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y words Chinese ancient philosophy；Jiao tong；dialogue paradigm

 

 

　　对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很多人的第一印象似乎是：其已经被贴上了威权性、强迫性、专制性的“独白论”标签，是一种我说你听、我为中心你为边缘的权力话语的思想形态。然而，如果我们重新聚焦中国古代哲学中“交通”概念的话，我们便会温故而知新地发现，“交通”这个词有着极其深厚的平等对话意蕴，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其实包含着深刻地反对元叙事模式、反对中心主义的对话思想，即“交通成和”、“化生万物”的对话哲学范式，其为解决目前全球面临的两大危机（一是由于人与自然之间矛盾激化所产生的生态危机；二是人与人之间种种矛盾冲突激化所产生的社会危机）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支撑。

 

 

　　在现代汉语当中，“交通”，往往被理解为诸如铁路公路海运空运等等与现代化技术须臾不离的运输手段及其相关概念。其实，“交通”一词，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有着非常丰富的含义。“交”，意味着天地交叠、万物交接、男女交合，还有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而“通”则意味着通达、沟通、交流，“交”、“通”连用是指沟通、接通、交流的意思，交通的目标便是“和”。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古代哲学是一种交通辩证法，这种交通辩证法的前提是对世界万事万物一分为二的对立统一认识，其核心是事物之间的对话即“交”这种矛盾运动。而在这种矛盾运动过程中，强调的不是你死我活的相互对立，而是双方水乳交融的统一即“通”。“交”而“通”之后，要达到的目标便是“和”这一中国古代哲学之最高范畴。交通辩证法，体现着宇宙之道，万物之道，社会之道与生命之道。正因为中国古人在对事物的认识过程中有一种迥异于西方“辩证法”思维却又与西方思想异曲同工的交通辩证法思维，才使得中国古代哲学绽放出一种绵绵不绝生生不息的智慧之光。

 

　　交通辩证法的前提是对世界万事万物一分为二的认识。与西方哲学分析主义的认识事物的方法相比较而言，一般认为，中国哲学在方法问题上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整体主义的认识取向。但是，交通辩证法的前提，却体现了一种整体主义认识方法下的分析方法，即一分为二的方法。一分为二是指事物的可分性、矛盾性。中国古代不少思想家都提出和阐述过这个概念。《左传·昭公三十二年》中，晋史墨就提出“物生有两、有三、有五，有陪贰”，论述了物生有两的思想。《黄帝内经·太素》撰注者隋杨上善提出：“一分为二，谓天地也”的思想。宋明时期，一分为二的内容已不限于宇宙生成论，而发展成了对立统一的辩证思想。张载认为事物运动的根源是统一物内部阴阳二端的矛盾方面，探讨了“必分为二”，提出了“一物两体，气也”的思想。王安石认为“道立于两”。南宋朱熹认为“一分为二，节节如此，以至无穷，皆是一生两尔。”王夫之在总结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关系时，进一步阐发了“一”与“二”的关系，肯定“一分为二”是“合二为一”的基础。这种“一分为二”的思想，是交通辩证法得以可能的一个奠基性的前提。这个世界是个一分为二的世界，这个世界也是一个合二为一的世界。正因为有了事物的相分，才有了事物之间相交相通进一步发展的矛盾运动过程。

 

　　交通辩证法的核心是事物之间相“交”的这种矛盾运动。讲到交通辩证法，就必须对“交”字有一个原初本真的认识，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对其进行一次现象学还原式的追根溯源。在古汉语中，“交”本来是象形文字，小篆字形，象人两腿交叉形，本义为交叉，如《说文》中解释为“交，交胫也。”《战国策·秦策》“交足而待”，《礼记·王制》“雕题交趾”，《庄子·天地》“交臂厯指”，《诗·秦风·小戎》的“交韔二弓”中的“交”皆有此意。引申为交合、移交、交接、交往等含义。如《易·大有卦》“厥孚交如”，《荀子·儒效》“是言上下之交”，《吕氏春秋·知士》“静郭君之交”，《资治通鉴》“交游士林”，都有交接、交往含义。在古人看来，天地万物的运行，都离不开“交”这种运动。比如，易经就认为，宇宙的最基本的结构是“交”（《易经》中的“爻”）。通过“爻”这一“交”的最原初的对话形式，中国古人才创造出了世界上最为绚丽迷人的《周易》的辩证法思维。而宇宙始于“天地交泰”，而且“天下有道，则君子欣然以交同”（《大戴礼记·曾子制言下》）。交，不仅是天地运行的基本结构，亦是天地化生的基本原则。对天地万物来说，交就是交接、交感，对男女而言，交就是交合，而对整个人类社会而言，交，更多地是指交流、交往、交融。对于矛盾对立方（在易经中就是乾坤、天地、阴阳、刚柔、男女等的划分）而言，正因为有平等的、去中心主义的“交”，才有可能泰、有可能通。相反，如果“天地不交”，则“否”。《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则是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内阴而外阳，内柔而外刚，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

