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作为万物灵长，和动物有根本的不同。动物靠向自然索取，而人靠自己创造。人是靠创造活着的物种。由于在创造生活的过程中，人必须联合起来组成群体，共同行动，才能无限增强人的创造力量，所以，社会又是人进行创造的前提。然而，在共同行动的过程中，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群体又有主要靠独立的个人和主要靠依附于群体的众人这两种形态的差别，久而久之，逐渐形成了“以人为本”和“以群为本”两种不同的价值观，成为两种传统不同的社会和文化的基础。西方依靠独立的个人的创造性劳动，把发挥个人创造幸福的能力当作根本，因而尊重人，爱护人，把人当作人的目的。所以，西方文化，“以人为本”；西方社会，“以人为本”。中国依靠组成群体的国家的力量，人不过是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工具，是武器，是玩物。如蚁如草，微不足道。而国家的代表是君主，君主如父如天，至高无上，“以群为本”，其实就是“以君为本”。中国文化，“以君为本”；中国社会，“以君为本”。在历史上形成的价值观，无论是“以人为本”，还是“以君为本”，都有其合理性，生活中，也都呈现过各自光辉的高峰。然而，就人的本质是创造来讲，“以人为本”的价值观更有益于人的解放和人的创造力的发挥。而“以君为本”的价值观，以国代人，以积累代创造，以体力代智慧，则易于抹杀个人的独立性和创造力。这就预设了两者高，下，先，后，强，弱，贫，富的因子。结果也正是这样，在历史的竟赛中，“以人为本”的西方最终跑在了前头，创造了更大的生产力，更多的财富，更高的生活水平和更辉煌的文明，把“以君为本”的中国远远抛在后边，显示了“以人为本”比“以君为本”的无比优越性。历史尚未结束，竟赛仍在进行。中国要甩掉落后的帽子，后来居上，转弱为强，必须仰仗人的创造力，必须尊重人。因而，除了要在思想方法上好好学习改进外，还必须在根本上清算“以君为本”的价值观，借鉴“以人为本”的价值观，把“以人为本”做为我们社会，文化发展的新基础。
西方“以人为本”的历史就是发现人，发挥人的创造力的历史。出现最早的地中海南岸文明——埃及文明，更多的关注人死后的生活，活着的人的意义还不是思考的焦点。所以，埋葬死人的金字塔成为该文明的代表。稍后出现的地中海东岸文明——巴比伦文明，主要集中在今生的幸福上，人的意义也尚未思及。所以，供人游玩享乐的空中花园成为该文明的代表。人类最早的埃及文明和巴比伦文明对人都熟视无睹，没有进行深入的思考。直到地中海北岸的文明——希腊文明融合了东方和西方，古代和当代的智慧，人才一下子成了思考的中心话题。特尔婓神庙那一条著名的铭文，“认识你自己”，就是最有力的证明。神喻其实是人喻，是人把人的主体性摆到了中心位置上，成了人生的第一要义。人借神口说出的这个真理只是迈向真理的第一步，苏格拉底的回答才是这个真理的完成：神喻承认再没有比苏格拉底更聪明的人了，而苏格拉底却回答质询的人说，那不过意味着，“唯有像苏格拉底那样知道自己的智慧毫无价值的人才是最有智慧的”.智慧是人类创造的源泉，抓住了智慧，就抓住了人的问题的本质。“知道自己的智慧毫无价值才最有智慧”，这句看似简单的话，在否定中有肯定，在有限里包含着无限。既道出了人的智慧有限，人永远冲不破这有限的局限，必须加以否定的秘密;又道出了人的智慧无限，人的发展无穷无尽，必须肯定的秘密。这种认识，既可防止夸大人的无限智慧的倾向，又可防止抹杀人的有限的智慧的倾向，为人智慧发展大开方便之门。苏格拉底成为智慧的象征，西方文明的源头，是很有道理的。要知道，至此人类在我们这个小小星球的文明园地里已经跋涉了两千多年，这点收获，实属不易。然而，察见渊鱼者不祥，泄露天机者天谴，苏格拉底最终以自己的生命为盗取天火，点亮照耀人类前进的火把而付出代价。
这个惨痛的代价是完全值得的。当时的人们睁开智慧的双眼，看到万物都在运动，看到运动极有秩序，看到万物都是由数组成的，想到光也有速度，月亮反射光线，日食是由月亮运动造成，物质由原子构成，人由鱼演变而来，发现了体育运动,身体健康对人生的重要意义，发现了城邦民主制的利弊……。人对人，对人存在地世界有了深入而深刻的认识。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在先师捐躯之后，继续在探讨智慧的道路上前进.他创办了阿卡得米学院，开课授徒，薪火相传；创作了皇皇巨著——三十六篇《对话录》，顺着苏格拉底的思路，通过探讨人类面临的各种问题，展现人的智慧有限与无限的对立，总结了人类智慧的光辉成果，训练人的认识能力，成为人类智慧永恒的灯塔。如果说柏拉图总结了苏格拉底时代，那么他的弟子亚历士多德则开辟了一个新时代。虽然亚历士多德一如乃师，也创办了个吕克昂学院，开课授徒，继往开来，但他并不局限于重复智慧的老话题，而是致力于在苏格拉底提出归纳和定义方法的基础上，创造智慧的工具。他“第一个专门的、有系统的研究了思维及其规律，区分了判断的类别，并制定了关于推理的理论等等”，成为“形式逻辑的创始人”。从此，人的有限智慧向无限发展有了可靠而实在的工具。当然在今天，近代逻辑的种种新发现，已大大超过亚历士多德，人有了从有限向无限发展更可靠更有力的工具。但在当时，以至后来很长一段时期内，甚至到文艺复兴以后，“在逻辑学上他仍然保持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人是创造的动物，既创造劳动工具，又创造思想。从创造物质财富的角度看，创造劳动工具是最重要的，但从创造劳动工具的角度看，创造思想更为重要：有了新思想，才会有新工具。但从创造思想角度看，创造思想工具又特别重要：因为有了思想工具，就更容易创造新思想。所以，亚历士多德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在先师树立的智慧创造的丰碑之后，又树立了一座智慧工具的丰碑。他虽然没有像苏格拉底那样坦然接受雅典人的死刑判决，从容就义，而是在受到指控，判他死刑后即逃之夭夭。但他也并没有苟且偷生，由于不能揭示栖身之地海峡水流每日多次改变方向的秘密，便纵身跳入海峡，“愿厄里帕的水吞没我吧！因为我无法理解它”.亚里士多德用有限的个体生命，殉了无限的世界奥秘。希腊人这种追求无限的忘我历程，照亮了人类前进的光明大道。
