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类社会进入政党政治时代，政党在现实生活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在传统的国家与社会之间建立起一座桥梁。作为政党党内的根本大法，党章和宪法一样，也有成文和不成文之分。现实表明，政党与成文党章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关系，成文与否对一个政党的的运行并不构成直接影响。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起就制定了成文的党章（包括党纲）。本文将以政党政治为宏观背景，从政党的一般规律出发，找出世界各国政党党章中带有共性的东西，意在对中国共产党党章作更加全面、清晰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向来重视党章的作用。恩格斯在共产主义者同盟时期指出：“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代表大会的决议等等，都属于同一范畴，而遗憾的是，任何一个团体，即使是最高革命的团体，都非有它不可。”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中指出：“因为要建立组织，首先就要制定章程。”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在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建党起就注重制定党的纲领和章程，并结合中国共产党自身的特点，发展了对党章的认识，其中尤为特别的是邓小平在1978年12月总结建国以来党和国家法制建设的经验教训时，提出了“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党章是最根本的党规党法。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很难保障”。对于那些组织严密，有严格纪律的政党来说，把党章的功能提高到如此高度也许是可以理解的，但对那些组织松散、尤其是作为选举的机器存在的政党来说，这显得有些难以置信。比如，在很多美国人看来，政党没有太大的意义，更别说党章了。因为美国的两大党除了基本价值观、意识形态有大量的雷同之处，就连大选通常也是依靠政党候选人的个人人格魅力而不是政党的公众亲和力。另外在组织上，美国政党组织的内部结构不是等级制或中央集权制，而是分层制或权力下放制，各个政党组织之间——无论是纵向的还是横向的——没有完全的隶属关系或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每一级的政党组织都相对独立，各有其自治权，虽然同一党的各个组织之间为了共同的目标(如使本党入主白宫或争取在国会成为多数党)也会互相协调，但这种协调没有强制性和约束性。就这样，美国的两大党都没有成文的党章也成了理所当然的事，而它们也都根据现实需要按照各自既定的轨道向前发展。

（一）

　　人类以往本是没有政党的，在封建神权和王权社会，政治稳定或变迁的根本因素在于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王位继承或暴力颠覆，对立与统一相互交织，统治与被统治相互博弈，国家与社会以这样的状态维系了几千年，文明是从野蛮中走出来的，即使还带着血腥，但这是历史进步的最好证明。政党的产生无疑给人类文明注入了一些新的活力，即使开始时有些不适应，1787年美国开国元勋起草《合众国宪法》时，是没有预想到政党在国家和社会中的作用的。他们对于政党或深恶痛绝,或鄙夷不屑,或心存疑惧,把政党看成政府“最险恶的敌人”(华盛顿语)、“最可怕的灾难”(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约翰·亚当斯语),把党派精神说成“施政者的最严重的堕落”(托马斯·杰斐逊语)。托马斯·杰斐逊为了同党派意识划清界限,甚至还这样说:“如果非得同政党一起才能进天堂,我宁可不进天堂。”资本主义的发展刺激了人类的多样化需求，从政党产生到它遍地开花，用了100多年的时间，政党在国家和社会中扮演的角色是超乎前人包括一些佼佼者的想象的。从此，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多了政党这样一座桥梁，正如罗斯金所说，“几乎当今所有的社会，无论民主与否，都有着某种政党制度来联系公众与政府”。

　　不同的研究视角可能会对政党得出不同的结论，如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史观和阶级的分析方法，认为“政党本质上是特定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者，是特定阶级政治力量中的领导力量，是由各阶级的政治中坚分子为了夺取或巩固国家政治权力而组成的政治组织”。而运用实证主义分析方法则认为“政党就是这样一个组织：它通常试图在政府中获得职位，以此寻求对国家产生影响；通常不是由社会中单个利益组成，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试图凝聚社会不同利益”。但是，至少可以看出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与政治权力紧密相连并致力于利益的表达和聚合，这就涉及到对政党基本功能的认识。

