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制度几千年一贯制，是与中国人思想认识几千年不变互为表里的。人是唯一由意识决定存在的生物,中国人的思想认识几千年间未能有突破性发展，决定了中国国家制度几千年不变的历史进程。

    中国人的祖先在黄土高原上定居，开始可能就是以洞窟家族为单位生活。一个地方相连的友好洞窟家族联合成部落，生活范围便相应扩大了，生活内容也相应丰富些，生存的几率也大大提高，这样的部落不过是一个更大的家族。在生活的变迁中，消灭敌对部落固然扩大了自己家族的势力，联合友好部落更是壮大了自己家族的实力。生活斗争这样长期演变的最大结果是，最大的家族部落成为国家。因此，“家天下”就成为中国国家形态的基本特色，本质则是权力决定一切：国家的公权力归君父私人所有，君父的私权力化为国家的公权力，即化公为私，化私为公。这种特色,几千年间尽管有一些实施办法上的更新换代,本质上没有变化。

　　在历史展开的过程中，“家天下”国家更新换代的演变经由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分封制。既然国家由家族而来，家族由联合而大，国家的利益自然要由家族分享，封侯建国就是按照权力大小，国家利益由家族瓜分:土地归最大家族所有，使用归各个小的家族占有。这种由夏朝开始的分封制度，实质上是权力指导利益分配。其展现又分为三步走：起先是论功行赏,按功劳分封；继而论功行赏与血亲荫庇相结合，按功劳大小,血缘远近分封；最后分封完全按血缘实行，功劳只不过是卖命的价码，只能按价格领取俸禄。“家天下”国家由分享权利向独占权利的过渡，反映“家天下”内“家”的权威逐步上升，“天下”的权威逐步下降的趋势。这是难免的。由于人口增长，工具改进，生产能力提高，财富不停增长，封国独立性愈来愈强，离心力也随之愈来愈大，对大家族国家造成的威胁也愈来愈重，削弱日益坐大的小家族封国对被蚕食的大家族国家威胁的斗争，不能不表现为，前段时间反对异姓诸侯，后来时期反对同姓诸王。

    历史在战国时期，“家天下”国家第一阶段形式上结束，逐步迈进更新换代的第二阶段：集权制。集权制在形式上是修复因封国坐大而受损的“家天下”国家，实质上是权力对利益分配由指导，转化为决定：权归一人，利出一孔。“家天下”国家这才名副其实成为“家长”的“天下”。这种由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实验的集权制，也分三步走:先行郡县制,实现政治权力直接由家长式统治者个人亲手掌握；继行独尊（儒术）制，实现精神权力也直接由家长式统治者个人亲手掌握；终行科举制和“三省六部”制，实现政治权力、经济权力、精神权力集中到家长式统治者手里之后，权力程序、权力结构的规范化的权力，也直接由家长式统治者个人亲手掌握。到隋唐两代，中国的“家天下”国家进化遂臻完成。李唐王朝也因而登上中国历史辉煌的顶峰，遍布世界各地的唐人街，就像汉人是中国人自己对强大的汉王朝认可的证书一样,也是世界颁发的对大唐王朝的认可证书。中国人的认识思想能力至此打住，定格在这个顶峰上。尔后一千多年间,“改朝换代”只有政治意义，而无制度意义。改来换去的朝代，都是在重复唐朝家天下国家形态,再无制度创新。

  　大唐王朝登峰造极,有其必然。李唐王室在北方各民族大融合，南北文化大融合，这两种融合的历史潮流中崛起，依靠的是众多贵族集团联合拥戴。生活多元化决定了唐王朝面目一新：思想开放，作风民主导致，思想上尊儒尊孔，也尊道尊老、尊佛尊释,在精神上这是个开放的制度，国家编篡的《三教珠英》，不仅仅肯定着儒、道、佛的学说有并行不悖的价值，而且反映着儒、道、佛三教并尊的事实，以至于科举考试并不偏重于以儒家经典取士，所以会有“五十少进士，三十老明经”的说法。与思想开放同时，唐人的政治制度也是开放的，代表就是“三省六部”制。“三省六部”制意在限制权力：虽然主要的一方面是限制臣僚的官权，但另一方面也相应限制了皇帝的皇权。这种限制，尤其是对皇权的限制，没有制度的硬性保障，主要寄希望于皇帝的自觉，如果皇帝执意独断专行，限制也无法起作用，“三省六部”反而成为皇帝手中加强专制的工具。所以，“三省六部”制虽然新颖有效，但并不完善，有待改进，可惜中国人的智慧就此搭住，再无进展。然而，“三省六部”制实行之初，的确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权力，有力保证唐王朝兴盛繁荣。

