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传统里有一个跟西方文化明显不同的地方，即“不追求真理，只追求成功”。原因自然很多，如果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也许是因为，中国先民在战胜大洪水中创造的“家天下”国家，是中国文化的结晶，也是中国文化的源头。后世所谓的“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之“天”和“道”，其实都是指的“家天下”国家。因而，中国传统文化认识的内容和实践的内容便也都是围绕着“家天下”国家展开的，即在不同的历史（社会和自然）条件下，认识“家天下”国家，维持“家天下”国家。“家天下”国家只有一个，“家天下”国家的真理，即“家天下”国家的本质也只有一个，早已认识到了，需要认识的只是变化不定的“家天下”国家存在的具体的历史条件。因而，追求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家天下”国家的成功，便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也是中国历史的唯一内容；便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也是中国历史的唯一精神；而对“家天下”以外的世界事物的本质或真相，即真理的追求，因既无意义，又无兴趣，便被遗忘掉了。

 

　　即使历史上石破天惊、流传久远的事件，也没有能改变传统文化的这种“不追求真理，只追求成功”的态势。比如张骞通西域，虽然扩大了“家天下”国家的地盘，并没有增加对“家天下”国家以外的世界的认识。比如玄奘去印度学习佛法，虽然为“家天下”国家铺设了一条新的精神出路，也没有增加对“家天下”国家以外的世界的认识。比如郑和下西洋，兴师动众，威风八面，至今提起来，还能使中华儿女血脉喷张，神魂飞越，也许那时确实让大明国威远被，蛮夷宾服，然而实在没有增加对“家天下”国家以外的世界的任何一点点认识。即使欧洲人走出中世纪的黑暗，迈入人类历史上的近代社会，利玛窦、汤若望这些不远万里来宣扬福音的天主教传教士们，也只能对“家天下”国家的天文历法修修补补，为“家天下”国家的奇珍异玩增色添彩，同样无助于自成体系的中国对“家天下”国家以外世界的认识。

 

　　人是一种在自己对世界的认识指引下展开生活的灵长类动物。从根本上说，不是人的存在决定人的认识，而是人的认识决定人的存在。被聪明的雅典人认为最有智慧的人、被西方智慧奉为圭臯的苏格拉底，他的高明之处并不在于像许许多多哲学家、科学家、政治家那样对世界本质有多少新认识，而在于他认识到，人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人已有的认识成果其实又毫无价值，智慧的真正价值就在于从认识的既有成果出发，不断认识世界上各种事物的更深一层本质，发现更新的真理。

 

　　因而，知难行易是人生的基本规律：知是行的前提。进一步认识到表象世界的深一层本质，即发现真理，是不容易的，而一旦进一步发现了表象世界深一层的本质，即发现真理，用新发现的表象世界的深一层本质即真理改变生活，虽说也会有种种困难，并非轻而易举，但生活改变的趋势是矢量，总要发展，不会停止，更不会回头，相对来说，问题就显得简单得多了。而如果没有对表象世界深一层本质的进一步认识，即发现真理，生活就只能在原地徘徊，不会发生改变，更谈不上知和行的难易了。

 

　　从阿基米德“我发现了”算起，人类花了大约二千年的时间，才由牛顿认识到万有引力，不可谓不难；而人类认识到万有引力不过二三百年，人类社会就挺进到工业化的历史阶段，不可谓不易。从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到麦克斯韦发现电磁感应方程、爱因斯坦发现质能转化秘密，用了两个世纪，不可谓容易；而只用了二三十年的时间，电能和核能就被开发利用，不到一个世纪，电能和核能就把人类社会推进到信息化和全球一体化的时代，不可谓艰难。从希腊城邦雅典出现自由民主观念开始，到英国的《自由大宪章》运动产生自由权利的观念，用了将近二千年的时间，不可谓不难；而从现代自由权利观念的产生到民主化浪潮席卷全球，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宪政如日中天，用了不到八百年的时间，不可谓不易。

 