然而，统一了亚洲、欧洲、非洲在地中海周边地区的罗马军队，扼杀了希腊化世界的创造性思想。空前强大的罗马帝国，依靠严密组织的军事力量和辽阔的疆域、众多的人口集中的巨大财富，维持发展。创造，特别是独立个人的创造，被淡化了。因而，财富既不能有质的提高，又无法有量的扩大。在财富集中和分配的过程中造成的人间悲剧，便成了社会的常态。法律解决不了这些问题。有智慧的人为什么不能走向天堂而要走向地狱？人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这些疑问应运而生，人又成了人的最大问题。是犹太人耶稣基督挺身而出，回答了这个问题，使人在认识自己的道路上大大迈进了一步：人有二重性，人既是有限的平凡的人之子，又是无限的不平凡的上帝的造物；有限的人有恶的原罪，又有得救的希望，人只有靠爱和信能够拯救自己。如果说苏格拉底揭示了人类智慧的秘密，人类的智慧在有限无限对立中发展，那么耶稣基督就是揭示了人性的秘密，人性有善有恶，因而，人的智慧创造也就有益有害。这样，人类面临的除了开发智慧的任务之外，还有阻止智慧创造作恶的重任。恶怎么肯善罢甘休呢？耶稣基督就受到了比苏格拉底更残酷的迫害，为了自己的理想，他坦然的被钉在了骷髅山的十字架上，而有关复活的传说，还是给人指出了善最终战胜恶的希望。
有限的人类真是不幸。苏格拉底发现的真理被遮蔽，人间陷入悲剧；耶稣基督发现的真理被扭曲，人间陷入黑暗。当三百年后，拿撒勒木匠的思想被封为国教时，义在救人的爱和信的理念，被铸成囚人的教条，人的有限性和无限性被割裂了：有限的是人，无限的是上帝，有限是无限的部分，人成了上帝的奴仆。救赎的壮举成了皈依的运动，人的世界变成了上帝的世界，人长期陷入人性折磨的梦魇之中，人的智慧创造被抹杀了，中世纪陷入了长期的黑暗。然而，由于希腊思想的影响，人们的思考习惯不绝如缕，而为上帝论证的思想也不能不求助于希腊哲人。因而，耶稣基督的神人二重性，在能引导人们走向上帝的同时，又能引导人回到人间。上帝君临的祥云瑞气，并没有完全塞满人存在地小小空间。加上罗马帝国分裂、瓦解，众多的小国形成，国与国之间的差异为各种思想的产生和存在预留了土壤，连基督教也分裂成了罗马教会和东正教会两大派。而西亚、西欧、北非、蛮族的不同文化、不同经济的渗透碰撞，使各国发展出现了不同的形态和特点：英国的《自由大宪章》运动在先，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随后。欧洲人终于发现了，人性的问题靠信仰是解决不了的，人只有靠自己的智慧创造生活，才能在改变世界的同时改变自己。不是上帝，而是人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不是上帝的天国，而是人在地世界，才是人的天堂。有限的人开始在无限的世界里发展起来。就像但丁宣布的，人“生来就不是为了像兽一般的生活，而是为了追求美德和知识”。从公元前212年，罗马人攻占亚历山大城，杀死阿基米德算起，已过去了十五个世纪，从313年的宽恕赦令基督教被承认算起，也过去了十个世纪，人们终于从对人性善恶的沉迷中清醒过来，转向对智慧创造地追求；从对天国的迷恋中清醒过来，转向对人国的开发：向世界进军，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麦哲伦实现了环球航行；向人自己挑战，马丁.路德发动了宗教改革，哥白尼创立了“日心说”。人又取代一切，成了人思考的中心问题。莎士比亚高声赞美：“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蒙田旧话重提，“我知道什么？”跟希腊神庙的铭文与智者的回答一脉相承，蒙田自己回答：“只有一件事有把握，那就是我自己。”这又跟笛卡儿的思想，“我思故我在”，前后呼应。苏格拉底手中智慧的接力棒又在一程一程的传下去。
在心情振奋的人们全面出击，高歌猛进的关键时刻，培根和笛卡儿于心不甘十七世纪前半叶，把亚历士多德的智慧工具又大大发展了一步，提出了经验主义的归纳推理方法和理性主义的批判怀疑方法，使从《自由大宪章》运动，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中解放出来的人信心百倍，如虎添翼，高举起启蒙运动的大旗奋进。“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sapere aude!要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经过启蒙运动洗礼的西方人成熟起来了，他们勇敢的“运用自己的理智”，认识世界，改变世界，在社会、经济、科学、文化诸方面都进行了轰轰烈烈的革命，彻底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不仅开辟了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发展的道路，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而且开辟了向信息时代、知识经济发展的道路，世界一体化的道路，人类迈出地球、开发宇宙的道路。总结走在世界前头的西方的经验，或西方领先世界的秘密，就在于他们找到了自由思想、彻底批判、民主制度、人权理念这些有力的根本性武器，做到了“以人为本”，切实保障了人的智慧创造的充分发挥。
自由思想，包括了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学术独立，这是人类的根本自由，因为人靠自己的智慧创造存在着，而人与人智慧碰撞的火花才是人类创造的真正源泉。所以，思想自由是人智慧创造的根本保证，也就是人存在的根本保证。其要义集中在伏尔泰那句著名的话里，“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坚决维护你说话的权力。”让不同的意见说话，最典型体现在马克思的身上。身为德国人的马克思搞社会主义，既不见容于自己的祖国德国，又不见容于社会主义的故乡法国，倒是资本主义的大本营英国，容许这位伟大的流亡者在伦敦，完成他为资本主义敲响丧钟的巨著《资本论》。结果，相反相成，马克思揭露的资本主义的矛盾，没有造成英国天下大乱，倒促进了资本主义世界完善和发展。这说明，尚有生命力的东西，即使人抓住了它的弱点，想消灭它，它也不会灭亡。相反，有弱点的东西，不让人发现和谈论他的弱点，弱点并不会克服，生命力也不会加强，倒可能加速灭亡。让人思想，让人说话，确实是克服弱点，促进发展的唯一妙着。英国高明，于此可见一斑。让不同的见解自由比赛，在自然科学研究上更为成功。英国的培根提倡经验主义，从牛顿的万有引力,到瓦特的蒸气机、,斯蒂文森的火车、达尔文的进化论、法拉第和麦克思维的电磁发现，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欧洲大陆自笛卡儿起倡理性主义，康德的星云说、普朗克的量子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魏格纳的大陆漂移说、玻尔的原子结构模型，也取得了空前的成果。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自由竞争、完美结合必将给人类创造更美好的明天。所以说，尊重人，就是尊重人的思想；尊重人权，就是尊重任自由思想的权力，“以人为本”,就是以人的自由思想为本。西方历史昭示于世人最重要的经验，就是思想自由这一条。
