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并不像自然科学那样在普通民众中也享有声誉。在日常生活领域,在人们的口语中,给予企图指导社会生活的“理论”一词以更多的是贬义。普通人这种普遍的感受是否具有真实的理由?这是本文探索的问题。
关 键 词:自然科学,社会学,实用效果,体验,循环悖论,实用主义,理性
自从科学革命以来,自然科学已经获得了巨大的声誉。虽然通过现代教育的普及,自然科学知识已经走出了科学家的小圈子,只要受过普通教育的民众也都能多少有所了解。但是,真正懂得自然科学认识事物的方法,或全面了解一门专门知识的人依然是少数。更谈不上对自然科学界眼下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及它们的意义有什么了解。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他们也许并不了解在科学家的小圈子中曾经发生过什么和正在发生什么,但是,仅凭他们对科学的信仰就足以使他们产生信任。现在,自然科学已经与现代生活融为一体,成了生活的一部分。哲学和社会科学却完全没有获得这种荣耀,反而距离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越来越远。在民众的日常口语中,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一词几乎成为贬义词,足见民众对这种理论的拒斥心理已经达到的程度。这种社会现象应该令哲学和社会科学家们震撼,震撼之余应当静下心来,反思一下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
任何真理,包括科学家们深信不疑的普遍真理,都是相对的。就是说,它们的必然性是有条件的,是建立在一成不变的一组前提条件之上的。即使是自然科学中的某些被认为是能够适用于全部宇宙的那些最普遍的真理,其实依然是有条件的和有前提的。最有名的例子就是牛顿力学借以为基础的绝对时间和绝对空间被爱因斯坦相对论的相对时空所取代,以往被认为是最坚固的绝对事物也被颠覆了。就是相对论本身也没有人能够保证其成为无条件的绝对真理,指不定那一天会有人发现它的有条件性和局限性,只有在这些条件的限定中它才是必然的。然而自然科学由于在实际应用领域取得的无数成功,却获得了极大的荣誉,也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信仰。虽然,在更大更广阔更深入的领域,它是那么的不确定和不必然。就是在科学家的小圈子里也无法就更深层的问题达成共识。
社会科学的情况就有些不妙,在社会学家的小圈子中,极少有能获得普遍共识的一致意见,就连一些基本概念的内涵,也常常缺乏一致的界定。互相争论不休、各持己见,就像是诸侯割据的一群小国,仅仅因为是同处于一个地域(文化圈)之中才勉强被认为是一个低层次的整体,称之为社会学家的小圈子。在这个小圈子中的每一个成员,其影响力又局限于小圈子中的一个更小的圈子。因此,在社会学家的圈子之外没有什么信众,就毫不奇怪了。而在自然科学的科学家小圈子中,虽然也常常在更深层的问题上争论不休,但是终于会因新的事实被发现,或是某项理论预测被证实而渐趋平息。然而在社会学中,虽然社会发展的新事实层出不穷,但没有一种社会理论因而被证实。虽然也不乏大胆的预测,但几乎全部以失败而告终,除了那些借以证实的事实的出现可以被推迟到无穷远的未来的那种预测。
普通民众不是科学家,不可能使用完全的科学理性来判断是非。他们只能使用自己所能具有的经验意识即常识来判断。这种常识的来源是复杂的,既有来源于生活的直接体验,也有来源于偶然成为多数的舆论的压力。还有利益等噪声的影响,等等。其中最主要的还是直接的生活经验和舆论的压力。自然科学的实用性为直接体验提供了条件,新的常识就是在这种体验中获得的,只有新的常识的确立才能取代旧的偏见。自然科学家的小圈子中的高一致性,能够引发从众效应因而形成舆论压力。据说在20世纪初,在读过爱因斯坦的论文的人中,真正懂得相对论的人不超过五个,但是在1919年5月29日索布腊尔湾和普林西比岛的日食观测证实了爱因斯坦的关于光线弯曲的推断以后,几乎全世界的人都成了相对论的崇拜者。这是由于首先在科学家的小圈子中形成了一致的舆论,而这种舆论的压力很快就传遍了全世界。而在社会科学身上实用性的体验和舆论的压力这两样东西一样也没有。
