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政治文化长期缺乏妥协让步的历史传统，不是崇尚“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造反精神，就是流行“以牙还牙”、“一个也不宽恕”的翻身价值观。近些年，学者对于五四运动直至文化大革命的激进社会思潮进行梳理，认为激进主义价值观念是五四以来中国社会政治运动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虽然这个观点不尽正确，且与时下流行的制度主义观念相悖，但它毕竟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激进主义价值观念对现实社会的影响问题。

　　毫不妥协的激进主义，使我们民族命运多舛，少有进步

　　由于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既缺少小国林立的国际环境，又缺乏意识形态权力与政府权力分立、缺少地方自治传统的封闭社会，因而长期以来权力高度集中，政治实践中少有妥协让步取得成功的范例。政治斗争总是出现你死我活、没有第三种选择的悲壮局面。近代历史上，不多的几次妥协可能获得成功的机遇，也因为各种原因没有被中国人抓住。比如，二次革命前，国民党与袁世凯政治势力的妥协，可以使刚刚建立的宪政体制得以维系和发展；1945年之后，国共两党政治军事力量之间的妥协让步，则非常可能建立起多种政治力量相互作用民主施政的联合政府。

　　比照善于妥协让步的英国人，中国农民的激进革命运动创造的是一个个用鲜血造就的奇迹。“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并非白日梦想，而是活生生的现实。普通农民、和尚、善于骑射的少数民族部落首领，都曾登上过龙椅，掌握过中国社会的最高权力。只不过每每过了若干年，他们又会被新起的暴力革命推翻，随之殒灭的是多少代人积累的财富、稀世的人才、千千万万百姓的生命。而英国政治则在充满联合、交易、妥协，让步、阴谋与阳谋的过程中进行，人们不时的逼着国王出让一部分公共权力，通过不断的抗议、集会、议政，更一次次的挑战和削减国王的传统权力。若国王确实无药可救，不惜从外国引进人来继承王位，创造出一个符合社会需要的最高当权者。这一妥协让步温情的政治传统使的盎德鲁·萨克逊民族多少年来少有武装创立国家政权的惊人实践，总是在一个国王及其家族的权力下，过着小改小革、不断完善调整制度的日子。几百年下来，少有民族的流血牺牲，更少有人才与物质财富的悲剧性殒灭，虽历经时代无数变迁，今日的“大英帝国”依旧是充满活力、个人权利得到充分尊重的绅士之国。

　　与之相反，暴力起义不断的中国，一次次推倒重来的激进革命运动，带给我们的民族的除了巨大的流血牺牲，就是专制权力与统治技术的不断完善强化。更有延续至今的激进革命观念的阴魂不散。然而，真正对民族未来有着深远影响的政治制度，在数千年治乱循环的历史中却少有实实在在的进化，更缺乏科学的结构调整与功能完善。过去，我们经常批判和反对小资产阶级动摇性，反对温良恭俭让，强调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坚定性与果断性。实践证明，我们其实反对的是害怕战争、害怕打翻一切的革命之现代精神；支持倡导的是不惜战到最后一个人、流尽最后一滴血的正义战争；反对的是对宏大理想持怀疑主义态度的理性观念，提倡的是为了理想不顾一切的侠客作风，是对理想目标不加任何思考怀疑的盲目乐观主义。

　　事实上，小资产阶级的犹豫不决和脉脉温情在不少情况下都是正确的，陈独秀同志还在共产主义革命刚刚开始不久，胜负难卜之时，就强调无产阶级民主的重要性，就忧虑并耽心政党的独裁有可能变为领袖的独裁，最后演变为独断专行的制度，历史证明他是正确的；黄炎培、胡适、章士钊早在新中国建立之前就敏锐认识到一个新政府建立，避免人亡政息、政怠官成历史宿命的紧迫性，看到建立代表不同政治力量之联合政府的重要性，事实表明他们也是正确的。

