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CEO培训班上，不少教授称赞中国传统文化（如《孙子兵法》文化、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博大精深、灿烂辉煌，应大力继承和弘扬，并倡道把他们引入到企业文化中。
就此，我认为有必要对中国的这些传统文化进行剖析，看看它到底如何的一个博大精深、灿烂辉煌，值不值得继承和倡导弘扬。
一、《孙子兵法》及其谋略“三十六计”
当我们为中国传统文化 引吭高歌、称《孙子兵法》为世界之最的时候，不能不顾及其背后的血腥，不能不顾及历史的惨烈，特别是民族的内伤。《孙子兵法》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民族大出血的产物。
这种传统文化，以哲学的军事的艺术的形式表现出来，往往折射出一些迷人的色彩，罩住了其内核——残酷的专制性。
公元前5世纪，中国百姓正用白骨和鲜血为王权铺路，也就是中国用残酷的战争解决谁当国王的春秋战国时期，却正是雅典人建立民选政府制度来解决统治权问题之时。中国诸侯正用战争来决定王位，阴谋暗算和血水长流达数百年。“春秋无义战”，而这无义之战的持久性是世界之最，王公及其谋士的奸诈、卑鄙、无耻、阴毒也是世界之最，民族的大苦大难当然也是世界之最。
孙子概括了王公大人及其谋士的政治军事手段，蘸着血水，把其概括写在白骨上，当然也是世界之最了。其文字简约，哲理味很浓，虽然主张“上兵伐谋”，减少战争损失，但却突显只有你死我活的统治者利益的争夺，没有任何共存共荣的和谐与道义可言。因此“兵以诈立”、“兵者，诡道也”这样的由实践到理论，又由理论到实践，由政治到人生，由社会到生活，民族接受的是什么呢？并不是西欧人原始的人文传统--平等竞选，追求自由，重视人的生存权，而是勾结利用、相互伤害、你算计我我算计你、善于窝里斗的精神基因，从而形成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肿瘤，而且随着专制的强固而进行历史的和社会的全面性大扩散，达到口头化、成语化、行为化程度，并毫不知耻地欣赏着，宣扬着。“三十六计”就是在这种理论和实践中形成的。
三十六计，毫不遮掩其阴毒气、血腥气和流氓无赖气，一听就让人不寒而慄。你看，胜战计中的瞒天过海、借刀杀人、趁火打劫、声东击西；敌战计中的无中生有、隔岸观火、笑里藏刀、李代桃僵、顺手牵羊；攻战计中的借尸还魂；混战计中的混水摸鱼、金蝉脱壳、假途伐虢；并战计中的偷梁换柱、指桑骂槐、假痴不癫、上房抽梯、反客为主；败战计中的美人计、反间计、连环计等21计，占36计之大半，把计谋者肮脏的灵魂，卑鄙的人格，无耻的嘴脸，阴森可怖的手段，全都展露无遗。
也许有人说，这是用于军事，岂能如此谴责？即是用于军事，这种卑鄙下流也是世所罕见的，况且大多并非用于军事。三十六计早贯穿于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三十六计不光是作用于先前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而且以强大的渗透力作用着现实，左右着政治关系和人际关系。世人对此感受颇深，说教人学坏并非胡话。再看三十六计的计名，一计一个成语。而成语的形成，是要以相当深厚的历史社会积淀为根据的，因此可以说，三十六计是对中国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高度概括，是对中国政治文化的本质性总结，是中国政治关系和人际关系的生动写照。中国社会就是从这种阴谋和暗算中走过来的，民族的大苦大难，也是由这些阴谋和暗算造成的。
文人学士们把三十六计当宝贝，尤其是一旦洋人称赞时，则更认为这宝贝光芒四射，可以行销全球。其实，外国历史中没有中国王侯争霸的惨烈之最和无耻之最，没有中国民族的灾难之最，所以没有如此高级的兵书及其实践着的三十六计，只是感到新鲜和惊异而已。