彻底批判，包含了思想自由的人，对思想的对象和思想者无止境的分析，认识。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阶段，既有来源，又有归宿，而在二者之间，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批判则是自始至终推动这一动态过程的唯一动力。正是因为批判了君主专制，才有民主共和制度；正是因为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才有代议制政府，政党制度，各种保险福利制度，妇女参政，废除种族歧视等等；正是因为批判了目的论，神创论等迷信思想，才有科学的长足进展。批判对象是容易的，批判自己则难。而现在资本主义高明之处即在不停顿地批判自己。资本主义遇到的困难和危险并不少，资本主义自己产生的危机和问题也很多，它能最终战胜困难，度过难关，冲出危机，觧决问题，靠的就是批判自己。到现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已很难找到一个资本家独力办的企业，勞动者也可以通过买股票成为准老板。虽然老板有大小的不同，但已都能分红，则是事实。政府更不是由一家一党一个阶级垄断，工党也可以执政，黑人也能上台，而不管是谁，既不能在任上胡作非为，也不能随心所欲把持政权不走。而这样批判的结果，很可能最后会否定批判者，成熟的人，听其自然，欧洲诸国不是通过发行欧元，否定了各自的货币权吗？以后的某一天，水到渠成，欧洲人也会否定各自的主权。全世界最后也都会走到这一天，世界大同，不会是一句空话。不过那需要很长很长一段时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复杂就复杂在一些会批判对象的人，不会批判自己，或不愿批判自己。看不到世界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不会一成不变；看不到自己不过是一个可变的分子，不会一家独大。总想用别人的毁灭，来换取自己的长存；用别人的贫穷，来换取自己的富贵。日暮途穷，倒行逆施。这实际上是理智上不成熟的表现，跟一千年前杜牧嘲笑的那种人患同一病症：“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一千年都治不好的病症，一定是顽症痼疾。我们民族，正受着这种顽劣疾病的折磨。治之之道，即在批判自己。
民主制度，包含宪法、议会、选举、三权分立、法制、多党制等等，互相制约，互相促进，既有原则、道路的具体安排，又有操作实施的具体程式,十分复杂，十分巧妙。其实质是保障“以人为本”,不让国家机器成为社会的主人，吞没个人的独立和自由,从而确保每个个人的权力，确保社会是个人活动的大舞台，确保国家是保卫个人独立自由权力的机器。前文说过，人的智慧创造是在社会中进行的，人如何在众人组成的社会中,保障个人独立自主地运用自己的智慧自由创造的权利，是人类面临的一个根本问题。希腊文明着重考虑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所以它在地中海文明中一支独秀，在世界诸大文明中也一支独秀。文艺复兴后，西方人接过希腊人的传统，推陈出新，与时俱进，“以人为本”的民主制度就应运而生，日臻完备。西方社会确实成了个人自由创造的广阔舞台，西方国家确实成了为人服务的机器。管理社会的人和集团，真正成了听命于社会要求、命运取决于社会大众的工作人员。正因为民主制度确保了“以人为本”，人能自由思想，独立创造，彻底批判，西方才得以蓬勃发展，成绩辉煌。民主制度，是西方文化的精髓。当然，民主制度还很不完备，不時暴露出存在的种种问题。正如邱吉尔所说，民主只是“最不坏的制度”，远谈不上好。它只能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完善，趋于完美。但对有限的人类来说，这已经是迄今为止人所能发明的最好的制度了。当代反对民主制度的任何势力，都是站在比民主低的历史层次上活动；当代反对民主制度的活动，集中表现了反对人类进步，拉历史倒车的没落势力的共同挣扎。中国开始向西方学习后，改革开放之初，即坚持“中学为体，西学未用”，只学西方的技术、工艺这些实用的东西，不学西方的民主制度，实在是本末倒置，不知轻重。相形之下，日本人明治维新，“文明开化”，“脱亚入欧”着重学习西方的民主制度，从根本上改变日本社会，很快便后来居上，超越众多西方先进大国,较我们高明多了。痛定思痛，历史经验值得复兴中的国人深思。
民主制度在发展，最新成果就是人权高于主权的理论。主权本来是人结成社会、形成国家的副产品，为了保证社会正常运转，人民正常生活，国家被赋予极大的权力，因而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管理者本来是非常辛苦而又无利可图的。正像黄宗羲所说，“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中国的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股无胈，胫不生毛，就是明证。这样的管理者，是靠能力、贡献和德行被推奉为服务者的。然而，由于管理的极大权力，服务者很容易就变成统治者,统治者手里握的就成了主权。人类在历史上都经历过这样蜕变的阶段。但无论如何蜕变，主权来源于人权是分明的。西方一直在个人统治与集体统治之间徘徊，共和与帝制之间徘徊，始终没有达到集大权于一人，全国臣民与财富都成为一个人财产的极端专制的程度，主权之下尚有人权，虽然还不是“以人为本”，但总算给个人发展尚留有一定的余地。民主制度即由此兴起。现在西方提出了人权大于主权的理论，本是“以人为本”的题中应有之义，人这个”本”当然也是主权的”本”。反朴归真，理无二致。因而，民主制度建设就被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需要区别的是，西方提出的人权大于主权，捍卫的是人权；前苏联提出的有限主权论，则捍卫的是苏联新沙皇的霸权，二者是截然不同的。我们这个蓝色星球，已变成了小小的地球村，人的智慧创造直接决定着人类的命运，迅速的改变着地球的面貌，世界正在走向一体化。“以人为本”，已经不再是空洞的原则理想，而是实实在在的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人权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人权大于主权，正是历史的呼唤，时代的需要。