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儒家济世之道，相当于基督教爱心救赎教义的理性版；而基督教的爱心救赎教义，相当于孔子儒家济世之道的神性版。

    三．柳暗花明，推手居功

　　不少历史学家，把罗马教廷在中世纪的腐败和反动，当作基督教的一笔历史孽债，视为批判“宗教统治”，提倡理性主义或唯物主义的强力依据；一些人就此分不清婴儿和洗澡水，理不清基督教文化在欧洲和人类历史发展中的推手作用。

　　殊不知绝对权力走向绝对腐化，罗马教廷的堕落，只因基督教关於人人都有原罪的警告的普遍性同样适用於教会神职人员本身，而非基督教文化本质内涵的过错，两者根本不可混为一谈。值得庆幸的是，宗教改革前後欧洲杰出的思想家包括民主启蒙的主导人物，一方面抨击罗马教廷反人性、反进步和腐化堕落，另一方面仍然头脑清醒地将基督教教义以弘扬爱心为核心的理性内容奉为人类应循共性指导原则。

　　基督教奉行了一条大不同于儒家的发展路线，一开始就直接贯彻到最底层民众植根奠基，沿着由下而上的途径发展起来。一旦教会上层腐化变质，广大信众不会长期上当受骗而无所醒觉，教廷的愚民政策很难肆无忌惮不受抵制。另外，拜这条路线之赐，西部基督教地区在特定历史背景下赢得“政教分离”，不期而然造就权力制衡机制；教会权势纵然灸手可热，却不可能直接掌控国家专政工具镇压造反信众；更有甚者，在许多情况下，不甘和不满教会强势压顶的王权、贵族势力和政界上层会站到腐化了的教会的对立面，即人民的一边，以争取民心归附自己，强化自身权力地位，为此同民间改革派结成正义的联合阵线。因此西部基督教存在一种自我变革、自我完善的良性机制，得以免於重蹈中国儒家蒙尘两千载不得超生的覆辙。

　　罗马教廷无限夸大“神权”，专横跋扈、腐化堕落、箝制思想，背离基督教两心调谐的本义，走向自己的反面，逐渐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主要障碍。教皇的威信和权力在十三世纪中期达到了顶峰，尔後天主教会在与王权争锋以及内部倾轧中陷於大分裂，出现过两个甚至三个教皇同时并存的局面，这种混乱状态一直持续到了十五世纪初，以致教廷声誉急遽下降。此时“上帝之城”的“地面代表”不仅不知收敛，反而变本加厉，贪渎、滥权有增无已，进而设立恶名昭彰的异端裁判所，残酷迫害异见人士，包括杰出的思想家和科学家。於是，作为基督教文化内涵的守护神──草根群众路线，和政教分离条件下形成的权力制衡机制这两大非同寻常积极因素，终要在关键时刻显现神威，向历史作出一番交待了。

　　十四世纪从意大利开始，一批先驱俊杰点燃了文艺复兴（Renaissance）的圣火，借复古为名，对古典的希腊罗马价值观进行深入研究，重新肯定人的价值，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对“人”的注意。他们描写人、歌颂人、把人放在宇宙的中心, 回归基督教本义，提倡人本主义，以“个人重要”的概念向僵化的教会中心文化挑战，从而冲破借神性抑制人性的“伪公”，把长期受压的正当的私心积极性解放出来，重新调谐两心，极大地焕发灵性的创造能力，为欧洲主要基督教国家带来了文艺创作空前繁荣，促进了客观的科学探索，以及商贸、金融事业的发展。

　　十四至十六世纪的欧洲，资本主义萌芽，城市兴起，商务、外贸发达，一些小手工业生产渐为较大的手工工场所取代，纺织、冶金、机械造等行业机械化程度日益提高，资产阶级的前身──新兴市民阶层已经成形，促使国家主义、民族意识日益觉醒，呼唤政府支持和建立健全的市场环境。此时一些国家的王权日渐隆盛，西班牙、法国、英国等都在该期间发展成为强大的中央集权君主国家。

　　十六世纪初期，由文艺复兴带动，在作为资本主义萌芽的城市商界以及民族主义者等新兴势力支持下，以反对罗马教廷兜售赎罪券（或译赦罪符）敛财（宣称只要买了教廷发行的赎罪券，已往及以後的罪孽都可一笔勾销，死後就可直接进天堂；不仅诱迫活着的人买，还要求替已经死去了的人补买。）为导火线，欧洲兴起了一场由下而上的宗教改革运动，针对罗马教廷及其下属教会道德败坏、财务腐化和侵占世俗产权等现象，质疑教会权力体制，要求按基督教本义进行改革。

　　这场宗教改革运动的发起者，德国神学博士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510年到罗马，对那里神职人员的贪财渎职行为深感震惊；1517年10月31日，路德在维滕贝格万圣教堂大门上张贴“大字报”《九十五条论纲》，并付印流传。路德激烈批评教会腐化现象，特别是教廷销售赎罪券盘剥老百姓的荒谬行为，并提出了一系列改革主张。路德的观点迅速获得广大民众、以及不少王族（包括萨克逊选侯腓特烈等实力派诸侯）、法学家等广泛响应，抗议范围迅速扩大。不久，路德及其支持者已经强大到使得教廷迫害不了也抵制不住的程度。

　　路德继承和发展了一个多世纪前波希米亚人胡斯等先驱者批判教会的思想，强调“因信称义”（因信得救），主张只有圣经和真理才能指引信众，基督徒凭信心和爱心就能获得自由，否定教会对信徒的种种束缚和沦为骗术的“善功得救论”，认为“圣礼”、“隐修”和“赎罪券”都毫无意义；提出把信仰（神学）从教会制度的控制下解放出来，信徒经洗礼皆可为神父，神职人员和教徒只有分工的不同，没有等级的差别，否定教会自封的信众与上帝之间沟通中介者的地位，以及垄断《圣经》解释权和召开宗教会议等种种特权，教会只是一个信仰的共同体，而不是一个等级制的神权政府；对教会的一系列信条提出了批评，例如否定炼狱的存在，反对牧师不得结婚的规定；还鼓吹王权高於教权，主张建立国家教会，以及废除教会规定的苛繁刑罚等。这些主张体现了市民阶级长期以来割除宗教界封建特权势力反基督、反人性的毒瘤，解脱窒息灵性，限制发展的枷锁的要求。这场改革运动深得人心，迅速席卷欧洲大部分地区，引发了绵延二十多年的宗教战争，历经艰难曲折，终于取得了实质性的胜利。

　　“因信称义”是基督教宗教改革时期的一个重要论点。“称义”是一个法律名词，是宣告或判决为无罪的行动，在神学意义上就是确定人在神面前的地位为无罪，并接纳他为义人，是“得救”的同义词。保罗在致罗马人书及致加拉太人书中，特别强调，人“称义”不是依靠行为，而是藉着信心。（《罗马书》3∶28）这就叫做“因信称义”

　　“善功得救论”意味着，好有好报，乃至“得救”，表面上好像合乎情理，但仔细想想，其中有很大弊病。做好事该受好报，但就此堪以“得救”了吗？

　　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就难在一贯做好事。一名基督徒真正建立信仰，皈依上帝，“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就有了遵行爱心教义，一贯做好事的必然性。对照儒家学说，一旦自觉确立了仁的观念，进入“两心调谐”境界，能够一以贯之地循正道谋求发展，这样的人就是实现救赎的君子了。反之，如果无视大本大源，不在乎建立信仰，只凭行为上的表现，以为就能得救，很容易给投机取巧大开方便之门，把救赎当作可以用“贿赂”手段换取的“人－神”交易。事实上罗马教廷不就是借着“善功得救论”，不顾渎神，不怕滑天下之大稽，反覆推销赎罪券（天堂通行证）大肆敛财吗？

