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三个代表”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而且是新世纪中国发展大战略的体现。从权威、传统、文化、公共性、执政党责任等多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三个代表”所蕴涵的政治大智慧。江泽民同志不仅是一位卓越的领导人，而且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

 

    关键词： 三个代表  权威  传统  文化  公共性

 

    “三个代表”自2000年初由江泽民同志提出以来，如今已经深入人心，并写入了宪法。国内理论界关于“三个代表”之学习研究，也取得了极为可观的成果。然而，“三个代表”作为中国新世纪发展大战略之伟大意义，并无文章专门论及；而其政治意义，虽有论及，但就学理而言均显不足。由此，本文将从政治家与政治发展战略的角度入手，从政治哲学的层面，阐发“三个代表”的政治意义，并由此彰显江泽民同志作为世纪之交中国功勋卓越的伟大领导人、政治家的地位。

 

 

    从合法性的角度解读“三个代表”，在国内学术界比较流行[1]。这种解读貌似有理，但其实它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危险的；事实上，许多人对政治中合法性问题的理解，多有偏颇而有不得要领之嫌。因此，在论述本文观点之前，有必要先对这种误读进行批驳。关于政权合法性的来源，大致有如下几种：

 

    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伟业是其执政的合法性来源，这一观点可以称作“历史功劳说”。但其实，过去不能说明现在，许多垮台政权也有过赫赫功劳，比如秦始皇一统天下，功劳甚大，但秦政权则三世而亡，可见，过去的成就不能提供现在的政权的合法性。第二种观点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政策绩效尤其是经济成就是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来源，这一观点可以称作“经济绩效说”。这种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经济不能证明政治，经济与政治具有各自独立的领域、逻辑和规则，财富的多寡不能证明权力的强弱。恰恰相反，历史上许多政权不是衰落于贫困时期，而是衰落于富庶时期。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在某些情况下，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恰恰有可能成为旧政权崩溃的动因，虽然并不必然如此。可见，经济绩效也不能为政权合法性提供基础。第三种观点认为，利用意识形态灌输、思想政治教育可以为政权提供合法性基础，这一观点可以称作“意识形态说”。这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事实上也不能落实，意识形态和思想政治教育至多只能提供政权的合法性论证，即作为论证政权合法性的工具，却不是合法性来源。意识形态（Ideology）之核心在于它是指一套有逻辑的观念。需要明确的是，并非所有的社会思潮、政治理论都是意识形态，只有那些自负地宣称发现人类历史一切奥秘、穷尽天下万事之公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有逻辑的观念，才成其为意识形态。就本质而言，“意识形态灌输”之提法乃是极左时代的产物，它在革命时期发挥过巨大作用，可以靠它“打天下”，却不能靠它“坐天下”，“文革”的教训就说明了这一道理。很难想象市场经济繁荣、全球信息畅通、知识结构多元、改革开放的今日中国，依然靠一套严密封闭的意识形态教条来维持政权。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是教人如何做一个合格的社会主义公民，而不是强行进行意识形态灌输。

 