当德国纳粹和日本法西斯的战犯二战后,因伤害人类罪在世界面前被公审，人权大于主权就已成定论。没有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共同努力，德、日、意法西斯就不会被打败；没有全世界人民共同努力铲除德、日、意的法西斯土壤，世界就不会有至今半个多世纪的基本和平。现在，对在一个国家内部残害无辜同胞、进步人士的当权者追究其伤害人类的罪行，把主权放在人权之下，有巨大的现实意义。一是可以促进全球实践“以人为本”，保证人权水平的提高，实现人类总体的全面发展；二是可以促进专制国家漠视人权、破坏人权状况的改观，帮助落后国家真正进步。我们这个星球上，虽然出现了很多共同体、贸易区、国家集团，但毕竟国家还没有被取代，国家还在发挥作用，国家利益、国家主权还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用自己的主权压别人的人权，用自己的人权压别人的主权，用自己特殊的人权否定普遍的人权，还是比较普遍的，不独以后进国家为然，先进国家也时有发生，像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人权大于主权理论出现的时间还不长，从二战算起，也不过半个世纪多一点时间，它在理论上还不够完备，在实施中法制还不健全，人们接受适应它还有一个过程，需要长期努力。但人的智慧毕竟为人类创造了一个新的起点，以此为契机，“以人为本”，全球一体化，世界大同，真正是晨光乍现。全球一家，“环球同此凉热”，再不是遥遥无期的空中楼阁。把地球建设的初具规模的人，可以无后顾之忧的去宇宙远征了。
西方文化，“以人为本”。人的本质特征是思想。所以，西方思想的发展线索清晰而完整。思想，是西方文化和西方社会发展的火车头。
中国文化，“以君为本”。君主把全国的百姓当作工具，中国人因而就失去了人的本质特征——思想。没有思想就等于没有人。“以君为本”，中国无人。
我所谓思想，是指人对自己的认识能力的认识和对世界本质的思考，并以此为出发点，对人类历史发展中遇到的问题的解答。人类进行社会革命，经济革命，科学革命都是以思想革命为基础的。二千年来，中国的思想不能引导中国历史前进，二千年来，中国历史虽然大起大落，充满动乱，但是循环往复，踏步不前，都在证明中国没有思想。今年“7`4”美国国庆日，布什总统在网上向中国网民发表谈话。他一开始就讲道，“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我们不仅没有把统治者关进笼子的现实，而且没有把统治者关进笼子的思想，我们有的只是“以君为本”的传统生活。虽然我们也有世界大同的理想，有天下为公的愿望，有志士仁人的努力，有民族几千年的奋斗，但由于没有思想，没有把统治者关进笼子的梦想，没有建立把统治者关进笼子的制度，没有实现把统治者关进笼子的现实，堂堂中国，了无进步。中国人始终没有争到人的地位，没有过上人的生活。我们每次向人间天堂的进军，都掉进了最可悲的人间地狱；每次辉煌胜利，带来的都是最可悲的失败。堂堂中国，人海沙漠。强大的秦帝国昙花一现，顷刻瓦解，繁华不再。几年之后的汉初，宰相也只能坐牛车。汉的文景之治，武帝功业没有辉煌多少年，绿林`赤眉起义，黄巾起义，不仅宣判了大汉王朝的灭亡，而且带来五胡乱华，南北分裂，辽阔的国土，成了最残酷的人类屠宰场。大唐贞观盛世，开`天盛世也没有辉煌多少年，安史之乱，黄巢起义，又把中国推进五代十国的痛苦煎熬之中。北宋的繁荣，南宋的发达都是空前的，曾几何时，金人的铁蹄踏破了东京汴梁，连皇帝都成了俘虏，元人的铁蹄踏遍了天涯海角，逼得大臣背着小皇帝跳海。在异族蹂躏下，汉人成了最底层的奴隶。明朝崛起，气象一新，没有多久，天灾普降，人祸不断，李自成`张献忠起义，推翻了大明，迎来了满清，在水深火热中苦苦挣扎的老百姓，陷入更深的灾难之中。大清的康`乾盛世至今人们虽还赞不绝口，可恨列强入侵，割地赔款，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亡国灭种的危险，开除球籍的威胁，稍有人心者，无不痛定思痛，痛入骨髓。我们再不能让这样的厄运再重复了。清算“以君为本”的文化传统，建立“以人为本”的思想文化，还我思想，还我人格，是我们的当务之急，唯一出路。
中国“以君为本”，由来已久，大约应该从大禹治水开始祘起。相传，“当帝尧之时，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岭。”“于是尧听四嶽，用鲧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于是帝尧乃求人，更得舜。舜登用，摄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视鲧之治水无状，乃殛鲧于羽山以死。天下皆以舜之诛为是。于是舜举鲧子禹，而使续鲧之业”。在这种情况下，“禹乃遂与益`后稷奉帝命，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禹伤先人父鲧之功不成受诛，乃劳神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宫室，致费于沟淢。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命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余相给，以均诸侯。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贡，及山川之便利。”正是依靠禹这样的首领，亲执耒臿，身先士卒，“股无胈，胫不生毛”，三过家门而不入，甚至“生启予不子”，才把大家的力量动员`组织起来，最终战胜了大洪水。人战胜了洪水，是人的胜利，不是神的胜利。这是中华文明最大的长处和短处：不信神，但是信首领。“有了禹，才有成功，禹为成功之本”。从洪灾幸存者的欢呼声中，“以首领为本”的信念产生了，成为初具规模的中华民族`由此发轫的中华文化最鲜明的胎记。后来统一的大帝国出现，产生王朝，领导者变成纯粹的统治者，百姓也由主动服从变为被动服从。统治者手拿鞭子，站在自己亲手制造的笼子外边，成了驯兽师，老百姓成了关在笼子里被驯服的野兽。“以首领为本”也就转变为“以君为本”。