　　由此可见，“因信称义”体现了基督教作为信仰体系，建立合乎两心调谐原理的深层社会文化意识或“心态文化”，以发挥社会发展进步推手作用的神圣使命；“善功得救论”没有明确的两心调谐内涵，容易流於同神做交易的行贿赎罪意识，沦为愚民骗术，甚至罪犯的逋逃薮。

　　随着教廷腐化变质，以及经院神学的异化作用，基督教难能可贵的神性人本主义性质被蒙上了重重神秘、繁琐、迷信的浓雾，以至抹杀个人本位意识，适应愚民统治的需要，无限夸大教会的神圣至上地位。宗教改革正本清源，重新确立了一种既相信救世主，又懂得凡事都要靠自己，比较积极，进步、健康，具有两心调谐内涵的宗教人生观。

　　改革派成立了新教（Protestantism），与旧教即天主教并立，破除了罗马教廷的绝对权威地位；主张以《圣经》为唯一权威，信徒靠信仰与上帝直接交通，无须教会和神父作中介；改革简化繁琐的宗教仪式和复杂的教阶制度，赞成教会制度多样化；重振“道成肉身”本旨，取消隐修制，不培训修道士，强调入世和社会服务。从而扭转了“上帝之城”地面代表在神圣不容置疑的绝对权力的腐蚀下走向反面，无所制衡、江河日下的危险格局。

　　基督教内部新、旧教并存，开始了非常有益的良性竞争，得以重整贯彻基督教教义两心调谐内涵必要的心态文化，形成另类特殊形式的权力制衡机制，造就一种利於自由思考和良性发展的环境条件，大大解放了人类天赋灵性创造能力，推动人类社会破天荒地加速进步。

　　有中国历史学家沾沾自喜道：“中国幸而没有宗教，所以没有宗教战争！”但人类史上“幸而”有了这次宗教战争，这是一次推动历史前进具有关键性转折意义的“必要的”战争。

　　文艺复兴是一场英才的先驱运动，宗教改革则使千百万民众卷入其中，把信仰从教廷的控制中解放出来，重新建立了以每个信徒直接面对上帝的平等社会观，为西方近代的自由平等伦理原则的形成和发扬光大作出了重大贡献。

　　旧教即天主教（Catholicism, 或Roman Catholic Church），在宗教改革大潮冲击下，为顺应形势，不得不得洗心革面，主要是消除教会弊端，重整道德信誉，得以与新教共存共荣，继续履行其未竟伟大历史使命。

　　至此，基督教（Christianity）名下包括了天主教、东正教（Orthodox，或 The Orthodox Eastern Church）和新教（Protestantism）三大派，以及其他一些小教派。在华人中长期以来多习惯於把新教称之为基督教；中国大陆的新教教会也从不自称新教，只称为基督教或耶稣教。本文为避免叙述中发生重混乱，仍以基督教为总称，不与新教混同。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之所以能够发生并克臻全功，新教和旧教分立并存，基督教文化两心调谐本质精华得以浴火重生，发挥促进社会进步的显性积极作用，不能不认为植根自下而上的建教路线和（政教分离条件下酿成的）权力制衡两者的神奇伏笔。这两者的联合效应，保障了基督教文化自身本质精华历劫而不殆，发挥了当时理性主义或唯物主义力所不逮的调谐两心、焕发灵性、柳暗花明、缔建现代文明的伟大历史作用。

　　在国家政治领域，宗教改革并没有对於世俗的不平等带来激进的冲击。恰恰相反，宗教改革否定了教廷高於一切的特权，实际上维护了世俗王权，受到了王权的欢迎，这也是一些王权与要求改革的人民站在一起的重要原因。宗教改革运动中，以路德为代表的改革主流派，本着基督教教义的一贯宗旨，强烈抵制在社会改革方面打出激进旗号的闵采尔派，反而颂扬维护世俗秩序的重要性，其後霍布斯更发挥提出国家至上说。宗教改革的结果，在欧洲封建势力衰落，民族国家成型，贸易主义（或城市主义Mercantilism）勃兴的历史关头，引领人生哲学主流，倡导爱心即公平原则，鼓励一切人等自强不息，沿着良性的积极向上的大方向发展，非常有利於通过世俗国家体制内的和平渐进方式从封建社会朝向资本主义社会演变的历史大趋势。

　　宗教改革启示了一个由平等和自由的个人组成的社会共同体的新观念，他们的行动受自己的良知而非任何权威所驱策。恩格斯充分肯定路德的改革对确立近代的自由平等的道德新原则作出了重大贡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黑格尔等认为宗教改革的宗教原则与法国大革命的政治原则之间存在着一致性。但流血的暴力革命并非西欧进步变革的必要。由於宗教改革促成了一个凭藉两心调谐思想意识形态推动社会进步的环境条件，西欧发展民主与科学，实现资本主义化，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与君主立宪共舞的和平演变过程，亦即损失较少，收效最着，富於中庸之道特色的历史性优化选择过程。

　　资本主义（Capitalism）这个名词，最早于十九世纪中期为卡尔.马克思（Karl Marx）所用。其实资本主义本是一种顺乎“性和天道”，无所谓主义（无主义）的自由意志自然发展，但唯有在具有两心调谐化社会大环境中下方得发展壮大，并且不断自我完善的生产关系，其基本组成要素有三：

　　1，源自世界各地古已有之的生产资料私有制。

　　孟轲在答滕文公问时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

　　调控人类灵性创造能力的两元（私心和爱心或公心）中，私心为第一性或原动力。人类一旦有了创造和积累财富的可能性，由个人本位和家庭观念出发，自然形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私产所有主为了维护和扩展自身的利益，必有恒心精心管理，妥善运用，力图最大限度发挥经济效益。

　　2，源自世界各地古已有之的“商品经济”。

　　“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孟子公孙章句下》）。

　　早在远古人类群落中，灵性人类为了更好地满足自己“生存－享受－发展”的需要，除了兽性争战掠夺外，还有另一种大大减少生死存亡风险、避免惨重牺牲代价，体现“合作比不合作好”的大道理，合乎两心调谐原理的优化选择，即自愿、平等基础上讨价还价、互通有无的“上市交换”手段。进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型农业社会後，虽然人们的消费主要依靠自己生产供应，但人们凭产品（或服务）通过市场求售的“交换”手段已然无所不在。这种用於市场求售的产品或服务，就是经济学所谓的“商品”。

　　货币的产生，是出於商品交换的中介需要，它又反过来为商品交换提供了极大便利，促进了商品交换的发展。

　　商品交换的意义非同小可，不仅止於一般所说互通有无而已，它既是两心调谐的产物，又饱含两心调谐的内涵。凡以自愿和平等为基础的商品交换的任一方，只要讨价还价结果达成交易协议（契约），都会觉得自己合算或比较合算，意味着在交换中自己支出的价值总要小於所得的价值，达成得大於失的效果；换言之，买卖双方都会从商品交换得到好处。作为生产者的各方，总要发挥自己的专长和优势，把自己“容易”生产的产品（或服务）去交换自己“不容易”生产的产品（或服务）。用马克思的《资本论》的语言来说，通过商品交换，节约了社会劳动时间（劳动量），意即商品交换导致同样的劳动量可以生产更多的社会财富；同时交换双方都会从买进商品得到更多的使用价值，使得生活更加方便舒适。正因为商品交换的市场机制为双方带来明确的实际利益，促使各方生气勃勃展开竞争，努力发挥自己的专长和优势，细化社会分工，改进生产方法，扩大贸易规模，带动科学技术进步，引导社会进入具有上升意义的发展轨道。