　　当毫不犹豫的文化大革命打倒一切老干部、一切著名知识分子，摧毁一切历史文化遗迹的时候，周恩来“脆弱的温情”和“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驱使他竭尽全力保护各方人士和党政军重要领导干部；毛泽东对危难时刻帮助过自己的民主人士、党内高级干部讲意气、怀恻隐之心，促使他决意保护一批民主党派知名人士和党内高层，包括像邓小平同志这样的未来党的领袖。这说明众多时候，对激进革命运动持动摇犹豫态度的“小资产阶级”温情，所起到的是非常积极、非常正面、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作用。

　　妥协、让步的政治观念和温情主义追求，曾给我们带来众多希望

　　新的时期，万里等党的领导同志，面对革命胜利后几十年依旧温饱无着的农民，面对农民极不情愿、效果又极差的人民公社生产关系模式，不再持坚定不移的“革命”态度，而是持犹豫不定、妥协让步的态度。对于究竟要“社会主义”还是要农民的严肃问题，温情、良心促使他做出了不同于一般革命者的回答：要农民。1989年，社会出现了谁也不愿看到的政治风波，历史的惯性和非此即彼的政治文化传统，使我们开始了对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弘扬，对改革积极分子与改革思想观念的批判，这种简单化极端化的革命行为，很快带来了灾难。邓小平同志从一开始就预料到这样的问题，所以他说：13大报告一个字都不要改。

　　风波之后，邓小平同志没有依循常规，开展对党内持不同意见观点者的严厉批判，也没有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更没有在当时那样特殊的国际环境下扛社会主义中流砥柱的大旗。而是反复不断的教导人们：要沉着应对、不要当头；中美关系终归是要好起来，欢迎因各种原因逗留国外的留学生回国；不问姓资性社，一切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股票市场好不好，要看一看，好的坚持、不好的纠正。邓小平同志呈现在亿万人民面前的不是坚定不移的极端理想主义态度，也不是以牙还牙毫不妥协的斗争姿态，而是试错纠偏、模石过河的怀疑主义精神，是对重大问题的认识处理的宜粗不宜细、能让步则让步的妥协态度。

　　其实，党内政治生活上的妥协让步与温情主义做法，改革之后已实行多时，只是妥协让步的价值观念尚未在整个社会占据主导地位。事实上，我们已经在不少方面不少问题上，放弃了激进绝对、毫不让步的革命态度，代之以妥协让步、左右摇摆、试错纠偏的理性知识分子的革命态度（负面的说法是：小资产阶级温情态度、经验主义态度、机会主义态度）。对当代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的政策，对右派问题一风吹的做法，体现的精神实质就是国家政策上的温情主义、妥协让步主义和人性主义：毕竟这么多年过去了，不论是用现在的政策标准，还是用过去的尺度衡量，都不可能绝对正确的理清历史上的所有是是非非。而重要的问题在于：所有这一切，到了必须改变的时候了。谁对谁错无关紧要，改变才最为重要。

　　如果采取毫不妥协的政治态度，平反一批人，再打倒一批人，走一条循环的历史老路，它能带来什么好处呢？这些年我们在处理方励之的问题上，在对待政治风波之后逗留外国的名人学者和留学生问题上，对待胡耀邦的评价问题上，对两岸关系问题上，都改变了毫不妥协决不让步的激进态度，代之以充满温情、妥协让步、宽容大度、不固守某一特定观念和做法的现实主义态度。由这个态度导向所获得的社会发展绩效，岂是一个“好”字所能概括。

　　这些年，有违妥协让步主义价值观念带给我们的最大经验教训是：在学潮受到各界普遍关注，是非已经明确的情况下，学生运动组织者没有果断实施妥协让步的策略，从而给相关部门一个协商讨论谈判的余地。即使在学潮的最后时刻，戒严部队受阻之时，学生及时退出现场复课，也将会在当代中国政治史上留下官民协商、推动社会进步的重大史实，而不至错失一个推动中国社会制度改革发展的有利时机。