    要言之，上述诸观点的根本错误在于，它们皆从政权产生和维系的手段去寻找合法性，误把政权维系之手段，当成了政权存系之基础，把政权这棵大树之枝叶花果，当成了大树之根基。事实上，政权合法性问题，本质乃指人民认可政权之程度，即通常所谓的政权之得人心的问题，它的意涵乃是公民的每日“投票”。民心是政权合法性的唯一基础，任何政权皆不例外。仅当大多数民众觉得“再也不能如此过下去”时，政权合法性危机出现。政权合法性问题伴随一切政权，但其在不同文明不同国家中，它的重要性并不一样。不可否认的是，合法性问题具有强烈的西方近代色彩。对合法性的强烈诉求体现在法国大革命理论教父卢梭的名言中：“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这种变化是怎样形成的？我不清楚。是什么才使这种变化成为合法的？我自信能够解答这个问题。”[2]合法性问题之提出，往往伴随着革命与反抗。惟其在乱世之中，譬如近代中国，政权合法性问题才是真正的现实问题，正如法国20世纪政治思想家雷蒙·阿隆所说的：“对合法性的诉求必定意味着政权本身出了问题。”[3]所以，治世之政治学中不应以合法性为核心词汇。当代中国政治学讨论中所谓的政权“合法性”问题，其实是个具有危险性的伪问题。并且，合法性问题的西方语境色彩，亦使它在研究中国政治时的可应用性大打折扣。换言之，中国政治文化的历来传统，不是民主，而是民本。民主与民本之别在于民主强调民众对政权之选择与认可，而民本则是强调政权对民众的仁爱关怀，所谓“仁政”传统是也。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之核心，在于“君臣父子”[4]，如有僭越，天下群起而诛之。“君臣父子”带有强烈的传统礼教色彩，但我们不妨作广义理解，即中国政治，既要面临大一统国家之治理，必以秩序和权威为中心。由此，当今中国政治之关键问题，在于维护中国共产党的权威地位；而政权合法性问题，恰恰是一种潜在的反权威论议。所以，本文提出，“三个代表”之政治意义，不在于试图解决所谓的政权合法性问题，而是对中国共产党权威地位的重申。换言之，“三个代表”与政权合法性的问题无关。

 

    当代中国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是权威问题，而不是合法性问题。这两个问题是不容混淆、截然不同的问题。我们应当维护、珍惜党的政治权威，而不是去质疑它，以所谓“民主化”的旗号去挑战它。盲目提倡“民主化”的人，很大程度上是受了西人之影响。确实，西方早已是一个没有权威的社会。20世纪资本主义世界的大思想家汉娜·阿伦特在其著名的《什么是权威？》的论文开篇即说：“权威业已从西方现代世界消失。”[5]阿伦特指出，西方世界的危机本质上是政治危机，而政治危机之根本则是权威的危机。事实上，西方传统权威自民主化以来早已崩溃，而民主化反权威的天性，必然导致虚无主义的泛滥，上帝已死，权威已亡。西方世界近代化的教训值得我们反思。“三个代表”在“先进性”、“广泛性”、“时代性”的旗帜下，重申中国共产党的权威，这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因为文明之兴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相互结合在一起构建共同体生活的能力。一旦政治共同体瓦解，文明即面临生存的挑战，所谓亡天下的危机，并不在于经济之凋敝，人民之贫困，而在于政治共同体解体，人成了化外之人，进入混乱的战争状态。权威带来秩序，它可以有效地防止自由的滥用。中国古人常谓国不可一日无君，孔子谓天下大乱，人成了丧家之犬，皆是强调权威之不可或缺。中华文明延续几千年而不衰，其根本的一条亦正在于我们的传统中包含了对权威的尊重。然则，何为权威？权威之要义，乃指一种不令而行的能力。依靠暴力、武力可以建立政权，但不能确立权威。人在枪口威胁下行动，并不是由于歹徒具有权威，而是迫于强力。权威之伟大在于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其来源则在于“正”。孔子说：“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6]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7]即是讲权威与“正”的紧密联系。三个代表对中国共产党提出加强自身建设的要求，也是为了由“正己”加强权威。

 

 

    维护权威必然要求诉诸传统。传统是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纽带，离开传统，权威便不能持久。马克斯·韦伯概括的“卡里斯玛型权威”、“习俗型权威”、“法理型权威”[8]，都与辉煌的过去相联系，也就是都必定要诉诸传统[9]。孔子主张恢复周礼，邓小平改革必从维护毛泽东思想的地位做起，美国人反复回溯到他们的“建国之父”那里，都是有意识地将权威与传统相结合的体现。

 