　　商品交换出於利己的动机，但是产生了利在自己、功在社会的效果。

　　以商品进入市场交换为特徵的经济体系，称为商品经济；一旦商品交换市场趋於规模化，也被称为市场经济。

　　3，社会化的机器大生产。

　　资本主义体制由生产资料私有制，商品经济和社会化的机器大生产三大要素构成。

　　西部基督教地区（包括西欧和後来的北美），在基督教特别是新教文化积极因素孕育下，造就了举世独步、无与伦比的两心调谐化社会大环境，带来一场人类史上破天荒的思想大解放，人类灵性创造能力空前顺畅发挥，催生了民主启蒙运动和政治民主化变革，肯定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合法性，自由贸易市场经济以及相应的规模化生产组织如火如荼加速发展起来。基於这样的强烈需求和环境条件，红尘世界时来运转，作为灵性创造成效明证的近代科学技术，终於从基础理论到应用科学的广泛领域出现了全面性突破，遂有石破天惊般的工业革命勃兴。

　　十八世纪西部基督教地区科技和生产领域面貌日新月异，因工业化形成高效能的社会化的机器大生产，支持市场经济发展壮大，社会财富迅速扩增。一种体现了社会发展进步的大趋势，由“生产资料私有制─市场经济体制－社会化的机器大生产”三者相结合的新型“生产关系”──资本主义，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以摧枯拉朽之势，突破了形形色色守旧势力，取代封建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上升为社会经济主导成分。

　　资本主义的主要经济体制，是以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为特徵的商品经济，也称市场经济。不难看出，这种体制具有公平和中庸的良性内涵，既有利极大地调动私心积极性以谋求发展，又存在私心和公利自动互相调谐的功能，不断反馈触发灵性创造能力常保活跃，驱使科技和生产领域面貌日新月异，经济发展和财富增加，达到了空前的速度和规模。

　　一七七六年，英国学者家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经十二年呕心沥血，完成了一部经济学经典巨着《原富》（又译《国富论》），天机解密般识穿了市场机制和自由竞争的两心调谐功能。这种功能象一只看不见的手，把厂商追求赢利的利己之心，引向了增进全社会福利的利他的结果。他说“基于利己之心，个人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所引导，最後增进了全社会的福利；即使这本非个人当初的愿望，但结果往往并不使社会变得更糟。在个人只顾自己追求利益时，最後所增进的社会利益往往比个人有心去做的效果还强。”（An individual who intends only his own gain (is) led by an invisible hand to promote an end which was no part of his intention. Nor is it always the worse for the society that it was no part of it. By pursuing his own interest he frequently promotes that of the society more effectually than when he really intends to promote it. I have never known much good done by those who affected to trade for the public good. ── Adam Smith, Wealth of Nations, 1776）可以见得社会性两心调谐机制带动进步潮流沛然不能御的有效性。亚当．史密斯进而引出了政府避免干预贸易、保障自由贸易以及反对垄断行为等有利资本主义健康发展的论点，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基础。

　　如用本文导出的两心调谐论观念加以形容，亚当．史密斯所说的“一只看不见的手”，似以改为“一双看不见的手”尤见贴切了。

　　德国着名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 1864－1920）曾经精辟地指出，某种社会精神气质（Ethos）或“精神杠杆”对於资本主义体制的发展，尤其是对於它的起源是至关重要的。他以为新教教义的精神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具有一致性，关键在於宗教原则与适合於资本主义要求的现世活动之间建立了一种新的关系，也就是说，主观上按新教伦理所采取的价值观在客观上符合资本主义职业观的要求。

　　宗教改革、新教崛起，使得基督教本来的人本主义世俗化精神，在经历了黑暗时期罗马教会的反人性扭曲变形之馀，正本清源，跟上了时代进步的需要，早期的正统的入世观念──“道成肉身”主义获得了新的生命。

　　宗教改革发起人马丁．路德深恶痛绝教廷特权地位和种种欺人之谈，主张“因信称义”。路德强调，个人道德活动所能采取的最高形式，应是对其屡行世俗事务的义务进行评价，使得日常的世俗活动具有了宗教意义。路德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与职业观相联系的新教教派核心教理：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是为人生的天职。

　　但韦伯认为路德的职业观还不脱安于既定职业范围的传统观念，是新教加尔文派更加成功地把适合资本主义精神的价值观同职业观结合到了一起。

　　新教中以法国神学家加尔文（John Galvin）为代表的一派，批判、继承，并巧妙地重新解释了公元四世纪末天主教神学家奥古斯丁的“预选论”，赋予了某种特殊的积极意义。

　　加尔文反问，如果上帝已经作出决定，谁应被拯救，谁又应被诅咒，那麽为什么人们还要为遵循道德规而烦恼呢？

　　但是“预选”的观念并非一无可取，经过适当的重新阐释，可为宗教情怀追求者提供一种荣誉感和责任感，成为调动私心积极性，鼓励信徒建立入世进取的强大使命感，催生一种独特的“宗教心理”大革命。

　　加尔文没有像他的先行者路德那样扬弃“预选论”，他提出了一种富於入世积极进取意义的新解预选论，他认为上帝既然是公义的最高主持者，那麽绝对不可能被人类“贿赂”，人类无法靠着一时善功、善行或忏悔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也就是说，除非上帝“预定”你可以得救，否则你绝不可能先做了一堆坏事，然後捐一笔钱给教会或上帝，就以为自己可以逃避上帝的公义审判；与此同理，如果你做了恶事，只要上帝预定你可以得救，你自然会有完全被更新生命的可能。加尔文强调虔诚的信仰与完美的德行是每一个即将得救的基督徒的义务，选民（即将得救者）必须品德完美，信仰虔诚，工作努力，以此荣耀上帝。由于任何人都无法知道自己是否被选，每个信徒应该也只能通过坚定的自信心和自我成就来找出上帝选择自己的徵兆，从而敦促人们拼命地追求在世上的成功；换言之，信仰必须是“有效的信仰”，必须以其客观效果来加以证实。

　　因此预选论并不是像表面逻辑结论那样的宿命论，实际上可以在教徒的心理上产生某种积极效果。教徒从预选论获得了两种劝诫：一方面，把自己看作选民（The Elect），把所有的疑虑统统视为魔鬼的诱惑，并与之进行斗争，当作一种绝对的责任；作为对照，缺乏自信是信仰不坚定的结果，也是不得恩宠、不被选中的可怕徵兆。因此取代谦卑的罪人的是那些充满自信的圣徒。另一方面，为了获得这种自信，只有世俗活动能驱散宗教里的疑虑。紧张的世俗活动被当作最适合的途径，做好自己的圣职和一切本职工作便被解释为获选者在日常生活中的责任，更是一种获得选民地位的确定性恩宠证据。

　　因为上帝不能以“个人修行”加以讨好或贿赂，所以基督徒活在世界上就要充分运用上帝赋予的天分努力实践，绝对不能天天念祷上帝而不做实事。基督徒如果得到恩赐，例如科学研究能力，就表示上帝要求他要成为出色的科学家（不然上帝给你那种能力干嘛？）你不必靠禁食、拉人受洗、出家修行来明你是上帝的选民；你必须活出上帝要你成为的形象来荣耀上帝。这种生气勃勃的新观念提倡勤奋地、理性地工作，同时又应节制自己的消费，避免沉湎於尘世的享受，即所谓“入世制欲主义”。

　　加尔文派将旧日天主教的“出世禁欲主义”变成了“入世制欲主义”，提倡“一切为了增添上帝的荣耀”的信念，并且必须在世俗实践活动中得到证明；意味着人的整个一生必须与上帝的意志保持理性的一致，上帝帮助那些自助的进取的人，荒谬的自我折磨的修行生活失去了意义。因此有人指出加尔文派自己创造了自己的救赎，准确地说，就是通过世俗的成就来树立对得救的坚定信念。於是，信仰上帝，“追求死後永生”的私心原动力，在基督新教中产生了“以宗教热忱认真投入现实生活”的态度。

