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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党的“西西弗斯之石”


发布时间:2008-07-08 文章来源:投稿 文章作者:邹恒华

——关于党政干部加强作风建设的几点理性思考
 
(一)
 
  每个政权的兴起与消失,都伴随着执政者作风的勃兴与衰落;每个政治人物的升起与坠落,都伴随着作风的严谨与腐化,显然,作风与政权共进退。政因风正而兴,因风衰而颓;作风与人事共始终,风正则名扬,风衰则名裂。
 
  作风是历史清洗剂,荡涤着历史时空,风清则无杂,无杂则可明得失;作风是政治生长素,因之而生,亦因之而亡。
 
  历史长河风起云涌,政权更选、人事代谢周期循环,生生不息,无始无终。作风像一条红线贯穿其中,亦代代不断,无始无终,作风建设具有无限性。
 
(二)
 
  作风建设具有无限性,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这让我想起古希腊的一个神话故事。古希腊时期,科林斯国王西西弗斯触犯天神,被宙斯惩罚,推滚一块巨石上山。由于山顶是圆锥形,当他费力地把巨石推到山顶时,巨石就滚下了山,他又往上推,巨石又滚下,如此反复无穷。后人称这块巨石为“西西弗斯之石”,暗喻永不停息的事物。
 
  作风就是从政者的“西西弗斯之石”。它永远滚动,永不停止。倘若谁想停下来,放弃向上的努力,甚至在它上面跳舞,歌颂胜利与成功,它终将把你摔得头破血流,甚至粉身碎骨。每个从政者应该明白,在作风的西西弗斯之石上跳舞是一场灾难。
 
  党政干部要推好作风建设的西西弗斯之石,并非易事。首先要了解它的几个基本特征。
 
(三)
 
  作风是一种哲学,具有深刻的思想性。“思想是一种求生存的工具”(胡克语)。这话虽有失偏颇,但在界定作风哲学的层次有其合理性,它服务于政治实践。“思维的唯一职能在于确立信念”(皮尔士语),作风哲学就在于确定对政治的忠诚和信念。
 
  作风哲学首先是一种人生哲学。它源于对人生价值的判断,源于对人的正确评价。如果意识到“人首先是一种把自己推向未来的存在物,并且意识到自己把自己想像成未来的存在”(萨特语),就会产生一种向前向上的作风,但在实践中远非如此,作风庸俗化已是一种普遍现象,其根源在于“人与人的关系不断物化,人的价值逐渐丧失,人的自身堕落于赤裸裸的现实性关系之中的缘故”(伯奇语)。
 
  其次,作风哲学是一种官方哲学,只有坚持以正确的哲学思想为指导,才能产生好作风。哲学决定思想,思想决定作风。古希腊时期,斯多葛主义教导人们对于现实采取不屈不挠的态度,宣扬世界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亚历山大马其顿帝国正是以之为哲学基础,以强悍的英雄主义作风成就一番霸业;以理性主义为指导的欧洲大陆政界,其严谨温和的作风令世人赞叹;而以经验主义为主流的英联帮,其作风务实且富有激情;美国崇尚实用主义,信奉“有用就是真理”,其冒险、创新、竞争的作风独步天下;而古代中国以儒家思想治天下,求稳定谋太平的作风举世称奇。
 
(四)
 
  作风是一种政治现象,具有深刻的阶级性。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先进阶级和政党才会有先进的政治理念,从而造就好的作风。政治决定作风,作风影响政治。汉高祖提出“反秦之弊,与民休息”,唐太宗反复强调“存百姓”的思想,两人开明的政治作风为自己的不朽事业提供了有力保证。而曹魏末年的九品中正制因为成为世家大族维护特权的工具而加速了自身的灭亡。在古印度,《摩奴法典》认为政权的作用就在于保卫高等种姓的特权,贯穿看用恐怖手段对付被压迫群众,视政治为“惩罚学”,终究逃不了覆灭的命运;古罗马帝国早期是以西塞罗的政治思想为指导,号召罗马统治者为统治和荣誉而战,恺撒大帝正是凭借这种信念以大无畏的精神勇往直前,终以强悍的作风立下不朽基业,而后期以基督教作为指导思想,帝国作风变得残忍而冷酷,使自身的政治活力逐步窒息。
 