　　正是因为培根发现的归纳法形成经验主义的世界观、笛卡尔发现的演绎法形成的唯理主义的世界观、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形成的机械论的世界观、洛克发现的统治者经由被统治者同意统治的民主观、斯密发现的国民财富在“看不见的手”指引下交易而增加的市场观、达尔文发现的生物进化规则形成的进化论的世界观、爱因斯坦发现的质能转化规律形成的相对论的世界观指导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人类社会才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人类生活才取得翻天覆地的变化。总之，对人类而言，认知是关键，没有对表象世界深一层本质的进一步认识，即发现真理，就不会有改变生活的实际行动。认知是第一层次的问题，行动是第二层次的问题，行动中认知的深化和深化的认知对深化的行动的推动是第三层次的问题。

 

　　而中国的问题就出在，自从认识到集权专制的优越性以后，国人的思想便陷入“不追求真理，只追求成功”的误区，大一统成为对国家认识的顶峰，再没有去进一步认识国家除了有集中国民体力的优势外，还会有发挥每个国民智慧、保证每个国民创造力发挥的优势。所以，无论是不满现状的“家天下”国家贰臣的叛逆，还是深受“家天下”国家迫害的被统治者的造反，他们反抗“家天下”国家统治者的斗争，无不和“家天下”国家统治者维护“家天下”国家的努力殊途而同归——“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一同归位于“家天下”国家集权专制的神主。刘邦、朱元璋是这样，李渊、赵匡胤也是这样，秦赢、汉刘、晋司马、隋杨、唐李、宋赵、明朱、清爱新觉罗无不是这样。中央集权专制主义“家天下”国家并不是因为神通广大而二千年长生不死，而是因为国人“不追求真理，只追求成功”，没有发现国家新的本质，推陈出新，兴利除弊造成的。

 

　　中国文化这种“不追求真理，只追求成功”的传统，实际上成为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不前的主因，因为他搁置了中国人认识世界的能力，扼杀了中国人认识世界的努力。久而久之，国人不仅不能进一步认识世界深一层的本质，发现真理，而且连学习别人已经进一步认识到的世界深一层的本质，即新的真理也不可能。新酒装到旧瓶里，新酒没有把旧瓶变成新瓶，旧瓶倒把新酒变成了旧酒。

 

　　这种教训，除了荒唐的政治经济事件外，还可以提一件最不可思议的掌故：有人研究，中国军队使用大刀长矛被击溃后，大举引进洋枪洋炮，结果依然是战洋必败，遇敌即溃，查其原因，可能是大清兵勇今日在战场上，和昔日在战场上弓弩向天发射一样，枪炮也是朝天齐鸣。把枪炮当弓箭，就是“不追求真理，只追求成功”恶习造成的认知能力丧失、学习能力低下的结果。学会瞄准目标射击，中国人居然用了大约几十年的时间。

 

　　中国“家天下”国家的历史很长，但总会比运用弓箭射击的历史要短些。中国社会要发展，要进步，就得不但要体现在学习先进，用枪炮取代弓箭上，还要体现在学习先进，用共和国取代“家天下”国家上。这是一个历史任务。李鸿章所说的中国面临几千年未遇之大变局，变得就是中央集权专制主义“家天下”国家，因为过去国人只认识到“家天下”国家中央集权专制主义孔武有力，得心应手，现在碰了钉子，学习了西方先进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宪政理念，才知道建立共和国更有利于社会发展，更有利于国人进步。然而，像把枪炮当弓箭一样，国人又往往把复兴中央集权专制主义“家天下”国家，当做再造的新生共和国。“不追求真理，只追求成功”恶习造成的认知能力丧失，学习能力低下，又一次把中国人引入歧途：中华民国在台湾迷途知返，用了八十多年的时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大陆迷途知返，还不知道要用多少时间。

 

　　总结这种“不追求真理，只追求成功”的教训，我们可以从历史上看到：

 

