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奇学先生在他的《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探索》一书中认为：中国文化的近代化开始应该早于鸦片战争之前。这个观点我是非常的赞同的，因为早在明清之际，西学就开始向中国传播，也就产生了所谓的“西学中源论”，当时的主要以李之藻、梅文鼎等为代表，梅文鼎的孙子在修《明史》的过程中还特意把其爷的“西学中源论”记载入内，可见“西学中源论”在中国产生的年代非常的早。

    其实“西学中源论”与“中体西用”的中西文化观都是一种中国先进人士探索中西文化结合的方案而已。(1) 都是想淡化中西之争，缩小中西文化的隔阂，都是为学习西学打开方便之门，同时也是对顽固派的某种程度的妥协。(2) 都不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的，都是从“天朝上国”的观念出发，表现出以我为中心的虚骄自大的心理，都认为中学是唯一的文化，西学不过是中学的流衍。但两者也有区别：“中体西用”是价值判断；“西学中源论”是实用判断。“西学中源论”认为西学与中学没有体用之分，只要来之中国都要学习，这与中体西用的观点不同。

   “西学中源论”证明西学与中学具有兼容的特点，早期的改良派与保守派均利用此学说来捍卫自己的主张。

    守旧派认为西学技艺均乃剽窃中国古学之余绪为由贬斥西学；早期改良派反其道而行之，认为西学既然是中国古代已有之而后来传到西方去了，可见西学本来就是中学，西学不是异端邪说，不是夷狄之学，因此学习西学就是“礼失求诸野”，找回自己祖宗所创而后来失之诸野的中学遗产而已。学习西学其实就是在学习中学。“师夷长技”其实乃是继承祖宗事业的一种有效途径。这样顽固派戴在改良派头上的“严夷夏之防”的禁忌和“用夷变夏”的罪名就不功自破了，改良派学习西学也就更加的自信了。

    在当时主张学习西学的人很多，有李鸿章、冯桂芬、王韬、陈炽、王之春、黄遵宪、邹伯奇、郑观应、薛福成等都是其代表，薛福成还特意作《西学源出中国》一文。从当时主流思想家的观点来看，“西学中源论”确实是那个时代的主流思潮。

    1、这种中西文化的搭配的方案，源于对守旧派拒绝学习西学的言论，予以痛斥，具有论辩的功能。但其本身是伪命题，可伪命题在实践的过程中对传播西学的人无疑增加了一种自信，这种自信以甲午为期可分两个时段，前期是不自觉地认真的造假；后期是有意识地造假为学习西方掩护，目的都是良好的。因此“西学中源论”在当时成为改良派手中颇为犀利的武器，便于西学在中国的传播。

    2、这种中西文化的搭配的方案，有很多牵强附会的地方，具有很强的尊古厚今的地方。认为西方用的是中国古代的文化，而中国自己却丧失了这种“古人之实学”，那么合乎逻辑，推断出的判断必定是中国人理应学习西方，尊古学习西方也是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为厚今服务的，希望达到中国的国富民强。

    3、从李鸿章到郑观应，在阐发“西学中源论”时都还注意到把此学限定在“源头”立论，只说源头在中国，同时强调西人的创造性贡献，今日之西学大大发展了中国之古学。西学的先进性是学习西学的前提，强调西人对中国古学之发展，是运用“西学中源论”在中国提倡西学的前提条件。可是改良派思想家，特别是汤震思维很不严密，有些片面夸大了西学，认为西学原本是“中国之学”这一论点，时常绝对化处理，把西学等同于中国的古学，把西学看成都是在中国的古籍中能够找到的东西，纯粹是中国遗失了的古代文化遗产。原因笔者认为有三点：一是改良派对西学认识有限；二是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根深蒂固；三是祖先崇拜和自大心理作怪。

    4、“西学中源论”学习西学无非是学习中学，不学习西学就是不学习中学，对待西学的态度就是对待中学的态度。这种逻辑的诡辩是不能解释西学如此的先进而中学如此的落后的根本原因。往往陷入中不如西，今不如古的文化复古主义潮流之中而不能自拔，汤震就是一个代表。

    5、这种论断蕴涵着一种崇本民族文化遗产的民族情愫。近代的民族屈辱和中国古代的强盛形成了强烈的历史反差，这样民族自尊、民族自豪感情急剧高涨，陶绪讲到近代的民族主义的勃兴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关资源有一定关系。因此他又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勃兴的反映。

    6、这种思潮证实了文化发展乃是一部文化交流史。从我们文化史的角度而言，各民族的文化发展不是孤立进行的而是一个相互交流的不断传播的过程，不同特性的民族文化或者地域文化之间是可以相互融合发展的。

    7、这种思潮也证实了文化交流的主导倾向是先进的文化向落后的文化的传播。

    8、文化有时代的差异和类型的差异。时代的差异是可以通过学习达到改善，但是类型的差异是各地区、民族和国家文化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历史传统、特有的气质、和精神风貌。这种类型的差异是不可能通过学习就能解决的，在当时中西文化既有时代的差异又有类型的差异，仅利用“西学中源论”，主张学习西学，也是不能一蹴而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