　　这并不奇怪。对于人类社会来说，统治或管理的权力是离不开的。而权力既可以是造福人类的天使，又可以是祸害人类的魔鬼。所以，要解决人类社会的问题，废除权力或更换权力都不是办法，唯一可行的是限制权力，驯服权力只能为被统治者或被管理者服务。中国人在唐代就实验解决这个问题的努力，难能可贵。大唐盛极而衰的历史教训是，尽管思想开放，受三教滋润的唐人，仍跳不出“家天下”国家的认识藩篱，对“家天下”国家也必须发展这个问题尚无觉悟。因而局限于对“家天下”国家查漏补缺，自我完善。寄希望于君臣自觉，缺乏制度强制的建设，就是这种局限性的死结。历史长近三百年的大唐王朝，最后还是不免毁于不受限制的权力倒行逆施上，令人不胜唏噓。

    后来的王朝，或兴于一个领袖,一个民族；或兴于一个领袖，一支军队，只有权力决定一切的常识，没有发展国家制度的智慧。这些后起之秀，一叶权利障目，看不见唐人看到的限制权力的重要，虽以唐为师，却是邯郸学步，不仅再没有从唐王朝限制权力的智慧出发，进一步开放思想，进一步限制权力，反而在“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历史催眠曲中，不管从政治上集中全力强化君主权力，排除一切约束君主权力的可能；从精神上把国人的思想认识一步一步封闭到“代圣贤立言”的牢笼里，扼杀一切离经叛道的异端。正所谓“智过于师，方堪传授；智与师齐，减师半德”。以至于北宋、南宋、明、清也曾闪现几款断断续续的“盛世”亮点，却都好景不长，不仅再也没有达到过大唐的盛世辉煌，反而一再因权力的倒行逆施，步唐末的后尘，陷入北宋末、南宋末、元末、明末、清末的衰败困境中，接二连三国将不国，族将不族。尤其是跟从中世纪崛起、在限制权力道路上高歌猛进的欧洲相比，封闭在“家天下”国家形态中徘徊不前的古老中国，权力倒行逆施，人民贫困愚昧，国家混乱虚弱，堂堂“天朝上国”、“礼仪之邦”竟至成为贫穷落后愚昧的代名词，屡屡闹到要救亡图存、保国保种的地步。正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

  　即使经济一枝独秀，发展世界瞩目的今天，对外资和国外市场的过度依赖，对一体化分工中初级产品生产者地位的自觉认同，对官本位体制的刻意强化，对文化教育和道德伦理的故意伤害，对贫富差距的公然拉大，让人怀疑到底会发展到什么方向上。面对上不起学的孩子，看不起病的患者，讨不到工钱的民工，因维权入狱判刑、因信仰被迫害的人士，真是情何以堪。尽管“家天下”演变为“党天下”，光怪陆离的中国仍然没有走出“家天下”权力不受限制的困境。中国人的思想认识还停留在很远很远的过去。

  　 中国人的思想认识就其完整轮廓论，大约成型在家天下国家出现以后。面对这个变化多端的纷繁世界，取得建立家天下国家胜利的中国先民，虽然用着石器木棍，能力极为有限，可体会到世界也就是这样：尽管复杂，也易把握，抓住牛鼻子，牛不就可以牵走了？抓住事物变化的牛鼻子，就可以掌握世界。至于世界是什么,则没有费心思考虑。因此，寻找可以掌握世界变化规律的努力，就取代了寻找世界本质的思考。结果，世界变化的规律似乎找到了，世界是什么却不清楚，或者说，中国先民集中精力解释已知世界表象，后代忙于融入现实生活之中,没有去致力于思考世界表象后面存在的本体,更不用说推动认识世界表象后面存在的本体的发展。中国先民找到的这个规律或解释世界的理论基础，就是“阴”、“阳”变化，或“阴”、“阳”的对立统一转化。这个理论也不能说不高明，它确实可以把表象世界解释得头头是道；也不能说它威力小，因为几千年来中国人就是靠着“穷则变，变则通”，坚持到现在。但“阴”、“阳”变化，或“阴”、“阳”对立统一转化，、只能解释已知的表象世界，不能认识表象世界后面存在的本质，因而不能认识发现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不能认识发现未知的新事物。这就把中国局限在“劳心者”和“劳力者”、“肉食者”和“草食者”，即经济上管理者和生产者、政治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对立统一的等级制度中；把中国局限于斗争哲学、宽猛政策、治世乱世、兴盛衰败的历史循环中。由相互转化解决矛盾的方法，只能无穷无尽的复制等级制度和等级制度造就的的“家天下”国家的兴衰史。