 

　　但是，在中国古代哲学中，与其说强调的是万物相交过程中的矛盾性、对立性和斗争性，毋宁说更强调此过程中的统一性或者说是同一性。《易》谓“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就不无明确地提出了这种思想。通，是指通达、融通、沟通。因此，在《说文》中，“通，达也”。《易·系辞》讲，“往来不穷谓之通”。《易·说卦》有，“推而行之谓之通。坎为通。”《国语·晋语》有“道远难通”，《吕氏春秋·达郁》谓“血脉欲其通也”。唐·白居易《琵琶行(并序)》写道：“凝绝不通声暂歇”，宋·周敦颐《爱莲说》也讲“中通外直”。“交”与“通”合在一起，是指沟通、接通、交流，如“阡陌交通”（晋·陶渊明《桃花源记》），“旁推交通”（唐·柳宗元《柳河东集》）等等。如果达不到“通”，那么这种“交”是一种南辕北辙徒劳无益的活动。“通”与“同”相近，是一种不同之同，是天地相交、人与人相交所要强调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则。正因为事物之间千差万别的不同，才有了相通的必要性；也正因为事物之间又异途同归地有同，才有了相通的可能性。用古人的话来说就是“天地交通”、人与人“交同”。古人讲，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是指合情合理的事，大家想法都会相同。《孟子·告子上》：“欲贵者，人之同心也。”陆九龄诗云：“孩提知爱长知钦，古圣相传只此心” 、“墟墓兴哀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人之所以有爱、敬之情，皆是因为人与人之间可以交而通之。魏学渠给《天儒印》作序时说：“同此天，则同此心”；钱钟书《管锥编》开篇即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在这里，我们看到，无论古人，还是今人，都认识到了交而同、交而通的可能性，认识到了对话的重要性。人作为天地间的生灵，其相异性决定了交流、对话的必要性，其相通性决定了对话的可能性。因此，对于人与人之间的交而言，以对话为核心的交往、交流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与现代西方最风靡一时的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相比较，我们在对话思想的历史渊源应该比西方更为久远，更为原初。^[1]

 

　　交通辩证法的目标便是“和”。庄子说“交通成和而万物生焉”，司马迁也道“欢欣交通而天下治”（《史记·吕太后本纪》）。《淮南子·天文训》中提出“阴阳合和而万物生”的思想。这是中国古代辨证思维的极重要的特点。《易传·彖传》中说：“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万物睽而其事类也。睽之时，用大矣哉！”关于“睽”，《辞源》训为“乖离”，在这里并不是十分准确。因为此处“男女睽而其志通也”，明显有男女相互吸引，以目通其意，便有和合的爱情和家庭出现了。若讲成“乖离”是不合这段话原意的，这里强调的不是对立，不是悖离而是吸引、而是同一。而且正当这种和合统一的关系形成并得到沟通的时候，也就是道生万物的“大用”产生的时候，这是符合“阴阳合和而万物生”的思想的。由于这样，《庄子·田子方》中说：“至阴肃肃，至阳赫赫；肃肃出乎天，赫赫发乎地；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礼记·郊特牲》中说：“阴阳合而万物得”。《易传·彖传》中说：“天地交而万物通”，“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孔子说“和而不同”。总之，正是事物对立面相吸相依和合性的一面，才造成了万物和世界的生机和生命，和生生不息无限繁衍的历史。所以，“交通成和”也是事物和道存在、延续的根本规律。而这却多为西方的“对立统一说”所忽视。

 

　　如果我们进一步考察中国古代思想的话，我们便会发现，不管是中国古代的宇宙论，还是中国古代政治伦理思想，其都异流同源地胼胝于“化生万物” 的“交通”思想的发明和发现。相对于现代西方对话主义思想以语言交流、语言规范为核心的人与人之间的对话而言，中国古代以交通为源头的对话主义不仅强调天地人之间的平等对话，而且十分强调在政治领域、伦理领域人与人之间平等交流、平等对话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下面，让我们首先把目光投向中国古代宇宙论来看看这种对话范式。