　　加尔文派藉此发展出了更加明确的循正道积极进取的近代进步职业观。按其理解：“上帝的赎罪恩典不但将世界上的世俗任务交给了人类，并且使世俗职业成为每个人训练那由恩典得来的精神的必要园地。”於是世俗工作不仅是满足物质需要的手段，并且是一种目的，人们在职业劳动中贯彻信仰，培养个人的含蓄、自制、勇敢进取和对行动的目的有合理思考的精神，成为一种宗教的责任。加尔文派相应强调发展独立人格，高度开创能力和行动的责任感，而且为了共同的、积极的、因神圣而不能失败的目的和价值，坚强地团结起来，体现了个人主义和民主的特质，而同时又有崇尚权威和律法的意识共同存在。

　　这样的职业观提高了人对职业和工作的热忱，为实业家追逐利润的行为提供了出自神意的正当理由；又因倡导虔敬和勤勉限制了过渡消费和奢华，鼓励获利回馈社会大众，尤其有利於资本积累和再投资。可以认为，宗教改革以後的西方社会，新教，特别是加尔文主义，从意识形态高度注入了符合两心调谐原理、具有中庸优化意义的进步积极因素，在人类历史上催生了一场宗教促进灵性创造能力大觉醒的意识形态革命。十七、十八世纪，盛行新教的西欧和不久以後跟进赶上的北美，在政治哲学、文学艺术、理论科学、应用技术和社会经济各方面都有了空前大发展，迎来了民主启蒙和资本主义工业化文明时代的黎明。

　　韦伯在《基督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称赏基督教新教中产生的这种以宗教热忱改造现实生活的心理转变，他写道：正因为这种从“离世修行”转到“现实生活实践”的宗教心理大革命，西方社会才能成功进行资本主义与现代化社会。

　　有人指称韦伯理论为“文化决定论”，其实不然。韦伯以为：直接支配人类行为的是（物质上及精神上的）利益，而不是理念；但是，透过“理念”创造出来的“世界图像”，经常如路轨上的转辙器一般，规定了轨道的方向。在这轨道上，仍是利益的动力推动着行为。人们藉着这种“世界图像”试图解答下列的疑问：我们愿意“从何”得到解救，解救之後又“何所去”，而且----不可忘记----要如何才能获得解救。（引自Wolfgang Schluchter著《理性化与官僚化--对韦伯之研究与诠释》顾忠华译，联经出版社，1987）

　　这样的观念暗合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动力观，但又“弥补”了经济动力观鞭长莫及之端，对於诠释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重大“抉择”，可能有一种发蒙振聩的意义。

　　有人说，“路德为加尔文开了道路，加尔文为伏尔泰（民主启蒙大师）开了道路。”一脉相承，此言非虚。

　　对照儒家有关天人关系的观念，孔子一方面继承传统神性信念，承认并尊重天的至上神地位，以及天道──人生必遵共性指导原则的存在；另一方面“敬鬼神而远之”，高扬人的作用与价值，以为天已将人间的事交给人自己管，为政在人，事在人为。前者肯定和安慰人们的宗教情感，後者指导人们积极入世、敬业上进，循正道求利的现实行动，两者并存协调，互相支持，同时在情操方面提倡勤俭刻苦，要求贫而无怨，富而无骄。孔子的天命观，以为人的遭遇除了靠自己把握，还要受到客观条件或外部界限的决定。这个命，不是宿命论者宣扬的不可改变的绝对必然性；这个命，当非事先所能知晓，只有尽了最大努力之後才能看出。知命，意味着做一个明白人，善於总结经验，去认识事物的客观条件或外部界限，以利再接再厉，知难而进，而不是行动的出发点。对照日後新教特别是加尔文派的一系列神性进步主张，可见同中国真版儒家学说的信天观存在高度一致性。

　　欧洲宗教改革以後，社会性灵性创造能力空前顺畅发挥，带来各方面所有一切发展变化当中，居於核心地位的当然是民主与科学，意味着从处理人际关系的政治制度上，以及掌握运用自然规律的能力上都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效。

　　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无疑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水平的硬指标。没有科技进步内涵，任何看上去了不起的社会发展变化都是“平面”性质，没有上升意义可言。就像成吉思汗--忽必烈的赫赫武功那样，从历史发展高度而论，了无正面价值痕迹可寻；而戎马倥偬、战无不胜的亚历山大大帝出生前後五百年间，我们的祖先的生活方式没有什麽两样；从大多日常活动看，甚至公元後一千五百年时大部分人仍然过着与公元前一千五百年的人差不多的生活。只有具有科技进步内涵的社会发展变化，才是体现天赋灵性功能，提升人类掌握运用事物规律性的能力水平，通向现代化的登云之路。拜欧洲宗教改革以後，即十六世纪以来科技革命带来巨变之赐，我们今天的穿着、饮食、工作、传讯、交通、休闲、志趣、追求……与路德、加尔文那年代相比发生了质的飞跃。

　　这场科技革命的主要发祥地，显然高度集中在文艺复兴发祥地，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的故乡，以及宗教革命成功，新教影响力强大的一些西欧和後来的北美地区。只要看一看下面开拓近代科学的大师名录就一目了然了：

　　1533年，长期在意大利从事天文学研究的教士，60岁的哥白尼，在罗马提出了天体运行理论，标着现代科学的开始；1609年，德国科学家开普勒发表《新天文学》阐述了行星运行三大定律；1610年前後，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应用数学方法概括自由落体实验结果，发现惯性定律，改进了开普勒发明的望远镜用於天文研究，支持哥白尼学说；1628年英国医生哈维发表《动物心血运动研究》，发现了血液循环现象，是为现代生理学的起点；1637年，法国哲学家、科学家、数学家笛卡儿出版了《方法论》一书，认为除了上帝和人类灵魂，可用机械原理解释宇宙万物，强调数学原理在科学中的应用，并发明了解析几何；1674年，荷兰业馀科学家列文霍克发现微生物世界；1669年起，英国伟大科学家牛顿，在光学、声学、数学（是他发明了微积分）、力学、天文学、热力学等广大领域提供了一个统一的定律体系，可以用来解释众多的物理现象，可以用作精确的预测，奠定了日後引起世界革命性变化的那些科学理论的基础；1698年，托马斯．沙费取得了抽水用蒸汽机的发明专利；1712年英国人纽可门取得了改良型蒸汽机的专利；1764年，苏格兰发明家瓦特对纽可门蒸汽机作了重大改进，使成为具有实用意义的工业动力设备，於1769年获得了此项专利，从此人类摆脱了自身和畜力的体力局限，生产原动力得以成千上万倍扩大，人类文明展开第二次浪潮的工业革命由此为始。

　　作为现代科学先驱中具有程碑地位的大师或代表人物，还可以列举：

　　十八世纪中後期：美国政治家兼发明家班杰明．富兰克林，瑞士数学家和物理学家欧拉，法国化学家拉瓦锡，法国物理学家库仑，发明天花疫苗的英国医生詹纳。

　　十九世纪前期：英国科学家道尔顿，意大利物理学家伏特，英国科学家法拉第，发明实用照相术的法国人达盖尔，将麻醉方法引入外科手术的美国牙科医生莫顿。

　　十九世纪中後期：英国人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创“进化论”，英国物理学家麦克斯韦尔，奥地利修道院长和生物科学家孟德尔，英国医生李斯特创外科消毒技术，法国化学家和生物学家巴斯德创细菌说，苏格兰出生的美国科学家贝尔发明电话，德国工程师奥托发明四冲程内燃机，美国大发明家爱迪生创一千多项专利，包括电灯、扩音器、蓄电池，德国物理学家伦琴发现X射线，意大利人马可尼发明收音机。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创量子学说，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创立精神分析学，美国莱特兄弟发明飞机，爱因斯坦提出狭义相对论。