    “三个代表”旨在维护中国共产党的权威，因此必然要求我们继承中华民族伟大而光荣的传统。江泽民同志于2000年2月在广东考察首次提出“三个代表”思想时，正是从中国共产党过去的传统谈起的。他说：“总结我们党七十多年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结论，这就是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10]这就是说，“三个代表”是我党的一贯传统，在目前新情势下，我们应当继承这一传统，始终坚持“三个代表”。与时俱进，是指绍述传统，使传统与现在相接，使中国共产党与时代同行，而不是抛弃传统、数典忘祖。

 

    传统不是已经作古的东西，而是历经时间之流逝而依然具有生命力的有价值的东西。并非凡是过去的事物习俗皆为传统。人们在言及传统时，实际上已经包含了集体道义选择，即被纳入传统名下之事物，皆为今人认为仍有价值、有意义、值得珍惜之事物。例如，旧社会妇女裹脚是过去的风俗，但不是我们的传统；“学而优则仕”、“勤俭节约”、“艰苦朴素”是我们的传统，而古代官场的官官相互、奢侈腐败，我们并不把它当作传统；我们有革命的传统，但近代史上的汉奸、叛徒、卖国贼等行为则不属于我们的传统。珍惜维护传统，就是继承发扬祖先所总结出的智慧，它不是倒退，而是向前进步。无视传统，必然导致各种类型的虚无主义，它将个人置于中华文明传承之外，置于社会主义革命事业之外，而只满足于个人此生此世的物质享受。在无视传统的人眼中，政治权威可有可无，甚至可以任意摧毁。事实上，任何世代的人，皆出生于一个既有的世界，此世界正如英国政治思想家伯克所言，乃是“祖先留给我们的而且会转交给我们后代的遗产”[11]，它为祖先、现在的人与我们的子孙后代所共同拥有，任何一代人都无权摧毁它，因为它并被为我们这一代人单独拥有。

 

    我们的传统中包含了中华民族千年奋斗征程中一切有智慧的东西，其中当然也包括中国共产党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光荣传统。这就是要求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传统，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三个代表”体现了对传统的诉求。而传统既联结过去、现在与未来，其所承载的则是文化。这也正是下文要讨论的问题。

 

 

    “三个代表”中，“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是从文化的角度对中国共产党提出要求。何为文化，借用梁漱溟先生的定义，乃是指“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意在指示人们。”[12]西方思想史中文化（culture）一词，是罗马人的发明，其词根乃是农业（agriculture），初始指种植耕作之艺术。据20世纪西方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之解读，文化乃指人如何与自然相处，并对过去的传统加以保存之艺术，其本质所指乃是人与世界交往之模式，就其本身而论，它具有公共性[13]。事实上，权威之维系，传统之绵延，皆离不开文化作厚实之根基。文化有先进与落后之分，其区别并非时间上的先后，即并非最新的文化就是先进文化，过去的文化亦并不必定是落后的文化。它是从质的层面来做的区分，与文化的具体时空类型无关，其标准则是人的发展与实现程度。依此标准，凡扭曲、压抑、摧残人性，破坏人类共同幸福者，即为落后文化；而促进人的完善，提升人的情操与生命之境界，益于增进人类共同利益者，皆为先进文化。什么是先进文化？这一问题十分重要。除上文所提及的标准外，笔者将注重讨论如下几种具体类型的文化，以进一步说明我们对“先进文化”的理解。

 

    （1）传统文化并不等于落后文化，其中的优秀部分，因其具有永恒的价值，乃具有先进性。以为先进文化中不包括传统文化，乃是极大的误解。例如中国传统文化中，妇女缠足、重男轻女、男子纳妾、宦官文化、民间鬼神巫术，乃落后文化，但传统文化中琴棋书画、戏曲舞蹈、孝敬父母、知恩图报、见义勇为、谦虚谨慎等，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的部分，应当包括在“先进文化”之列。

 

