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姆雷特曾经提出过一个颇具震撼力的问题：“是生存，还是毁灭？”（To be ,or not to be ）。这个问题困扰着他自己，也同样地困扰着语惊四筵而不能践行一步的知识分子。许多人爱把哈姆雷特说成“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这并不曾冤枉他。其实，想太多，真的不利于行动的。瞻前顾后，便不免顾虑重重；自己有顾虑，那往往就要失掉先机。所以，还不如一下子热血沸腾，让冲动战胜理智，置敌手于死地呢。当然，如果哈姆雷特一剑刺死克劳迪斯，不仅快意恩仇，而且自己也会安然无恙，只是这样，莎士比亚的戏剧就没法子写了。有人说，哈姆雷特所犹豫的不是复不复仇的问题，而是如何复仇的问题。这说明他对克劳迪斯，还是存有幻想的，如果克劳迪斯不是杀父的凶手，杀死了他，岂不是冤枉了好人。哈姆雷特并不是猛张飞，他毋宁是人文主义知识分子，然而，他真正的悲剧也就在这里。耽于思考，必然迟于行动。过多地思考“是生存，还是毁灭”，那必然只有一个结局，即毁灭。

 

　　“是生存，还是毁灭，”无论在哲学上，还是在文学上，都是极其深刻的问题，但是，在行动着的人们看来，这却是不成问题的问题。冲锋的战士不会考虑“是生存，还是毁灭”，他只会考虑两点，一是如何消灭敌人，二是如何保存自己。这两点，并没有什么哲学的意义，但却比一切哲学都要深刻。生存，还是毁灭，是可以思考的么？当然可以思考，但是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其实，我们往往是被这种不成问题的问题困扰。所谓不成问题，是指对我们的行动没有丝毫意义；而所以又是问题，那就在于它涉及了我们存在的最为根本的东西。这样的问题，提出来，我们必须回答，因为它有这个诱惑力。而要回答这问题呢，大抵也就两个答案，一是生存，二是毁灭；而不可能有第三种答案，既生存，又毁灭。生存本身是艰难的，毁灭同样艰难。无论选择哪一个，都意味着悲壮。但是，还有一个问题，这生存与毁灭，是我们所能选择的吗？生死由命，富贵在天。我们选择了生存，老天非要毁灭我们，也没有什么法子；我们决定毁灭了，可老天又可能让我们绝处逢生。我们自由选择的意义并不是很大，大抵“三分人事七分天”的。既然如此，又何必想着称心快意呢，就做不系之舟吧，“随流飘荡，任意西东”，又是怎样的逍遥啊。不成问题的问题，大抵永远也解决不了的。永远解决不了，一则是徒劳，二则会有很多诱惑。人总是自高自大的，别人解决不了，又安知我不能解决呢？问题是，你解决了，又有什么用呢？对别人依然是问题。自己大彻大悟了，并不等于人家也彻悟了；自己成佛作祖了，人家还可能在地狱煎熬呢？虽然一人升天，仙及鸡犬，但那不过沾光罢了。在生存与毁灭这样的问题上，是没有法子沾光的。

 

　　生存与毁灭是个体的事情，所以要由每个个体来独立面对。我们往往是在毁灭的时侯，才发现生存的可贵。谁喜欢彻底的毁灭呢？但既然生存过，又怎么可能不毁灭呢？既然生存过，那毁灭又有什么可怕呢？如果毁灭可怕，那我们又思考它做什么呢？对于毁灭，我们总是害怕的；为了不惧怕毁灭，那就把毁灭当做永生吧。也许，永生是所有的自欺中最大的自欺，但对于这，我们宁可信其有的。如果毁灭就是永生，那“是生存，还是毁灭”就真的不成问题了。但是，不成问题又依然是问题，因为毁灭并不就是永生。哲学是可爱的，但不要去接触实际，因为一接触实际，哲学就不可信了。哲学只是思考，思考那些不是问题的问题。在行动者看来，不是问题的问题，在思考者那里依然是问题，而且是永恒的问题。行动者，对自己有很多的确信，甚至以为自己是无所不能的；而思考者，往往是一头雾水，什么也拿不准，甚至觉得自己一无所能。我们总是梦想着，把行动和思考结合起来，但这大抵是做不到的。行动者是站在群山之巅的，所以他能看到无限的风光。而思考者，往往在万丈深渊里冥思，要忍受人们异样的眼光。行动者，纵有悲剧，那也是无比壮观的；而思考者，即便经历喜剧，也是可怜可笑的。选择思考，是人生最大的悲剧，因为思考会把人导向毁灭。