  但凡好政风成于纷乱,传诸后世。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尚处于地方分权状态,马基雅弗利主义调动了当时政治力量的反封建倾向和爱国精神,培育一批双一批前赴后继为统一而战的历史人物,其激昂的革命英雄主义作风震憾了亚平宁半岛,成为意大利的优良传统;十七世纪德国四分五裂,以浦劳道夫为先驱的启蒙运动,把博丹、格劳秀斯、霍布斯等人的观点综合起来,创立了浦芬道夫体系,倡导温和的政风。此种风气一直为后世所传承,在莱辛、歌德、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的政治思想中都能看出深受这种风气的影响;十七世纪上半期,俄罗斯政局混乱,为治乱世,俄罗斯官方政治家普罗科波维奇大力倡导改革,向彼得大帝宣扬自己的改革理论,坚定了彼得大帝的改革信念。这种勇于改革的作风在俄罗斯得以世代相承,经罗蒙诺索失、恰达也夫、格朗诺夫斯基等政治家的倡导,从理论和作风上促成了1861年农奴制度改革。
 
  好政风的形成依赖于治国方略。完备的治国方略可使执政行为规范化和制度化,提高执政能力,有利于形成严谨科学民主的作风。
 
(五)
 
  作风是一种社会现象。每个社会都有其特殊性,这种特殊性集中体现为它的风俗习惯。作为建设的主体——党政干部从小就受了社会俗和文化传统的浸染,这种浸染决定了作风的特质。
 
  社会职业对作风建设影响深刻,也就是说作风建设具有职业性。党政干部对社会风气的选择性不同决定了他的作风发展。1913年3月,伍德罗·威尔逊当选为美国总统。威尔逊是大学教授,作风严谨,十分严肃,头脑清晰,具有杰出思想。当时的美国正处于拓荒时代,是一个民有、银行治、恐龙享的时代,是一个伟大变革的年代,“选出这样一个人来当总统,简直不可思议”(安德烈·莫鲁瓦语)。正是这个不可思议的人物,凭着理想主义的热情,振兴了美国经济,倡导国际和平,提高了美国国际地位。而继其之后的哈定总统是专业政客出身,“是最平庸的美国人,也是最最可以使人放心的人”。他庸俗的作风并没有继续美国的光荣。他在就职典礼上宣布,美国“并不企图参与支配世界的命运。”由于他的政治盟友卷入大贪污案而结束自己的政治生命。
 
  社会心理对作风建设也有重要作用。在《第三帝国的兴衰史》一书中,威廉·夏凡勒叙述希特勒总统当时奥地利三大政党成败得失时提到,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社会党成功的最重要一点是利用当时民众的心理,利用高涨的反犹情绪作为政治资本。希特勒自己也继承发扬了这一成功经验,使纳粹运动在早期获得了广泛的民众支持,在社会舆论领域占据主流地位。
 
(六)
 
  作风是一种道德,具有深刻的伦理性。作风与道德的交汇点,便是所谓的官德。
 
  作风是一种人格力量。“人格是一种内在的价值,是社会最珍贵的财产,是社会进步和幸福的最重要的源泉”(福留耶林语),作风的人格内涵使作风具有无形的巨大的感召力和示范效应。
 
  作风是一种道德信念。“人生来具有‘分化’和‘联合’两种本性,分化的倾向产生利己心,联合的倾向产生利他心”(杜威语)。作风的道德内涵使作风具备相应的道德激励和约束机制,受道德规范的指引。
 
  作风是一种道德力量。苏格拉有句名言,“仁爱、诚实和完全自觉的行动习惯能够使人不受恶事的污染”,柏拉图则主张国家应当由“贤人会议”来管理。古代中国“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道德规范促进了仁政的实施,促成了社会的仁爱之风。而“自由、平等、博爱”,“人权”、“公正”的道德规范推动了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促成了民主之风。19世纪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认为“道德是人类的最高目的”,崇高的道德准则,“把人类带向幸福与高尚的生活”。由此可见,作风产生的道德力量不仅可以修身,还可治国平天下。
 
  作风是一种道德实践。《尚书》有云,“克勤于邦”,朱元璋则说,“居上能俭,可以导俗,居上而侈,必致厉民”;而古人云,“君子之德风,子德之德草,风行草偃”,南朝陈后主“千门万户成野草,只缘一曲后庭花”更是道出了不同官德必然产生不同的实践后果。
 
