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优良政体的追求是政治思想发展的一个动力。在每一个时代，在不同的国家，思想家们都在探求优良政体，但在什么政体是优良政体这一问题上存在很大分歧。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存在着关于何为优良政体的两种观点。一种观点将优良政体视为某种混合政体，另一种观点将优良政体视为某种单一政体。其中，前者为大多数思想家的共识。在大多数思想家看来，在现实可行的政体中，混合政体是最好的。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大多数思想家认为，混合政体是最好的政体，因为它能够避免单一政体的弊端而把各种政体的优点结合在一起。

 

　　柏拉图在晚年的时候，对实现哲学王统治的理想国不再抱有希望，而是退而求其次，寻求一个现实中可以实现的优良政体。在《法律篇》中，他认为优良的政体必须是智慧因素与自由因素的某种结合。因此，最好的政体是对君主制和民主制进行某种混合的政体。[①] 柏拉图的混合政体思想尽管很不成熟，但对后来亚里士多德的混合政体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

 

　　亚里士多德同晚年的柏拉图一样，也把不同政体要素的混合看作优良政体的基本条件。在他看来，单一政体只追求某些群体的利益，而置其他群体的利益于不顾。寡头政体热衷于压榨穷人，平民政体迷恋于剥夺富人的财富。所以，无论是在平民政体下，还是在寡头政体下，总有一部分人的利益得不到保障。要使所有人的利益都得到保障，必须建立一种混合政体，把寡头政体与平民政体混合起来。既考虑到平民的自由身份，又考虑到品德因素和财富等因素，把它们很好地结合起来。这样，各方面的利益都能得到照顾。

 

　　混合政体的维系需要好的统治者。如果统治者一味偏袒某个集团的利益，混合政体就会逐渐名存实亡，最终走向灭亡。只有行事中庸、不走极端，在不同的集团之间搞平衡，才能维系混合政体的存在。亚里士多德认为，中产阶级作为统治者最为合适。中产阶级比其他阶级更为稳定。他们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既不会像富人那样引起穷人的仇视，又不会像穷人那样觊觎富人的财富。他们具有中庸之美德，不走极端，最能顺从理性，能够成为穷人和富人之间的调停者。

 

　　波利比阿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样，也把混合政体视为最好的政体。他对混合政体的理论进行了系统阐述。在他看来，所有单一形式的政体都会发生蜕变。君主政体蜕变成暴君政体，暴君政体又转化为贵族政体，贵族政体蜕变为寡头政体，寡头政体又转化民主政体，民主政体又蜕变为暴民政体。暴民政体又转化为君主政体，如此循环不止。罗马之所以能跳出这个循环，正是因为实行了混合政体，而保持了政治制度的优越性。罗马人将君主制、贵族制与民主制的因素相结合，一方面集三种政体的优点于一身，另一方面又不使其中任何一个原则无限膨胀。这样，任何一种力量都被其他两个方面的力量所抵消，谁也无法占据压倒性优势，从而实现了三者的平衡，进而跳出了循环的命运。[②]

 

　　波利比阿除了将三种社会力量的因素混合外，还对不同的权力进行了混合。他认为，罗马人的成功在于使执政官、元老院和公民大会三种权力相互箝制，又相互合作，从而实现了权力之间的平衡。因此，波利比阿的混合政体理论就不再是单纯的不同社会力量因素的混合，而且还是一种分权理论。这种分权理论虽然与近代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理论不同，但对近代分权学说产生了重大影响。

 

　　西塞罗依然将混合政体视为最佳政体。在他看来，单一政体都有自身的缺点。君主政体在三种单一政体中最好，但国家被一个人任意支配，臣民享有的权利太少。贵族制的优点在于智慧，但在贵族制下，人民的自由受到很大限制，被排除在政治权力之外。民主制的优点是自由和平等，但它不加区别地把所有人一视同仁，不管他们是否应该平等。而且，单一政体容易导致与其邻近的腐败形式：国王变成暴君，贵族变成寡头集团，人民变成集体僭主。为了避免以上各种缺陷，最好的方法是把三种政体结合在一起。“一种温和的并平衡了的政府形式（结合了这三种优良的简单政府形式）甚至比君主制更可取。因为一个国家中必须有一种最高的和高贵的成分，某些权力应该授予上层公民，而某些事物又应该留给民众来判断和欲求。”[③] 混合后的政体有两大优点：一是稳定；二是高度平等。

 

　　阿奎那认为，在正义的政体中，君主制是最好的政体。第一，人类生活的目的在于引导人们过有道德的社会生活，这就需要和平与统一，而本身是一的事物比多样性的事物更容易产生统一，所以君主一人统治是最好的。第二，最接近自然过程的办法就是最好的办法。在自然界中，支配权总操纵在单一个体手中，所以，在政治生活中，最好的政体就是一人掌握最高权力的政体。另一方面，阿奎又认为，在非正义的政体中，暴君政体是最坏的政体。能够造福的政权越统一越好，善于做恶的政权越统一，其做恶的力量就越大。

 

　　阿奎那虽然将君主制视为最好的政体，但它并不主张建立纯粹的君主制，而是主张一定的权力分与以及广泛的政治参与。他认为最佳的政治安排应该是这样：当有一位德行高超的人治理着大家，他手下还有其他一些人实行仁政的时候，并且当大家由于具有当选的资格以及参加选举统治者而参与这种政治的时候，一个城市或一个王国的内部就获得了权力的最好安排。[④] 这种权力安排实际上混合了君主制、寡头制和民主制三种因素，而成为一种混合政体。在阿奎那看来，这些制度的适当的混合就造成最好的政体。