　　这样从源头看来,中国人认识世界的思想发展就有两个基本特点：一个是后代追认的“学在官府”，即认识思想出自国家，操自政府,“以吏为师”，“以法为教”，“以师为吏”，“以教为法”，中国思想，就是“家天下”思想。一个是后代承认中国的认识思想已经完成：“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中庸》第三十章）后来干脆简化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由于“中国古代思想史在起点上，是关心治道、解明伦理的‘贤人作风’，其‘智者气象’在战国中叶才发达起来”，“孔子的知识不是纯粹知识的研究，宁可说是君子作人的手段。反之，论语中凡涉及自然界事物时，皆是比喻或象征，而非研究的对象”，（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132页178页）于是,为“家天下”服务的“伦常治道人生智”，在权力的强迫下遂成为中国人思想认识的焦点和中心，中国人或中国社会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只能在“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框架下展开，即只能适应现有的秩序，排除认识新的世界。结果，中国历史上的三个出色亮点——秦、汉、唐都不过是对“家天下”国家的有效改进。“家天下”夜空只能产生转瞬即逝的流星，产生不了划破沉沉夜色的霹雳闪电。“众流归海意”，无不化作“万国奉君心”。就这样，中国人的思想认识虽有起伏，但总体上保持在周秦时代起点的水平上，并无突破，以致于“家天下”的国家形态，在尔后名震遐尔的汉唐时代，虽说有不少技术性改进，却没有实质的突破。

    中国人认识思想的这些特色，跟希腊人、犹太人的认识思想形成鲜明对比。犹太人认识世界的首要成果是，发现了人，发现了对创造力巨大的人类来说，规范个人的道德律令是成败的关键。结果，严格的道德律令，演变成戒律严明的犹太教。犹太国灭亡，犹太人散落世界各地二千年，民族不亡，复国成功，成为左右世界的少数民族，唯一的依靠就是，犹太教严格的道德律令在精神上对犹太人的支撑。而由犹太教演变出来的基督教，更成为欧洲各民族的共同信仰，浇灌了西方文明的发展繁荣之花，促进全球文明的进步昌盛。希腊人认识世界的主要成果是，发现了人，发现了人的智慧和理性，发现了人，发明了古代的城邦民主制度，发明了人类的思维工具形式逻辑，发明了数学，发现了物质世界的运动规律，发明了当时的高科技，以至于今天还有中国文化名人到希腊顶礼膜拜，惊叹希腊人那时差一点儿就发明电池。（据称，巴格达的一个博物馆里展出的一种陶瓷罐，装进醋一类的酸东西，就可以测量出有电流产生。有专家说这个东西可能就是二千多年前的电池。）更令人惊奇的事实是：

　　今年11月30日英国杂志《自然》刊登科学家对“制成于公元前150年至公元前100年”的“安提凯希拉仪器”的研究成果，发现“仪器是一个可运算的日历，按一年365天计算，设计巧妙的是，它每4年还包括一个闰年”。齿轮的“刻字含意与太阳和月球的运动有关，其中一个齿轮还记录了月球的不规则运动方式”，“这个问题在千余年后还困扰着伟大物理学家艾蕯克`牛顿”。“‘安提凯希拉仪器’不仅能提供为巴比伦人所熟知的默冬周，还能给出使阳历和阴历统一的卡利巴斯周期，以及推测日食月食的沙罗周期”，“甚至还能充当天文年历，显示希腊黄道带的主要星体和星座的升落，以及行星的位置”。探究者不能不承认，“根据现存考古资料，‘安提凯希拉仪器’的先进计算能力和技术含量在它制成后的千余年时间内没有其他仪器可以媲美”，“‘安提凯希拉仪器’的背后一定有一整套的发展机制，这好比是今天的高速列车如果没有火车的前辈，怎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呢？因此，我敢肯定的是，人类迟早会发现越来越多的‘安提凯希拉仪器’，这些机器或许隐藏在地球某个为现在的人类所不知道的角落里。一旦它们现身，那么，希腊乃至地球的文明认识恐怕得改写”。（《华商报》2006年12月1日《2100年前希腊人已发明“计算机”》）

　　实际上，当时随着希腊化的展开，希腊人的智慧风靡地中海沿岸，人的意义的光辉，直接影响了伟大的罗马帝国，影响了基督教的诞生和发展。就这样，希腊文明和犹太文明对人的伟大认识，共同成为欧洲战车的两个轮子，欧洲凤凰的两只翅膀，直接影响了欧洲的文艺复兴、自由宪章、启蒙运动、社会革命、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直接影响到信息化时代跨入全球一体化中的每一个人。

