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的中国，遭受了太多的不幸，在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中，先觉的中国人开始被迫面对西方，寻求救国救亡、求富求强的出路。这寻求是一个由浅入深即由“器物”的学习到制度的仿效、再到近代精神的吸取这样一个步步深人的过程。同是为着救国救亡、求富求强着想，严复却有他的一套”渐进救国”的思想，即: 学习西方以改造中国， 乃至救亡图存的必由之路， 但须循天演之公理， 以教育为根本措施， 在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中， 逐步提高国民素质和转变国人观念， 以造就新的社会机制趋向成熟， 最终完成救亡图强的任务，这是一套极富功能主义色彩的社会渐进思想。

 

 

　　严复对1840年以来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历程进行了反省、批判和反思。他坚决反对在官宦士人中颇为流行的那种以为仅学西方“船坚炮利”、“声光化电”即可的“救亡”、 “富强”理论(中体西用观)，这种理论经张之洞的归整、阐发和朝廷的褒奖已风行海内。严复认为，以封建之“体”经营西方的“声光化电”及其实业之用，必与理相悖、于事无功。海禁大开以来的事实正是这样，“中国之仿行西法也，亦不少矣!总署，一也;船政，二也;招商局，三也;制造局，四也；海军，五也；海军衙门，六也；矿务，七也，学堂，八也；铁道，九也；纺织，十也;电报，十一也；出使，十二也。凡此西洋至美之制，以富以强之机，而迁地弗良，若亡若存，辄有淮橘为枳之叹。”^[1]P14在严复看来，三十年的洋务运动，或是“治标不治本”，或是“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实弊。”^[2]P1541因此，以甲午战败为标志的洋务破产，恰是不合逻辑的图谋导致的合乎逻辑的结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其人心风俗的积淀、演化，既有其外在的显现，也有其内在的教化学术之渊源，在列强劫掠势头下的中国，是显得那样的愚昧和贫弱，整个人心风俗显得是那样的涣散和衰败，严复认为造成这一切的根源在于中国数千年政教之不变，不变封建政教而指望收到仿效西方“技”的近代实效，无异于以牛之体求马之用，这正是晚近世仿效西法的人，仅学其枝节、而“不揣其本”、以至无功还不自知的原因。

 

　　严复深受斯宾塞的“国家其体用功能，无异生物之一体”的国家机体论的影响，严复引用该理论加以发挥， 认为: 国家与生物体一样， 之所以能存在发展， 是因长期在自然和社会环境的选择中形成和完善起来的自身组织的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的结果。生物体不能脱离它所生存的环境而简单地部分或整体移植， 否则会“迁地弗良”。不同生物体之间也不能简单地嫁接， 否则必会出现异体互斥现象。国家、民族、文化同样适用于此一规律。他察觉到洋务运动中“西洋以富且强之基， 而自吾人行之， 则淮橘为枳， 若存若亡，不能收实效者”， 就是违背了上述规律所致。他说: 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论”是取骥之四蹄， 以附牛之项领，从而责千里马， 固不可得，而田陇之功又以废也”，^[3]P558一语道破洋务派失败的根本原因。由此， 他进一步认识到，“体”和“用”实际上是一个生物体的两个方面， 具有主从关系，“体”是本质、本原，“用”是“体”的功效、作用， 不能随意分开，必须相互适应。“体用者， 即一物而言之也， 有中之体， 则有负重之用， 有马之体， 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 以马为用者也。中西学之为异也， 如其种人之面目然， 不可强谓似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 西学有西学之体用， 分之则两立， 合之则两亡。” ^[4]P558按照“体用一物论”的现点， 中国在学习西方时， 不能简单地移植“西学”的某一部分来改造“中学“的某一部分，“即有改革， 害之除于甲， 将见于乙，泯于丙者， 将发之于丁。”^[5]P559部分移植不行， 那么全盘引进“西学”来取代“中学”如何呢?这样做势必出现“一行变甲， 当先变乙， 及思变乙， 又宜变丙， 由是以往， 胶葛纷纶”。[6]这样的局面。也是行不通的。

 

　　严复关于社会各个组成部分间要相互适应、共存一体的观点是极富结构功能主义特色的。结构功能主义认为社会相似于活的生物有机体，社会的组成部分都像生物有机体的各个部分一样，对社会整体发挥积极的作用，从而维持了社会稳定。该理论的先驱者孔德认为构成社会有机体的各部分之间的平衡与和谐关系是社会正常运行的基本条件，如果这种平衡与和谐关系被破坏，就会造成社会病态，导致社会动荡。其后的斯宾塞将社会有机体和自然界的有机生物进行比较，并提出了功能主义的基本原则，他也认为社会如同自然界的生物一样，是一个有机体。社会的构成部分结合在一起，使社会保持着平衡与和谐状态，保证社会正常平稳地运行。这些观点都对严复产生重大影响，并成为用于批判洋务派“中体西用”观的有力武器。

 

 