 

 

　　我一直在思考所谓终级的问题。我渐渐觉得，那些美好的止境并不是真正的终极，毁灭才是真正的终极。我们所向往的美好的止境，已经远远超越了个体的毁灭；既然超越了个体的毁灭，那对个体就不再具有意义。从一定意义上讲，我们的理想还没有到达终极，但个体的生命已经到达了终极。个体的生命到达了终极，就意味着什么都不存在了。对于毁灭的个体生命来说，人世即便再繁华，再热闹，也还是荒凉的。其实，也没有真正的地老天荒，个体的生命毁灭了，那整体的人类会不会毁灭呢？整体的人类是由个体的生命组成的，个体的生命会毁灭，那整体的人类也逃不出这种必然性。只不过，人类的生命是生生不息的，有毁灭，也有诞生。毁灭是无穷尽的，诞生也是无穷尽的。每个人都会毁灭，这是确凿无疑的；但在毁灭中，也还有另一种生的存在，即永生。永生即是对毁灭的超越；获得永生，就意味着不朽。而所谓不朽，并不是说尸骨永远不腐烂，而只是说精神长存，永远活在人们的意念里。我们说，毁灭才是真正的终极，但这个终极不过是个体生命的终极。人类的终极是千秋万岁之后的；那个时候，究竟是什么样子，恐怕很难为个体的生命所想象。个体的生命，是要面对毁灭的，而整体的人类，则似乎不必。毁灭，意味着个体生命的消失，所有意义与价值的瓦解。

 

　　但是，我们也很奇怪，为什么毁灭可以成就永生。毁灭难道也有毁灭的意义与价值么？我们也总在追问，为什么生，又为什么死？我们固然可以寻觅出许多的意义与价值，但在我个人想来，生也只是生，死也只是死，并没有什么非比寻常的意义与价值。如果这样的话，会让那些舍生取义的人失望的。他们舍生取义，那“义”在他们那里，而不在我这里。况且，我也不希罕什么“义”，“义”大抵是一种很空虚无聊的东西。它让许多人慷慨赴死，但也让许多人醉生梦死。为义而死，值是不值呢？我觉得，这不只取决于人的思想境界，更根源于他的信仰。信仰这东西，同样也没法子讲；它虽然有崇高的一面，便更有许多痴狂甚至疯狂。再也没有比信仰更欺骗人的东西了。但只要信仰欺骗了全世界，那就会成为一种神圣。一个人受骗，是呆子；两个人受骗，是傻瓜；三个人受骗，就是光荣；所有人受骗，那就是神圣了。我们是乐于自欺，并且勇于自欺的。面对毁灭的时候，只是想着杀头至痛也，那是要让人瞧不起的。喊几句号或者慷慨陈词一番，就会让人竖起大拇指头，称赞一番，而自己也觉得“不白死一回”。大抵很少有人把毁灭作为终极的，人们只是把毁灭当做通往永生的津梁。这里面其实是有一个判断的，把毁灭当做终极，只是基于，毁灭了，就什么都没有了；而把毁灭当做津梁呢，则是毁灭之后，依然有生活，并且是永恒的生活，真正的生活。毁灭成为终极，则意味着只有一个世界，即现实世界，或者说此岸世界；而把毁灭作为津梁呢，则意味着有两个世界，一是此岸世界，一是彼岸世界。说实在的，对于两个世界，我并没有太多认同；我真正的心仪的是一个世界。此岸世界是我们的出发点，也是我们的归宿。至于死后，那不是我所能考虑的，正如孔子所言：“未知生，焉知死。”其实，我们即便考虑死后，又能怎么样呢？死后的世界，不过现时的折影；人所不知道的，鬼是不可能知道的，就是神也不知道的。鬼与神都是在现实的土壤里滋生出来的；既然如此，专注于现实世界，也就是了。何必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死后呢？对于个体的生命来说，死了就没有了。个体的生命是没有法子在子女那里延续的；因为子女已是另外的生命。子女虽为父母所生，但并不为父母所有。子女的人格乃至灵魂，都是独立的，和我们又有什么相干呢？

 

　　许多时侯，毁灭并不是悲壮的，而只是悲凉而已。在人生中总是有许多沉醉的，谁又忍心把沉醉换做悲凉呢？“梦饮酒者，旦而哭泣；梦哭泣者，旦而田猎”。其实，在毁灭面前，醉生梦死，也并不是全然没有理由。而所以醉生梦死，那只是害怕毁灭的缘故。