这个转变是在流血的过程中完成的。大禹成为万民归心的首领，完全是因为他功高德劭，贡献巨大。他儿子启做首领继承人，可全凭老子的关系。本来，大禹准备“以天下授益”。可是，“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冾。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这也是一个二律背反的问题。如果说，帮助大禹治水的益佐禹日浅，“天下未冾”，那么，启还谈不上佐禹，更应“天下未冾”，启怎能取益而代之？不是大禹生前实际上已靠启而不是靠益辅佐治理天下，启的势力和影响远远超过了益，就是启的家族势力在禹生前即已恶性膨胀，家可敌国，超过了益，甚至于二者同时存在。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都说明“冾天下”的标准变了，由才德和贡献，变为势力和影响。统治者已走出虚拟的笼子。有反对者起来挑战，要把统治者重新送进笼子。“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这场战争的性质是，把统治者重新关进笼子，还是让统治者冲出笼子，任意自“冾”的决战。值得注意的是，启用了被后代统治者奉为圭皐的手法；神化自己，魔化敌人。“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勦绝其命。今予维共行天之罚”。人家明明是不服他破坏“冾天下”的规则，擅自冲出牢笼；自己明明是破坏规则，背信弃义，化公为私；却偏偏要说人家是“威侮五行，怠弃三正‘的大逆不道罪人，而自己是替天行道的正义化身，”今予维共行天之罚“。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拉大旗作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拿一桶墨，去丑化敌人，美化自己。这两股污水，从民族发展的源头上即滚滚而下。其污染之重，危害之深，几千年不绝。“以君为本”，君自然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他说“天用勦绝其命”，就“天用勦绝其命”，高扬暴力，“遂灭有扈氏，天下咸朝”。“以君为本”就这样必然以暴力取天下；以暴力取天下，胜利必然建立在战争废墟和战死者骸骨之上。
存在决定意识，主要依靠体力战胜自然灾害，争得生存权的人，本身思想就不活跃，除了用力量解决问题之外，不知道解决问题还有第二种方法。“以君为本”，事关根本，自然只会打。然而，要人们把君主的利益当成自己的根本利益，也不容易。因为人是有脑子的。有脑子这个思维的工具，就会产生思想，不会总让人摆布。而君主的一己私利决定一切的现实，又要求人们不能有自己的思想。所以，君主在把人们的生存命脉抓到自己手里的同时，还要编造谎言，把“伦常治道的人生智”这些巩固君主统治的信条，做为文化知识的唯一中心和全部内容，塞满人的脑子。有政治经济暴力的强制，有思想文化暴力的强制，百姓便被改造为君王的工具，君王的武器，为君王出力，为君王卖命。这些强制能够成功，除了强制的力度之外，实赖于中国人不善于思维。人是什么？自己是谁？宇宙是什么？为什么是现在的样子？这些形而上的问题，中国人很少发问和探索。中国人只爱实实在在地考虑形而下的生产劳动，衣食住行。穷人食要果腹，衣要蔽体；富人要食前方丈，披锦戴银；百姓土里刨食，“三十亩地一头牛”；士大夫权里刨食，护官有符，升官有图。非常奇怪的是，经常天马行空，奇思遐想的西方人，唯心而想，务虚求美，但发展很快，民族生活水平很高，家族的流传也很久远。而思想实际，要求具体的中国人，唯物而想，千年苦干，民族生活水平很低，文化水平也不高，也没有流传久远的大家族。这是为什么？可能唯心而想，心越想越聪明，创造力因而也越来越高；而唯物而想，物限制了人心，心受限制，聪明就被蒙蔽，不善于多想，也不想多想，创造力自然随之萎缩。中西歧途，由此分界。而中国的统治者乐于利用强化百姓的愚昧，推行愚民政策，唯我独尊，言不二价。“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随随便便就为中国人立了千年踏不破的鉄门坎。为什么？没有解释。传统文化就是这样，只要提出问题就行了，不需要论证，因为没人会问为什么。“以君为本”，君主就是一切，君主就是合理性。他说是他的，那就是他的。“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老百姓“不识不知”，统治者当然用不着解释论证。“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稀里糊涂，就把“不识不知”的百姓关进了笼子。
愚民政策虽然厉害，人民思想仍要发展。诸子百家争鸣，就是这个不可阻挡趋势的产物。扑灭人民思想最有力的先例是秦始皇帝。他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大帝国，给百姓翻新了一个旧铁笼:“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不过经过春秋战国几百年的斗争，社会发展了，诸子百家，著书立说，各路大师，开宗立派。民族智慧突现，民族灵光乍洩，不识不知，已不可能。有识有知的人要按自己的知识创建世界，而知识之多，多至百家。秦据其一，虽赢难保。形势是严峻的。面对已识已知，始识始知的老百姓；面对争鸣不息，莫判高低的百家思想，始皇帝和他的朝廷都认识到消灭思想的重要性：“天下无异议，安宁之术也”。为了使“天下无异议”，消灭思想，秦始皇采用了两种方法，成为后代统治者扼杀思想的传家宝：一是焚书，二是坑儒。
史载，李斯建言，“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丞相臣李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並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所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鯨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独裁者采纳了这个恶毒的建议，言出法随，雷厉风行，新王朝的上空，弥漫着焚烧书籍的滚滚浓烟。在重重灾难中苦苦跋涉的中华文化，遭受了她历史背景上第一场大劫难。损失之惨，可从“挟书律”直到代秦而立的汉朝第二任皇帝手上才解除这件事上，略见一斑。挟书律虽然解除了，但是焚书的精神未死。“罢黜百家”何尝不是不焚之焚？罢黜之下，百家的精神生生被窒息了。“独尊儒术”也是不焚之焚，独尊之下，儒家的精神被活活阉割了。禁止出版，删节篡改，二千年间，不断变换的花样，至今不绝，不过是焚书的变种。同时焚书劈板，又时有发生。秦始皇帝的流风余韵，绵延不绝。