　　二十世纪前期：新西兰出生的英国科学家庐瑟福发现原子核，苏格兰医生弗莱明发现青素，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建立量子力学理论，意大利出生的科学家费密在美国建造出第一台核反应堆，萧克莱发明晶体管，克里克和奥森发现脱氧核糖核酸结构，美国生物学家平克斯开发避孕药成功……

　　英国在1624年正式发保护发明创造者权利的专利法令(Statute of Monopolies)，授予本国的技术发明人或外来的技术引进人有期限的技术垄断权，对於真正有创新意义的发明可酌情授予较长年限的垄断权，但禁止给予普通商品这种垄断权。美国则於1790年建立专利法。从两心调谐原理看来，专利法给予发明创造者合理期限的特权保障和鼓励，并促进发明创造成果快付诸实用和推广，是公私关的优化组合，亦即两心调谐原理合乎中庸之道的实际运用的典，无疑对科技加速进步起了不同凡响的推进作用。

　　法国哲学家、诗人、作家和历史学家伏尔泰（Voltaire）在他的《英国通讯》一书中谈到，1726年，他无意中听到学者们议论：谁是最伟大的人，是凯撒、亚历山大、铁木真，还是克伦威尔？有位学者坚持认为牛顿无疑是最伟大的人。伏尔泰同意他的观点，因为“他用真理的力量统治我们的头脑，而不是用武力奴役我们。”

　　美国应用物理学家麦克．哈特（Michael H．Hart）博士从百科全书所录近万人中，根据对历史进程影响的大小、范围、时间长短等因素，选编了其中之最的一百名人排行榜（《影响世界历史100位名人》）。榜中有科学家和发明家36人，除了上古时期的四人，其後对现代科技有杰出贡献的32人全部落在欧洲十六世纪宗教改革、思想解放有成的地域，大体不出上面名录涉及的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瑞士、荷兰、奥地利诸国。

　　哈特自问道：“我们不清楚为什麽科学产生在欧洲而不是在中国或日本。但可以肯定地说，这并非偶然。毫无疑问，像牛顿、伽利略、哥白尼和开普勒这样的卓越人物所起的作用是极为重要的。也许有一些基本的重大原因，可以解释为什麽这些出类拔萃的人物都出现在欧洲，而不是东方。或许，使欧洲人易於理解科学的一个明显的历史因素，是希腊的理性主义以及从希腊人那里流传下来的数学知识。”

　　诚如哈特博士所言，那麽为什麽排行榜中希腊和中国、日本一样藉藉无名呢？

　　如何认识基督教与近代科技发展的渊源关系？西方学术界有冲突论、无关论、互惠论、复杂论等多种典型观点。其中冲突论常为反对宗教迷信的思想家们津津乐道，以为批判基督教的依据；其他观点说来道去，也都梳理不清其中不胜矛盾错乱纠结的来龙去脉因果关。

　　上文已经运用灵性两心调谐论原理，不拘一格，另蹊径，从文化推手的根本起点出发，切切，如琢如磨，破谜解惑，基本上回答了哈特博士不清楚的问题。也道破了英国李约瑟博士（Dr Joseph Needham, 1900-1995，著有《中国科学技术史》）百思不得其解的中国进入明清时期後科技进步陷於停顿的原因之谜。如果也要起个名儿，不妨把其间渊源关系简称为“推手论”。

　　但是，熟悉欧洲史的人们也许还在纳闷，与风云际会，引领风骚的英吉利对照，曾为海外殖民和贸易一流强国，同属西方基督教即天主教体系的西班牙，为什麽也看不见哪怕一位人士跻身如上凌霄阁光荣榜呢？

　　十五世纪中期，西班牙将天主教置於王室而非教皇的控制之下，造就了与欧洲其他天主教国家迥然不同的政教合一体制，完全否定了政、教之间的权力制衡功能，并且实行绝对禁锢思想的宗教审判制度，从而彻底屏蔽了风起云涌席欧洲大部的宗教改革和新教崛起的影响。

　　西班牙自外於宗教改革催生的欧洲民主与科学“跃进俱乐部”的结果，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长期落後於西欧主流。西班牙的政治文化和管理制度，也扩散到了西半球的殖民地；这些地区的发展，也落後於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区。西班牙腓力二世（1527－1598）统治後期，国势盛极而衰，以“无敌舰队”覆没为标志，失去了海上霸权，迅速走向没落，从此沦为西欧发达地带的弱势国家。

　　适成对照，英国由一个二流小国，迅速晋身世界先进前列，作为君主立宪先驱和工业革命策源地，带头开创政治民主化改革和科学技术进步新纪元，在长达三百多年的时间年稳居世界第一超强，当非历史的偶然。

　　英国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前进的演变过程。“童贞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宫廷权力斗争背景，促使英国切断了与罗马教皇的关系，选择新教为国教。经克伦威尔共和国，王权复辟，“光荣革命”以至迎来加尔文派新教徒，荷兰的奥列治亲王为英王（威廉三世），奠定了新教的主导地位，但无可能陷入政教合一、教为政用的僵死模式。这种结果使得宗教革命的进步成果在英国有了大放异彩的社会环境条件，扭转了欧洲专制王权主导下的反民主逆流，为法国启蒙运动提供了重要的背景条件，也为以後的美国和一些英联邦国家，如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的民主进步植下了“先天基因”。

　　新大陆美国更胜欧陆的不寻常人文和地理背景，尤为解放灵性创造能力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时空条件。英国的北美殖民地，初期移民固以新教徒中笃信加尔文教义的清教徒为主体，十八世纪初又兴起了一场以宣扬加尔文宗(Calvinism)为特色，称为大觉醒（The Great Awakening）的基督教复兴运动，四十年代达到高潮；美国独立革命成功後的九十年代又再次出现了类似的复兴运动，称为第二次大觉醒。所谓WASP（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即白种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成为初期支配美国社会主流的上层群体。由此不难看出日後美国发展青出於蓝尤胜於蓝的深层社会文化基础渊源。韦伯的经典着作《基督教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案例，就主要来自美国精神楷模班杰明．富兰克林的著述。集工匠、作家、发明者、开国元勋、外交家和勤劳致富者於一身的富兰克林，集中体现着美国清教传统向资本主义演进的众多特征。他的《自传》、《穷查理历书》、《致富之路》等劝业教诲之作，曾经广为流行，有上百种版本，被译成十多种文字。

　　进一步观察西部基督教文化区各国，应能见及新教文化影响下社会发展进步的优势。同说德语的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相较，奥地利（极少新教徒，90％天主教徒）就不如早期新教加尔文宗重要基地瑞士（53％新教徒，46％天主教徒）以及新教的另一支派路德教的发源地德国（81新教徒，11％天主教徒）强盛。在说英语的英国（60％新教徒，9％天主教徒）、美国（51％新教徒，22％天主教徒）、澳大利亚（82％新教徒，9％天主教徒）、爱尔兰（5％新教徒，94％天主教徒）、与加拿大（45％新教徒，46％天主教徒）之间作一比较，也会有类似的发现。北欧瑞典、挪威和丹麦三国人民绝大多数（90％以上）都是路德宗（Lutheran Church）新教徒，它们在发展水平和人均收入上都高居世界前列。

　　立足两心调谐原理，从基督教文化内涵，宗教革命沿革及其後续发展这条主线进行观察，就不难认识以上历史变迁的来龙去脉，理清其中逻辑性和因果关系。

　　同为基督教文化区，新教、天主教、东正教各有千秋；同为一种宗教文化，在不同环境条件下，能够发挥的推手作用也有异。马克思说得明白，“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目的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

