品受到规模经济和运费的影响，生产过程中所引起的区际经济分化必然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拥有大量制造业门类的区域能为中间性商品提供比较广阔的市场，使这些国家和地区趋向于区域一体化集中，从而使下游生产具有成本优势，并强化这种优势，循环往复。沃纳斯伯尔(1996)从上下游产业间的投入产出联系也会促成集聚，即通过制造业中间产品“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促成厂商的集中而形成产业集聚而生产要素流动和投入产出的联系作为经济集聚的机制，其背后首先是生产要素集聚，正是资本和劳动的集中才形成形式上的产业集聚。产业的空间集聚以相同的演化原理可以体现在不同的层次上：在一个区域内第一产业与第二、三产业因集聚而造成的分离导致城乡分开；一个国内制造业或服务业在某特定地域内范畴的集聚导致产业地方化；在国际范围内，某种制造业或服务业在某一个或几个国家内集聚导致国际专业化。沃纳斯伯尔(1996)凭借产业间的直接“投入—产出”联系假设建立起国际专业化模型。按照他的假设，在由国家组成的世界中，国家之间虽然不存在劳动力的流动，但是可以进行贸易。假设各个国家具有相同的禀赋和生产技术，拥有农业和制造业两个生产部门，劳动力可以在国内部门间流动。农业部门为完全竞争型，农业产出为单一投入—劳动的增凹函数。制造业部门为不完全竞争型，使用劳动和中间产品的组合作为投入，厂商之间存在直接的“投入—产出”联系，每一厂商的产出既作为提供给消费者的最终产品，又作为所有其它厂商所需要的中间投入品。制造业作为中间商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双重身份使得与传统集聚有相近逻辑的国际专业化过程得以发生。藤田和莫瑞(Fujita and Mori，1997)研究了多制造业经济体系中的运费与规模经济差异，认为经济体系会自动发展为一个中心地体系，他们(1996)对沃尔特·克里斯塔勒(Walter Christaller，1933)①的中心地等级体系模型进行了修正，通过构建基础模型进行预测分析后，发现人口增加会引起新城市在一定时期内在一个长而狭窄的经济体系产生，并沿着一条线逐渐向外扩展，形成多城市空间。与古典区位论一样，这些研究都强调经济活动聚集带来的外部经济对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所不同的是，克鲁格曼更强调由经济活动聚集带来的、与市场供求相连的货币外部性的作用。格斯贝茨与施姆兹勒（Gersbach & Schmutzler,1999)通过两阶段双寡头垄断模型(two-stare duopoly model)探讨了存在产业外部与内部外溢效应条件下的生产与产品创新的地理分布。他们认为，递减的联系成本支持着产业的聚集，同时也存在产品创新的多重均衡。沃纳斯伯尔与李茂(Venables and Limao, 1999)在利用传统的李嘉图及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HO贸易模型）并将运输成本纳人到理论中去时，发现要素察赋与要素密集度并不是确定贸易方式及生产方式的充分条件，国家或区域的位置——特别是与市场中心的距离及物品的运输成本，对贸易方式或生产方式也产生重要的影响，但是，市场中心的位置与要素的禀赋状况无关，它是外生决定的。新贸易活动的区位选择相对于已有活动的密度而言，依赖于要素密集度与运输密集度。马丁(Martine，1999)研究了聚集经济条件下的区位竞争问题。他通过模型分析得出结论，在最初的区位竞争中获胜的区域对其他企业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参与最初区位竞争的第一个企业虽然可以获得较大的财政激励，但随后的其他企业却能够从该区域的产业聚集形成的外部经济中获益。对在区位竞争中获胜的区域而言，更重要的利益在于为随后进入的厂商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在同一区位的厂商数目会随着外生的相对成本优势和内生的聚集优势的增加而增加。因此，从拉马克主义的(lamarcism)①意义上说，厂商和其他组织作为积极活动的主体，不但使它们的经济行为适应外部环境，而且它们也同时改造外部环境以适应发展的需要。不可否认，地区区位的一般因子对新产业的布局有着重大影响，但是，正是由于新产业的创造性过程将地方一般化要素转化为特定化要素，使该地区产生了比其他地区更大的产业吸引力，从而导致产业集聚自我循环累积下去。因此，新产业空间的形成不是一个主体决定过程，而是一个常常带有经济活动主体无意识影响、外部经济城镇化导致的规模收益递增过程，在竞争中获胜保持领先地位的地区并不一定是起初经济最有效率的地区。鲍德温(Baldwin,1999)指出，由于新经济地理理论关注劳动要素的自由流动与产业的垂直联系，因此集聚的向心力量有两种:需求联系与成本联系，据此建立了新经济地理学复杂的集聚模型。鲍德温认为，仅仅根据前向联系的内生资本产生的需求联系效应建立的简单模型就可以分析产业集聚的许多动态问题，如贸易成本与产业集聚、区域自由化与产业集聚等。波斯玛和兰布（Boschma & Lambooy,1999)认为，偶然性事件和规模收益递增，与环境选择相比较，更有利于解释新企业的区位选择以及由此带来的高新技术产业空间的形成。如果说克鲁格曼（1991）重点研究了规模经济是产业集聚的前提的话，Henderson（1999）则对规模经济的来源进行了分析。他指出规模经济来源于企业之间关于投入市场和产出市场信息的交流，如哪个供应商的成本更低、质量更好、新产品和新技术的信息，以及对公共产品的成本的共同承担，如果行业需要较大金额的中间产品投入，由众多企业进行分摊更利于企业发展。此外，在研究开发中，相比前期研究，后继研究往往风险更大，成功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各企业之间的战略联盟对企业有很重要的作用。大的规模无疑对信息分享、公共产品负担以及研究开发的联盟有重要作用，这是规模经济重要的表现方式之一。此外，Henderson（1999）还指出，专业化城市产业更依赖于区域化经济，因为这种专业化城市可能就以生产某种标准化工业产品为主，更依赖于行业内的集聚；而大都市的产业集聚更依赖于城市化经济，因为大都市中的产业，如高新技术产业、处于产品生命中期的成长阶段的、未标准化的产业需要的是差异化的市场环境、丰富的人力资本、巨大的市场容量等。专业化城市和大都市集聚对规模经济的要求是不一样的。Henderson 、Shalizi和Venables(2000)从经济发展和地理的角度探讨产业为什么会群集、新集群是如何形成的、脱离集群的后果等问题。为了解释以上问题，他们对国际和国内经济的地理特征进行了实证研究。Romano, Passiante和Elia（2000）分析了29个虚拟群，用组织接近的概念来代替传统的地理接近概念，认为组织接近是虚拟群形成动力的新来源，而组织的接近则通过供应链和客户关系管理来实现。他们突破传统的产业聚群的地理限制，利用信息通讯技术的进步把产业聚群置于全球化的虚拟学习环境中，扩展了产业聚群活动的空间。