更有一种昏聩的说法，认为《孙子兵法》和三十六计的现实意义是用于商战，这是中国对世界的贡献。我们不得不承认，不少中国人是在以此搞商战。
但全球性的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竞争要凭实力和信誉，是一种规则下公平的竞争，竞争的结果是促进整个人类社会物质和精神文明的发展，全球化下多元文化的融合，更讲求一种双赢、多赢下的竞争、合作、互补。搞封建专制下的瞒天过海、顺手牵羊、趁火打劫、无中生有、混水摸鱼、偷梁换柱……那一套，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种文化毒化了自己，还要用来毒化世界吗？况且兵法之道向来就是要“屈人之兵”，以达到政治上的专制利益，与现代文明社会观念相背。
如果说战争的灾难只是局部的话，那么，这种民族的内伤则是数千年历史的大灾大难。从这种意义上说，这正是一种毒化人的文化。
二、儒家文化
对一种文化来说，落后和进步的重要标准是什么。我看，应该是人的解放程度。如果离开的人的解放程度来谈落后的进步，那必然是个误区。
中国的传统文化，居于主流占统治地位的是儒家文化。
原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慎之先生说过：“中国的传统文化，不是宗教文化，是意识形态文化，是专制主义文化，分开讲就是专制主义加奴隶主义。”
中国人读儒家文化两千多年了，又是攻又是啃，又是注又是疏，一代又一代，学者皓首穷经，书生悬梁椎骨，不仅把四书五经的儒家文化“融化在血液里”，而且“落实在行动上”。结果如何呢？两千多年暗沉沉的中国社会总是没有出路。最后，当比中国落后一个社会阶段的西方国家已跨过中世纪进入后现代时，中国依然在专制主义社会中喘息，到了积贫积弱的晚清，就更没有出路了。结果，儒家文化没有拯救满清王朝（后来也没有拯救发动尊孔读经运动的袁世凯），也没有把中国人民从血与火中救出来。
儒家文化，说穿了，就是一种维护封建专制等级秩序的文化。
两千多年以来，它把中庸作为至高无上的美德，在人伦方面、政治方面和个人行为方面，筑起了一座看来似乎是广博的爱的儒家殿堂。例如，他在人伦上要求的是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在政治上要求是“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让哪个社会阶层都说对说好。究其原因很简单：是畏于奴隶们的反抗和“上苍”的伟力，不得不奉行西周统治者支配社会几百年中所形成的“敬天保民”的道德，杂陈各阶层的要求，听起来都有顺耳的地方。但它带有收集性，而且充满矛盾，要把它上升到人伦规范和政治规范的高度，作为纲常，就必须在最关键的地方——如何对待上下尊卑的矛盾上立个准则。孔子的伟大就在于完成了这个准则。他如何解决上下矛盾呢？孔子的办法是求“中”（即“礼”）。怎样求“中”呢？谁来求“中”，即谁来定“礼”呢？就是尊者贵者。照他的办法求“中”，吃亏的总是卑者贱者疏者。于是，一切罗置而来并加以描述的美好道德都成了统治者掌中的玩物和身上的遮丑布。这完全是用人治的方法（当然，当时不可能有别的方法）来解决社会矛盾，分割利益格局，没有任何平等可言。
“仁”，就是君王对臣民的恩赐，君王不高兴时完全可以收回，“忠”是臣民对君王必须的绝对服从。本身就没有任何平等可言。
尽管从学术思想上看，儒家文化中有关教育和为人的片言只语有迷人的色彩，但从总体上看，它说教的一切中心只有可怕的两个字：服从！服从谁呢？不言自明。所以鲁迅说：“孔夫子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然而对于孔庙，那些权势者也不过一时的热心。因为尊孔的时候已经怀着别样的目的，所以目的一达到，这器具就无用，如果不达呢？那可更无用了。”“不错，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一点也没有。”（《现在中国的孔夫子》）