　　都是以弘扬爱心为核心，寻求两心调谐的人生哲理，主要由于路线差异，酿成了两种迥然不同的深层社会文化意识，形成了两种迥然不同的推手作用。东方华夏神州，由于伪儒当道，铸就了一种超稳定的停滞型局面，尽管内部时有造反起义、改朝换代，但因循重复，万变不离其宗，几无发展进步可言。如果没有外力激活，恐怕像“推背图”预言那样，端详不出跳出封建专制农业社会窝臼的徵兆，难有突破飞跃的出头之日，成为“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僵化的“永恒”。

　　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主要指西部基督教，即天主教和新教，特别是最富革新和进步性质的新教文化，穿越漫漫荆棘，冲破重重业障，曲折反覆之中，推动社会趋於两心调谐，总体而言积极向上、发展进步。人类由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由专制政治萌生民主法治体制；基督教文化统率意识形态，潜移默化，拨乱反正，循循善诱，功莫大焉。

　　西方现代民主体制之所以能够萌芽、建立，有赖中世纪得天独厚不期而至的“双城记”型权力制衡格局；西方民主体制得以持续稳定有效运行，历劫不殆，持之以恒，靠的是那自觉体现权力制衡和法治原则的“共和”精神充当守护神。或者说，没有共和的民主是不完整的民主，没有共和的民主是站不住脚的民主。

　　汉语共和一词最早见於《史记》，称“周公召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有曰：“公卿相与和而共政事也”。又《竹书纪年》载周厉王出奔後，宣王即位前凡十三年，共国伯爵名和者，摄行天子事，号曰共和。

　　现时政治名词“共和”，译自英文Republic，来源於罗马的共和制。最初指君主、贵族和平民三者的平衡，要求君主代表全体利益进行仲裁时，兼顾富人与穷人两者的利益。以後的三权分立概念由此演变而来，当代西方政治三大派别──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也渊源於此。

　　到了没有君主的社会，共和意指一种政体，其社会成员在政治参与中具有公正的同等的地位（每个人的自由权利的根本保障），国家领导人和国家权力机关由人民直接或间接选举产生，并分散掌握人民授予的统治权力，其中特别强调（对上的）权力制衡以及法治原则。粗粗看来，这个名词与民主同义，西学东渐之初人们曾经不加区别地把它译称民主政体，但日本人译为共和政体，现从後者。

　　说到底，共和特别强调权力制衡以及法治原则，意味着对民主的“不信任”，既怕少数压多数，也怕多数压少数，最怕权力过於集中，以致从根本上剥夺了最可宝贵的自由权利，否定了来之不易的民主政治自身。

　　完整的健全的民主体制概念，必然包含共和精神，但为防止对民主的片面理解，自有突出共和独特意义的必要。

　　民主政治如果忽视了权力制衡和法治原则，不仅很难在复杂的境遇中恪守两心调谐化大方向和中庸决策的优越性，而且非常容易变质倒退成为专制人治，甚至沦为暴民政治，或竟走向灭绝。

　　如果说欧洲西部基督教地区形成神权王权互相制衡的局面出谁也想不到的历史偶然性，那英国世俗政权首先建立互相可以说“不”的“权力制衡”制，就是物之灵由自发到自觉，实现自我超越的杰出成就。深受“宗教改革”正面影响的英国，在十七世纪末首先实行具有共和性质的宪政制度。当时拥有选举权的主要是少数贵族和有钱缴税的上层阶层，还说不上什民主，但有了分权制衡的法律制度。这先进的政治制度，为弘扬当时以新教伦理为代表的先进“心态文化”提供了广阔空间，促成了人类灵性创造性思维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的空前有利社会环境。

　　英国君主和各界志士仁人当年带头发展形成“权力制衡”体系跨出的一小步，其实是英国和整个人类历史开始突飞猛进的了不起的一大步。青出蓝的美国，在1787年通过了第一部宪法，“权力制衡”是它的重点。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宪法中规定的防范暴政的钳制办法和制约办法比人类迄今为止所制订的任何体制都多，而且按其性质来说，也更难逾越，这至少是这部拟议中的宪法的重大点。”这恐怕是是美国终发展成为民主典范和第一超强的决定性一大步。

　　欧洲和北美的民主化进程中，以宪政形式确立不摇的权力制衡体制，已经成为一种不可或缺、行之有效、功卓着的基本政治制度，充当着永不失职的两心调谐守护使者。当然，西方现行体制始建於工业革命之时，有些东西已经显得陈旧，也未必都适合其他地区不同背景的社会，但其历史经验和精义妙旨，值得一切迄今尚未建立起码的权力制衡体制，以为只要凭了统治集团自省、自律、自我监督，就能长治久安，但是心仪跻身现代化进步行列的国家认真学习借鉴。

　　西部基督教文化区资本主义脱颍而出，新兴列强国家掌握了空前强大的技术手段，积聚了规模无比庞大的财富。人类从此有福了吗？其实不尽然。

　　良辰美境奈何天。诚如《易经》所言“福兮祸所伏。”神性宗教济世不可逾越的历史局限性，终要面对魔高一丈，狂澜既倒。人类将为工业资本主义的崛起付出沉重代价。

　　四．世道丕变，至弱至强

　　宗教革命以後，欧洲和北美社会迅速发展进步。十七世纪中期，以英国瓦特发明蒸汽机为契机，启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工业革命，各方面的发明创造纷至沓来，科技发达到了如此程度，人们敢喊出了“人定胜天”这样不可一世的口号。

　　科学发展和生活实践经验的结合，使得普通人都越来越容易明白，科技发达，工业革命，机械化生产，生活方式改进，靠的是理性的努力，宗教信仰赖为基础的奇迹观念其实是不切实际的迷信。人间多少不仁不义，也不见神的干预，好人常常不得好报，神甚至不会在天灾人祸中保护自己的祭坛和善良的朝圣信徒。奇迹如此虚无飘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之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广……。”或者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那种天神显现奇迹预人世的神话也许不失其“永久的魅力”，但知识的丰富、积累和长进，只能导致天意者原是“人间的事由人类自己管”的结论。

　　法国哲学家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曾指出，人类知识增进的过程，可分为三阶段，即宗教的、玄学（形而上学）的和科学实证的。人类进步，就需要通过推理、假设和实验以穷究事物的规律性。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宗教赖为基石的奇迹观念，无法因应实证的挑战，人格化的神和天国地狱已不那麽可信，中世纪基督教黄金时代那种顶礼膜拜虔诚笃信难以为继，原来依靠神性信仰为载体的道德信条必然发生动摇，这就是神性宗教救世之道不可逾越的的历史局限性。

　　十七世纪工业化发轫以来，宗教批判应时而起，英国出现了理性的宗教哲学学派自然神论（Deism）者，相信存在至上神，但反对迷信，批评基督教和犹太教的超自然非理性因素，不接受圣经中的奇迹故事，也不承认教会传道的权威性；主张真实地、科学地反映和了解事物。这种观念对英国和欧洲思想界和科技界发生了积极影响。法国著名哲学家伏尔泰就以此为武器批判腐朽的“经文”学派。十八世纪後期，自然神论传入美国，信奉者包括华盛顿、弗逊、富兰克林和潘恩等建国先驱。自然神论作为传统宗教的理性批判者，也鼓舞了欧美理性主义哲学的发展。

　　理性主义（Rationalism）是与经验主义（Empiricism）对立的哲学流派，代表人物有荷兰的斯宾诺莎（Spinoza）和德国数学家莱布尼兹（Leibniz）等，相信人类本性存在自证性的神祗观念，不必依靠迷信奇迹的宗教经典来阐释，与自然神论相呼应，扮演了反宗教理论的要角。