 

 

　　虽然毁灭是个体生命的终极，但是我们依然选择生存。选择生存，并不意味着惧怕毁灭。只是因为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就好好的活下去吧。活着的时侯，虽然不乏精彩，但也有悲叹，人生无奈啊，世事无常啊。这都是常见的想法；即便有这样的想法 ，我们也可以印证自己的存在。若是毁灭了，想悲叹浮生若梦，都是不可能了。在活着的时侯，真有种莫可奈何的感觉，莫可奈何又能怎么样呢？不过安之若命罢了。

 

　　我非常喜欢一个说法，即便以为命运无常的人，也知道“过马路，左右看”。命运虽然无常，但我们还不想把自己完全交给命运，我们还有自己的主动选择，我们要尽力避免一切可能发生的祸患。选择生存，比选择死亡要艰难得多。在我们的意识里，总是把选择死亡，想象得大义凛然，其实，许多时候，选择死亡，又不过儒夫的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讲，死亡是很简单的，只要两眼一闭，什么事都解决了。可这两眼一闭，却把最大的艰难留给了活着的人。其实，许多时候，我们不应只为自己想的，还应该为别人想一想。人活着，总是有一分责任的。为了责任，也应该好好地活下去。我们虽然有许多“劝人活”的哲学，也有许多“要人死”的哲学。“要人死”的哲学比“劝人活”的哲学有更大的诱惑力。“要人死”往往被形容的大义凛然，仿佛天下的正气集于一身；读读文天祥的“正气歌”，我们就知道“要人死”是多么的崇高了。而“要人活”呢，往往被想象成贪生怕死，确实，从一定意义上讲，站着死，胜过跪着生。但是“要人死”的终极目的，又是什么呢？还不是让人活。“要人死”的哲学成就的是英雄豪杰、仁人志士；这是极高的要求，离我们普通的民众是很远的。英雄豪杰、仁人志士所作的牺牲当然是为了我们，而我们所作的报答，也只是传扬他们的英名。“为了谁”在时间的流逝面前，往往失掉了意义；英雄豪杰、仁人志士所作的牺牲，在感觉中，仿佛并不和我们相干。自然会有人问，他们的血是不是白流了。即便我们心里想着，他们的血白流了，我们在口上也会说，没有白流。牺牲，真的有意义么？惟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如此看来，牺牲的意义太大了。但是，牺牲却意味着对生命本身的否定。生命本身高于一切价值与意义，因为所谓的价值与意义都是附丽于生命本身，亦是为了增进生命本身的。文天祥那句诗是广为传诵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难道人这一生，只是为了青史几行名姓吗？为名丧身，实在不值的。你把丹心掏出来又有什么用？那不过几块肉。掏出来的丹心，还是神圣吗？既然是神圣，为什么又被狗叼了去呢？贪生怕死，是人的本性；慷慨赴死，则是道德的产物。道德当然是高尚的，但人的本性就罪该万死么？我觉得，道德应该在更高意义上成就人的本性。道德不应该去扼杀人的本性，它应去发展人的本性。人的本性是为了生存，那道德也应该让人生存，而且让人生存得更有意义。毁灭是不可以避免，但这不可避免的毁灭，不应该成为人们生存的代价。

 

　　“是生存，还是毁灭”，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并且这问题恰恰如同天平，我想，无论什么时候，这天平都应该是倾向于生存，而不是毁灭。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可以讲，为了生存的毁灭。毁灭不应该是生存的代价，这是应然，而实际上呢，却是我们总把毁灭作为生存的代价。从终极上讲，这是不对的，但是，回顾历史，我们又怎能无视这真实。我以为，文革即是为了生存的毁灭。文革，虽然采用了动乱政策，甚至提出了“打倒一切”与“全面内战”，但它并不是为了毁灭这个国家，而是为了这个国家永世长存，用当时的说法，就是“红色江山万万年”。毁灭，是为了生存，这是悖论，却又成为了历史的真实。我们应该怎么说呢？生存，没有错，但用毁灭的方式来达到生存的目的，就有错了。可以这样说，目的没有错，但道路错了。我们知道的，条条道路通罗马，并不是只有“置之死地而后生”，这一条路的。“置之死地而后生”，这是在走极端；我们受极端的害，还不够大吗？从理论上讲，我们要回到常识；从现实上讲，我们要回到日常的生活。平凡而美妙的生活就够了，我们不需要太多的波谰。