　　政党的基本功能有两个：利益表达功能和利益综合功能。前者是把所代表的阶级、阶层或集团的利益、愿望和要求表达出来；后者是将前者中的利益、愿望和要求加以综合，变成政党的政治主张，从而对政治权力的运行产生影响和压力。罗斯金在《政治科学》中则把政党的功能进一步细化为：连接政府与公众、聚合利益、整合政治体系、政治社会化、选民动员以及组织政府等，其实质是基于政党“是以通过赢得大选的方式来影响政府为目标的组织”这样的判断，并揉合了西方政党执政的基本要素和环节。现代政治文明的一大特征就是改变了过去狭隘的个体利益诉求及单一的诉求方式，政党的出现为人们提供了让自己的需要或希望为政府所知的新的渠道，至少选民的意愿和心理趋向对政党的意志有导向和制约作用。然而，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大量的NGO以及各种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出现，在某些时候取代了政党在公众面前的作用，也就是说公众在利益诉求多元化的同时利益诉求方式也开始多元化，在将问题的矛头对准政府之前，政党不是必经之地，所以有人预言：人类社会开始进入后政党时代。当然，这样的认识来自于发达的经济基础，高度成熟的市民社会和完备的社会运行机制的有机结合，在当前尤其是对于中国来说，这似乎还是一个遥远的话题，研究政党及符合自身特点的基本规律似乎更有价值。本文也着重论述这一点。

（二）

　　党章的不可或缺性体现在，党章的功能在政党联系国家与社会的过程中的主要作用。政党存在的意义在于它的功能的不可替代性，即使是一种“恶”，也是一种必要的“恶”。党章的存在刚好对这类政党的合理性作出理论说明和功能保证。政党之于社会、政党之于国家以及政党自身是体现党章功能的三个维度。

　　第一，党章是政党在公众面前展示自身形象的一面旗帜。这里所说的党章实际上包括政党的纲领和章程两部分。任何党的纲领都会对自身的性质与指导思想作明晰的论述，就像在一个药瓶上贴上标签，以示与其他药瓶的不同，从而表明自己对于政治权力、对于选举以及对于所代表的阶级、阶层或集团的态度。政党的活动往往是在政党纲领的指导下进行的，如果一个政党开始违背它所制定的政治纲领，这只能说明该纲领随之会发生改变。这也正解释了西方发达国家中，随着中产阶级的不断壮大，各种性质的政党为了获得更多的选民纷纷在意识形态上向中间靠拢，原来的阶级色彩趋于淡化，如英国工党在1995年修改党章第四条款，重新认定了该党的性质，从而英国公众对其有了新的认知。当然通过意识形态中间化来扩大政党在选举或执政过程中的社会基础的策略是否真的行之有效，已经有学者开始怀疑这一点。但至少可以认识到，党章是社会公众最易于识别形形色色的政党的基本途径之一。当然，政党向公众展示自己的过程同时也是公众选择政党的过程，政党与社会公众之间的互动在任何先进的政党中应该得到体现。

　　第二，党章为政党在行动上更好地连接社会一端提供了理论指导，这主要体现在政党的利益表达功能上。政党形象最终来自于政党地实际作为。利益表达是政党的一种政治行为，作为现代组织，这种行为是带有价值判断的，这种判断与政党的政治理念相关，也是党章的基本内容。前文提到过，政党的出现为公众的利益诉求提供了一种新的渠道，其实就是体现在政党的利益表达功能上。所以，政党应该表达谁的利益？如何表达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表达？这是党章应该回答的问题。如瑞士社会民主党在其党纲中表述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社会，在那里没有高低之分、阶级差别、性别隔离和种族区分，也没有偏见和歧视，在那里每个人都是有用的并且都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在那里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权利和价值，所有的孩子都能自由和独立地长大，每个人都能处理他们自己的事情，并且平等地、相互合作地和尽其所能地共同服务于社会”。这就决定了该党致力于通过执政，最大程度地对公众普遍利益的维护和追求。

　　第三，党章为政党连接政府一端指明了方向，这主要体现在政党的利益综合功能上。与连接社会公众一端相比，政党的利益综合功能更主要地是连接国家机器这一端，成为社会公众地传声筒。政党不同于其他社会团体地一个重要特点是，它不仅能够反映民意，而且能够成为一种力量，使公众的要求成为对政治权力机关的压力，否则政党只能沦为一般的民意测验机构和调查机构。要做到这一点，政党必须综合所代表的公众的意见和要求并变成党的政策和主张，如果是执政党，则可以直接把这些政策和主张上升为国家的意志，通过政府部门得以实现；如果是非执政党，则只能通过说服、监督等间接形式对政府施加影响。政党如何取舍公众的多样化需求？在多大程度上综合公众的利益？这关系到一个政党的根本价值取向，而这个价值取向通常是在党章（包括党的纲领）中反映出来的。可以说，党章是政党在进行利益综合时对各种愿望、要求对比衡量的价值尺度，而这个尺度通常是以不损害政党自身及其所代表的阶级、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为基准的。

