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五大提出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入益分配后，每个人都积极投身于创业致富的时代大潮中，为社会也为自己创造了丰富的物质产品，获取财富成为一种时尚，一种渴求，正如十六大所描绘的“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一样。然而个人利益的急速膨胀，导致收入差距过大。我国目前基尼系数已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社会利益心态和行为的畸变也随即而生，对既存的分配秩序造成了巨大冲击，甚至引发局部地区社会动荡。十五大对此局面已有预见，明确提出了“取缔非法收入、整顿不合理收入、调节过高收入、防止两极分化”的利益调节思路。然而多年来，利益纷争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愈演愈烈，利益矛盾与日俱增，其中最关键一点就是没有从伦理道德方面解决好利益正当性问题。新型荣辱观的提出，促成了新型义利观的形成，为破解当前日益复杂的利益纷争困局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当前利益分配领域存在的诸多问题，归根结底是少数人疯狂逐利、非法谋利、不当取利及政府利益政策不力造成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利益心态严重扭曲。在改革政策的鼓励和支持下，一部分通过辛勤劳动和合法经营率先致富，与经济利益伴随而来的是政治荣誉、社会地位的提高。这些人也就成为时代的佼佼者和后来者的标杆。许多财富大亨的创业故事成为书市的畅销品。快速致富、轻松赚钱的思想在社会上甚嚣尘上，加上快餐文化、速成文化、一次性文化等低俗功利因素的宣扬，使得整个社会利益心态严重扭曲，惟利是图的利已主义、只顾一已私利不及其余的极端个人主义、金钱至上的拜金主义、庸俗低级的享乐主义在社会上造成了一种贪慕浮华的浮躁心理。

 

　　2、利益行为规范无序。众所周知，经济是政治的基础，经济上弱势必然导致竞争劣势、政治话语权和社会地位的丧失，甚至生活困境，生存危机。据此出发，也就不难理解，人们为什么要竞相逐利的行为选择。这本无可厚非，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问题的关键在于，许多人为了谋利而不择手段，根本不遵循有关法律和道德规范。于是乎假药、假货、假文凭、假证书、假帐、假数字、假钞、假农药、假肥料、假种子等大行其道；抢劫、抢夺、偷盗、诈骗等侵财性案件居高不下；各种权力寻租、贪污腐败行为屡禁不止；偷税、漏税、抗税、逃税大有人在，如此不一而足。其中也乏侥幸过关者，但大多受到党纪国法的制裁。虽然如此，到目前为止，新型价值体系尚未成型，整个社会仍处于转型状态，利益行为规范的建立仍将是一个长期而曲型的过程。

 

　　3、利益关系对立增多。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阶层分化不断加剧，新的利益阶层和利益群体持续涌现，由于在国家体系和社会结构中处于不同层次，享受改革发展成果的多少及承担改革发展的压力和负担不均造成利益矛盾纠纷日益增多，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格局。利益对立已成为当前社会生活中一个突出问题。

 

　　4、利益政策调控不力。当前国家利益分配改革尚在探索之中，尚未建立起公正合理的分配体系，兼顾各方利益的协调机制还有待完善，有关政策措施过于原则性，操作性不强，导致利益矛盾化解体系滞后，利益关系无法有效理顺，进而造成利益纷争并起的困难局面。

 

　　以上问题，在现实生活中有多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一是意识形态方面，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滋长，价值观念扭曲，道德行为伦丧，生活方式堕落。二是政治生活方面，官僚主义盛行，形式主义泛滥，以权谋私、贪污腐化在一些地方蔓延，失职渎职现象时有发生。三是经济生活方面，安全生产事故不断，做假帐、报假数字屡禁不止，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仍然大量存在。四是商品流通领域，假冒伪劣、欺诈活动成为社会公害。五是文化科技方面，假新闻接连不断，庸俗无聊、格调低下的影视节目，迎合少数人低级趣味的低俗的文艺作品泛滥成灾，学术造假现象大行其是。六是社会生活方面，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沉渣泛起、家庭暴力、遗弃女婴、虐待老人、破坏环境等现象频频发生。

 

 

　　个体谋利行为不仅涉及人性的本质内核，而且与政权的改革、社会的变迁、人文的演化息息相关。在当前社会转型、经济转轨、道德重塑的特殊历史时期，之所以造成阶段性利益纷争的乱象，有其深刻的思想、道德、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原因。概括起来，主要有：

 

　　1、价值观念重构。传统主流价值体系在市场机制的蚕食鲸吞下被消融解构，人们思想的差异性、选择性、独立性、多样性明显增强，由此决定人们谋利行为的价值取向多元化特征。在新的社会核心价值体系没有成熟定型之前，各种价值观念势必激烈碰撞和交锋，利益纷争就难以避免。这是价值体系重构的必然产物。

 

　　2、生活方式转型。以安贫乐道、和谐平静为主的正统生活方式在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冲击下逐渐趋于瓦解，以知识经济为主导的信息社会的形成从经济基础上促成新的生活风格，外来生活时尚的大量涌入为新时期生活方式转型推波助澜。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必然需要不同的利益支撑，人们各自为坚守自己的生活方式，也使利益之争难以避免。