我们承认，孔孟和其它许多学者，讲了许多哲理味很浓的话。但我们看问题不能局限于片言只语，而是要看构建的是什么样的文化大厦。若用许多漂亮的砖石，为你建成一座断头台，你能不看整个断头台是干什么用的，而只称赞每块砖石如何漂亮吗？从整体上看，中国传统文化这个体系，不是现代文明社会所需要的！
现代文明社会需要什么？需要民主科学，自由平等，关爱生命、相融共生，这是现代文明社会的支柱。
而作为支撑封建专制的传统文化，有民主科学吗？没有！有自由平等吗？没有！有现代宪政吗？没有！有个人意志吗？没有！有自由精神吗？没有！有社会公正吗？没有！有天赋人权吗？没有！有对个人价值和尊严的尊重和保护吗？没有！更枉论生命了┄┄当然，这也不奇怪，它是专制文化嘛。
有人认为，儒家文化是弘扬“兼爱”和“民贵君轻”思想。我们说这不是民主观念，也不是宪政设计，体现不了一点点（哪怕是很微小的一点）监督制约关系，是离现代文明社会十万八千里的东西。
有人说“弘扬传统文化”是弘扬传统美德。尊老爱幼一类的美德，不是民族特产，全世界都有，况且提倡自由，博爱，平等和天赋人权，难道不比这种道德更博大更深厚更温馨更具有现代性吗？
有人还说：“文革时打倒了‘孔家店’和传统文化，但也不同样不能救中国吗！” 其实，文革不但没有批判“中国传统文化”，而且把“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专制性发展到空前残酷的程度，使其所积蓄的丑恶性和破坏性史无前例地大暴发。
我们就什么都有没有了吗？几千年啊？这不是民族虚无主义吗？不是的，推倒断头台或帝王的宫殿之后，用其中的可用的砖木（未破未朽的）构建新的文化体系、构建现代文明社会大厦。但这就不是继承和弘扬了，是扬弃！是重新构建！是创造！
那些提倡把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兵家文化等传统文化，变成“企业文化之说”之所以受到嘲笑，因为它不值一驳：中国传统文化曾连自己都救不了，竟然还要救你企业？！还想在21世纪的企业宣扬倡导这种专制主义文化？那么你的企业死定了！
三、道家文化
道家文化的中心主旨有三点：1、清静；2、不要作为（即“无为”）；3、任凭事物自然发展。
道家文化是对强梁世界的一种消极反应，是人类遇到不可理喻而又无法抗拒的压力时的一种自解自慰的心理状态。
道学创始人老子（李耳）主张不要进取，只要耐心，不作为就是有作为，自然演进就是纳入规律，也就是说，什么事都不要做，就是已经做了很多重要的事。老子的思想是逃避，认为逃避即进攻。而道家的另一位重要传承人庄周的思想则是颓废，认为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发生的都是正当的，所以连逃避都懒得去做，只求苟且地活下去，任凭外在形势的宰割辱弄，自己只保持精神胜利。正如台湾史学家柏杨所言：“庄周反对对任何事情认真，因为在他认为世上根本没有真……是非无法肯定，善恶自然也无法肯定，所以也不必发扬善和反对恶。”（见《中国人史纲》）
道家思想哲学既是精神的鸦片，又是人生超脱现实苦难的理性阶梯，这个所谓“理性阶梯”就是“阿Q精神”。中国历史上那部分在仕途上失意的士人都是儒道兼融或互补的，或先儒后道而建构他们的文化人格的。这并非是出自个人的兴趣的选择，而是皇权专制政治下士人悲剧命运的被迫选择,否则就活不下去。在皇权专制政治下，即使是仕途得意的许许多多功臣战将，又怎能不符合道家的“功成、名遂、身退”的“天之道”。
对此，范文澜先生在1949年前就指出：“对于封建统治来说，儒家是一条明线，道家是一条暗线，一明一暗，交互并使，统治中国数千载。”道家思想，包括其最有名的“无为而治”，实际上是献给帝王的争霸术。
道家的言论充满了人生智慧和辩证法，但也透露出一些中国病的征兆：
一、“以柔克刚”思想也正是气功、太极拳等的理论基础。但是其知足思想却是小农自给自足经济的反映，于现代市场经济是不合的。