 

　　Lanaspa与Sanz(2001) 扩展了不变运输成本后的新经济地理模型，可以得到各种非对称地稳定均衡，用来解释大的工业带伴生小地工业带的现象，也把基础设施内生在分析当中。他们认为，克鲁格曼的1991年的一般均衡模型内生决定了制造业区位选择的方式:制造业生产的完全集中或者在两个区位的均匀分布。但更为实际的情况是，运输成本并不是一个恒量，它依赖于区域工业规模的大小，而厂商的区位选择受到集聚的拥挤成本(congestion costs)与基础设施的交互影响。因此，在现实生活当中存在多种多样的非对称稳定均衡(asymmetric stable eqilibria)。沃纳斯伯尔（Venables, 2001)认为，新技术改变了地理对我们的影响，但是并没有消除我们对地理的依赖性；地理仍然是国际收入不平衡的重要因素，是产业集聚的重要条件。Goverman、Redding和Venables(2001)从经济地理学的角度探讨贸易流的方式、要素价格和生产的区位问题，分析了贸易成本的决定因素和贸易成本影响贸易流，认为地理条件是要素价格的重要决定因素，提出了基于地理的贸易流和要素价格影响产业集群产生与发展的机理。诺曼和沃纳斯伯尔（Norman & Venables，2001)探讨了基于规模收益递增的世界经济范围内产业集群的规模和数量，研究国家产业集群政策与世界经济均衡发展关系，产业集群与世界经济福利最大化的关系后，认为在均衡发展的条件下，产业集群数量太多而规模太小。克拉夫特和沃纳斯伯尔(Crafts & Venables,2001)探讨了产业的区域集聚对经济绩效、规模和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从地理角度回顾了欧洲的衰弱和美国的兴起，以及未来亚洲的复兴，认为尽管缺乏高质量的制度是经济落后的重要原因，但不能忽视地理集聚在经济增长方面的重要作用。Beaudry和Swann(2001)对产业集群的强度影响产业集群内企业绩效的途径进行了研究。他们用雇员数量作为衡量产业集群强度的指标，对英国几十个行业进行了实证分析，结论是英国计算机、汽车、航空和通讯设备制造业存在着非常强的集群正效应。Leo,Braun与Winden(2001)通过对欧洲9城市地区的实证分析表明，产业集群对城市或更小的经济区域的经济发展可以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产业集群为欧洲一些城市的经济集聚提供了动力和实现方式，在城市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产业集群促进经济增长已经成为欧洲大陆多数城市长期增长战略的主要政策措施之一。马丁和奥塔维诺（Martin & Ottaviano ,2001)综合了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理论与以罗默（Paul M.Romer,1986）和卢卡斯(Robert E.Lucas，1988)为代表的内生增长理论①,建立了经济增长和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间自我强化的模型，证明了区域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由于降低了创新成本，从而刺激了经济增长。反过来，由于向心力使新企业倾向于选址于该区域,经济增长进一步推动了空间的集聚，进一步验证了著名的缪尔达尔(Myrdal，1957)的“循环与因果积累理论①(Circular and Cumulative Causation)”。也就是说，企业偏好市场规模较大的地区，而市场的扩大与地区企业数量相关。马丁和奥塔维诺(Martin &Ottaviano,2001)认为，一旦循环累积因果效应开始发生，那么地方技术外溢便是必要条件。其实，即使在没有技术外溢效应的条件下，仅仅依靠创新活动和中间产品投入部门的市场相互作用，经济自发力量仍有可能实现经济增长和产业集聚自我强化的不断持续。并且，针对初始禀赋相同的两地区来说，一旦产业集聚开始发生，那么空间稳定均衡的结果便是创新活动的完全地理集中，生产活动也基本上完全位于核心地区。Camels和Romijn(2001)研究在经济自由化和国际经济整合的背景下,技术能力的累积对中小企业在区域发展中的作用,建立概念框架来分析地理集聚影响技术能力累积的机理,突破传统的产业集群的地理限制,利用信息通讯技术的进步把产业集群置于全球化的虚拟学习环境中,扩展了产业集群活动的空间。