　　在中国人热衷于“《易》者，象也。物，无不可象也。作《易》所以垂教”的时候，希腊的柏拉图已经在学院里引导学生思考世界，讨论物质世界表象存在背后的非物质存在。在中国人奉“民以食为天”为圭皋，把种地当作命根子，整天把日头从东山背到西山，忙于“土里刨食”的时候，柏拉图的学生已经在辩论：

　　“生产大麦和小麦，用它们当食物，尽管是一件可敬可佩的事情，但这种技艺决不会使人全智——呃，‘生产’这个词的意思可以延伸为创造出某种与之相对立的东西——对各种农活都可以这样说。与其说务农依赖于知识，倒不如说它是我们的一种天然本能，是由神植入我们心中的，这样的知识唾手可得。建筑、房屋、家具、铁器、陶器、纺织，以及制造这些东西所需要的各种工具，我们已经谈论了许多，这些技艺对民众来说虽然都是有用的，但却不能归结为美德。再强调一下，生产这些事物需要高超的技艺，但它们带来的后果不是灵魂的伟大，也不是智慧。还有，预言家及其解释者的技艺在我们看来完全失败了，因为他们只知道神谕是怎么说的，但无力道出神谕的真假。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技艺为我们提供生活必需品，但凭借任何一种技艺都不能使人聪明，它们实质上都是一种游戏，大部分是模仿性的，没有真正的价值。模仿既受到所用工具的影响，又受到态度的影响，因此这些技艺没有一样具有尊严。人的身体在演说、各种不同形式的音乐、绘画艺术的各个部门起作用，有着各种流动或固定的形式，但没有一个模仿的部门会使实践者变得聪明起来，无论他的劳动有多么热忱”。（《柏拉图全集》第四卷《伊庇诺米篇》）

    在中国君臣公元前221年确定，“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他如议”，而皇帝做着“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的美梦时，希腊的政治家、国家领导人伯里克利约在公元前430年的演讲中，却是这样看待国家社会的：

　　“我要说，我们的政治制度不是从我们邻人的制度中模仿得来的。我们的制度是别人的模范，而不是我们模仿任何其他人。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是因为政权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解决私人争执的时候，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让一个人担任公职优先于他人的时候，所考虑的不是某一个特殊阶级的成员，而是他具有真正的才能。任何人，只要他能够对国家有所贡献，就绝对不会因为贫穷而在政治上湮没无闻。正因为我们的政治生活是自由而公开的，我们彼此间的日常生活也是这样。当我们隔壁邻人为所欲为的时候我们不致于因此而生气；我们也不会因此而给他以难看的颜色以伤他的情感，尽管这种颜色对他没有实际的损害。在我们私人生活中，我们是自由而宽容的；但是在公家的事务中，我们遵守法律。这是因为这种法律使我们心悦诚服。

    另外还有一点。当我们工作完毕的时候，我们可以享受各种娱乐，以提高我们的情趣。整个一年之中，有各种定期的赛会和祭祀；在我们的家庭中，我们有华丽而风雅的设备，每天怡娱心目，使我们忘记了我们的忧虑。我们的城邦这样伟大，它充分地给予我们世界各地一切美好的东西，使我们享受外国的东西，就好像是我们本地的出产品一样。

    我们是自愿地以轻松的情绪来应付危险的，而不是用那种艰苦的训练。我们的勇敢是从我们的生活方式中自然产生的，而不是因为国家法律的强迫；我认为这些是我们的优点。我们不花费时间来训练自己忍受那些尚未到来的痛苦，但是当我们真的遇到痛苦的时候，我们表现出我们自己正和那些经常受到严格训练的人一样勇敢。我认为这是我们的城邦值得崇拜之处。当然还有其他的优点。

    我们爱好美丽，但是没有因此而变得奢侈；我们爱好智慧，但是没有因此而变得柔弱。我们把财富当作可以适当利用的东西，而没有把它当作可以夸耀自己的本钱。至于贫穷，谁也不必以承认自己的贫穷为耻，真正的耻辱是为避免贫穷而不择手段。在我们这里，每一个人所关心的，不仅是他自己的事务，而且也关心国家的事务；就是那些最忙于他们自己的事务的人，对于一般政治也很熟悉——这是我们的特点：一个不关心政治的人，我们不说他是一个只注重自己事务的人，而说他根本没有事务。我们公民们自己决定我们的政策，我们的政策也将得到广泛的讨论。我们认为言论和行动之间是没有矛盾的，最坏的事情就是没有经过恰当的讨论，就贸然开始行动；这一点又是我们和其他地方的人民不同的地方。我们敢于冒险，同时又能够在进行这一冒险之前深思熟虑。他人的勇敢，是由于无知；当他们停下来思考的时候，他们就开始疑惧了。但是真正算得上勇敢的人是那个最了解人生的幸福和灾患，然后勇往直前，担当起将来会发生的事变之结果的人。