    （2）西方文化也不可一概而论先进或落后。这里有两种走极端的观点，皆是不对的。一是认为西方既为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主义社会，则其一切文化皆为落后腐朽，此观点无视西方文化中也有先进的部分，乃是盲目排外的民粹主义思想。西方文化中如理性化的企业管理、慈善意识、法治文化、正义理念、人权诉求等，乃于一切国家皆有借鉴意义，就当属于先进文化之列。第二种观点则是盲目拥抱西方文化，认为西方文化既与发达社会相连，必定优于吾人之本土文化，由此把其落后的部分也加以崇拜，比如色情文化、毒品文化、赌场文化、暴力等。这同样是十分危险的、有百害而无一益。由此，对于西方文化不可一刀切，而应加以甄别，凡有利于人性之发展、人类之幸福，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者，不分国籍，皆为可以汲取之共同财富，我们应当继承发扬，洋为中用。

 

    （3）当代中国文化中亦有落后与先进之分。不能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就自欺欺人地说我们的一切都是先进的，而应实事求是、弃恶扬善，弘扬主旋律，与丑恶、没落、颓废、病态、消极、疯狂、低级的文化作斗争。如目前中国之办事请客送礼，小姐文化，“二奶”文化，民间法轮功修炼，网络色情，一夜情，痞子文化，厕所文化，餐桌上的黄色段子，等等，并不因为其存在于现代中国就变得先进，恰恰相反，它们是落后的文化，它不能给人生提供意义之诠释，不能促进社会的进步，而只能是降低人的生存境界，危害社会和国家之健康良性的发展。

 

    然而，也有中性的文化，无所谓先进与落后之分，比如服饰文化，我们并不能说穿得薄漏透就是资产阶级文化，似乎社会主义国家就得穿得朴素严实。再有建筑文化、茶文化、酒文化、饮食文化等等，一般亦无所谓先进与落后之分。

 

    最后需要论及的是大众文化问题。这里所说的大众文化，不是毛泽东所说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那个意义上的“大众的文化”，而是有所特指。毛泽东所论乃指面向人民群众的文化[14]，是个褒义的概念。而这里所说的“大众文化”乃是目前流行用语，特指现代消费社会中的文化现象，比如流行音乐。大众文化其实是披上文化外衣的消费，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它不要保存什么，而是不停地消费；它不涉及公共世界、公共福利、人生理想，而只是个人的纵欲、享乐、感官刺激。大众文化以满足私人欲望为目的，它不能给人的发展指示什么。由于大众的喜新厌旧、反复无常，因此它必定是流行文化，不需要传承，而是不停地被淘汰，不停地推出流行色，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三五天。历史上，大众文化是资产阶级社会的产物，它与资产阶级物欲无穷、贪图享受的本性相连。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现代化进程，也出现了大众文化的兴起。这是现代化的副产品。人们对此心理准备不足，于是出现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偶像崇拜等。大众文化，如限制在休闲娱乐范围之内，乃现代人缓解精神压力、工作重负之法，倒也无妨；而如果任其在全社会蔓延，尤其是年轻一代丧失人生理想，忘却我们的传统美德，忘却历史使命，鄙视革命先烈而迷倒在周杰伦的歌声中，沉醉在偶像剧里，则中华文明必将后继乏人。我们的结论是：大众文化本质是消费，当限在合理消费范围之内；它不是先进文化，虽然只有现代社会才出现。所以，“代表先进文化发展的方向”，决不包含代表大众文化（再次声明，不同于“面向大众的文化”）。相反，先进文化必须与颓废、纵欲、享乐为特征的大众文化作斗争，以激发人之责任感、使命感，而不是相反。

 

 

    世界诸伟大文明之维系传承，皆离不开权威、传统与文化三者的有机结合。中国亦需要有自己的权威、传统与文化。我们应珍视政治权威、民族传统与先进文化，这就是“三个代表”所勾画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三个代表”决不仅仅是就经济、文化、政治上提出先进性、广泛性要求，它的伟大之处更体现在其所指示的方向，乃是为继承捍卫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伟大基业，而为新世纪中国提出总体规划。这一总体规划之政治意义又可以从如下两个方面进行进一步考察：

 

