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发展之路，或如我们常说的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其实质就是走现代发达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之路。这一点具有不可避免性，用我们常说的一句话是：具有历史必然性。为什么这样说呢？这里有历史、现实两大理由：

　　先说历史理由：

　　浪漫主义观念导致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遇重大挫折

　　在传统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因为冷战热战的非常环境，由于反资本主义的绝对化思维，由于我们对未来社会持有过分理想主义的态度（实际是不切实际的浪漫主义态度），遂使我们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选择受到很大限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后来包括毛泽东）批判反对的东西，我们不敢仔细分析研究；资本主义学者或资本主义国家奉为至宝、大肆宣传推广的东西，我们更不敢学习借鉴，遑论赞同与施行。为了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政治需要，我们甚至连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早期应用的东西，一些本是人类社会长久以来形成的传统的东西，也不敢拿来应用。对于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观念，确实是：敌人（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拥护的我们反对，敌人反对的我们拥护。

　　这种左的纯粹社会主义思维发展到极端，就是对我们自己建立的社会主义现实体制，也要不断的进行纯粹化理想化处理，且美其名曰“不断革命”。刚刚建立起了互助组、高级社，还没有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检验，尚不知道效果究竟怎样，又开始大力宣传和倡导工农商学兵一体化的人民公社，原因是这样的体制更先进；亿万农民刚刚有了自己的土地，开始有饭吃了，又开始想到这种私人所有的制度发展下去会出现两极分化，想起战争时期的供给制多么平等，想起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大同社会多么美好，于是便采取集体大食堂的政策，想起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废除不平等工资制甚至货币的主意。

　　这些异想天开的政策主张，无一例外的在实践中遭受了惨痛的失败，引发了危及国家稳定的重大事故。比如1960年前后，就因为饿死大量人口，所有商品短缺，致使许多地方出现人心惶惶的社会不稳定局面。正是这样的严峻现实，迫使我们不得不取消公共食堂，不得不批判陈伯达的极左思想，不得不在生产关系的变革上退回去，搞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业集体化。

　　几十年的实践证明，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僵化和不加思索质疑的态度对待经典作家关于未来社会的简单设想，必然会在实践中栽大跟头。改革之后，我们只不过顺应了广大农民多年的愿望，只不过采取了几千年来农业生产关系的传统做法——分田到户；在工商业方面，我们只不过少了一些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极端政策，采用了一些世界各国和我国历史上曾经用过的非常简单的政策，比如允许人们自由交易商品，允许西边货倒到东边卖，允许企业搞点计件工资、物质刺激、发点奖金，于是整个社会的工农业生产活动就因此出现无限生机：效率大幅提高了，产品大量增加了，纽扣等各类小商品丰富了，不缺了，粮食也够吃了。

　　直到这时，我们共产党人才明白，许多体制性的东西不姓资，姓社！它们是人类社会共有的传统，是人类文明创造的优秀文化成果。有一些东西，虽然看起来同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措施有相似之处，是资本主义学者经常宣传的东西，它们的优劣，革命导师也曾经有过不同的说法。但中国的实践证明，这些东西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大有好处，资本主义能用，我们也能用。凭什么，马克思的一些政策主张，资本主义国家能改头换面偷偷使用，令资本主义各国走出危机深渊，建设起让人羡慕的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而资本主义的一些优秀思想文化成果，实践证明科学合理的政策主张，我们却不能大大方方拿来应用，使我们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建设有一个长足发展呢？

　　再说现实理由：

　　社会体制发展存在路径依赖

　　由于我们不是在私有经济普遍发展、相关经验很多的历史条件下开始市场经济建设的，而是在坚决取缔市场经济、坚决改造私有工商业近30年的基础上进行市场经济的恢复与重建的。资本主义各国尤其是美、英等发达国家，数百年和平发展市场经济积累的大量经验，值得我们认真吸取。他们通过一次次失败和成功的经验建立起来的现代市场经济模式，值得我们研究借鉴。他们为建立和发展现代市场经济所创造的一整套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理论，也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吸收。因为，如果我们不吸取现代西方各国上百年至少几十年建设现代市场经济的宝贵经验，硬要自己从头摸索，硬要将他们碰过的钉子，犯过的错误，重新碰一遍，重新犯一次，那么我们是不是有病呢？