    再者，在关于友谊的问题上，我们和其他大多数人也形成一个明显的对比。我们结交朋友的方法是给他人以好处，而不是从他们方面得到好处。这就使我们的友谊更为可靠，因为我们要继续对他们表示好意，使受惠于我们的人永远感激我们。但是，一些受了我们恩惠的人，在感情上缺少同样的热忱；因为他们觉得，在他们报答我们的时候，就好像是在偿还一笔债务，而不是在自觉地给予恩惠。在这方面，我们是独特的。当我们真正给予他人以恩惠时，我们不是因为考虑我们的得失才这样做的，而是由于我们的慷慨，我们不会因为这样做而后悔。因此，如果把一切都联系起来考虑的话，我可以断言，我们的城邦是全希腊的学校；我可以断言，我们每个公民，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能够独立自主；并且在表现独立自主的时候，能够特别地表现温文尔雅和多才多艺。为了说明这并不是在这个典礼上的空洞的自我吹嘘，而是真正的具体事实，你们只要考虑一下：正因为我在上面所说的优良品质，我们的城邦才获得了它现在的势力。我们所知道的国家中，只有雅典在遇到战争的时候，可以证明它比一般人所想象的更为伟大。在雅典，也只有在雅典，入侵的敌人不以战败为耻辱；受它统治的属民也不因统治者不够格而抱怨。真的，我们祖先所遗留下来的国家标志和纪念物是巨大的，不但现在，而且后世也会对我们表示赞叹。我们不需要荷马的歌颂，因为他们的歌颂只能使我们娱乐一时，而他们对于事实的估计也不足以代表真实的情况。因为我们的冒险精神充溢着每个海洋和每块陆地；我们到处对我们的朋友施以恩德，对我们的敌人给予回击；关于这些事情，我们将遗留永久的纪念于后世。 ”

    中国人追求的是生存，”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国泰民安”，生存的制度是，“臣罪档诛，天王圣明”。希腊人追求的是发展，“灵魂的伟大”，“使人全智”，发展的制度是，“民主政治，是因为政权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两者的差别是明显的。古人不知，并不奇怪。毛潤芝先生批评一些留学归来的青年学子，“言必称希腊，自己的祖宗，对不住，则忘记了”，则很奇怪。更奇怪的是，有相当一部分人，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认同这个批评。看来中国人既缺乏自知之明，又缺乏知人之明，思想局限实在太大。

    在人类这三大文明——犹太人的道德信念，希腊人的理性智慧，中国人的政治实用——的对比中，中国人认识思想的局限性是明显的，而且随着历史的推演这种局限性也必然愈来愈严重。囿于家天下国家的小天地，耽误了中国人对人类贡献认识自然、认识社会、认识人的新成果，决定了中国人无法开创生活的新局面：中国人在现实中固然要仰赖犹太人和希腊人开创的文明过生活，在历史上中国人的影响其实也很小。中国文明主动影响到的只有越南、朝鲜、韩国，日本则是自己来拿走中国的汉唐文化，而不是中国人主动把自己的汉唐文化送过去的。令人遗憾的是,当年靠向李唐王朝学习、第一次崛起的日本,第二步崛起却是从“去中国化”开始的——“明治维新”时期，日本人提出“脱亚入欧”，“脱亚”就是“去中国化”——相比之下，中国文明根本无法跟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甚至佛教文明相提并论：基督教文明传遍全世界，也传遍全中国；伊斯兰教传遍全世界，也传遍全中国；佛教虽然在自己的出生地消失了，但在中国却发扬光大，在东北亚、东南亚很有影响，也明显比中国固有的思想认识有优长之处。而中国文明则只能蜷缩在“家天下”国家权力的阴影里，权力强则强，权力弱则弱，权力进则进，权力退则退，有时甚至难以维持对自己子民的影响，遑论影响世界的进程。