问题是，把草割了，只要根还在，草还会长出来；把书烧了，只要写书的人还在，书还会写出来。所以，斩草要除根，焚书必然要坑儒。秦皇坑儒虽说不是焚书政策的直接延伸，但精神是一样的：都是为了使“天下无异议”。史称，秦皇为了治理国家，寻找不死药，曾征集了不少方士儒生到首都咸阳。没想到，“侯生卢生相与谋曰：‘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懾伏慢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然候星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上乃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贪于权势如此，未可为求仙药。’于是乃亡去。”这些寄人篱下的方士儒生，不过看不惯，窃窃私语而已，既没有公开反对的胆量，更没有策划反对的行动，仅仅是明哲保身，远祸避害，落荒而逃，不再参与。书呆子们不知道，专制制度的要害就在专，一人说了祘，不许有异议，异议比异动更危险。所以，“始皇闻之，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市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訞言以乱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转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逃走的不知真正逃掉没有，留下的倒是确实遭了罪，“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先秦人少，读书人更少，四百六十余不是小数字，而且诏告天下，在当时引起的震动，一定不小。心惊胆战的老百姓，会更加小心翼翼地看好自己的嘴巴，大秦帝国的土地上，再难听到反对朝政的声音了。从此天下无异议。从此天下无声音。大独裁者心头的满足，是难以名状的。秦皇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有名，主要原因并不在与他统一天下的赫赫武功，而在于坑儒。后代儒生提到这件事，无不心惊肉跳，怒火万丈，在对秦始皇痛加挞伐的同时，也为秦始皇在历史上扬了名。其实，这里也有不少的误解。诽谤秦始皇的，有儒生，也有方士，被牵连定罪坑杀的四百六十余人，也应是这两种人的混合，说坑儒，并不确切。另外，始皇以降，二千年间，党祸`文字狱诛杀的读书人，多得数不胜数。一个案件即处死数百成千上万的士人也不少见。即如毛泽东便常常自嘘他超过秦始皇多少倍，一个反右，坑儒几十万。在迫害读书人方面，绝非秦始皇一个人独擅胜场。但有气魄公开声明就因“诽谤我”而定罪杀人，不加掩饰，不修托词，明目张胆迫害士人，威吓百姓的，在中华历史上，似又只有秦始皇一人。毛泽东在文革中，以《公安六条》治天下，六条的要害也是以对毛的态度来定罪杀人，虽然精神跟秦始皇一样，但气魄好象差了一点。毛还要托公安部的规定来做幌子，有些羞羞答答，徒弟终不如师傅。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这两招，确实有效，后来灭秦的是刘项，“刘项原来不读书”，而诸子百家到底没有成为根本威胁。刘邦建汉，以秦为师，诸子百家始终未能另起炉灶。因而焚书坑儒为“以君为本”的中国封建社会消灭思想，使“天下无异议”开了先河，成为统治者治天下的不二法门。
虽说是不二法门，形式上还是有所变化的：坑儒变为化儒，焚书变为独尊。
所谓化儒，就是改造儒生成为唯我所用的工具。这个过程是在统治者施压和儒生投靠互动配合的情况下完成的。惊心动魄，骇人听闻。汉初大儒叔孙通的经历，最具代表性。史有明文，“叔孙通者，薛人也。秦时以文学征，待诏博士。数岁，陈胜起山东，使者以闻。二世召博士诸儒生问曰：‘楚戍卒攻蕲入陈，于公如何？’博士诸生三十余人前曰：‘人臣无将，将即反，罪死无赦。愿陛下急发兵击之’。二世怒，作色。叔孙通前曰：‘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为一家，毁郡县城，铄其兵，示天下不复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于下，使人人奉职，四方辐輳，安敢有反者！此特群盗鼠窃狗盗耳，何足置之齿牙间。郡守尉今捕论，何足忧。’二世喜曰：‘善’。尽问诸生，诸生或言反，或言盗。于是二世令御史案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诸言盗者皆罢之。乃赐叔孙通帛二十匹，衣一袭，拜为博士。叔孙通已出宫，反舍，诸生曰：‘先生何言之谀也？’通曰：‘公不知也，我几不脱于虎口！’乃亡去。”朝廷是出生入死的龙潭虎穴，是扭曲人性的绞肉机，面对现实，不能说实话，说实话则受罚，只能说假话，说假话则有奖。要活命，则只能出卖良心，委曲求全，大言不惭说假话。然而，虽能应付过关，逃得活命，人格尊严，学术真谛，也就同时全丢掉了，遭人唾骂，身败名裂，是罪有应得。主子在压，自己在卖，一个正直的读书人就这样变成了跳梁小丑。
在叔孙通蜕化变质的第一幕里，他是被迫的，虽可鄙，亦可怜。人格良心全部抛弃之后，他在蜕化变质的第二幕里，主动拿学术和尊严来换取名利地位，甘当走狗和打手，除了鄙视，再也不应得到一点同情。史家详记，逃离秦廷的叔孙通几经周折，投奔刘邦麾下。“叔孙通儒服，汉王憎之；乃变其服，服短衣，楚制，汉王喜。叔孙通之降汉，从儒生弟子百余人，然通无所言进，专言诸故群盗壮士进之。弟子皆窃骂曰：‘事先生数岁，幸得从降汉，今不能进臣等，专言大猾，何也？’叔孙通闻之，乃谓曰：‘汉王方蒙矢石争天下，诸生宁能斗乎？故先言斩将搴旗之士。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汉王拜叔孙通为博士，号稷嗣君。汉五年，已并天下。诸侯共尊汉王为皇帝于定陶，叔孙通就其仪号。高帝悉去秦苛仪法，为简易。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叔孙通知上益厌之也，说上曰：‘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弟子共起朝仪。’高帝曰：‘得无难乎？’叔孙通曰：‘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礼所因损益可知者，谓不相复也。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上曰：‘可试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为之。’于是叔孙通使征鲁诸生三十余人。鲁有两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无污我！’叔孙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时变。’”
