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是人类社会自己为自己制造的一个政治产品,它的核心是经济利益,所以,民主问题也可以从经济学角度进行探讨和分析。从某种意义看,民主也是一种民主供给方与民主需求方利益博弈下的一种成本与收益的均衡。所以,民主问题的产生,既有供给方面的原因和因素,也有需求方面的原因和因素。这里民主均衡有效性的实现,也取决于供给和需求双方的共同作用和共同努力。
从供给方面看,要不要民主,最终取决于供给者成本与收益的分析和比较。
对民主的供给者而言,民主本质就是权力的分散和让渡。而权力本质就是利益,所以,分散和让渡权力,实质就是分散和让渡利益,这对供给方而言,就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所以,从实际看,一些利益集团为了局部利益和个人利益,是不愿意轻易放弃权力的。所以,争取民主的过程既是一个艰苦的过程,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不仅需要汗水和泪水,甚至也需要血水。民主的花是鲜艳的,也是让人舒心的,但鲜艳之花和舒心之花往往是来自不易的,它背后往往会有许多令人心酸和悲伤的故事。所以,民主不是无成本的,它实质是利益与成本的较量,最终结果取决于二者的力量对比。
从需求方面看,民主作为一个产品,也有一个成本和收益的分析和比较问题。
对需求者而言,民主所带来的收益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精神收益,另一个方面是物质收益。从精神方面的收益看,民主可以为个人提供更多的自由和自尊。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人类对自由和自尊的追求是天然和本性的,自由和自尊所体现的精神收益也是巨大的。从物质方面的收益看,民主可以通过个人权力的张扬来为自己争取到更多的物质收益。
但民主也不是无代价的。在某些情况下,一个人需要不需要民主,或选择不选择追求民主,也与个人所处社会经济条件和环境条件是密切相关的。在一个无序和混乱的社会环境中,个人往往会面临一个精神收益和物质收益都得不到有效保障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就可能选择让渡一部分精神收益,如自由和自尊而替代物质收益的一定程度的保障,或通过让渡部分精神收益和物质收益而实现损失最小化或成本最小化。如历史上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存在的一些人身依附农民,这些农民实质就是通过让渡自由和自尊和部分物质收益来换取稳定和生命的保险。但当社会经济环境发生变化时,个人对民主的需求也会发生变化。因为这时民主作为一种产品所带来的收益和成本也发生了变化。一般而言,当社会经济环境稳定时,人们对民主的需求会更强烈。另外,当物质产品丰富时,人们对民主的需求也会更强烈。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下,人们的物质收益有了保障,人们会更多追求民主所带来的精神收益,会更多追求一种自尊和自由。
另外,民主作为人类的一个产品,对需求者而言,也有一个如何使用和使用效率的问题。民主是需要一个学习和启蒙的过程。民主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类产品,它具有复杂的结构。民主制度可以产生罗斯福,也可以产生希特勒。民主制度可以让学术人更自由,民主制度也可以毒死苏格拉底。所以,民主的运用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它不是简单的,它是复杂的,它需要人类谨慎的使用和完善。
另外,对民主的需求而言,民主的收益与成本不仅仅是个人方面的,它也有一个社会收益和社会成本的问题。对单个的人而言,可能民主的收益大于民主的成本;但对社会而言,未必就是社会收益大于社会成本。所以,民主的选择应当是综合的,主要的出发点应当是社会收益和社会成本的比较,而不应立足于个别团体和个别人的成本与收益的比较。但在实际追求民主的进程中,有些人往往是将个人收益宣传为社会收益,将社会成本宣传成个人成本,这是一种十分不好的现象,是不利于建设优良民主制度的。
正义是产生优良民主的土壤,也是保证民主运用效率的基石。不管是在供给方面,还是在需求方面,有了正义,民主的产生和实现就都是有效的。没有正义,民主的产生就是艰难和血腥的;民主的运用也将是扭曲和异化的。
正义实质就是公共利益和公共意识,而公共利益和公共意识实质就是私人长远利益的保证。所以,没有正义,民主所体现的公共利益的实现就会遇到许多麻烦,就会在具体执行中被私人利益所侵蚀,民主制度就会产生许多扭曲,就有可能产生反民主的结果,就有可能产生假、冒、伪、劣的民主产品。