 

 

　　中国传统哲学不仅奠定了“交”这一矛盾运动在宇宙之中的核心地位，同时由“交”出发，构造了世界万物运行的宇宙图式。根据“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的原则，《易传》提出了“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县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贵”的宇宙运行模式。在这里，易经由相交相通的对话原则，具体地说，是经由“交通成和”、“化生万物”的原则，构造出了宇宙图式，并进而形成中国古人“物吾与也”（张载）、天人合一、尊崇生命的生态伦理思想。

 

　　在中国古代哲学家看来，阴阳交感是宇宙万物赖以生成和变化的根源。太极是宇宙万物构成的本原。由于太极的自身运动而产生了相互对立的阴阳二气，产生两仪。阳气升腾而为天，阴气凝结而为地。天气下降，地气上升，天地阴阳二气相互作用，进行矛盾运动，交感合和，产生四象，产生宇宙万物，并推动着它们的发展和变化。正如《周易·系辞下》所说：“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阴阳二气交感，形成云、雾、雷电、雨露，生命得以诞生，从而化生出万物。在阳光雨露的沐浴滋润下，万物才得以成长。在人类，男女媾精，新的生命个体诞生，人类得以繁衍。如果没有阴阳二气的交感运动，就没有生命，也就没有自然界。可见，阴阳交感既是宇宙万物演化的初始规则，也是生命产生的基本方式。

 

　　阴阳交感进一步发展，经由通、达到和的境界，才使得整个自然界乃至人类社会，都因“交通成和”而和谐有序、生生不息。《泰》卦的根本意蕴之所以为通达，有大吉之征兆，正是着眼于阴阳的交感之后所形成的“通”。《咸》卦也是如此，卦象为兑上艮下，兑为阴、艮为阳，阴气在上、阳气在下，阴阳二气才能发生交感效应。天地以阴阳二气相感而万物生成，表现了自然界的和谐；人类以男女两性交感而家道亨通，表现了人类社会的和谐。人自身也因气血相通而和谐，中医所谓“通则不痛，痛则不通”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明证。《彖传》对此作了精辟的说明：“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系辞传》也有多处论述，如引《中孚》九二爻辞后发挥说：“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应”即为感应响应之意；引《同人》九五爻辞后阐发道：“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强调了人与人之间关系和谐、融洽的重要意义，成为千古至理名言。

 

　　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进一步论述了交感合和、交通成和、万物化生的宇宙运行之辩证模式。老子提出了著名的命题“万物负阴而抱阳”，他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而由无到有的过程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抱阴而负阳，冲气以为和。”认为万物包含着阴阳两个对应的方面，这两个方面的存在是相互依存、难分轩轾的而不是孤立的以其一为中心的。他说：“有无相生，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正是交而通之后的和，才使得世界万物得以运行、得以和谐共在、得以发展。庄子进一步将这种思想发扬光大，论证了和的重要性。庄子曰：“阴阳者，气之大者也；道者为之公”。他认为：“人大喜邪？毗于阳。大怒邪？毗于阴。阴阳并毗，四时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伤人之形乎！”。过度的喜与怒会伤及阳气与阴气，阴阳相侵害会伤害身体。他指出毗阳毗阴的相对性，是为了追求阴阳的和谐性。进而，庄子提出“阴阳调和”“交通成和”的重要论断：“一清一浊，阴阳调和，流光其声；……吾奏之以阴阳之和，烛之以日月之明”；“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交通，即交感；调和包括和谐、平衡、协调以至渗透、转化等意蕴。庄子在盛衰、清浊、长短、刚柔对待中以求阴阳的和谐；这个“和”是通过交通的方式达到的，阴阳交感成和，万物以生。

 

　　既然宇宙万物是由“交通成和”化生出来的，人与自然的产生是有着共同的基础的，那么“物吾与也”（张载）的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秩序也就成为这种对话范式的题中应有之义。^[2]  儒家认为，整个宇宙是由“天”、“地”、“人”三材组成的。这“三材”共同创造了宇宙的和谐、美好。任何一材缺损都会破坏宇宙的生命、破坏宇宙的完美。因此，人的生命与物的生命要协调发展，要“尽人之性”，也要“尽物之性”。“尽人之性”与“尽物之性”是密切相关、不可偏废的。《中庸》云：“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焉。”