　　在今天世界一体化的浪潮中，跟“美国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去中国化”，这一现象值得中国人深思。不仅日本、韩国、越南，中国台湾在“去中国化”，甚至于中国大陆也在“去中国化”:不仅公历纪年、礼拜纪周、点分秒纪时早已代替了皇帝年号、天干地支；而且WTO,GDP，CCTV,因特网竟然成为中国人日常语言中的常用词；至于去年关于过不过圣诞节的争论，不过是世界一体化这条通天大河的一朵小浪花而已，证明本土节日的风头确实已被洋节抢去不少——元旦，就是洋节，我们已不知不觉过了多年。本来，发展就是告别过去，过去的就应该让它过去，这是好事，不是坏事。问题在于，欧美思想认识如奔腾不息的长江大河,过去的认识是现在认识的源头，推陈出新是精神生活的常态,，“新”从“旧”而来，“旧”可以生出“新”，因而“温故”可以“知新”。欧美告别过去表现为成长，故不存在“去欧美化”的问题。而中国过去的认识是现在的认识的障碍，“温故”只能“知故”，无法“知新”，而且所“知”的这个“故”，还是“古”。中国人要“知新”，只能走“礼失而求诸野”的老路，打开国门，走出国家，向别人“学新”。

    这样一来，中国告别过去便好像是蜕皮，彻底蜕去僵化的老皮，再长新皮，故会出现“去中国化”的现象。由于这种蜕皮的过程自己完成不了，还得借重外力，特别痛苦。前有洪秀全的“拜上帝教”，“天父天兄”，“太平天国”；后有毛泽东的“马列主义”，“苏维埃共和国”，“社会主义”，都是历史的见证。中国大陆现在的困境在于，在物质生活领域、在经济领域，“去中国化”已由被动地“去”，变成主动地“去”；在精神生活领域、在政治领域，又很不愿“去中国化”，不仅被动挨打时时不愿“去”，而且主动发展时仍抗拒“去”。总之，“去中国化”的原因很多，除去台独的“去中国化”是别有用心，另当别论外，总体上说，中国思想认识缺乏新意,中国思想认识缺乏活力，决定了中国在实现现代化、信息化的道路上，“去中国化”是大势所趋。这一点，复旦大学葛建雄教授的研究就发人深省：

    “自11月25日起，我参加中央电视台的大型文化活动“玄奘之路”，随车队出新疆喀什的吐尔尕特口岸，穿越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由开伯尔山口进入巴基斯坦。疏勒镇（今喀什）、热海（大清池，今伊塞克湖）、碎叶镇（今托克马克附近）、拓折城（大宛都督府，今塔什干）、萨末鞬城（康居都督府，今撒马尔罕）、铁门关（今铁尔梅兹西北）、细柳州（今喀布尔）等唐朝行政和军事驻地一一经过，我们的足迹都在当初的安西都护府范围之内，而唐朝疆域的西端一度远达咸海。站在碎叶城的废墟，不能不使人感慨万千——这里曾经是唐朝安西都护府的驻地，此前一度是汉朝西域都护府的辖区，但此后直到18世纪中叶才重新归入清朝版图，1860年起就被沙俄侵占。

　　不过，稍作考察就会发现，唐朝的极盛疆域尽管堪称中国历史之最，但并没有巩固的基础，实际存在的时间很短，以后难以恢复也有其必然因素。

　　这一带本属突厥，唐朝显庆二年（657年）灭西突厥后收入版图，到龙朔元年（661年）才扩展到咸海，但到麟德二年（665年）就撤回葱岭（今帕米尔高原）一线。开元三年（715年）唐朝又扩展到葱岭以西，但天宝十年（751年）怛罗斯（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一战被大食（阿拉伯帝国）击败，又退至葱岭。安史之乱爆发（755年）后，更连河西走廊都无法保住了。正因为如此，在这片土地上已经很难找到唐朝留下的遗迹，刻有汉字的石碑也属凤毛麟角。要没有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等史料的记载，这段历史就很难复原。另一个原因是，唐朝的建筑大多是土木结构，难以持久，破坏起来却很容易，所以早已荡然无存。

　　相比之下，其他政权、民族、文化留下的影响要大得多。

　　早在公元前3世纪前，希腊文化就随着马其顿的军队传入，并因亚历山大帝国的建立而扩大，加上希腊文化本身的魅力和生命力，使它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至今随处可见。由印度传入的佛教曾盛极一时，并且向东传播到中国。佛教的建筑和艺术广泛吸收希腊文化的精华，遗址与珍品至今犹存，令人叹为观止。东西突厥虽被唐所灭，但突厥民族的后裔不断繁衍，其语言系统也长盛不衰。阿拉伯帝国不仅驱逐唐朝的势力，还用伊斯兰教取代佛教和当地曾流传的其他宗教，形成一个长期延续的穆斯林文化区和聚居区。