    1、社会主义政权的公共性。执政为公、立党为民，皆言政权之公共性。政治之不同于其他，根本在于其所涉及乃是公事，公共权力则是其核心。国内学术界有关于所谓“政府自利性”、“公共政策的自利性”等说法，皆是对政治哲学无知的表现。国家者，天下之公器也。如若政府可有自利性，成为牟利的组织，则何处再有主持公义之场所？《孟子》第一篇，孟子见梁惠王的对话也说：上下交征利，国家危矣[15]。政府自利的结果，必然是亡国，历史上暴君横征暴敛，乃是亡国的先兆。持“政府自利性”的观点的理由或谓：现实中的政府必是自利的。此有两种理解：（1）为国家政府自身，就是自利，则自利与公共性是一回事，倒无什么不妥之处；（2）为政府官员或官僚群体自身，就是自利，则自利乃是私利，以公谋私，不过是公共权力的腐败。政府自利性在第二个意义上使用，实际上是把公共权力腐败美化成合理的利益行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正如说人难免生病，便说生病是人的特征一般。“三个代表”本质上可以归结为一点，那就是执政党代表国家之公共性。中国共产党就其性质而言，与一切剥削阶级政党之区别，在于其代表的不是部分而是整体，不是某一个派别，而是广大人民。这就是为什么无产阶级革命之后，不再有其他新的革命形式出现的原因。无产阶级政党执政以后，由于消灭了两大阶级对立的局面，因此它必定是公共权力的唯一体现。为什么我们不能象美国那样搞两党制，根本原因是我们不必要；就中国一元化为特征的政治传统而言，也不适宜引入竞争性政党机制。这里暗含了一个基本逻辑：具有公共性的政党，必定是一党主政；而具有派性的政党，则必定受到另一派性政党之挑战。因为私利多有不可通约之冲突，似零和赛局，故相互竞争夺利，不可避免。而公共性则兼顾万民及各个阶层，实际是共和的理念。故而能得到最广大人民的拥护。民间有所谓“开放党禁”的说法，实是一种蛊惑人民、不负责任的危险的说法。在中国，开放党禁乃是社会主义政权崩溃的标志，西方世界必将一片欢腾。而它不是意味着西方两党制、多党制的好处可以带到中国来，而是意味着国家成了集团私利追逐竞赛之场所，如此必然导致天下大乱，四分五裂。只有从社会主义政权公共性的角度，方能击中这一危险说法之要害。

 

    2、执政党的责任。“三个代表”是对中国共产党如何与时俱进、在新时代新形势中如何执政提出的总要求，在此意义上，它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责任问题。共产党既为公共权力之代言人，则中华民族发展的使命乃责无旁贷。过去我们常说中国共产党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这句话本身没有错，但若教条地理解为中国共产党不管如何都会永久执政，便是大错特错了。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一直是我党工作的重心，事实上，只有合格的先进的优秀的政党，才会得到历史的选择，否则历史将抛弃它而另请高明。学习“三个代表”，决不可以按一种自封自夸、夜郎自大的心态，而应从中体会到使命感、责任感和严肃性。贪官污吏，党内的腐败分子，他们一个代表都没有做到。常人皆害怕承担责任，而只愿安享一己私利，满足于优裕闲暇的私人生活。共产党员应当出类拔萃，而不至流于平庸。共产党员必须主动积极地为国家做贡献，为天下谋福利，勇于承担责任，如此方有中华民族在新世纪的伟大复兴。

 

 

    综上可见，“三个代表”之伟大，不仅在于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上的重大贡献，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揭示了新世纪中国发展战略的大脉络。从权威、传统、文化、公共性等多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三个代表”所蕴涵的政治大智慧；“三个代表”体现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共领导人的雄才大略和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江泽民同志不仅是一位功勋卓越的领导人，而且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

 

    作者简介：

    陈伟，男，1978年11月生，江苏靖江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2002级博士研究生，政治学理论专业，指导老师李强教授。

    地址：北京大学万柳学区二区706  （100089）

    电子信箱：wisechen@263.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