　　进入十九世纪，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出现了空前规模丧失宗教信仰的浪潮，历史学家如卡莱尔，科学家如达尔文，小说家如哈代等，纷纷放弃神职，脱离教会。

　　十九与二十世纪之交，欧洲的现代主义（Modernism）学派尝试用科学思想重新解释基督教，他们认可宗教的道德准则，但反对传统迷信说教，甚至否定基督福音。这种观念在新教徒中反应尤其热烈，他们主张教会活动应从神学说教转向社会服务。现代主义引起罗马教廷极度恐慌，一九零七年教皇Pius十世公开号召抵制，并惩戒神职人员中的追随者。

　　十九世纪中期的现代心理学奠基人佛洛依特（Sigmund Freud，1856－1939），响应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Ludwig Feuerbach，1804－1872）的观点，认为宗教源自人类无法克服困难时产生的愿望（Wish Fulfillment），他从心理学观点，借喻希腊神话，推论人间男子存在恋母与仇父情结，并由此产生罪恶感，因此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设想上苍有天父，称之为上帝。佛洛依特主张，凡是健全成熟的人们，应该摆脱上帝和宗教，自己去面对人生一切问题。

　　上述学派多肯定基督教教义弘扬爱心的人本主义道德精神和理性救世教义，但设法摆脱奇迹迷信的困扰。这些人当中不乏出的科学家、哲学家和政治家，他们的观念已经同儒家的模糊信天观即理性的有神论几乎完全吻合，但没有来得及形成一种具有重大影响力的的理性信仰体系，以因应神性信仰弱化，两心调谐功能难以为继的大趋势。

　　青黄不接，撒旦君临大地。

　　基督教文化为欧洲提供了突破封建专制政治及其自然经济局限性所需的精神力量和制衡格局。宗教改革，新教诞生，尤其是加尔文主义的原则精神，出色履行天赋历史使命，为推动社会发展进步，迎来德（Democracy,民主）、赛（Science，科学）两先生，酝酿成功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居功厥伟。但恰恰就是资本主义时代的科技、经济、政治体制和生活方式，反过来动摇着一切神性宗教信仰赖为基础的奇迹迷信，引发了宗教信仰危机。基督教文化催生的近代资产阶级，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权力阶层，一旦强大到了敢以“科学万能、金钱万能、枪炮万能”抗衡神性制约，渎神挑战公平原则时，他们的的原罪冲动，势将以自己的时代特色，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实践上背离新教加尔文主义以至基督教根本的爱心教义，展现史无前例的两心失衡危机又一章。

　　这时英国科学家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 1809-82）研究生物发展变化规律有成，於1839年发表《贝格尔号航行日》，1859年出版《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 提出具有重大科学意义的“进化论”（Evolutionism）。

　　也许为达尔文本人始料不及，此後衍生了一种称做“社会进化论”（Social Evolutionism）或“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反基督思潮，进一步加剧了传统价值观解体，成为时代的强者──资产阶级，特别是居於统治地位的大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新宠。

　　达尔文的“进化论”是一门科学学说，揭示了生物界生存竞争、弱肉强食、优胜劣败、天演选择的进化规律。这是非灵性生物的生存和进化规律，在人类灵性尚未觉醒，人兽之间难分轩轾的蒙昧时期（旧石器时代），人类不免一体遵循而无以自外；一旦人类走出丛林，文明开化，灵性人类自应探索和遵循自己的不同的生存和发展规律。基督教教义、儒家学说以及许多先贤哲人的论述，都以两心调谐原理为基础，藉不同方式阐释这种适于人类的规律性（记得“与鸟兽不可言仁”乎？），绝非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阐述的丛林兽性法则所能囊括包办。

　　社会达尔文主义代表人物英国哲学家斯宾塞(Herdert Spencer,1820-1903)，在达尔文《物种起源》一书发表前已有用进化思想解释社会的初步尝试；当《物种起源》发表后，他便立即用进化论学说中的“生存斗争”和“适者生存”观点来解释人类的社会，将人类社会的发展等同于生物进化，再将社会学当作是生物学的一个分支或部门。据此，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压迫是铁的规律，是不可能被推翻的，是合乎自然的生物学规律作用的结果。这种观念否定了基於灵性人类特有悟性的进步之道──两心调谐原理，把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同非灵性生物的进化规律混为一谈了。

　　达尔文进化论最着名的捍卫者与阐述者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著有《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反对斯宾塞将达尔文的生物演化原则用於人类文明社会。赫胥黎相信人类社会的进步来自人类对宇宙自然进程的控制，是人类创造的伦理进程的结果。

　　西方社会发展资产主义成功，决不是靠了兽性丛林法则，而是两心调谐的人性法则的胜利。如果在取得科技和经济空前巨大成就以後，“得志便猖狂”起来，把适用於非灵性生物的丛林法则视为人生指导原则，当作“原罪有理”的不二护符，放任自私与灵性相契合，陷灵性人类世界於杀戮战场的炼狱，将是一种後果不堪设想的“返祖现象”。其结果恐怕返回不了丛林，却非要走向自我毁灭不可。如果热武器战争一场一场接着打下去，战争手段从机械化、化学化、生物化、核能化而电子化……实际上意味着一场浩浩乎人类实验的自我终结。

　　曾经推动社会发展进步有成，为人类实验立下丰功伟绩的基督教文化，已经越过了黄金时期的巅峰，必须面对日益严峻的宗教信仰危机。从自己怀抱中脱颍而出疯长起来的巨无霸，跨上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这匹脱缰野马。

　　工业资本主义产生了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资本主义生产需要的大量劳动力，多来自破产的农村，由于经济上的弱势地位，文化水平低下，以及居住年限条件等许多因素制约，工人和农民很难得到平等的选举权利，更缺乏竞选能力和被选的机会。那时占人口半数的妇女没有选举权，新旧大陆的黑人奴隶被当作牲畜一样买卖，美洲原住民还在为起码的生存权挣扎。所以刚从封建王朝那儿接手的新兴民主政权，并不真正代表包括工农劳苦大众和奴隶在内的多数人民；实际上从大工业和世界市场建立的时候起，新兴代议制国家政权主要地掌控在资产阶级特别是实力强大的大资产阶级手中。所以马克思以为，当时（十九世纪中期）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共产党宣言》）。资产阶级拥有政治经济全面主导权，权力支持自私飙升，必然出现假民主之名，行专政之实，破坏公平原则，背离中庸之道的恶性发展趋势。

　　──例如，美国於1776年首先建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民主政治体制，但历史条件决定了这种体制的局限性。主导美国政治的开国元勋、实力人物，包括华盛顿在内，毕竟是有财有势的有产阶级代表，他们向英皇力争的民主，首重的当然是自己阶级的民主。因为存在阶级矛盾，当政者要警惕人民起来反抗斗争，引起“无政府状态和混乱局面”，所以宪法只给予人们有限的权利。一切民主权利当中最根本、最重要的是自由选举的权利，那时只限于具备相当财产条件和教育程度的白人男子有选举和被选举权。例如在新泽西和马兰，州参议员候选人必须拥有一千英镑的财产，而南卡罗莱纳则为二千英镑。对无权的广大民众，包括以劳动者为主的穷人、占人口半数的妇女、土著印第安人、有色人种移民以及处于非人悲惨境地的黑人奴隶，那“有产阶级民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岂非相当不同程度的“有产阶级专政”？在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起草的《独立宣言》草稿中，曾写进了一段否定英国黑奴贩子为殖民地带来的奴隶制度的内容，因为抵触了当时占政治主流地位的庄园主即奴隶主们的利益而被删除了。（要到南北战争以後，在林肯总统推动下，一八六五年一月三十一日，国会通过了第十三条宪法修正案，方才正式取消奴隶制度；而黑人和弱势群体地位的进一步显著改善，犹待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民权运动和民权法案的诞生。）这就是说，以趋向两心调谐为基本特征的近代民主政治先进性背後，存在着专制政治特有的两心失衡的逆向强大暗流，美国如此，所有西方工业资本主义国家无不如此。