　　尽管形式不同，手段各异，但它们大多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和行政机构，先进又适于当地条件的文化，发达的宗教和强力推行的手段，众多的人口或移民，能生产或运输充足的粮食和物资。而唐朝即使在其巅峰年代也没有具备这些条件，或者因路途遥远鞭长莫及，或者因轻视边远地区而不愿集中人力物力以改变不利局面。

　　在中亚的竞争中，唐朝是失败者，而转折点就出现在其极盛之时。无论是出于自愿还是被迫，这都是历史事实。如果我们一味强调唐朝的辽阔疆域和盛唐的伟大，却对这一事实视而不见，或一笔带过，就不可能总结出兴衰治乱的历史经验”。（葛建雄《唐朝是中亚竞争的失败者》）

　　关起门来称王称霸，走出去就挨打受气，是唐以后中国日益明显的国运，像张汤那样，“犯大汉者，虽远必诛”，像李世民那样，被各族各国尊为“天可汗”，再也听不到，再也看不到了。强敌当前，大唐铩羽而归，并不典型。最典型的是，没有强敌环伺，中国人也会折戟沉沙，例子就是郑和下西洋。同样在十五世纪，同样面向海洋，哥仑布一叶扁舟，漂过大西洋，发现新大陆，敲开全球一体化时代的大门；郑和率领无与伦比的庞大舰队，七下南洋，足迹远达东南亚、印度、中东、非洲东海岸，结果却一无所获，既未对所到之处产生影响，也未对中国本土产生影响，更不用说影响全世界了，甚至于连航海资料竟也未留下一纸半张。这是中国人对自己的贡献不多，对世界的贡献更少的生动写照。值得深思的是,这并不是郑和的问题，也不纯是明朝政府的问题，就像中亚竞争失败不纯是唐朝政府的问题一样，这是中国人认识思想的问题，中国人为“家天下”国家服务的认识思想的问题。一个连自己的“家天下”都搞不好的国家，怎能顾得上家天下国家之外的世界？想一想《天工开物》是中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消灭的，想一想文化大革命中几乎人手一册、人手数册、累计印刷有成亿册、数亿册之巨的《毛主席语录》，今天在大陆城乡几近绝迹，倒是当年的对岸劲敌今日出版了《毛泽东语录》，“献给对这个世界还有梦想的人”，就会明白这个道理：中国文明毁于中国人自己手里。

　　横渠张先生载的话曾让无数中国人血脉喷张，“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简直是诗,人说中国是诗的国度,诚哉斯言,连思想家思想起来都是这样珠玉满篇，掷地有声。然而，中国诗歌的最大特色是，“国家不幸诗家幸，语到沧桑句更工”，尤其是号称思想家者的诗，浩气干云的雄伟篇章，往往反映着民族的悲剧苦难。横渠先生这番大话，也难免是英雄欺人。不是说先生无此雄心壮志，也不是说先生不曾努力提供自己制造的一套拯救世界的学说，更不是说先生并不相信自己苦心孤诣制造的方案，而是说，先生不知道人不是老天爷,不可能一下子彻底解决人类社会的问题,人的认识能力相当有限,只能循序渐进,一步一步解决遇到的问题。而当时历史发展提出的问题是“如何限制权力”，只有限制权力社会才能进步。人类社会问题的终极解决是人力所不及的，但人类可以在限制权利的历史进程中，逐步解决自己的问题。大儒在“为家天下”服务的“伦常治道人生智”的泥淖里，根本认识不到“限制权力”这个问题，就幻想另造八卦炉，再铸新中国，无异痴人说梦。

　　梦也许是美好的，但现实却是残酷的。张载生前,不说西域、大漠这些汉唐疆域在大宋不见踪影，连西夏、辽、金也和赵宋三足鼎立，就赵宋王朝年年还要向它们输币纳贡来看，赵宋朝廷实际还是个依附者。堂堂大宋，不过是偏安一隅的半壁江山。张载1077年死之前一年,王安石第二次辞去相位,挽救赵宋王朝的最后努力宣告失败；张载死后不过50年，北宋即亡于金，北宋子民成为女贞人的奴隶；再过152年，南宋又亡于元，南宋子民跟北宋子民一样，成为蒙古人最低贱的奴隶。而后，推翻元朝统治的革命战争，推翻明朝统治的革命战争，满洲人南下入关、争夺天下的革命战争，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战争，推翻国民党统治的革命战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民族抗战，一次又一次血洗中国大地。时至今日，台海两岸仍剑拔弩张，时不时传出这方“宁肯台湾不长草，也要台湾岛”、那方要“炸三峡、炸上海”；中国“宁肯牺牲西安以东”，也要在核大战中跟美国拼个你死我活之类的杂音。这些大话，虽是个别人的狂言谰语，亦未必不是当政者的心底盘算。