(七)
 
  作风具有审美性,其根源在于党政干部审美趣味对其思想的作用。多元化的美学形态产生多元化的作风,美学通过作风对政权发生作用。历史表明,健康积极的美学思想和审美趣味形成积极向上的作风,助兴政权;颓废消极的美学思想和审美趣味必然导致作风衰颓,审美趣味低落必是政权面临危机之时。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美学。
 
  希腊罗马城邦的崩溃有其深刻的政治经济原因,而当时的统治阶级,在审美方面流行伊壁鸠鲁主义,追求享乐,玩物丧志,但在文艺复兴时期,在反对中世纪禁欲主义中,经过改造的伊壁鸠鲁主义发挥了重要作用,使追求个性解放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中世纪晚期,基督教崇尚神性和思辨,“艺术丧失了生气勃勃的生活冲动”(金斯塔科夫语),这正是当时当权者作风颓废的表现。而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基督教揉合于新柏拉图主义中在反对已经“经院哲学化”了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起了重要作用,使当时思想和风气为之一新。
 
  十七世纪时期,新柏拉图主义被抛弃,强调崇高气节的巴罗克和古典主义美学。十八世纪启蒙运动时期,英国的舍夫茨别利又复活了新柏拉图主义,哈奇森以之为武器反对因循守旧的理性主义,得到法国卢梭等人的支持。而在德国,理性主义始终占据上风。
 
  由此观之,美学思想与政坛更紧密相联。西方如此,中国亦然。
 
  曹魏初期,以“建安风骨”为主流的美学思想为当政者所倡导,得以立国,而随后,玄黄之学盛行,导致当政者闭目塞听,作风奢靡,不思进取,逃避现实。
 
  从春秋后期到汉朝建立的五百年间,一方面战乱不休,社会急剧变化,是一个英雄辈出、叱咤风云的豪迈时代,造就了“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悲壮之风及英雄豪迈的气质风节;另一方面,亲抄件地主阶级登上政治舞台。这是一个奋发有为的阶级,积极从事各种变革,广纳百家思想,具有奋发上进、百折不挠的共性,是一个重才情、重功利、出人才的时代,如乐毅、屈原、司马相如、鲁仲连、苏秦、张仪、范睢等。
 
  汉武帝独尊儒家,开创了以德治国的执政方略。而唐诗宋词元曲明小说对当时政权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最起码的一点,有许多官吏都是文艺方面的领军人物。
 
  近代中国,蔡元培提出的“以美育代宗教”,在二十世纪第一次启蒙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了倡导现代性的第二次启蒙运动。这两次启蒙运动在中国的政治历史中有里程碑的意义。
 
(八)
 
  作风是一门科学,具有科学性和规范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作风的科学化。第一次产业革命以来,重视科学崇尚科学应用科学成为各国政府的一贯作风。1991年,戈尔提出了“信息高速公路”计划,掀开了信息时代的序幕;而老布什则自称“教育总统”;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朝野高喊“技术立国”的口号,终于成为世界经济强国;法国前总统密特朗1985年大力倡导尤里卡计划,得到全欧上下的认同;俄罗斯近年来虽然研发资金奇缺,科技人员大量外流,但并未就此沉沦,自1993年以来,制定实施了几项大型科技发展规划;韩国、台湾、印度、巴西等国都不甘示弱,以奋发向上、不甘人后的积极作风发展本国的科技事业。
 
  二是科学的政治化,最终转变为作风化,各国领导和从政人员自觉加强了对科学知识的学习。二战期间,爱因斯坦等科学家担心纳粹抢先造出原子弹,便上书罗斯福总统,罗斯福总统立即成立一个“铀顾问委员会”,1941年12月6日又对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组,1942年夏实施“曼哈顿工程”,1945年7月16日试验成功了第一颗原子弹,抢得了战略主动权。与此相反,在美国大张旗鼓搞原子弹时,德国则打退堂鼓,1942年2月海森堡等人率先实现中子增殖因子大于1.01,比美国的费米小组领先5个多月,然而就在这个很有希望获得最终成果时,纳粹德国突然来了个组织领导上的大变动,撤销了对该项目的支持,使原子弹研制陷入停顿。
 