　　与洋务派不同的是严复认为不应急于仿效西方富强之政，他深刻地考察了西方和中国治制的差别，认为二者根本上是民主与君主的差别。前者的法是治国之经制，是权利平等的衡准；而后者的法却是“直刑”而已，所以“驱迫束缚其臣民，而国君则超乎法之上，可以随意用法易法，而不为法所拘。”^[7]P90前者在君民关系上，是君民共主、权得其平；后者的君民关系，世隆则为父子，世污则为主奴，君有权而民无权。尽管如此，严复仍然不赞成对西方政制的速效攀仿。他认为，一国之政制的产生和发展，须有与其相符的民德民智，既有政制的设置或变迁，须视国民力智德的状况为转移。在他看来，为西方诸国先后抛弃、而在中国却延留至今的君主专制制，本是历史不得已的遗物，要废除之， “民之弗能自治者，才未逮，力示长，德未和也。” “其时未至，其俗未成，其民不足以自治也。”^[8]P35严复这样表述政制与其它条件的关系，“盖政如草木焉，窗夕其她而分牛滋大者.必其她之肥晓燥湿寒暑与其种姓最宜者而后可。否则，萎挫而已，再甚则僵搞而已。” ^[9]P242“顾欲为立宪之国，必先有立宪之君，又必有立宪之民而后可。立宪之君者，知其身为天下之公仆，眼光心计，动及千年，而不计一姓一人之私利。立宪之民者，各有国家思想，知爱国为天职之最隆，又济之以普通之知识……”^[10]P36。显然，相对于立宪之国的政制形式，更重要的在于具有立宪精神的人。而不顾“差强人意”“以是求强”，其结果“则有速其死而已矣。”

 

　　严复认为，“贫民无富国，弱民无强国，乱民无治国”，“是故国之强弱贫富治乱者，其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征验也，必三者既立而后其政法从之。”^[11]P25即认为， 学习西方，不是学习西方“形下之粗迹”的汽机兵械， 而是要学习西方“命脉之所在”的本质， 即“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 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12]P2前者指西方的资产阶级社会政治思想、逻辑学、自然科学；后者指西方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政策。他倡导的是自下而上的改良，他设想， 以引进西学的手段，“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简称“三民说”) 同时禁吸鸦片， 禁女子缠足， 废除八股科举制，通过实行“新民说”， 促进整体国民素质的提高， 形成移植西学的良好环境；引进西学与改造国民素质交互为用， 相互促进， 渐次达到救亡图强的目的。

 

    他指出， 要想达到上述目的， 唯一办法是发展教育， 以教育为解决问题的根本措施。因为中国民力不强健， 民智太愚下， 民德更低劣， 不可能有所作为。“惟急从教育上着手， 庶几逐渐更新。”^[13]他在伦敦与孙中山先生见面时， 再次强调:“为今之计， 惟急从教育上着手。”^[14]认为中国的变法维新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今日欲以旦暮之为， 谓有能淘洗改革， 求以合于当前之世变， ⋯⋯殆可不待再计而知矣。” ^[15]P11故他再三强调:“民之可化， 至于无穷， 惟不可期之以聚。” ^[16]P126认为当“循乎天演之浅深。”“变法当以徐而不可骤。”^[17]P135倘若操之过急， 则会后患无穷，“夫人类之力求进步固也， 而颠济瞀乱， 乃即在为进之时。其进弥骤， 其涂弥险， 新者未已， 旧者已亡， 伥之无归，或以灭绝。”^[18]P1242由此，严复认为要使国家富强最根本的是要通过教育，逐步提高国民的“民力”、“民智”、和“民德”，从国家社会内部获得根本的持续的动力才能得以实现。

 

　　严复的这一观点从根本上说是认为社会发展与变革的源动力来自社会系统自身的要求，结构与功能变化的需要是社会变革的前提条件。这也反映了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的特征之一，即认为社会系统外部压力和内部所产生的矛盾与不和谐导致了系统自身改进的需要，而变革的方式主要是通过各组织间功能的调整与妥协，从而使整个社会系统更加完善。这就需要社会成员接受和遵守社会的共享价值观，正是这些价值观将社会各部分、各群体联系在了一起，如果有过多的人不接受这些价值观，则社会系统就需要自身的调节。而恰恰教育是要使人符合社会系统的需要，并能服从业已形成的社会行动规范，其目的即在于强化个体“社会”与“整体”的观念，以达到维持社会稳定的目的。通过教育，结构功能主义者渴望能尽可能的统一人们的思想，培养人们共同的价值观念和情感，遵守公认的道德规范。这些观点同上述严复观点也是殊途同归的。

 

 