 

 

　　在越南战争期间，一位美国的指挥官说：“为了拯救这个村庄，我们不得不毁灭它。”这实际把拯救等同于了毁灭，当然有人可能觉得这等同并不错，然而，这却背离了最为基本的常识，就连小孩子也不信这鬼话的。拯救，是让人活；毁灭，是让人死。把人家杀得干干净净，却口口声声说要拯救人家，这是怎样的强盗逻辑呢。这决不是拯救，而是毁灭；人家不会感激他们的大恩大德，而只会记住这血海深仇。以拯救世界的名义，去毁灭世界，这已经不是道德的虚伪所能解释的了，因为在背后，实在有一种强悍的逻辑。救世主与魔鬼，往往是类似的，甚至有的时候，救世主比魔鬼都要残暴。救世主与魔鬼就是在拯救与毁灭间争衡的。主宰毁灭的，并不只魔鬼；哪个救世主，不是流血漂杵，伏尸百万呢？救民于水火呢，那不过与魔鬼争战。无论拯救，还是毁灭，都是不得已的；用毁灭的方式来拯救，更是不得已。毁灭，决不是拯救，这是最为基本的一点，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背离这一点。如果背离了，会导致人性的沦丧。从根本上讲，不能要人死，而应该要人活。我何尝不知道，人本来就活得好好的，没有人想着毁灭，所以也不必什么人来拯救。救世主的心态，是可怕的；甚至比魔鬼的心态都要可怕。我觉得，只有把救世主关进疯人院，天下才能太平。在乱世，有救世主的心态，当然是高尚的，因为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确实需要拯救。但是在太平盛世，依然以救世主自居，一副舍我其谁的样子，那就可笑而又可怜了，因为天下太平，人民并不处在水深火热中。

 

　　有人说，没有毁灭，就不会有拯救了。这是对的，毁灭的必然是无可避免的，既然无可避免，那就谁也救不了。如果需要心灵的安慰，要求拯救的话，那也不要仰仗别人，因为求人不如求己。自救，是救赎的最好方式。何所谓自救呢？我想，也不过是选择一种生存的方式。每个人的生存方式都是不一样的；所以，生存方式便不可能划一。人可以选择不同的活法。只要自己的生活方式无损于任何人，那就没有任何理由被诬蔑为罪该万死。自救，实际上，也是对自己的一种认同。别人不认同我，但我自己必须认同自己。如果我自己都不认同自己，要把自己大卸八块，那除了灰飞烟灭，还有什么选择呢？在全盘否定中，要找回自信；有了自信，才能够自救。我们所谓的拯救，包括自救，实际上有一个认同，那就是个体的生命会毁灭，但是人的灵魂却可以获得救赎，得到永生。救赎灵魂的事，很麻烦的，比做生意都要麻烦。灵魂的救赎，取决于自己，还是取决于他人呢？相信取决于他人的，都去找救世主了；相信取决于自己的呢，则“躲进小楼成一统”，在那里自救呢。什么叫做灵魂的得救呢？这也不好说。玄虚的问题，从来都是众说纷纭。所以，我们也不好相信什么。人是不是有灵魂，这个问题还没被科学家研究出来，更枉论能否得救了。其实，在我们的意念里，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灵魂的。就如同所说的，死后见马克思，并不是随便某个人都有资格的。只有那些大人物，才有资格见马克思，无名小卒即便艰苦奋斗一辈子，也不养成这资格。既然没有这资格，那也不能做孤魂野鬼啊，于是人家便去找佛主啊，太上老君啊，耶稣啊。真是弊屈，活在世上，不平等；死了之后，这灵魂也有森严的等级。毁灭人的人，和被毁灭的人，是不平等的；救人的人，和被救的人，同样不平等。既然不平等，那无需毁灭，亦不必拯救了。毁灭，也就是世界末日；而拯救呢，也不过进入天堂。颠倒来，颠倒去，这毁灭与拯救，不过一回事，就如同一枚硬币，反过来是毁灭，正过来则是拯救。

 

　　其实，人只要平平安安地活着，就可以远离毁灭与拯救。“要人死”和“要人活”的哲学，不仅多事，而且霸道。“要人死”，人就死么？人家即便死，也不是为你死。“要人活”，人就活么？人家又不是为你活。生生死死随人愿，没有人能强迫你死，也没有人能强迫你活。不要老想着冥冥之中有个主宰。哪里有什么主宰呢？所谓主宰，不过心灵的幻象。摆脱了心灵的幻象，也就摆脱了拯救与毁灭。