二、是“不敢为天下先”，于现代社会的竞争意识、首创精神不合。创造来源于大胆的想象、假设，然而道家这种思想文化无法培养起具有创造力的民族。
三、是以退为进，欲取反予，充满了中国人的诡诈权谋；
四、是委屈求全，不坚持正义而退缩，反映了“识时务者为俊杰”的传统意识，这也就是中国历来汉奸多的原因。
五、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固然有先进的自由主义成分，其返璞归真的思想也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色彩，可是其否定法治、否定技术的思想，其反智主义、愚民主义于建立现代中华文明都是极其有害的。
六、道家强烈的反异化思想，也就是反对人与自我、人与本性的分离，反对人被外物所驱使、控制，迷失在社会之中和金钱、名利、灯红酒绿之中，是“欲复归根”，在为人类寻找归宿、根柢、精神的家园，寻找文明的“旧国旧都。”
这也是某些西方文明所倡导的思想。道家的反传统思想与尼采的思想接近，反异化思想与萨特的思想相象，但后者比他晚两千多年。但是西方是在物质生产高度发达后，现代社会物欲横流、纸醉金迷、机械化劳作的背景下由马克思、尼采、萨特、马尔库塞等人提出反异化的，而中国人在物质生产极其不发达的二千年前就开始反异化，导致了经济的落后，人民生活的贫困化和社会的积弱。
七、为逃避现实者提供最好的理论支持。尤其庄子处在“天下大乱、圣贤不明、道德不一”、“以强凌弱、以众暴寡”的天崩地坼的社会大变动时代，于是，他竭力逃避现实，追求精神自由、天人合一、超脱隐逸的“天放”、“神人”生活。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啊，逃避专制现实，躲到堂而皇之的乌龟壳里，逍遥自在！即使像庄周这样的超脱的人也摆脱不了世俗的羁绊，这正是中国人的超切主义生活态度（而不是西方人、印度人的向宗教的超越）。庄子即是主张在现实中隐，就要入其俗，从其俗。”
要在世俗中隐，就要收敛光芒，学习燕子的处世法则。
中国人的聪明智慧都用在了如何在乱世保全自身、适应世俗上，不会想到如何避免乱世的出现。
中国文化的儒道互补实际上是统治者的专制与老百姓的愚昧、知识分子的退避互补。
八、塑造出国人的“阿Q精神”。老庄认为“富则多事”，何必去追求呢？“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鼹鼠饮河，不过满腹”，何必要占有整个森林、整个河流呢？对待得失毁誉是非，也要齐是非。如果把得失看作是“藏天下于天下”，就不会患得患失了；毁誉也要“两忘而化其道”，“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因此，庄子说：“不乐寿，不哀夭，不荣通，不丑穷。”
这既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宽容万物”，“兼怀万物”，心胸博大，同时也塑出了根深蒂固的阿Q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实际上是专制主义等级秩序的文化，基本内容是为王者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服务的，从而渗透和左右着其他方面，试看二十四史和《三国》、《水浒》，不是这样的吗？而其中走不出专制文化之包围的挣扎和喘息，只是从中异化出来的极少极少的副产品（如诗词歌赋、书法棋类等）。认识不到自己文化的这一基本属性，还要喊着什么博大精深，发扬继承，到底发扬继承什么，不犯胡涂吗？许多人总是回过头来，从故纸堆中找圣贤的治世良方，结果找到的总是治民术，从而使社会发展更缓慢，灾难更深重，就是这个道理。
不言而喻，“传统文化”不能使企业走向强大和现代化，我们应该向现代文明学习,不应总是向“传统文化”请教,那将是死路一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