在宇宙万物交通成和、物吾与也的对话模式的基础上，形成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观念。长期的农业生产，使中国古人认识到面阳者丰收，向阴者减产，政论家们提出了“论道经邦，燮理阴阳”的思想。在治水斗争和观象活动中，祖先们很早就认识到五行和阴阳问题与人生活的关系，探索天人之际和古今之变，天人合一的思想开始萌发。农牧业生产，治水实践，显示了发挥集体力量的重要性。面对洪水灾害和种种困难，艰苦环境中求生存需要人与人的团结，多种因素的协调，催生了“交通成和”观念。《尚书·虞典》：“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把音乐理解为各种音素之间的协调，不相冲突，目的在于追求“神人相合”。显然蕴涵着求和谐一致的思维倾向，孕育着天人合一的观念。由于生产和分工，多部落的分化组合，逐渐形成以华夏族为主体、具有较大范围的部落联盟，逐渐造就了中华儿女厚德载物的博大胸襟与和天下的和谐精神，天、地、人相贯通，形成影响广泛源远流长的天人合一观念。

 

　　天人合一是有中国特色的思维方式，并由此进一步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背景和主色调。这种天人相交相和的关系涵盖着三个方面：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自身（心与身）的关系。三者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三者中都蕴涵着阴阳关系，自然中天与地是阳与阴、人中男女是阳与阴、人自身的刚与柔也是阳与阴；阴阳关系又反过来凸显了中国文化的大背景和主色调。天人合一思想是阴阳“交通成和”思维的具体展现，又丰富和强化了“交通成和”思维。

 

　　中国古代哲人根据交通成和、天人合一的观念，要求以和善、友爱的态度对待自然万物，善待鸟、兽、草、木，具有丰富的反对人类中心、保护自然资源的思想。《礼记》云：“草木以时伐焉”，孔子提出“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论语·述而》），这意味着反对人类滥捕滥猎，反对破坏生态平衡。另外，“网开三面”、“里革断罟”等典故也体现了古人善待自然万物的生态伦理思想。这些思想可以给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某种理论支撑，也可以给现代生态学、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料，是我们今天研究和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思想资源。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由“交”这种对话不仅可以推出宇宙万物运行的规则，而且也一体两面地衍生出政治伦理规范。由“交通成和”的对话原则既可以推出“民吾同胞”的思想，还可以推出“和为贵”、“天下大同”的政治理想。具体而言，这种推出伦理规范的过程是循着《易传》“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这一模式来展开的。在这里，社会已不再是一种基于“理性”的“法律共同体”，而是一种基于“对话”的“交往共同体”；社会伦理秩序也已不再是遵循着一种知识论的是非判断的逻辑，而是遵循着一种系谱学的生成衍化逻辑。这是一个由天地自然万物到家庭以及国家和礼义等级秩序的交通化和谐过程。这个进程的内在根据，就是人可与天地参、人可与天地交而通之并且和之。这种交通化和谐思想贯彻在整个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也渗透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中，因此也成为中国政治伦理规范体系的特点。

 

　　如果说天地相交、万物相交的关系构成宇宙运行的始基的话，那么，由男女相交构成的夫妇关系则是产生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没有夫妇关系，便没有父子关系，也没有兄弟关系，也不可能有君臣关系，更不可能有朋友关系及社会成员的所有关系。古代人把天地、阴阳、男女（雌雄）作为自然界的始基，夫妇作为社会的始基。孔子说：“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中庸》）。天公地母，天在上，地在下；阳为正，阴为负，男主外，女司内的上下内外主从关系，是统一体相反相成的两翼，处于同一层次，缺一不可：无下则无所谓上，无内则无所谓外，无从则无所谓主。故《释名》曰：“妻，齐也。”《说文》曰：“妻，妇与夫齐者也。”在以宗法制为基础的中国古代社会，把夫妻关系看得极重。认为这是“人伦之始”和“王化之基”。国是家的扩大，社会规范是家庭伦常的延伸。

 

　　可以说，在中国古代伦理学里，男女之间以交为基础的平等对话实际上作为人类伦理的真正的“原型”被普遍地贯彻在五伦及所有人伦关系之中。《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孟子·梁惠王上》），王阳明亦谓：“与愚夫愚妇同的，是谓同德；与愚夫愚妇异的，是谓异端”（《传习录》下）。其他人伦关系以其特殊的形态不同于男女关系形态，但另一方面，其他人伦关系又“万变不离其宗”，其无一不以男女关系为其伦理示范。“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在这种自然的、类的关系中，人与自然界的关系直接地包含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直接地就是人同自然界的关系”，^[3] 青年马克思的这一论述，恰恰说明了为什么男女夫妇关系能成为人类伦理的原型之根源。于是，我们从《左传》的“君合，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昭公二十六年》），从《礼记》的“知为人子，然后可以为人父；知为人臣，然后可以为人君；知事人，然后能使人”（《文王世子》），均可以看出，在中国古代原始的周礼里，诸种人伦关系一如男女关系，其实质上都是对话式的而非独白式的。