Fan和Scott(2003)研究了东亚和中国的产业集群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发现二者之间具有很强的双向促进关系，新加坡、香港、上海和北京等城市都利用产业集群策略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加速地区经济发展。Marjolein与Henny(2003)认为，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与自由化程度的加深，技术能力积累对经济增长和提高企业竞争力起着越来越关键的作用。Marjolein与Henny在以前学者用中观经济学方法研究地区网络中企业技术进步互动的基础上，完善了从微观经济学角度探讨构建企业技术能力的驱动因素，从而通过分类把以前失去联系的中观与微观两个方面有机结合起来，这样的结构框架也产生了促进企业技术进步的新的政策含义。因此，仅仅从企业的角度研究技术进步对企业的长期增长与竞争力提高的影响是不全面的，而通过来自区域创新系统的集聚利益有利于单个企业技术能力的积累，而将产业集群、企业技术进步与学习、地区经济增长纳人到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中。Matsushima与Matsumura(2003)在一个呈环形状的城市区域里，建立了混合市场的寡头厂商产品数量调整竞争与区位选择模型。该模型表明，空间竞争均衡的最终结果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私有性质厂商位于城市的一极，而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的公有性质的厂商位于城市相反的一极，并且，该模型还表明，如果私有性质的厂商的产出数量不受计划当局的控制，那么这种区位选择的结果便是一种次优均衡。新经济地理学进一步引起了人们对克鲁格曼中心—外围模型中特定产业的关注，开启了对垂直生产地理聚集和水平生产地理聚集的研究，巴瑞特和埃克赫姆（Barryt & Ekholm，2003）等人认为，垂直聚集和水平聚集主要与贸易自由化程度、两地距离、两地要素价格差异和潜在市场的大小相关。如果两地贸易自由化程度越低、距离越远、两地要素的价格差异越大，就越容易导致生产的垂直聚集；如果两地贸易自由化程度越高，两地距离越近，两地要素价格差异越小，潜在市场越大，就越容易导致生产的水平聚集。藤田和克鲁格曼（Fujita,Krugman，2004)认为，在劳动力市场共享模型中，劳动者被假设为同质的，这在理论上是不全面的。在劳动竞争(labour matching)模型中，劳动者被处理为异质的，这更符合现实，从而厂商在技术空间中能异化它们的技术，增加劳动资源配置的市场浓度，通过竞争外部性导致集聚经济的产生。Crozet (2004) 利用欧洲五个国家的双边劳动力迁移的数据验证了克鲁格曼(1991) 的预测：劳动力会受市场潜力吸引，向实际工资报酬较高的地方迁移。同时，他利用参数模拟的结果表明，由于迁移成本很高，欧洲国家也不可能立即形成“中心——外围”的模式，即这种集聚效应的范围并不强。Pons et al. (2004)用Crozet (2004) 的方法研究了西班牙产业集聚过程中的国内移民问题。新经济地理学理论表明，在报酬递增的条件下，产业集聚和长期增长依运输成本而呈非线性变化，演化的轨迹表现为典型的倒U形构造，在全球化过程的中间段，产业结构表现为高度集聚，国家间的经济差异最为显著，产业结构和人均收入的不平衡发展乃是经济发展的常态。Mccann与Shefer(2004)从复杂、多变的地理—企业—产业的组织关系出发，提出了产业集聚的3种类型:纯集聚模型、产业联合体模型与社会网络模型，并对这3种类型进行了比较研究。产业集群是产业发展演化过程中的一种地缘现象，不少学者尝试用演化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引入产业集群的研究过程中,构建一个解释产业集群的内生演化框架。演化经济学与经济地理学的交叉融合日益紧密。2005年波斯玛和富林肯(Boschma & Frenken ，2005)共同分析了最近几十年来新古典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对经济地理学的影响,并比较了三者之间的异同点，最后指出演化经济地理学是经济地理学发展的新方向。那么，新经济地理学的产业集群观点也将随之不断演绎。

