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大报告强调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从思想与行动的逻辑关系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践的逻辑前提。因此，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精神内涵与实质的把握程度如何，就直接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方向与目标。事实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小康社会的实现提供了基本的价值导向系统，“具有根本的指导意义”。

 

　　从社会治理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探索与形成的过程，就是不断解放思想，深化认识，优化社会治理道德原则体系的过程，就是不断促进社会治理道德原则体系越来越符合客观实际的过程，也就是不断放弃和淘汰落后的充满主观性和相对性的社会治理道德原则体系的过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改革开放道路上每向前迈进一步，无一不是以解放思想为先导和前提的。其中影响最深刻的主要有四次：一是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拉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序幕；二是1992年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三是以党的“十五大”召开为标志的又一次思想解放，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迈向21世纪；四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创新了我们党的执政理念。同样，就发达国家的崛起历史看，也无不经历了思想解放的过程。文艺复兴运动无疑打破了神学的精神桎梏，为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英国的“新教革命”，建立了最早的民主政治，为工业革命开辟了道路。启蒙运动为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作了思想理论准备，对西方社会乃至世界的历史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其实，每一次时代的大变革、每一次社会的大进步，都伴随着思想的大解放和观念的大更新。思想解放的直接效应就是――通过社会治理道德原则体系的优化――影响整个社会发展的文明进程。

 

　　从社会治理道德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方面告诉我们，建设怎样的社会才是有价值的，才是全体人民真正需要的，才是应该的；另一方面告诉我们，应该以怎样的道德原则和规范来治理和建设我们的社会。就前者而言，我们党要带领全国人民奔向小康社会，建设和谐社会。因为只有这样的社会才是有价值的，才是广大人民群众真正需要的。就后者而言，我们应该以优良的道德原则体系来治理和建设我们的社会。这是因为，社会治理的道德原则体系虽然可以多种多样，可以任意认定，但优良社会治理道德原则体系的优良性却是客观的，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是说，唯有优良的治理道德原则体系才是最符合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的。这个道德原则体系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也是最高层次，要集中解决的根本问题是――我们党为之奋斗的终极目的，或者说我们创建一切制度和规范的终极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第二个层次，即基本层次，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我们党应该依据什么样的道德原则来治理我们的社会，优良的还是落后的，进而带领全体人民奔向小康社会，建设和谐社会；第三个层次是指一般的规则，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一些具体的特殊的社会治理问题。

 

　　透过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际上告诉我们，党为之奋斗的终极目的是为了持续不断地增进全社会和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利益。“以人为本”中的“人”是指所有的人，不是指某个人，某一些人，也不是指大多数人，只能是所有人，一切人。“以人为本”意味着，要以所有人、每一个人的利益为本，要从所有人的特点或实际出发，一切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都“要体现人性，要考虑人情，要尊重人权，不能超越人的发展阶段，不能忽视人的需要。” 一句话，“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最终目的，就是要重建“人与人的联盟，人与社会的联盟，人与自然的联盟，人与终极价值的联盟”。这一终极目的在一般情况下，也就是在广大社会成员的利益不发生冲突可以两全的情况下，“以人为本”意味着要“不损害一人地增加全社会和每个人的利益总量”。坦率地说，在这一境况下，如果为了所谓的大多数人利益而牺牲少数人的利益，或者为了社会整体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甚至是为了所谓的大多数人利益，为了社会整体利益而牺牲一个人的利益也是不应当的。但在广大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发生冲突不可以两全的情况下，则应当遵循“最大利益净余额”原则。即当社会成员之间利益发生冲突不可两全的时候，应该遵循“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原则，即“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原则；当社会成员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发生冲突不可两全时，则应当奉行“自我牺牲”原则。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党的十七大报告有6处使用了“幸福”、“福祉”一词，同时还使用了其他许多类似词汇。高度关切全体人民的幸福，多次强调“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并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无疑，这一思想解放成果的现实意义和价值在于，它清楚地辨析了社会治理的终极目的与社会治理具体活动目的的差别，为一切具体的社会治理活动提供了终极的优劣评价标准，也为一切具体的社会治理活动确立了稳定的努力方向，可以避免相对主义、主观主义思维方式的危害，防止具体的社会治理原则体系的摇摆不定。也正是因为这一重大的思想解放和理论突破，进一步凸现了民生问题，就有了十七大报告对民生问题的特别强调：“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民生问题的核心显然是利益问题。唯物史观一再告诉我们，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马克思说：“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而且，“‘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会使自己出丑。”〔2〕这也是“共建共享”重要思想的价值基础。只有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中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最大限度地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热情和创造活力，最大限度地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把共同建设、共同享有和谐社会贯穿于和谐社会建设的全过程，才能真正做到在共建中共享、在共享中共建。“共建共享”重要思想实际上鲜明地提出和彰显了社会公正的根本问题：权利与义务的平等分配这个有关和谐社会构建的结构性、根本性和前提性问题。

 

　　就第二个层次，也就是社会治理的一般道德原则而言，在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概括“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中，已经将人类迄今为止文明的社会治理道德原则几乎全部纳入。它告诉我们，小康社会的实现、和谐社会的构建，都应该遵循这些人类社会治理早已公认的道德原则：公正原则、平等原则、人权原则、自由原则、人道原则、法治原则、民主原则、生态原则以及宪政等等。因为，“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社会主义制度与民主政治不是背离的”，“（中国）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3〕同时，从十七大报告中也可以看出，以往人们所讳言的一些敏感词汇，这次在报告中都多次出现。而且在基本内涵的认识方面，也有了新的阐释和深化。比如，关于公平与效率的先后摆位关系问题，在报告中就做了十分策略的表述：“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从而严格界定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过程中都要兼顾效率与公平，避开了效率与公平优先问题的干扰。又比如，报告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提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并首次提出“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提出“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提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等新的创见。这意味着，中国社会治理已经开始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已经皈依了人类社会治理的大道。未来中国社会的治理，就是要通过拥抱公正、平等、人道、自由、法治、民主、宪政等等人类文明发展已经反复证明了的普世规则，彻底告别相对主义的思维方式，摆脱依靠不完全归纳法证伪的魔咒，敬畏统计意义上的多数规律，要使我们社会的进步真正踏上平稳发展的健康正道，要使我们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等各个方面全面发展，走出畸形的单纯经济发展指标误区，使全社会各方面的发展相互衔接、相互促进、良性互动。

就第三个层次而言，也形成了系列性的社会治理道德规则，诸如节俭、诚信、节约等等。可以说，通过社会治理道德原则体系这三个层次的优化和创新，全面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为中国社会治理提供了比较优良的价值导向系统。

 

　　当然，从动态发展的角度看，思想解放是一个永不停歇的过程。在社会治理道德原则体系优化方面，思想解放还会不断面临新的挑战和压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还需要不断完善和丰富。特别是在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理论创新还有许多困难和挫折需要克服与跨越。报告指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改革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也是十六大以来的五年我们党解放思想最大的成果。未来我们急需付诸实践的是――必须通过“四个坚定不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旗帜，坚持不懈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转化这些思想解放的伟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