(九)
 
  作风具有经济性。执政者的经济理念和对作风建设成本的考虑是其基本内涵。
 
  经济理念深刻地影响着执政者的作风表现。在西方,主张“政府干预”和主张“自由放任”的政府作风迥然不同。如罗斯福总统以凯思斯主义治理处于经济危机中的美国经济,表现出雷厉风行的作风。而里根总统奉行福利经济学,其作风就温和得多。德国数十年来以弗莱堡学派为圭臬,倡导具有德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介于政府干预与自由放任之间,其作风平稳而务实,包容性强。北欧国家遵从瑞典学派,反映了小国经济自由主义,其作风平稳而不激进。而新制度学派的中庸,熊彼特理论的创新之风,激进经济学派的不妥协和变革作风都深刻地影响着各国执政者的行为和作风。十九世纪以巴师夏为代表的法国乐观派自由主义经济学,倡导清净无为和对个人自由的无限信任,但对群众痛苦则漠不关心;以马尔萨斯为代表的悲观派,作风保守,缺乏信心,但危机感强,忧患意识强。而连带主义学派则倡导合作,集体主义精神。作为当今西方官方经济学的新古典综合学派,既有其坚定性,又多了兼收并蓄的新风。许多经济流派的代表人物被延揽为执政幕僚,或为政府官员,使执政者的作风表现异彩纷呈。
 
  作风建设需要构建支撑条件,付出经济成本。如国家要为监督公务员的廉洁性付出监督成本;个人因为作风违规要付出惩诫成本。
 
(十)
 
  作风具有稳定性。在每个历史阶段都有相对稳定的静态结构,具有结构性、规范性的特征。
 
  作风的结构作用重大。“意义在于结构”,“没有结构就没有任何意义”(伯蒂语)。不仅如此,而且“结构展示出一个系统的特征,它由几个部分构成,其中任何一个成分的变化都会引起其它成分的变化”(列维—斯特劳斯语)。结构有助于操作。根据十五届六中全会的界定,当前我国作风结构如下:
 
  ——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为内核的思想作风;
  ——以理论联系实际为内核的学风;
  ——以求真务实、勇于创新为内核的工作作风;
  ——以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为内核的生活作风;
  ——以胸怀全局、战略思维、民主决策、清正廉洁为内核的领导作风。
 
  作风结构的改进和完善应坚持共时性与历史性相结合,干部个体、执政党和执政机关三类主体相结合。在完善结构的基础上,建立健全作风建设的约束、惩诫、激励、导向、沟通、传导和创新机制,只有好机制才会产生好作风。
 
(十一)
 
  作风具有时代性。作风随时势的发展而发展,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不是凝固不变。时代性与稳定性是动态与静态的辩证统一。在概念方面,1879年,恩格斯第一次把“作风”一词引入党内生活中;斯大林根据列宁的思想,首次提出“工作作风”概念;1942年毛泽东首次明确提出“党风”的概念。在内容方面,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产生于新文化运动时期;群众路线产生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批评与自我批评产生于八七会议。
 
(十二)
 
  综合所述,作风具有无限性、思想性、阶级性、社会性、伦理性、审美性、科学性、经济性、稳定性、时代性等十个基本特征。一言以蔽之,作风具有系统性,“因为它涉及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文化学、社会学等众多学科”(《干部与作风》王立民、杨明主编)。
 
  作风的系统性决定了作风建设的艰巨性。从以上各部分叙述中至少可以得到以下十个基本结论:
 
  一是作风建设是一个持续的、永无止境的过程;
  二是作风建设必须以先进的哲学思想为指导;
  三是作风建设必须为先进阶级执政党服务;
  四是作风建设必须建立在广泛的社会基础之上;
  五是作风建设必须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
  六是作风建设必须考虑审美因素;
  七是作风建设必须体现科学性;
  八是作风建设必须体现先进的经济理念和工作制度;
  九是作风建设必须保持相对稳定性,并适时转型;
  十是作风建设必须与时俱进。
 
  作风的系统性也决定党政干部提高作风修养的无限性,党政干部必须持之以恒地搞好作风建设。
 
  历史一页一页地翻过,作风建设一直向前,正像永不停息的西西弗斯之石。
 
      (作者单位:江西省抚州市信访局)
 
编辑员:china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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