 

 

　　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研究为解释经济活动的集聚和扩散现象提供了新的视角、理论、方法和工具。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抓住了导致产业集聚的最为本质的经济力量──收益递增，其核心思想是，即使两个地区在自然条件方面非常接近，也可能由于一些偶然的因素(例如历史事件)导致产业开始在其中一个地方集聚，由于经济力量的收益递增作用，在地区间交易成本没有大到足以分割市场的条件下，就可能导致产业的集聚。克鲁格曼等人所倡导的新经济地理学丰富了国际经济学研究中有关跨国企业的区位选址问题。他们提出的规模经济、外部经济具有很强的前瞻性，以规模经济、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假设条件来研究区域经济问题比新古典经济学更接近现实。克鲁格曼的垄断竞争模型在融合传统经济地理学理论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多种影响因素，如收益递增、组织理论、向心力和离心力等的作用，证明了低运输成本、高制造业比例和规模有利于区域集聚的形成。新经济地理的关键贡献在于建构了清晰、严谨、精致的模型，打破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中生产要素不能流动而商品贸易又无成本的不实际假设，为经济活动的空间研究提供了一个主流经济学的标准分析框架，使经济集聚与区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主流经济学关注的中心；特别是利用理性决策和简洁的一般均衡来模型化分散和集聚、或向心力和离心之间的均衡问题。运用这些分析工具，在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下处理收益递增、贸易成本、迁移以及与投入产出。通过这些努力，克鲁格曼等经济学家力图把新经济地理学带入主流经济学的殿堂。 