　　现代工业把家长式师傅的小作坊变成了工业资本家的大工厂。挤在工厂里的工人群众就像士兵一样被组织起来，受着各级军士和军官的层层监视。资本家的工厂，充斥危险、恶劣、不健康的工作条件，超时工作，使用童工，以及报酬不合理的情况。受剥削、苛待的工人虽有不受雇的自由，但劳动力过剩的现实，使他们常常没有更多选择余地，不能不接受经营工厂的资产者的奴役。

　　资本家在大鱼吃小鱼的兼并中，对抗市场竞争的公平性质，逐渐形成大资产阶级垄断局面。作为“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的政府，在制订法律和行使权力上，无疑以维护资产阶级特别是大资产阶级的最大利益为宗旨，尽量压制劳苦大众的不平之鸣。这种很不完善的民主政治，说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假民主，其实并不为过。

　　工业化资产阶级国家凭科技和经济实力，建立了史无前例的强大军事优势，侵略落後地区，进行殖民或半殖民统治，几乎无往而不利，从而竞相向外扩张势力，以获得廉价原料、劳动力和不受挑战的市场。一四九二年哥仑布到达新大陆时，欧洲人的统治只占全球百分之九，一八零一年扩张到了三分之一世界，到一八八零年就占了世界的三分之二，大英帝国成了“日不没国”。而在一九三五年，欧洲列强控制了全球土地面积的百分之八十五，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引自《第三次浪潮》第八章）

　　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恶性发展趋势，至十九世纪中、後期，越来越明显和加速。後来人们将高度发达，具有垄断资本主义特征，并极力扩张争霸的西方列强，称为帝国主义。

　　後起的美国也忙着挥舞“大棒外交”，急剧对外扩张。一八九八年美国和西班牙因争夺海外殖民地开战。美国获胜後加强了对中南美洲的控制，宣告自己有权行使国际警察权力；并在远东夺占了菲律宾、关岛等地。美国用策动武装政变的办法，在巴拿马扶植亲美政权，从而获得了兴建巴拿马运河和拥有永久租借权的特权，以取得沟通太平洋和大西洋的捷径。美国在中国推行门户开放政策，力求在势力范围划分殆尽的中国也分一杯羹。

　　美国第二十八届总统威尔逊在一九零二年的著作中曾写道：“自从贸易打破国界和制造商坚持以全世界作为商品市场以来，星条旗须飘扬全球，对它关门的国家的门户必须予以摧毁。金融界获得的特权必须得到国家部长们的保护，即使蹂躏不顺从的国家的主权，也在所不惜。殖民地必须加以掠夺或驯服，这是因为世界上那些地区有用而没有得到利用。”这种典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伦理观，实际上支配了当时的对外政策。年轻的合众国正要以号称“日不没”的老牌帝国主义大英帝国为榜样迎头赶上。

　　十九世纪後期，社会达尔文主义，或称社会进化论，支持得志猖狂的大资产阶级垄断势力，成为凶神恶煞般的帝国主义政治的理论基础，不但簇拥帝国主义轰然而起，其後又成为赤裸裸奉行弱肉强食兽性法则的法西斯主义的精神支柱。世界进入自作之孽的帝国主义时代，好比狰狞超级撒旦君临大地，全球范围社会矛盾日趋尖锐，迅速激化，基督教文化，或者说任何传统济世之道一概无力救赎、无法因应，人类文明处于生死存续危急关头。

　　地球虽然幅员广大，但是工业科技武装下船坚炮利所向披靡的帝国主义很快发觉，五大洲的弱势国家地盘其实不够瓜分。於是帝国主义列强之间争夺势力范围的矛盾日渐加深，全球性大规模战争冲突的危机就要来临。笃信实力的帝国主义者早就专注研发武器，扩军备战。运用越来越精良的新型火器，对付落後民族犹如摧朽拉枯。（鸦片战争时清军在保卫一座炮台的战斗中，四百馀名将士悉数牺牲，英军仅二名士兵轻伤。）一旦用于互斗则将是杀人科技的大较量，其破坏後果绝非使用刀枪剑戟、弓弩矢石的古典征战可与伦比，人类竟要用科技经济的进步成果来互相残杀以至不惜自我毁灭，不幸势在必行了。

　　大家知道後来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人们用火枪、机枪、大炮、坦克、炮舰、潜艇、鱼雷、飞机、炸弹、毒气、细菌……一切可能想得出的快速高效率方法杀人，约六千万人丧失宝贵生命，不计其数财产化为乌有；战争由平面进为立体，最後果真出现了足以一举毁灭全人类若次的热核武器。如果没有一种力量能够适时重整两心调谐，一场灵性人类实验非常可能挨不到“真正人类史”开始就此夭折。首创相对论的科学大师爱因斯坦以为，一旦发生第三次大战即核大战，那第四次大战将要回归弓弩矢石之战，现世人类文明最可能沦为一种聊供转劫之後幸而重新繁殖起来的“再世人类”发思古之幽情的前期文明了。

　　以前所论，大体上是西方归西方，东方归东方，各走各的路，虽然小有接触，但基本上如同两大遥然互不相干的实验对照组。时至十九世纪中後期，东西方终猛然相撞一起，举世灵性人类必须面对以西方列强为代表、以工业科技和社会进化论武装起来的巨无霸──帝国主义，无可逃於一场不克自制的两心失衡，自我毁灭的全球规模空前生存危机。神性基督教文化也好，理性儒家文化也好，一概无能为力。百馀年後的今天，人类能有今日荣景，究竟是如何幸存得救、因祸得福、一路走过来的？迄今为止，各说各话，难有交集，怎麽谈得上共同总结和接受经验教训，或者说开创一部真正人类史这回事？

　　基督教文化曾是引导欧洲趋向两心调谐，发达进步的重要精神支柱。但由于宗教有神论的历史局限性，到了十九世纪工业化资本主义时代，引导作用不免趋于式微。其原因不仅由于科技昌明，动摇了宗教信仰所赖的奇迹迷信的基础，更因为科技成果最大受益者的代表，主导国家政治的“资产阶级专政”核心力量，早就不以天主诫命为意，转而奉反神基督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弱肉强食论为圭臬了。

　　高举社会达尔文主义大纛，为现代科技经济武装起来的帝国主义列强，已非昔日仰赖教皇加冕，害怕教廷施行“绝罚”的君主王侯可比。随着中世纪宗教黄金时代逝去，基督教传统文化不仅无力加以纠治，反而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贬低为消极麻醉人民的一种统治工具或玩物。

　　野心勃勃又绝顶聪明的列强当政者不会就此屏弃基督教，相反地还要继续扮演信徒如仪，利用宗教笼络和麻痹被压迫、被剥削的弱者群，藉以稳定社会秩序，加强自身的特权统治地位。甚至还要煽动狭隘宗派观念，以便驱使本国的基督徒士兵“替天行道”，征伐落後国家的非基督徒“野蛮民族”。不甘屈从附庸的教会和传教士仍在锲而不地宣传福音，拯救罪人，但他们在这场新的两心失衡危机面前力不从心、无可奈何。

　　东方至圣先师孔夫子神州故国已成俎上鱼肉，儒学蒙尘千载姑且不论。古今中外一切天道公理高论，统统都被唯我独尊的当代超级强者践踏脚下。狂澜既倒，灵性人类能有何种选择？十九世纪中期人间世，若非理性原理同草根群众路线的创意结合，何来回天伟力挽狂澜既倒？

　　十九世纪中期，一场全球性全方位迥非寻常的伟大拯救运动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