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程恩富 张飞岸先生商榷

    读到程恩富张飞岸先生发表在《学习时报》上的文章：《民主社会主义及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区别》，深深感到我们思想理论界的一些同志观念还停留在过去，没有适应时代与时俱进。邓小平同志所以反复告诫我们，“不问姓资姓社，一切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就是因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崭新的事物，其内涵需要不断的探索更新。如果一事当前先问这件事或这个做法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而不管这件事、这个做法对我们的经济发展是否有利，对我们实现社会公平的价值目标是否有利，对增强我们国家的综合实力是否有利，那么，我们就可能重新陷入政治挂帅的意识形态泥沼。

    不问姓资姓社，还因为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与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观念早已大不相同。许多社会主义者的主张、观念，现代资本主义国家都采用了、吸收了，而许多资本主义者的观念、主张，我们也借鉴、学习和应用了，并且取得了很好的实际效果。今天，既然我们在许多基础性的问题和观念上姓资姓社都不问了，也不刻意搞什么姓资什么姓社的无聊区分与思想斗争，那么，我们还要在不同的社会主义观念：民主社会主义观念与科学社会主义观念之间搞什么区别与划分，辩什么是非与曲直呢？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坚定不移反对的东西我们都可以拿来和引进，曾经被看作是社会主义基石的东西我们都可以改变和重新审视，明晃晃的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我们都可以引进和采用，难道本是同根生的不同社会主义观念——民主社会主义观念与思想，我们还不能够学习和借鉴吗？还要视之为洪水猛兽，而要从出身和历史根源上划清界线吗？

    程恩富先生的观念不合理之处在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党领导人民探索和建设的一大新生事物，其内涵还在不断丰富，其形式还在不断改变。你怎么就可以一下子断言自己持有的观念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观念，其他人持有的观念就是非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观念呢？现在的社会主义，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一定意义上说，既不是马克思书本上最早阐述的那样一种模式的社会主义，也不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更不是我们自己改革前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搞的那一套东西，而是全新的，我们原先不理解、不知道、不承认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新就新在它勇敢的面对中国社会生产力处于较低发展水平的现实，提出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落实这一科学论断，实际上就是要从我们原先追求的那种脱离现实的理想社会主义模式退回来，退到符合现实生产力状况的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模式上来。

    这个模式不是取缔私有制，而是大力发展私有制；不是消灭和赶走外国资本，而是大力引进和发展外国资本；不是资本主义赞成的我们就反对，资本主义反对的我们就赞成；而是实事求是，该反对的就反对，该赞成的就赞成。勇敢的承认我们在经济社会文化甚至政治发展上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现实，在对待当代资本主义的一些东西时，首先考虑的不是如何批判和禁止，而是花大力气学习借鉴采用的问题。我们从事的是超越本本、超越苏中改革前现实的社会主义实践，从事的是超越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实践。这个实践需要借鉴古今中外一切方面的经验，既要学习借鉴我们自己的经验与教训，又要学习总结他国的经验与教训；既要学习总结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与教训，又要学习总结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与教训，还要学习总结非社非资甚至说不清究竟姓什么的国家的经验与教训，不这样开拓视野、广泛借鉴，要取得远远高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成就，显然不可能。

    因为，我们从事的是前无古人的事业，克服的是前人没有遇到过的困难。当资本主义国家有一个好的机制、政策、做法，比如公务员制度，比如股票市场体制，非常有利于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能因为意识形态的关系，因为这些东西姓资不姓社，姓亚当不姓马，而拒绝学习和采用吗？当我们发现，依照传统社会主义观念建立起来的人民公社体制，几十年来运行效果很差，带来的是农业生产的低效率与低效益，带来的是人民温饱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的灾难性后果。广大农民群众十分反感，强烈要求改变这种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美好体制”，一致要求和衷心希望建立那种包干到户、分田单干等被我们理论家和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持有者定性为“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资本主义制度。我们能因为个别理论家这样说过，传统的社会主义条条这样定过，就不敢采取这种对我们发展生产力十分有效的制度吗？

    对社会主义采取教条主义的理解，对各种制度、观念、政策、做法采用政治挂帅的意识形态思维：本本上有，经典作家说过，要消灭私有制，就不管现实的中国生产力处于什么样的发展水平，当代中国处于什么样的社会发展阶段，不管将千千万万私营工商业户取缔会给人民生活带来多大的不便，给社会经济活力带来怎样的影响，就要对私营的农业、工商业迅速改造，一举取缔、完全消灭。不仅如此，还要割“资本主义尾巴”；经典作家书本上，传统社会主义条条上，没有建设商品经济的概念，就是现实中需要也不能建立：黑市不能开，农民多余的农副产品也不能卖；书上、本本上没有讲资本主义民主的进步性，没有讲民主选举官员的重要性，因此便不能谈论学习借鉴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经验教训，而只能借鉴学习“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去卖红薯”的封建观念，以及“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惧民观念。

    因为意识系统观念的禁忌，人们宁可学习借鉴保举文化，就是不愿意学习借鉴选举文化；宁可借鉴学习回避文化、异地为官的文化，就是不愿意学习借鉴权力制约文化、分权文化。如果现实中保举、察举、自荐、公荐均不能解决干部合理选拔问题，也解决不了干部勤政为民的问题，难道我们就不能借鉴外国先进经验，遵从党章、宪法和各级政府组织法的原则，对基层干部实行选举吗？如果干部回避、轮换依然解决不了滥用权力、权力过分集中、权力使用违背授权者要求的积弊，那么为什么就不能试一试古今中外都非常灵验的分权制约、权力职能分工制度呢？显然是可以的。

    在干部控制上，“掺沙子”的政策，曾经非常有效的解决了铁板一块所带来的上级无法控制下级，下级情况上级无法真正了解的积弊；享有同等权力的党政领导二人配置，虽然因为权力分工不明确产生了许多无谓的权力之争，但是它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是解决了一个单位内权力过度集中于某一个人、集权者一手遮天、任意用权、无所顾忌、毫无约束的弊端。不能为了明确与资本主义的区别，为了刻意强调我们与资本主义的对立，就不去采用那些本来没有阶级属性的东西，采用那些人类在政治领域获得重要经验基础上提出的东西。不去改变那些现行的不合理的体制，改变那些被我们习惯的看作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东西：委任制、集权制、一肩挑、终身制等等。如果是这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如何能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我们又怎么能创造出既超越资本主义、又超越传统社会主义、还超越我们自己现实生活的前无古人的骄人业绩呢。

    如果我们摒弃意识形态化的思维方式，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一切事物的取舍、评价以三个有利于为准则，不管某个政策或者观念是马克思提出的，还是伯恩斯坦提出的，是列宁提出的还是布哈林提出的，是凯恩格斯提出的还是萨缪尔森提出的，是民主社会主义者提出的还是科学社会主义者提出的，只要对我们建设民主富强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有用，我们就坚决拿来之、应用之。有了这样的现实主义态度，我们就会在对待民主主义者或民主社会主义观念问题上，更加心平气和，更加具有平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