　　第四，党章为政党地自身建设提供了行动指南，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政党的自身建设是政党实现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等功能的前提和基础，它主要包括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对党员、党的干部的教育和管理，政党的组织制度和组织结构，政党的纪律和监督机构等内容。任何组织的功能发挥的最大化必须依赖于良好的规则和秩序，党章对于政党自身建设的价值也体现在这里。调整党内的各种关系，做好政党的组织工作维护政党的组织纪律，对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保障党员权利，建立正常的党员准入和输出制度等，最根本的还是依赖于党章的系统规范。

（三）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向来重视党章的制定和完善，不管是处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革命时期，还是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时期，党章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都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第一，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在党章（包括党的纲领）中明确树起了共产主义旗帜，公开宣称为无产阶级奋斗，在政治上与资本主义政党以及社会民主党作了原则上的区分。在处于内外压迫的旧中国，正是这面旗帜在黑暗中亮起了一盏明灯，与形形色色、多如牛毛的党派有着鲜明的对比，对当时中国的几百万无产阶级、占全国人口总数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农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感染力和号召力，一些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也全力以赴，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中国共产党的实践证明，党章绝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记载着政党在每一阶段对自身及所处环境自认为是最为精华的思想和认识；保持不变的是，党章表达政党身份和意图的功能和价值，即表达的机理永远不变，但它获得的将是群众的心理认同或政治冷漠甚至仇视。所以，“文革”时期把错误的思想和认识写入党章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险些毁于一旦，而十六大把党的性质突破性地定性为“两个先锋队”后，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得到显著增强和扩大，这与党章的好与坏有关系，但真正起作用的是党章的基本功能是否获得正效应。因此，在党章中实事求是、旗帜鲜明地表述“两个先锋队”的性质和以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核心的基本主张，实际上是在无形中巩固和增强了党的执政地位。

　　第二，中国共产党向来注重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党章提供了很好的理论指导。李大钊高度赞扬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将十月革命称之为“庶民的胜利”，这样伟大的划时代的事件之所以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在于人类开始有了致力于消灭剥削、专门替广大贫苦劳动者说话的政权，马克思主义一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就自我认定要代表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劳动者的利益，这一点在中国共产党历次党章中都毫不含糊地予以体现。马克思主义否认了无产阶级政党在资本主义政权中表达和综合工农劳动者利益的可能性，主张通过暴力革命推翻现有政权并建立由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政权，从而使广大人民当家作主。在一个自有的政权中表达“主人”的利益，无疑是最全面、最彻底的。对于这些正确的观点，中国共产党在历次党章中都一以贯之，指导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在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律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并且围绕党章制定了一系列党内法规，为最大限度地表达和综合群众的利益创造了充分条件和基本保证。

　　第三，党的自身建设是实现党的目标的基础和前提，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都是围绕党章来进行的。中国共产党党章是由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它规定党内生活最重大最根本的问题，具有最普遍的适用性、最大的权威性和最高的法律效力，其中的章程部分主要对党的自身建设作出了规定，以十六大党章为例，章程部分共十一章，主要包括党员、党的组织制度、党的中央、地方和基层组织、党的干部、党的纪律及纪律检查机关等，内容涵盖了从一般个体到党的干部，再到组织，从组织结构下层到组织结构上层，从组织制度到党的纪律和违反纪律的惩戒。对党的自身建设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并在党章中作出全面系统的规定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史的推进而不断深入的。革命和建设都不能照搬照抄，中国共产党对自身建设的认识主要来源于实践，是对实践中经验教训的总结。这些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要执好政，必须加强党的自身建设，这样才能胜任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履行好执政职能，更好地表达和综合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章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作出的高度概括，从而发挥理论的先导作用，指导党的进一步实践。

　　作者：李咏喜，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党建专业硕士生；刘思思，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党建专业硕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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