　　严复的渐进思想要解决的一个急迫的问题就是：要学习西方以改造中国，但其前提又须循天演之公理， 以教育为根本措施， 在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中， 逐步提高国民素质和转变国人观念， 以造就新的社会机制趋向成熟， 最终完成救亡图强的任务。为此他原则性地提出了一个在实践中无法做到、但在认识论上颇有辩证法思想的解题思路:“乃先之以导其机，必忍焉以须其熟， 智名勇功之意不敢存，……夫而后有以与时偕达， 有以进其群矣。”^[19]P1242这个解题思路是他渐进思想的反映， 并与教育救国论夹缠在一起。他的“导其机” 可以理解为用西学引导培植中国社会有机体内部新机制因素的成活和成长。也就是用教育手段促进“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工作；他的“须其熟”可以理解为等到国民素质和内部新机制已达到与西学融合的程度时， 凭借国民的“三强”即“气血体力之强”，“聪明智虑之强”，“德行仁义之强”， 而“与时偕达”，从而完成救亡图强的使命。

 

　　此外，他又根据中国实际国情，提出了君主立宪的具体设想。民主政体有多种形式，究竟哪种更适合中国的国情呢? 严复深受斯宾塞学说的影响，坚信“国家法制之变也，必以渐而无顿”^[20]P242，应该循序渐进，任天演自然，“不宜以人力强为变迁”。他认为，真正的民主精神和共和政体是中国古代所没有的，秦以来一直是君主专制制度和纲常伦理观念统治着国人的思想，因此造成目前大多数国民文化素质低下，对西方民主宪政一知半解;如果不结合中国具体国情，草率地仿效最民主的“庶建”共和政体，必将造成社会动荡。“其进弥骤，其涂弥险，新者未得，旧者已亡，伥伥无归，或以灭绝。”^[21]P1242 因此，他本着“治无美恶，期于适时；变无迟速，要在当可” ^[22]P242、“率旧谋新，二者常互相为用”的宗旨，主张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以君主之名，行立宪之实”， 用独治之名，而杂之以贤政庶建之实”。这样既可顾全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延续，又引入了西方民主机制；既向近代文明跨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又保持了国内政局的相对平稳。

 

　　严复反复强调要走渐进的道路， 就是想在严重的差异性中，为中西方文化的冲突和融合寻找一个稳健而有效的救国方案，能将冲突限制在社会稳定的范围之内， 又能形成中西文化的有机结合的机制。简言之就是: 用西方文化的它山之石， 以攻中国传统社会这块璞玉， 逐步激发中国社会内部的新文化因子， 使之成为与外来文化有机结合的基础， 互相促进， 循序发展， 从而实现社会的平稳转型。

 

　　结构功能主义认为社会各子系统间及其内部各部分都是有机关联在一起的，社会问题的出现根源于社会系统间或系统内部的失衡，而又正是这种失衡导致了社会的发展；同时，个体必须在社会共有的价值观和道德规范下活动才可能使系统整体得到和谐的发展。帕森斯的理论中，社会体系的自然条件就是均衡，即各要素之间的平衡，社会变迁的动力可以来自社会体系的外部，也可以来自其内部的张力和紧张关系。构功能主义关注的是社会体系的维持，而不是社会内部可能发生的变迁。但这也给结构功能主义提出了悖论----如果社会内部一切要素都相对稳定并整合在一起的话，变迁的动力从何而来？而如果没有变迁发生的话，社会如何发展？那又何来社会系统的稳定？这并不能合理地解释战争、叛乱和革命等社会极端行为结。严复的渐进理论， 也正是因为偏执地强调了社会发展规律的一个方面， 将渐进与突变、飞跃割裂开来， 完全排除了突变、飞跃的可能性， 并进而对突变、飞跃的言行采取反对、抵制的态度， 在社会大动荡时期， 这种理论无疑是与当时的社会状况格格不入从而必然导致悲剧命运的。

 

 

    严复作为西学的积极倡导和启蒙者， 作为维新思想的主要宣传者， 其爱国心是非常强烈的，但是， 他的救亡理论—渐进思想， 却受社会冷遇和抨击。究其原因， 是其极富结构功能主义色彩的渐进思想在实践上暴露出了其理论上的弊端，无法解决迫在眉睫的民族危机。处在社会大变革时期， 解决危机需要快刀斩乱麻， 而他的思想却告诫人们: 心急吃不得热粥， 这就显得不合时适。他想用教育为根本手段来救亡图存， 立意虽好， 但因不具有显效性而使人们不屑一顾。

 

　　当然， 渐进思想的本身并不错， 它所包含的循序发展的内涵是正确的。如果处在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的时代， 渐进思想将会产生巨大的实际功效。改革开放时代，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理论就是包含经济、政治和各个方面的系统工程， 英国学者卡尔·珀说: “中国的经济改革可以叫做渐进的社会工程学”， 中国共产党英明地将中国社会定位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因符合循序发展的规律， 生产力得以极大发展。就是很好的证明。严复的渐进理论， 因偏执地强调了社会发展规律的一个方面， 而导致了悲剧命运， 史实告诉人们，只有将渐进和突变、飞跃有机结合起来， 一切又以时间条件为转移， 理论才能发挥巨大的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