在二世朝被迫“言之谀也”的叔孙通，到刘邦手下之后，察言观色，迎合上意，见机而作，左右逢源，不仅言谀，而且行媚，结果一帆风顺，步步高升。虽说目的是重要的，方法有时也能决定一切。再高尚的目的，只要用了卑鄙无耻的手段，高尚也就变成卑鄙，伟大也就变成渺小。路德说，为了崇高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说说而已，不能当真，更不能当成真理。不能为使用龌龊骯髒手段的人辩护。为了利益，忘掉思想；为了时代，忘掉永恒；为了手段，忘了目的，叔孙通开了个恶劣的先例，他把顶天立地的儒家侏儒化，他把志向高远的儒家引向做封建政治帮佣的绝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儒学大师，追求“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仁人义士，“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正人君子，居然摇尾乞怜于皇权王位脚下，信口雌黄于大庭广众之中，起孔孟于地下，聚贤人于杏坛，怕都羞于认领这后起之秀。刘邦号叔孙通为稷嗣君，不知这位地痞无赖出身的君王，是一点不懂稷下之学呢，还是存心戏弄嘲笑儒生？在当时，不同流合污，敢于说实话，面斥叔孙通奸邪的儒生也并不少，可惜在劣胜优汰的机制下，坚持学说理想，堂堂正正做人的人都凐灭消失了，长存的都是叔孙通之流的货色。汉儒之中，本来还有坚持理想，信仰学说的坚定分子。自从那几个劝皇帝禅让的儒生被害之后，就再没有敢在皇帝面前祖述尧舜的人了。至于皇权瓦解，臣子逼宫，禅让说辞是手段，不是信仰，不可一概而论。
问题的严重就在于，叔孙通赢了个大满贯。刘邦如仪受朝臣跪拜，“竟朝置酒，无敢讙哗失礼者。于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乃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叔孙通因进曰：‘诸弟子儒生随臣久矣，与臣共为仪，愿陛下官之。’高帝悉以为郎。叔孙通出，皆以五百金赐诸生。诸生乃皆喜曰：‘叔孙生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逮着老鼠的猫就是好猫。叔孙通赢了，叔孙通也就成了圣人。叔孙通高明之处在于，他不仅没有跟专制统治者不同的异议，而且擅长揣度统治者的心意，每每先期说出人家要说的话，做出人家要做的事。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环境中产生和发展的儒家学派，如何在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里生存，叔孙通进行了成功的实验。他的秘诀是，既不要盯住过去，又不要盯住未来，既不要盯住自然，又不要盯住生产，而要牢牢盯住“当世之要务”，“以君为本”，一切以当权者的政治需要为转移，当好政治工具。焚书坑儒之后，儒家崛起，叔孙通起着关键作用。他让统治者看到了儒家无人可比的重大用处，他让儒生看到了儒学可待挖掘的巨大时义。后代的孔孟之道，其实要改为叔孙之道才对。
在“以君为本”的社会里，君主的意志决定一切，而君主的意志又随环境变化不定，总在“摸着石头过河”，所以“政策和策略”是生命线。书呆子不通此理，硬套原则，恪守祖训，自然到处碰壁，无一是处。叔孙通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弃理论而就形势，弃原则而重策略，弃思想而靠政治，只要做上政治巨人，宁肯充当思想侏儒，就成了后代儒生二千年间一脉相承的共同手法。叔孙通确实是汉以来儒生的不祧之祖。叔孙通的变化其实是儒家变化的缩影，是统治者施压和儒家投靠共同作用的结果。只是后世缺乏司马迁那样的大手笔，使后人如我们无法看到儒家像叔孙通蜕变那样惊心动魄地蜕变画面。
叔孙通是志愿钻入笼子的，还有很多读书人也愿意钻进来。如何使所有的读书人都志愿钻进来，都只能钻进来，并且无论钻进来与否，都心无怨言，成了统治者的心病。又经过许多年许多次的实验，终于到隋朝找到了一条规范的途径，建立了完善的机制：科举考试。相传唐太宗看到应考的士子鱼贯进入试场，兴奋地说道：“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足见这种制度对“以君为本”的国家有着多么重要的意义。“以君为本”，关键是要人们没有思想。国土辽阔，人口众多，生活复杂，怎么能不产生思想呢？只有让有思想能力的读书人，按规定只读一种书，只想一个问题，只说一种话，才自然不会产生新思想。科举考试就有这样的功效，所以唐太宗才那样高兴。果不其然，后来科考规定只能在四书中出题目，考生作文只能代圣贤立言，文体必须合乎八股要求，笼子越做越精致，思想越压越贫乏。除了官方规定的对孔孟之作的解释和官家告示外，思想空空，一无所知。所以，中国历史就只能在原地徘徊`轮迴，不能突破，不能前进。在每一个瓦解的封建帝国的废墟上，长大的仍然是一模一样的封建王朝。虽然有徐光启这样的先知，皈依基督，相信科学，但除了翻译几本欧洲的自然科学著作外，以首辅之重，仍无力突破科举笼罩，科学窒息的局面。虽然有黄宗羲这样的先知，否定君权，呼唤人性，然而吉光片羽，不成气候，未能形成启蒙思潮。虽然有康熙大帝那样英明的君主，也跟外国传教士学习英文，学习代数，但也只是个人爱好，不曾像同时代的彼得大帝在俄罗斯冲破封建体制，推动近代化那样，推动中国走向工业化。虽然有洪亮吉比英国人更早提出人口问题，但毫无对策，只属清谈，无补于中国人口成倍增长，成为中国贫穷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成为中国今天发展的一个最严重障碍。一千年来，在浑浑噩噩中做着老子天下第一美梦的中国人，从肉体到精神都在麻痹中慢慢腐烂。
这完全是历代统治者以奴化儒，以儒化奴的杰作。化到这种程度，也是颇费周折的，暴力是自始至终的伴娘和产婆。最有名的是明太祖朱元璋那句话，“士大夫不为君用者罪该抄杀”。杀伐之重，可谓空前。诗人高启就因为不合作，在39岁的盛年，被腰斩于南京。明人笔记中甚至于有这样的议论，国朝初年，士人动辄得咎，鲜有善终，是专来还债的。清朝的文字狱，较朱元璋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了一句诗，一句话，一个字，一篇文章，杀人灭门，株连九族。读书人担惊受怕的程度，读书人学问思想的浅薄，从晚清龚自珍的两句诗，可知一二：“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粱谋”。就像被杀怕了的中国男人留下辫子一样，被杀怕了的中国读书人，服服帖帖交出了思想和思想的权力。中国人的脑袋成了摆设。所以，直到欧洲列强用炮舰敲开了封建帝国的大门，我们才从黑甜乡中惊醒，睁眼看世界，才发现自己积贫积弱，一穷二白。然而思想的建设是艰难的。想改变中国的英雄豪杰，搞太平天国，搞辛亥革命，搞共产主义革命，也只能向欧美思想求助。移植的秧苗敌不过本地的野草，欧美的思想敌不过“以君为本”的传统，搞来搞去，洪秀全仍是当万岁，蒋介石坚持的仍是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党，毛泽东钟情的仍是万寿无疆，永远健康。万变不离其宗，外国思想的孙悟空仍难逃脱中国思想如来佛的手掌心。坑儒以来，化儒之功，儒化之效，可谓举世无双，空前绝后。中国苦难，可谓创深痛巨，惨绝人寰。