而诚信和理性又是产生正义的人文底蕴。诚信是产生规则社会的基础,也是产生道德社会的基础。有了诚信,社会发展就有了秩序和稳定。理性实质就是科学精神。有了科学精神,社会就有了求真精神和追求长远利益的精神,社会发展也就有了智慧和效率保证。有了诚信和理性,供给和需求双方利益博弈的结果就是优化的,而不至于陷入“囚徒困境”。这时,民主作为供给和需求双方利益博弈的一种制度均衡,也就会必然更多体现的是优化和合理,而不是形式化和异化的。
从历史发展的趋势看,民主制度作为一个人类社会的产品,其自身也在不断完善和改进中。民主的实现形式可以是多样的,但民主的本质应当是统一的,就是权力的分散和平等,深层次体现的就是人本、自由和平等。但在实现权力的分散和平等方面,我们应当追求多元的途径,而不应是一元的途径,不应当强求统一的模式,因为各国所面临的历史和现实的起点是不同的。
民主既可以自产,也可以引进。各个国家可以根据本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情况,创造出适合本国特点的民主制度形式,也可以积极借鉴国外先进的民主制度形式。但借鉴必须适合本国的国情,否则,借鉴就会形式化。因为国外民主的树在国外结的果子可能是甜的,但若在引进时不注意结合国情,不注意结合本国的土壤,民主之树生长的果子就有可能是苦涩的,而不是香甜的。所以,国情不同,土壤不同,引进的效果就不同。所以,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民主的引进应当充分考虑本国的历史人文传统和现实的社会经济基础,这是引进民主有效性的基础和前提。另外,对于民主引进者而言,学会使用民主,提高民主的运用效率也需要一个过程,也需要成本和时间。
目前,中国民主制度的设计和引进就应充分考虑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特点。如对面子文化,就有一个在民主制度设计中考虑如何有效规避的问题,否则就有可能导致民主制度在具体实行中的变样。
在中国,面子文化本质是与民主精神相悖的。面子文化既没有体现理性精神,也没有体现诚信意识。在面子文化下,人们的表现之一就是:形式就是内容,内容就是形式;手段成了目的,目的成了手段。表现之二就是体现在人们的行为上:人前面是一套,人背后是一套,面子上是一套,背地里又是另一套,实质就是没有诚信或诚信缺乏。表现之三就是只有外在约束,缺乏内在约束。面子本质是一种外在约束,因为面子缺乏心灵的自觉。表现之四就是形成两极人格。由于缺乏内在约束,所以,主体就有可能将外在约束的压力转移到内心世界,从而导致人格的分裂和不对称。一方面,内心深处装满世界的沉重;另一方面,外部表现又是如此的华丽和堂皇。阴与阳,在一个人身上,实现了一种极端的对立,又极端的统一。所以,在面子文化下,由于缺乏理性精神和诚信精神,民主之树的生长就是艰难和苦涩的,民主之花就不一定是鲜艳和让人舒心的。
当然,面子也有积极的方面,因为面子毕竟也是一种约束,有面子总比没有面子要好。所以,在缺乏内在约束的情况下,面子的秩序意义也是显然的。如果人们连面子都不顾,社会就只会变成赤裸裸的肉体相搏。
但文化和习俗的演进和变革不同于经济的变革,她是一个长期或较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促而蹴或一步到位,或在短期内就有所突破。所以,中国民主制度的选择和设计应充分考虑中国文化如面子文化的特点,要发挥其长处,克服其弊端和不利的方面。一是要坚持文化改造与民主推进相协调和相适应的原则。二是要尽可能采取公开的形式。公开也是一种力量。公开有利于发挥面子的约束作用。如党务、政务等,能公开的要尽量公开有关决策过程和决策环节。尤其各单位对一些重大决策过程,要尽可能采取公开的原则。人事任用、财务等应当尽可能公开有关的过程和环节,以利于监督。因为公开后,对领导也有个面子约束的问题。不公开,问题就往往多产生在这些不公开的环节和过程中。三是对匿名形式要慎用。如投票,是采用匿名形式还是公开形式,可视情况而定,二者各有利弊。但在面子文化下,匿名形式也有很大副作用,因为匿名形式也为一些人的阴暗心理和两极人格提供了一个发泄和释放的渠道,从而有可能导致结果十分的糟糕。如从一些地方选举的情况看,匿名形式就并非是最好的,也产生了一些不理想的结果。四是要多一些协商过程。协商有利于解决问题的理性化。在协商中,面子也是一种约束。五是要调动各方面广泛参与。参与过程既是一个民众权利落实的过程,也是一个民众学习实践民主的过程。同时,在参与过程中,本身也加强了一种公众监督功能,包括面子的约束和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