 

　　不管是夫妇之间、父子之间、兄弟之间、君臣之间、朋友之间，还是社会成员之间的交道，都体现着“民吾同胞”（张载）的思想。也就是说，要将他人看成是自己的同胞。既是同胞，血脉相连，生命与共，情同手足，爱人即为爱己，伤人即为伤己。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虽然种族不一，信仰不一，贫富不一，地位不一，但都是人，都是生命的存在，都可以看作是自己的同胞。因此，不仅君臣之间要以德相交、朋友之间、邻人之间亦应如此。朋友理当互相声援，互相帮助，但更应该以诚相交，以德相交，以知相交，以道相交。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乃益友第一标准。对朋友要“以德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孔子思想)，自身修养要“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孔子语)。对邻必须以德相交，所以孔子曾说：德不孤,必有邻。这同耶稣的告诫“当爱你的邻舍”、“要爱邻舍如同自己”有异曲同工之妙。

 

　　交通成和，道德以成。在人与人之间“民吾同胞”关系的基础上，形成和为贵、泛爱众、宽厚平和的道德礼仪。道德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中最精华、最成熟的部分。在人与人交往的道德准则方面，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提出了仁、义、礼、恭、宽、信、敏、惠、智、勇、忠、恕、孝等一系列旨在实现“人和”，实现社会和谐的道德原则。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关于“和为贵”、“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的思想和语言，重视建立融通的人际交往、有序的社会秩序、和谐的社会关系，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只有“志同道合”、“同心同德”、“和衷共济”，才能做到“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从而“天下同归而殊途”。传统文化中对“和”在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和认识论上的认识与理解既适应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需要，同时又维系着社会的稳定，推动农业文明的发展，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它已成为我国民族思维的一部分。

由此形成天下大同，和谐社会的理想。古代哲人主张和谐又不千篇一律，既不同又不相互冲突。追求不同以相辅相成，追求和谐以共生共长。如西周太史伯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春秋时期晏子提出“和与同异”；孔子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同则不济，和则生物”；荀子提出“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墨子提出“兼相爱”、“爱无差等”的理想社会方案；孟子描绘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社会状态；《礼记·礼运》中描绘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样一种理想社会。为了说明这种理想是可以实现的，他们往往把远古尧、舜、禹三代和周文王统治的社会描述为这种理想社会，并期望统治者能够去努力实现。最终形成天下大同的局面：“既秉公行道于天下，不由所私，并无远近不同，此谓大同也。而天地万物，四海兆民，志类万殊，唯君子有文明之德，以类族辨物，明其异同之理，所以能通天下之志，尽大同之道。故所谓天下大同者，係以君子行道于天下为基石----君子处于天下，尽其人道，同而能异，和合万类，以符应天下所以为天下的本质。”

 

　　总之，对话主义在今天，已经日渐大行其道。^[4] 我们今天与世界多元文化的交流与对话，正需要发掘中国“交通”文化的对话性、开放性和包容性的优势。交通哲学的必然结果体现在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上，就是主张万邦相交，和睦共处，这正如《尚书·尧典》说的“百姓昭苏，协和万邦”、《周易·乾卦》说的“首出庶物，万国咸宁”的思想。人类文明具有多样性，世界各种文明、社会制度和文明模式应该相互交流和相互借鉴，在和平竞争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文明相交、文明对话不仅是各种文明自身存在与发展的前提，也是不同文明相互理解与观照的方式。交通成和的目的是缓解冲突，缩小分歧，求同存异。孔子所提出的“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论语·季氏》）的以文德与外国相交、感化外邦，孟子提出的“仁者无敌”（《孟子·梁惠王上》），“以德服人”（《孟子·公孙丑上》），都体现了这种思想。总之，二十一世纪是东西方文化取长补短、互补共生、不断扩大共同点的世纪。但是，21世纪决不是东风压倒西风或者西风压倒东风的世纪，而是东西文明水乳交融的世纪。在这方面，中国古代伦理学的“交通成和”范式，正可以扮演重要角色，其作用和影响是显而易见、不可低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