焚书的效果则没有坑儒化儒那么直接。史载，孔氏子孙就在自家的院墙内藏有典籍，伏生则把典籍记在脑子里，条件好了再背出抄下。始皇帝烧的书至今流传，生动地证明焚书失败了。汉家统治者记取了这个教训，改焚书为选书`解书。在集中闪现民族智慧的诸子百家中，反秦皇之道而行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家尊崇的这个儒家，已不是孔孟原创的那个儒家，而是经过叔孙通实践，董仲舒改造的儒家。“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什么是天？什么是道？为什么道出于天？为什么天不变道亦不变？为什么儒家讲仁，讲义，讲礼，讲信，这儿又冒出个道家的道？这一系列的问题都不回答，只要提出命题就行了。有立场，有态度，有观点，就是没有逻辑，没有道理，不讲道理。唯我所用，任我所用。这就是董仲舒改造儒学的基本方法。公羊传明明是景帝时始出，硬要说成创于子夏，突出公羊传精义在“大一统”。“春秋无义战”，何来一统！武王伐纣，分封天下，何来一统！“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始于秦嬴政。“汉承秦制”，当然要“大一统”。为了当前的政治需要，编造改动古代典籍，是焚书之后的又一大发明，并不仅以今古文《尚书》为然。“以君为本”，君的需要可以改造今人，当然也可以改造古人。“托古改制”和“文艺复兴”是不可相提并论的。
汉儒造经改经的规模是空前的。皓首穷经者大有人在，注疏动辄千言万语，越解越奇，不得要领。文字垃圾遍地，儒林成了克隆前朝儒家思想木乃伊的展览馆。不要说治国平天下，就连人心也安不了。大汉天朝崩溃了，天下大乱，老庄登场了，无为化作清谈；佛教登场了，色空化作劝善。既无补于强国，又不利于安心。《三教珠英》，就反映了“以君为本》的社会遇到麻烦，统治者病急乱投医，用佛老化儒，用儒化佛老的窘迫。焚书只是一时限制了儒家典籍的流传，并无损于它的存在。而三教合流，虽有益于儒家典籍的流传，却无补于它被进一步阉割的命运。被董仲舒精心修改得面目全非的儒家，又被佛老潜移默化得不伦不类。
最早站出来从佛老进攻中抢救儒学正统的是韩愈。“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荀扬之后，问题更大，择焉而有错，语焉而有误。于是他要替天行道，仗义执言。而实际上，除了突出道统的概念外，韩愈别无建树。他最多回到董仲舒，根本无力回到孔孟。因为儒家并不独立，作为统治者手中握着的棋子，它以统治者的需要为转移。统治者既不需要人们有思想，就需要把人们的思想能力放在它的笼子里。儒家的笼子用了好几百年，已不太好使，需要改造，三教坐桩，就是在尝试编造新笼字。试验虽不完满，但也非毫无可取之处。韩愈全盘否定佛老化儒，不合时宜。相形之下，宋明大儒提出“理”`“心”两个概念，吸纳了佛老的精神，化腐朽为神奇，儒学又成了精致的新笼子，可以强行安下人们躁动不安的心。任何思想，都有多样发展的可能性，结果是这样发展而不是那样发展，完全是由人选择决定的。因而在“以君为本”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思想的任何异动，都只能结出窒息精神，扼杀思想的恶果。即如理`心只论，如果走上欧美主观`客观`唯心`唯物的思路，也许能引导国人达到对世界的新认识。然而在封建主义中国，心`理二说只能证明“以君为本”的国家是合理的，在人心中，不容置疑，必须服从。
“以君为本”编造的笼子，控制了人们的思想，也就控制了人们的方方面面。“诗缘情”，“诗言志”，缘情`言志都是要求直接间接为封建制度服务。“文以载道”，“宗圣”“征经”，都是要求一切精神活动全为“以君为本”的封建社会服务。像徐光启那样的一代大儒，重为台辅，皈依基督，其著作除了译著《泰西水法》`《几何原本》`《农政全书》尚有历史文献价值外，大量的奏议，表赋，书信，碑铭，诗词，今天看来，对提高认识能力，打开思路，活跃思想，毫无意义，根本无法和英国大哲培根相比。历史上众多人物的皇皇巨著，还不如徐光启，丝毫无益于中国人发展智慧，产生思想，增长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纯粹是历史包袱，精神垃圾。鲁迅先生劝青年人不读或少读中国书，真是知几见道之言。学术为政治服务，一心资治通鉴，学术就不能发展。不能发展的学术，对巩固不发展的政治也许大有用处，但对政治发展毫无裨益，对发展的政治一无用处。经过焚书，劈板，注疏，改写，新作的儒家学说，与时俱进，跟“以君为本”的国家结合得愈来愈紧密，成了统治者得心应手的驯服工具，扼杀人性，消灭思想，虽然红得发紫，不可一世，但世界在不断进步，中国也终于变化，犬儒之学遭唾弃，自是必然的历史结局。被统治者关进笼子的思想，随着统治者的没落而没落了。除了进历史博物馆，没有更多的意义。
就是这样，欧洲搞文艺复兴，人们可以向希腊哲人请教，搞启蒙运动，人们可以向复兴先贤请教，搞工业革命`社会革命`科学革命，人们在总结自己的经验的同时，可以借鉴前贤往哲的思想理论。所以，西方社会便以加速运动的形式飞速地发展着。中国人则很可怜。要发展，向前人求教，托古改制，只能在“以君为本”的体系下照葫芦画瓢，跳不出旧牢笼。任凭圣贤改革，农民起义，城市暴动，异族入侵，闹来闹去，闹不出“以君为本”的老框框。要前进，只能向欧美学习新思想和新思想方法。邯郸学步，弃旧而不图新，难逃跟在人家后面爬行的命运。思想和思想方法是人的生存根本，做为一个大民族，要创造新世界，没有思想和思想方法的创造是致命的，如果根本无法创新，还会有生存危机，遑论前进了。所以，在学习西方圣哲先贤，宗师大匠的思想学说的同时，尤其要注意把人的思想从笼子里解放出来，努力培养创造思想和思想方法的活力，着重思想和思想方法的创造。因此，批判“以君为本”的文化传统和生活现实，树立“以人为本”的文化新风尚，社会新生活，把统治者关进笼子里，让人们自由思想，是中华民族必须完成的历史课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