 

　　3、道德约束乏力。在传统道德被人们遗弃之后，诚信缺失、道德失范使这种依靠社会舆论、内心信仰、风俗习惯发挥作用的行为规范威信顿失，对社会生活的调节作用面临被边缘化的境地。道德约束乏力使个体谋利行为可以放任自流，甚至以一种厚颜无耻的方式表现出来，利益矛盾在所难免。

 

　　4、法律制度缺位。道德和法律是调节社会生活、评判利益正当性的两驾马车。然而当社会急需这两驾马车发挥作用时，法律制度如道德规范一样，由于自身的不完善导致利益调节缺位。许多违法谋利、非法获利行为因为法律漏洞而得不到应有的制裁和惩罚，在社会上产生了极为恶劣的负面效应，利益纷争之乱象必是预料之内的逻辑结果。

 

　　5、社会管理滞后。在政府还权于社会的背景下，正是各类社会管理机构大放光芒的黄金时代。然而我国社会管理体系先天不足，各类社会团体、中介机构、服务机构和群众性基层自治组织总体上还处于草创状态，就如刚孕育出生的新生儿，岂能一夜之间变成力举千钧的神话英雄？自身尚且步履蹒跚，在利益调节中的“缓冲器”、“润滑剂”作用也就大打折扣，使大量本应由社会化解的利益矛盾直接推向了政府部门，使局面进一步复杂化甚至恶化。

 

 

　　利益正当性是利益观的核心要素，也是新型荣辱观的基石。失去了利益正当性的支持，新型荣辱观的建立也只是镜中月水中花，毫无真实性、现实性可言。而利益分配正是解决促使人们正当谋利的课题。必须从以下五个方面着手：

 

　　1、构建核心价值体系。构建核心价值体系是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重要任务。核心价值体系对社会和个人都起着规范和引导的作用，决定着整个社会的思想道德基础。从利益观的角度来看，构建核心价值体系要做到“四个必须”，一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找到现实生活中解决各种矛盾、创造价值提供了最为科学的方法。二是必须贯彻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高于一切位置，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最根本的价值导向。三是必须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理想赋予人们价值追求的目标和动力，决定着人们的自觉行动；共同的理想决定共同的行动。每一个社会成员只有把自己的理想与共同理想统一起来，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四是必须突出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时代精神总是对处于这个时代的人们起着积极的价值引领作用。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只有不断深化改革，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才能逐渐形成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有利局面。

 

　　2、重塑新型道德体系。新型道德体系的重建是一个不断完善的系统工程，一是必须按照先进性的要求，总结新形势下的道德实践和道德规律，合理借鉴和吸纳外来文明中体现人类进步的道德思想和道德形式，形成具有中国气魄、切实可行的道德理想。二是着力倡导公民基本道德规范。通过制定和实施职业道德、岗位职责、市民公约、乡规民约等行为规范，通过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等传播媒介，引导广大群众自觉遵守，努力实践，使之在各行各业和社会各界在日常生活和工作学习中都有所遵循。三是建立健全社会道德监督机制。综合运用组织纪律、行政规章、法律法规等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各种不道德行为，给予适当的处罚和必要的谴责，采取制定道德公约、进行信用考核、建立不良行为档案等手段，实现个人自律与社会监督的有机结合，共同营造扶正祛邪、扬善惩恶的社会风气。

 

　　3、完善经济法律制度。利益纷争最本质的根源在于经济法律制度不完善，为此，一是健全市场准入制度，依法规范市场主体资格，杜绝各种不具备资格条件的个人或组织进入市场经济活动中，完善市场主体法律。二是完善监管制度，既要对正当利益予以保护，对各种违法行为予以惩处，还要对市场运作予以监管。三是完善退出制度，防止市场主体借破产、兼并、重组之机逃废债务。四是完善市场运行规则。保证各种市场主体在平等的条件下开展竞争，公平承担税负，逐步取消垄断、商业贿赂、价格欺诈等不正当的行为；确保一切交易部必须在自愿、等价、互惠的基础上公开进行；严禁欺行霸市和强买强卖。五是完善经济纠纷化解制度。通过协商、调解、仲裁、诉讼等方式，化解市场主体间的利益冲击，确保经济的正常运行。

 

　　4、创新社会管理方式。一是充分整合资源，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民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合理社会结构。二是加强社团、行为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有培育和管理，通过完善社会化服务网络，健全社保机制，满足公民的公益性、保障性的利益需求。三是充分发挥群众性基层自防组织的作用。四是提高应对社会危机的能力，建立完整的信息反馈机制和组织体制，提高社会预警能力，有效应对各种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突发性公共事件等、保障人们的生命财产。

 

　　5、强化政府调控机制。对独立的利益主体进行引导，使千千万万个微观行为在追求自身利益时，不损害社会利益。要以市场化改革为取向，逐步打破垄断行业的过高收入；通过完善社保体系和机制，建立健全低收入群体的利益保护措施：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协调城乡收入利益，缩小地区差距，形成各行各业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和谐创业的良好环境和支撑体系，有效防止两极分化。

 

　　　（作者单位：江西省抚州市信访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