　　多亏中国人吃苦耐劳，多子多女，很容易在劫难的废墟上修复经济繁荣，恢复社会文明。然而，所谓盛世繁荣，不过百姓聊以糊口，仅可温饱而已；所谓文明昌盛，不过时局稳定，纲常遵行而已。如何改变自己的命运，如何改进社会的结构，中国人连想都不曾想过，我们往往是欣慰地把刚刚长平的伤疤当作勋章来欣赏，忘情地把残存的废墟当作花园来流连，“暖风薰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听不进“盛世危言”，想不到改弦易辙，也感觉不到下一轮劫难已迈步向我们悄悄走来。这样不知痛痒，不知深浅，试问,中国人有什么万世太平，有什么生民幸福，有什么往圣绝学，有什么天地良心？说句让一些心高气傲的中国人伤心的话，中国万恶的“封建社会”“老而不死”，还是英国人的军舰打破的，而不是中国人觉醒后自己起来打破的，没有至今尚令无数中国人痛恨的“鸦片战争”，也许中国人如今还在拖着大辫子或留起长发，向奉天承运的皇帝磕头——事实上，“当家作主”的现代中国人，潜意识里仍然跪在权力面前乞求施舍，而不知道这权力是大家的，理应由我们自己来驯化——不思考世界是什么，不思考自己是谁，不知道世界是什么，不知道自己是谁，不思考限制权力，不知道限制权力，就幻想结束人间的苦难，建立人间的天堂，这种思想认识，自负才高，自误误人，只能为中国人制造出一座座骇人听闻的人间地狱。

　　相映成趣的是，在张载死后138年，即南宋灭亡前64年，认识到限制权力重要性的英国贵族，找到了实现犹太人对拯救人类、爱满人间的追求和希腊人对理性智慧、科学技术的追求的可靠道路——建设限制权力的制度。1215年6月15日至19日贵族逼迫英国国王签署了自由大宪章，揭开人类历史上实验建设限制权力的制度的新篇章。在后来的100年里，这部宪章就重新颁布了38次，经过473年的冲突磨合，1688年的光荣革命成功实现了限制权力的制度建设，由此人类社会高歌猛进。科学革命、工业革命的层层浪潮不仅改变了英国，而且也改变了世界，北美洲、欧洲、大洋洲诸国相继纷纷走上英国人开辟的道路，成为发达国家，英国移民建造的新国家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现在也无不是发达国家，就连中国的香港、上海，也是不远万里而来的英国人,从中国沿海无数小渔村中挖掘出来，打磨成东方明珠的。在历史的启示下，北美、欧洲、大洋洲、亚洲、非洲、拉美各国也纷纷自觉或不自觉、主动或被动、顺利或不顺利、有效或无效地踏上英国人开辟的道路。尽管这段历史潮流还只有短短的的三百多年，英国道路还要迎接现实和未来的种种挑战，历史并未结束，胜负尚在未定之天，但英国限制权力的思想，会在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中，净化权力，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一个又一个新问题。现代中国人此之不思，仍然执迷不悟于“伦常治道的人生智”，致力于在官本位社会的基础上崛起，这就像拔着自己的头发就想离开地球，认识思想更远在横渠先生之下了。

　　当年，希腊人在德尔斐太阳神庙用镶金字母刻上“认识你自己”，揭开希腊人理性智慧生活的序幕。今天，我们在世界信息化、一体化潮流中，提倡和国际接轨，何妨洋为中用，也拿“认识你自己”来重铸中国人的灵魂呢？“认识自己”，正本清源，就会真诚向犹太人学习道德信仰，向希腊人学习理性智慧，向英国人学习限制权力。这也许是中国思想走出几千年一贯制，中国“家天下”国家形态走出几千年一贯制的可靠途径？“庙堂知至理，风俗尽还纯”，是中国传统梦幻的精华。寄希望于朝廷自知，寄希望于孔门不弃，实质是寄希望于统治者自律,“肉食者”吃肉的习性，决定了这种梦幻不能成真。今天，诉诸人类先进思想，诉诸每个国民的道德、理性、智慧，诉诸限制权力的制度和道路，也许中国才会梦醒之后是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