　　参与缔造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国父孙文先生，虽然在美国的檀香山学习过，在香港受英国老师熏陶过，知道点“世界潮流，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道理，但对世界潮流的精髓——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宪政、共和的理念并不了然，也缺乏追求的兴趣。他追求的是“驱除鞑虏”的成功，衰弱中国的复兴。因而，革命艰难中，不惜跟黄兴分手，也要组建向他本人宣誓效忠的秘密团体；风尘仆仆赶回来，就任民国总统的第二天，百忙之中也要到孝陵祭拜朱元璋，把结束帝制的成功革命跟被满清灭亡的大明接上香火；共和制下，议会政治是本质，而宋教仁被刺后，便抛弃议会政治的道路，组织二次革命，“以暴易暴”，以毒攻毒，从此议会政治名存实亡；为了求得援助，夺取权力，不惜比袁世凯更严重的拿东北跟日本做交易，国家主权，已成工具；与日本交易不成，尽管新文化运动已经亮出了科学和民主的旗帜，仍不惜修正三民主义，跟苏联结盟。

 

　　虽然，孙文先生也有三民主义的辉煌学说，也有建国大纲的宏伟蓝图，却没有抓住国人的权利这个真理，没有能像一百多年前美国的国父们在《独立宣言》中开宗明义宣布的那样，“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利，是经被统治者同意而产生的”，为国人争平等权利，为国人争自由权利，为国人争同意统治者统治的权利。这种“不追求真理，只追求成功”的结果是，国人的权利消失于领袖权力的光环中：没有权利的国人依然是新领袖的工具，而不是新领袖的主人。

 

　　孙后，蒋介石治下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是这样，毛泽东时代的“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也是这样。不同的是，蒋介石因为在大陆的失败，看到没有真理的成功不是成功，迷途知返，在台湾为他的儿子经国先生走向真理、推行民主化铺平道路。毛泽东则因为在大陆的成功，嗜痂成癖，执迷不悟，把“不追求真理，只追求成功”的传统发挥到极致：古为今用，秦为我用，不仅公开宣布“百代都行秦政制”，他要以秦制治天下；而且公然以皇帝自居，自称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体国民上下一致、亿口同声地祝他“万寿无疆”。

 

　　在“不追求真理，只追求成功”的道路上，毛泽东取得比孙中山和蒋介石更大的成功，上井冈山落草不过二十二年，就登上天安门城楼宣告在大陆的胜利；坐稳中南海不过短短几年时间，就在贫穷、落后、愚昧的农业社会基础上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走出山沟也不过十几年，就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研制成功原子弹、氢弹、导弹、卫星、核潜艇——并不是偶然的：他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包装“只追求成功”的简陋，把不择手段“只追求成功”堂而皇之的提升到“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的高度，因而能够在国内外险恶的环境中，倾尽全党全军全国的力量，夹缝里求生存，失败处找胜利。

 

　　然而，“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正像蒋介石的失败孕育着成功一样，毛泽东的成功包含着失败。集权专制，倾尽全党全军全国之力，固然能办有益党国的的大好事，也能办伤天害理的大坏事：“反右”运动斩断了中华文化的命脉，大跃进运动饿死几千万农民，文化大革命运动十年动乱破坏了中国现代化的步伐。一心想超过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的毛泽东，不愧是中央集权专制主义“家天下”国家的集大成者，秦、汉、唐、宋、元、明、清的盛世辉煌和末世饥荒，都由他一手操办了。不追求真理，不顺应世界民主化的潮流，回到秦政的倒行逆施，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人亡政息，尸骨未寒，便家破人亡。

 

　　代毛而立的邓小平，并没有看到毛泽东的失败是失败在“不追求真理，只追求成功”上，毛这位曾到法国勤工俭学的学生，见不过师：“不管黑猫白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远不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深沉；“摸着石头过河”，也远不如“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尖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过是对“以阶级斗争为纲”方法上的修正；而四项基本原则，也不过是给“马克思加秦始皇”披上的遮羞布。他超过乃师的地方是，改革开放，以自己的“洋为中用”之功济毛泽东的“古为今用”之穷。

 

　　由于依然遵循“不追求真理，只追求成功”的传统思维模式，只在追求成功的具体方法和途径上作文章，“洋为中用”的邓小平只知道“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不知道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宪政也是生产力，因为科学技术的进步是由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宪政的社会环境孕育成的。以至于他一面冒天下之大不韪，镇压追求自由、民主、法治的学生运动；一面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为幌子，为权贵集团垄断权力、垄断财富大开方便之门。

 