　　我们知道，体制模式的合理性取决于其有效而富有竞争力的生存。如果一个体制模式在实践中运行效果很不好，达不到人们希望达到的目的，在与其他体制模式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我们为什么不抛弃它呢？历史的经验告诉人们：抛弃了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这些很不理想的体制，在一时看来似乎了不得，多少年之后再看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早我们上百年搞市场经济，至少早我们几十年建设现代市场经济，它们时下所采取的体制模式，其实是通过一次次实践、一年年经验遴选出来的。它们抛弃的体制模式往往有着这样那样的毛病，或者不理想或者不实用。我们作为体制建设的后来者，利用后发优势，首先把他们最后选择的有长久生命力的制度模式拿来使用，这难道不是在选择最优秀最新版的现代经济体制模式吗？既然我们的自然科学研究，我们的奥林匹克运动，可以采取现代西方国家最成熟最科学最新版的管理模式与体制规则，并因此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在经济政治文化体制上直接采用现代发达国家最成熟最科学最新版的管理模式与体制规则呢？

　　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文化体制

　　按照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论观念，市场经济的普遍发展要求社会建立起与这一经济关系相适应的政治文化体制。如果我们在市场经济建设方面是一个向成熟市场经济模式转轨的过程，那么我们在政治社会文化体制建设方面，必然也是一个逐步适应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认识到这一点，虽然是不舒服甚至是痛苦的，但却是难以改变的。我们难道能够搞四不像的和别人不一样，尤其是和发达国家完全不一样的特殊形式的市场经济体制吗？显然不能。因为这样做，我们就不能顺利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竞争。就像不按照奥林匹克竞赛规则和训练体制决定我们的体育运动目标追求、效果衡量标准和运动方式，我们就无法参与国际奥林匹克体育竞赛一样。

　　既然我们已经搞了与发达国家大致相同的市场经济体制，咱们的社会管理模式、政治体制表现或文化活动方式，就必须适应这个体制。适应的结果，当然是我们的政治文化体制向国际通行的体制靠拢，而不是相反。社会发展有一个路径依赖问题，虽然西方国家现存体制模式及其制度选择并不一定是历史上最优秀的，也非毫无缺点无懈可击。但是，由于他们的那一套制度搞得早，应用普遍，成了事实上的国际通用规则，后来者只有先适应它才有可能进入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的竞技场。否则，独创自己的一套，不仅要付出巨大代价，在很多情况下也是不可能的。在新技术领域我们已经知道，后来者要想搞一套独立的不与windows视窗系统相匹配的计算机应用软件，是多么的不现实。

　　在法规建设上，我们同样有过生动的例子，证明此种独立性代价之大。由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没有建立商品召回制度，日本等国对中国消费者使用该国生产的有缺陷产品，就不采用赔偿的国际惯例，致使中国消费者和政府在经济与社会尊严上蒙受了较大损失。现在电影、电视、新闻出版及发行行业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如果我们在这些行业不采取灵活而富有弹性的国际通用制度规则，依然将这些行业视作特殊的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和宣传阵地功能的政治行业。那么，面对国外企业与组织很少限制条件下生产出来的产品和服务的竞争，我们不仅不会赢得与大国地位相称的国际文化市场份额，而且可能将这些领域的巨大国内市场拱手让给发达国家。国际大片长驱直入中国市场，韩国电视剧横扫大陆银屏，只是这种前景的点滴表现。

　　随着互联网媒体平台日益占据人们生活的重要地位，随着国内文化产业受入世规则保护的结束，随着电视、报刊发行国际竞争的不可避免的到来，我们坚持自己特殊管理模式所付出的代价将会愈来愈高。同电影一样，电视剧、小品、报刊、新闻以及互联网等等行业的国内体制规则，如果依然延续独特的政治化的管理模式，依然在体裁内容、发表播出、宣传发行等等方面实施众多限制，那么这些行业在国际范围的竞争中一败涂地，他们提供的产品与服务愈来愈遭到广大受众的抛弃，其发展日益受到限制，其从业者日益减少，就是不可避免的。

　　按说，文化行业应该是当代中国最具竞争力的行业，中国艺人不仅应有占领国内市场的巨大优势，而且也应该有占领港澳台乃至东南亚市场的强大实力。然而事实是，文化产业这一未来最具前途、国内市场最大、中国艺人最具优势的行业，我们自己的艺人和艺人团体的竞争力却远远落在世界同行的后头。不仅韩国我们比不上，印度我们也比不上，国内电影市场萧条多年却至今未见根本的起色，证明了这一点。我们人口众多、电视台无数、出版社云集，图书的人均消费量却极低，民众读书者愈来愈少，不仅缺少家喻户晓影响力广泛的报刊杂志，更缺少百姓喜爱观众众多的政治经济文化类著名电视栏目，这样的事实同样说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