社会科学虽然也称之为科学,但由于其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只能使用与以物理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方法很不相同的方法。虽然社会学也很强调实在即事实证据,但社会学事实与自然科学事实具有本质的不同。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都是没有意识的能动作用参与其间的物质的运动变化,其中,原因和结果之间具有极高的必然性的那些领域,成为自然科学进展最快、战果最辉煌的战场。而社会学现象都是与意识和意识的能动性紧密纠缠在一起的,与意识的属性密切相关的。这里几乎找不到高度的必然性,或者这里根本就不存在与自然科学的定理、定律处于同一层次的必然性,或者依靠意识来认识意识自身的必然性问题,还是一个远未解决的问题。
社会的大多数是由普通人组成的,社会学要成为一种足以能动于社会的力量,就必须能够转化为普通人的常识。这就需要发展出一种实用的社会学,能够给普通民众带来直接的好处,并且在这种切身的体验中得到新的常识,然后在新的常识的基础之上取得对理论的认可。我们必须正视这样的事实,就是,普通的民众并不是通过理性的思维的途径来实现对理论的认可的,理论研究是理论家们的任务。我们这个社会就是通过分工而组织起来的。普通民众只能通过常识的丰富和改变才能达到对理论的信任,甚至是信仰。
常识常常是偏见,这是不争的事实。地球中心说和地球不动说已经被哥白尼革命所颠覆,现在,太阳中心说已经成为常识。但是在百万年间,人们亲身感受到的就是地球没有动,除了在发生地震的短暂时间内。而我们所看到的日月星辰也的确在围绕我们转。要纠正这类偏见靠理论教育是无济于事的,直到现在也没有多少民众看到或愿意看一看哥白尼或伽利略的著作。即使看了,也很难说就真的会为哥白尼或伽利略所折服。民众们之所以抛弃偏见并接受新的理论为常识,是由于新的事实所给予的新经验。例如太阳中心说能够准确的预测到如日食、月食、彗星等天象的变化。而这些在过去被认为是不可预料的。事实胜于雄辩,就是这个最简单的思维方式,却是千百万年来被证明是最有效的方法。普通民众对于使用缜密的逻辑,严谨的推理所进行的不遗余力的灌输和说教,作为消遣听一听也无不可。但是据此要求他信任,还是行不通的。
但是,社会学理论要想真正能够能动于社会,取得民众的信任是必须的。然而,要取得民众的信任,又必须有被能动的改变了的社会事实以供民众取得切身体验。这就陷入了一个循环的悖论。这就是社会学所面临的困境。反过来说,如果民众真的信任某一个主义,由于人的能动性力量能够改变环境,说不定真的可以使这一主义变成现实。
所以,社会学理论的尴尬是其自身的科学性程度不高和实际应用的效果远小于民众的预期造成的。因此,对于社会学理论的效用不宜作过高的评价。社会学理论家们苦苦的寻求社会的运动规律,探索社会运动的必然性,自然是伟大的人类事业的开拓者。人类最终要达到限制和缩小社会发展运动的自发性,并使之服从人类的目的性,全赖于社会学理论家们取得与自然科学家们一样的伟大成就,并与民众的实践形成良性互动。但是在目前,社会学还完全不具备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性,社会学中究竟存在不存在如自然科学中那样高层次的必然性也还是问题。依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的标准,由于实践的永无完结的性质,也不可能在短的时间内得到这种必然性。因此,社会学理论的局限性就是一个必须长期关注的问题。在理性能力达不到的地方,必然是实用主义的天下。某种程度的向实用主义的回归也是不可避免的。没有人否认实用主义是眼光短浅的,而理性总是意味着着眼于未来,根据长远的目的来对眼前的选择做出判断。但如果我们无法确定未来的结果与眼前的选择的必然联系,也就是说,我们不具备足够的理性能力,我们还是常常需要用实用主义来应付。既然如此,我们就必须承认我们需要一定的实用主义,而不夸大社会学理论的意义。这也许是社会学理论走出尴尬的可能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