　　邓小平说过，贫富分化，就是改革开放的失败。为什么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要精心设计一场失败的改革开放呢？也许是因为，文化大革命毛打造“家天下”教育了他和他的同事们，革命就是为了自己和自己的家族。所以，只要自己的权势受到影响，他便不怕大开杀戒；只要儿孙揽财有望，他便放手去干。因而，尽管依然依靠国家的强大力量利用国人廉价的体力，让中国经济如他预期的翻番，如他预期的大步超英、超德、超日、赶美；然而，由于官员腐败、权贵揽财、贫富分化、道德沦丧，历史必将重演“人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那一幕。为什么如大禹一样重造中国的不世之功会埋下灭亡的种子？因为“不追求真理，只追求成功”的绝对权力腐败，只追求自己们的和自己们的孩子们的成功。

 

　　历史竟如此吊诡。邓小平昔日用发展经济的手法挽救摇摇欲坠的中央集权专制主义“家天下”国家，今日他的接班人则靠中央集权专制主义“家天下”国家的暴力机器来挽救权贵垄断权力、垄断财富的发展制度。每下愈况的是，毛泽东还有他的理论体系和思想方法论证“追求成功”，邓小平还有他的不准争论的权威保证“追求成功”，接过他们权力的人则只会自封代表，标榜科学，把权贵垄断权力、权贵垄断财富的制度钦定为核心利益的核心，动用几百万军队、几百万警察、武装警察、秘密警察和法官保卫它。面对0·4%的人占据70%财富的严酷现实、外逃官员人均卷走1亿元的事实真相、贪官敛财动辄百万千万的大案要案、行政开支暗箱操作屡屡接近万亿的世界之最、头头脑脑多年不愿公开财产的狼狈不堪、一亿多贫困人口的生活忧愁，中南海的新主人们，既不会论古——“古为今用”，又不会说洋——“洋为中用”，既讲不出道理，又不遵循道德，只能蛮不讲理的以“今为我用”补“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之囧，把权贵垄断制度定位核心的核心，把国家主权、经济发展倒放到其次的位置上，成为陪衬。

 

　　既得利益集团的这种悖谬，在于经济上和世界接轨，进入世贸体系，融入世界一体化的潮流，却不承认普世价值，政治上固守一隅，顽固坚持中央集权专制主义“家天下”的秦政制模式，因而在取得外汇储备第一、出口第一、经济总量第二的巨大胜利时，却在国内把自己置于隆隆欲发的火山口上，惶惶不可终日，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提高执政能力，改进工作方法和态度没有用，因为难管的不是民，而是官；难管的不是官，而是他们自己。封杀执政党内部有识之士的真知灼见，打押社会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重判起草08宪章的刘晓波，堵塞任何寻找出路的可能。天下滔滔，危机重重，“黄河捧土安可塞”？既得利益集团既不能像英国王室那样接受改良派改良，又不能像日本天皇室那样支持维新派维新，除了在民族前途的决战中“火炎昆岗，玉石俱焚”，还会有别的结局？“不追求真理，只追求成功”，不可不戒。

 

　　“不知求真理，只追求成功”，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思维定势，影响着每一个华人，就是追求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宪政的人士也难以幸免。中国民主化的过程是结束几千年中央集权专制主义“家天下”国家制度、创造中国适应世界潮流、保障国人权利的全新制度的历史；中国民主化的过程是走出盛衰循环、民为国生的历史；不是简单的权力易手、改朝换代或振兴中华、国富兵强。认为民主化就是推翻执政党、取得国家权力便是一个误区：大陆的现实告诉我们，如何结束利益集团特权横行、确保国人权利一一实现，是一道尚待国人必须首先解开的难题；台湾的现实告诉我们，政权轮替只是民主化的开始，而不是民主化的完成，如何在民主制度下进一步限制特权、进一步保障国人的每一项权利，是另一道尚待国人必须首先解开的难题。确保每一位国人的权利，确保享有充分权利的每一位国人都能依法自由创造生活，应该是我们奋斗争取的目标，应该是我们努力奋斗的道路。

 

　　任重而道远，我们前进的可靠保证只能是改变“不追求真理，只追求成功”的思维模式，“只追求对国家深一层本质认识的真理，只追求对国家深一层本质认识的真理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