 

 

　　最大的恶属于更高的善，这是清醒的历史主义，而不是高尚的道德主义。历史主义和道德主义，往往是冲突的。道德讲究弃恶扬善，而历史则服从自己的进程，它在前进的时候，会践踏许多美好的东西。以道德主义的眼光去看待历史，往往是幼稚的；历史的进程并不以道德为诉求。大奸大恶之人，可能推动历史的前进；而道德高尚的人，也可能充当历史前进的绊脚石。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因为历史本身就是这个样子。道德的善，能不能推动历史的前进呢？在我看来，很难，因为道德的善，是缺乏动力的；为什么要为善，为善有什么好处，这些问题很难解决，所以也就让人迷惘。人都迷惘了，动力又从何而来呢？其实，为善的真正动力来源于与恶的对抗。正是在与恶的对抗中，道德的善得到了发展。

 

　　在历史面前，道德的善又是靠不住的。因为历史评价人的时候，不只看重他的道德，更看重他在历史进程中的实际意义。如同毛泽东，他在道德上几乎是完美无缺的，但是我们却不能够基于这种完美的道德去评价文革。然而，我们又不能否认，完美的道德会让所有对文革的科学评价失掉意义。文革可以否定，但完美的道德却不可以否定。作为历史人物的毛泽东可以“三七”开，作为信仰的毛泽东却不可以“三七”开。对毛泽东的“三七”开总给人一种徒劳无功的感觉，因为没有人会把自己的信仰“三七”开的。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至于蚂蚁缘槐，蚍蜉撼树，那也只是不自量力罢了。正如同金圣叹腰斩了《水浒》，人们依然看武松单臂擒方腊一样，对毛泽东“三七”开，可人们依然唱“东方红”。这大抵即是人们常讲的“公道自在人心”吧。可知识分子总是认为公道在科学里。其实，科学只能提供知识，并不能够丈量人们心中的公道。“三七”开是科学的评价，但这只是历史的知识，而不是人们心中的公道。当然，你可以诬蔑人们愚昧无知；但几千年来，这样的诬蔑还少么？好坏香臭，人们是分得清清楚楚的。

 

　　否定文革，当然是无比正确的，但这无比正确是学乖了的无比正确。一棍子打死是不对的，泼脏水的时候，不能把盆中的婴儿也泼了出去。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不就是前车之鉴么？所以，我们决不孙子穿爷爷的鞋，照着老样子走。什么叫做科学呢？科学就是公允，四平八稳，谁也说不出什么来。文革，是毛泽东的错误，但这错误又有个定位，那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错误，既如此，这种错误，就是可以原谅的。人谁不犯错误呢？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说毛泽东是有错误的，但又要维护他，这让一些人很不理解。其实，维护毛泽东，并不是维护他的错误，而是维护一种信仰。这并不是愚忠，而只不过实事求是罢了。许多在文革中吃过苦头的人，依然维护毛泽东。恐怕与毛泽东那几近完美的道德是不无关联的。我说过，文革是为了生存的毁灭，虽然这很难为人们所认同，但是，基于毛泽东高尚的动机，完美的道德，这似乎又是可以接受的。

 

　　没有道德的善，为了生存的毁灭，不过是强盗逻辑。可文革中，偏生有道德的善，所以为了生存的毁灭也就是具有了非比寻常的意义。毁灭可以达到生存的目的吗？以一个世界的死，能够成就另一个世界的生吗？实际上，这些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但却涉及到我们的信念。在信念上，往往也是“信则灵”的。没有信念，几乎是不可以创造人间的奇迹的。我们并不能说一种信念，是正确的，或者错误的。信念没有正误之分，它是来自于我们意志的东西。即使从操作的层面，以毁灭达到生存，也是可以做到的，譬如用一部分人的毁灭，来实现大多人的生存。对同一个人来讲，毁灭并不是生存，但是因为不怕毁灭，而获得生存的例子，也不少见，譬如跳悬崖的狼牙山五壮士，摔死三个，依然有两个奇迹般地生还。为了生存的毁灭，是不可以全盘否定的，因为它有太多高尚的东西。弃绝高尚，是不对的，无论什么时候，高尚都不会失掉它正面的意义。为了别人的生存，而宁愿自己毁灭，这是一种怎样的思想境界。我们可以没有这样的思想境界，却不能诬蔑它。是生存，还是毁灭，这并不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问题。但是，为了生存的毁灭，却是对这问题的最好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