 

　　马基雅维利认为，最好的政体是混合政体。单一政体都是不稳定的，都会产生周期性的衰退。罗马之所以能够长期保持强盛，是因为建立了混合政体。但马基亚维利也从罗马的历史经验中看到了混合政体的危险。这种危险源于人们对自己私利的关心远远超过对公共利益的关心。由此造成的结果是，存在着一种强势集团为了自己的私利破坏混合均衡的倾向，这种倾向发展下去，势必要毁灭混合制度。为此，他提出一些列预防措施。[⑤]

 

　　洛克反对君主专制制度，但他并非完全反对君主制度本身。在他看来，君主立宪制是最好的政体。君主立宪制虽然是君主统治，但它不是单一政体。洛克把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执行权和对外权，立法权属于议会，君主只掌握其他两种权力，因此，君主立宪制也是混合政体。不过，它不同于原来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混合，而是不同的公共权力之间的混合，是议会的立法权与君主的其他两种权力的混合，实际上就是分权制衡。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把政体分为：王政、荣誉政体、寡头政体、民主政体和僭主政体。其中，王政就是哲学王进行统治的政体，这是最佳的政体。只有实行这种政体的国家才是正义的国家。在柏拉图看来，正义的国家是一种三阶级的专业化的分工，即统治者进行统治，辅助者辅助统治者进行统治，生产者进行生产，各司其职、各安其位。但是，这样的城邦必须由哲学家来创建。离开哲学家，这样的城邦是无法建立的；即使能够建立，也无法得到维系。所以，哲学王统治是理想国家产生和存在的关键。

 

　　哲学王统治体现了知识与权力的完美结合。与大众拥有意见相反，哲学家掌握知识。正像现象与理念的区别一样，意见是流变的，知识是稳定的。城邦生活只有建立在知识基础上，才能稳固。因此，只有哲学家的统治能够阻碍人类生活的衰败趋势，实现城邦正义，让人们过上一种善的生活。与此相反，其余四种政体则是建立在意见的基础上。而且，它们一种比一种差，僭主政体坏到极点。此时，柏拉图没有想到对几种政体的不同因素进行混合，而是想在几种现实的政体之外建立一种理想的单一政体，一种由哲学家独揽大权的政体。

 

　　柏拉图追求的是一种理想政体。在柏拉图之后，布丹和霍布斯尽管也都认为优良政体是一种单一政体，但他们论述的都是现实政体。他们推崇的单一政体都是君主政体。

 

　　布丹拥护君主政体，反对混合政体。首先，君主政体是最好的政体。他对几种单一政体进行了对比。在他看来，民主政体虽合乎自然，但由于人们缺乏良好的判断力，所以无法做出正确的决定。因而，他把民主政体描绘成无政府状态，将其视为最坏的一种政体。贵族政体能够维护道德和财富，但容易相互倾轧，争斗不止。君主政体则是最好的政体，能够最好地维护国家主权。但是，布丹并不是不加区别地拥护所有形式的君主政体。他只拥护合法的君主政体，而反对僭主君主政体和叛乱君主政体。其次，反对混合政体。他认为，只存在单一形式的国家，不可能再有另外什么形式的国家。而且，混合政体与国家主权相违背。国家主权要求权力不能分割，而混合政体却主张分享权力。

 

　　霍布斯同样认为，主权是不受限制的、不可分割的和不能转移的，这也就从逻辑上排出了混合政体的可能。他提出，为了使主权更加有效地运行，必须采用恰当的组织形式。他依据传统统治者人数之多寡，把政体的形式分为三类：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民主政体。霍布斯断言，只有这三种政体形式，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和无政府状态不过是对上述三种政体的厌恶称呼。在他看来，这三种政体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它们的区别不在于权力的不同，而在于保证和平和人民安全的方法不同。人民在订立契约、建立国家时，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任何一种政体。但为了保证更好地进行统治，君主政体是最佳的选择。

 

　　与其他两种政体相比，君主政体具有很大优越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君主制最能把国家利益与人民的利益结合起来。在君主政体下，只有国家强盛、人民富裕才能为统治者带来更多的个人利益；而在民主或贵族政体下，国家富强、人民富裕为统治者所带来的个人利益，往往没有贪赃枉法或借内乱而谋得的私利那样多，这势必导致统治者为了个人私利而不断去损害公共利益。第二，君主制可以保证决策的准确性和保密性。相反，议会议事因议事人员外其他人不能参与，使决策的准确性大打折扣；还有，议会由于人数众多，每次议事总是无法保密。第三，君主个人决断矛盾较少。但在议会中，由于人数众多，议论纷纭，就会出现许多矛盾，昨天的决议，今天因为出席人数的变化而又被推翻。第四，君主制不会引起内乱。君主绝不可能由于嫉妒或利益而自己反对自己，但议会却会这样。由嫉恨产生的纷争，甚至达到可以引起内战的程度。第五，君主制的流弊较小，议会弊病远大于君主。第六，独裁者篡权在议会制下比在君主制下更严重。

 

　　综上所述，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混合政体与单一政体都有一些支持者。但混合政体的支持者多于单一政体的支持者，这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混合政体确实优于单一政体。也许，理想状态中的单一政体是最好的政体，但在现实中它不可能实现，现实中能够实现的最佳政体是混合政体。正如施特劳斯所言：“单纯的最佳制度就是明智者的绝对统治；实际可行的最佳制度乃是法律之下的高尚之士的统治或者混合政制。”[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