 

　　新经济地理学将传统的贸易理论所强调的趋同力量与20世纪50 年代以来的发展经济学家所描述的趋异力量融入到一个共同的分析框架内。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它使得我们可以将趋同力量与趋异力量与微观经济状况结合起来。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与经济一体化过程相关的基本倾向，以及区域政策可以怎样地影响这些倾向。新经济地理学的新意并不在于它对集聚现象的描述，而在于它在新的假设下对现象背后的内在机理的深度揭示。揭示集聚经济源于报酬递增以及产业集聚随运输成本非线性变化乃是新经济地理学的根本创新之所在，它突破了以往的“集聚经济导致集聚”的循环论证。新经济地理学站在经济全球化视野下重新考察了国家和区域的经济发展问题，具有一定的政策含义。

 

　　新经济地理学的产生和发展，同样也引发了一系列的实证研究，来检验经济地理和新经济地理因素对于产业集聚的影响。但是，这些实证研究却相对比较忽视经济政策的作用。当然，这并不是说经济地理学完全忽视了经济政策对于产业集聚的影响，确切地说，在新经济地理学中，由于非常强调如历史事件之类的偶然因素在收益递增机制的作用下对产业集聚的影响，经济政策的变化对某个具体的地区而言，就可以被视为导致其工业集聚的偶然事件。

 

　　克鲁格曼将产业集群整体作为研究对象，未能深入到产业集群内部深入探讨影响产业集群演进机制的微观要素，也未能深入剖析产业集群发展模式与区域创新能力及其本地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克鲁格曼比较强调大型公司的内部增长和组织间能量化的市场联系，而忽视了公司活动所产生的难以量化的非物质联系（如信息、技术联系）和非正式联系（如人际关系间基于信任的联系）。同时，克鲁格曼的新模型忽略了交易费用对产业集群的影响。如果区域内交易费用很高，即使植入新的产业或企业，也难以形成集群。他认为产业集聚空间格局的形成及锁定效应，是经济活动收益递增和运输成本相互作用的产物。另外，新经济地理学强调市场规模经济而忽视技术外溢在区域经济聚集中的作用，因此，它不能解释技术在促进产业增长、区域发展和经济全球化中的作用。

 

　　新经济地理学在把经济地理学纳入主流经济学过程中应用最多的无疑是数学模型，这是主流经济学家最擅长的工具。克鲁格曼认为经济地理学在时代中迷失了方向主要是缺失数学模型所致，“最终，我们会借助巧妙的模型把空间问题纳入到经济学中来”，“问题是没有什么可以取代模型，我们一直都在借助简化的模型思考问题”。他认为复兴经济地理学首要的是重建数学模型的权威。但是，新经济地理学研究的空间聚集模型及区域收敛模型陷入空间均衡及稳态的数学分析之中，存在空间研究的模糊性。

 

　　尽管新经济地理学家知道区位、区域和场所常常代表某种经济景观中抽象的点或其他的形状，而文化、社会、制度、历史等重要因素却被排除在模型之外，很少或没有找出一个实际的区域规模，在这个区域规模上分析收敛问题，没有得出不同的空间规模是否具有不同的趋于收敛趋势的结论。新经济地理学家忽视区域在社会、文化机构及制度等方面的差异,甚至区域间产业结构的差异也被认为是次要的。不同的社会、文化和制度等因素在各地经济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新经济地理学者们虽然也承认制度、文化、社会因素在产业集聚过程中的重要性，但因为很难将这些因素纳入数学模型，对它们进行“精确的”分析，新经济地理学家就不充分考虑这些因素，既没有讨论是否存在用以分析趋同的合适区域层级，也没有分析确定区域趋同中各种不同趋势是否有可能出现于各种不同的空间层级。因此，新经济地理学在分析产业集群的社会文化根植性时，很难说能够比较精确地、客观地进行分析。正像克鲁格曼所说的，如何给社会、知识和文化分析一个坚实的微观基础是这个一般理论研究方向的关键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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