　　稳定是一切进步的前提，这在中国最令人信服的事实是：每一次危及政府权威的动荡，包括政权的无序更迭，带来的都是普通民众自由的丧失，原有政治体系与权威的重建。因为在不正规的非法的权力动荡、更迭面前，从来都是既定社会体制的重建、原有体制的强化变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社会体制的改革完善工程被无限期搁置。历史已经表明，稳定有序的政府权威是推进改革最重要的前提。因为只有在稳定的政府权威条件下，各种政治力量和社会组织间的互动博弈，才可能实现推动社会进步的历史作用。

　　传统社会制度的改革创新，需要妥协、让步、温情的价值观念

　　人们需要明白：对于延续了数千年的传统社会体制，要想使它发生质的改变，使其呈现全新的制度结构与制度功能，决不是一两次巨大的社会冲突和一次几次惨痛的流血革命可以一蹴而就的。就现代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创立建设而言，从洪秀全开始的直到后来的一系列革命运动，除了造成数千万生命的丧失、巨大物质精神财富的陨灭、一个个难得的历史机遇痛失外，并没有多少制度上的实际建树，这是众多革命者和民众谁也不愿看到的事实。

　　讲究妥协让步，就是政治上不走极端，就是注重矛盾双方的合作而不是斗争；讲究温情，就是政策制定执行上将道德和人情置于重要的位置；倡同情、怜悯、恻隐之心，行“已不所欲勿施于人”之策，就是将毫不动摇的革命追求和理想目标置于公认道德和普遍人性的约束下；提倡犹豫不决、左右摇摆、温良恭俭让，就是要人们遇事多一些怀疑、斟酌，少一些毫不动摇的绝对主义，多一些试错、比较和目的手段相联系的考量，少一些盲目果断与极端理想主义。当有福同享、有饭同吃的农村大食堂观念，带来的是远离人们美好目标追求的灾难性后果，我们为什么不可以马上退回到传统的吃饭与生活方式呢？当资本主义尾巴愈割愈多，愈割人们愈穷的时候，何不留下这个尾巴，看它究竟能带来多大的风险？黑猫启用多日，屡屡逮不住老鼠，为什么不可以试一试白猫的本领和能耐？坚持试错纠错、绝不僵化固守、一条道走到黑，此正是复杂世界中理性知识分子应该具有的行为特性和观念作风。

　　今天，我们民族又一次面临社会制度变革创新的难得机遇：78年开始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虽屡有反复、不尽规范、不尽彻底，但是经过30年持续不断的改变，还是取得取得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成功。使我们的经济总量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实现了梦想多年的超英赶美局面。随着政治文化体制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改革日趋迫切，随着全球经济社会乃至政治文化一体化程度的加深，在WTO规则的推动下，在开放的信息文化影响下，在传统体制现代化的国际潮流兴起并取得众多成功的带动下，加上倾听民声、坚持开放、希望国家快速发展的党的新一代领导层的不懈努力，我们社会传统体制的更新改造与创新建设，一定拥有超过任何历史时代的巨大成功机遇。

　　时下，社会官民良性互动的可喜态势正在出现，言论信息的交流日益开放，传统价值观念不断受到冲击，新的符合时代的价值观念逐步建立，政治文化体制的改革正在达成共识并初步推进。此时此刻，最重要的是在民众中树立冷静协商、竞争博弈、退让妥协、动摇不定、充满温情和人性味的“小资产阶级”世界观（实际是理性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形成各阶层各社会力量妥协让步的良好政治氛围，推动中国社会向着人们希望的方向碎步前进。

　　在改革延续时间最久、最为传统、最根深蒂固的社会体制工程中，着急是没有用的，上火也是不合理的。而步步为营、一点一滴的前行，支持和推进任何领域的改革博弈，哪怕所进行的改革是不完善的有瑕疵的，正像当年我们曾经支持不完善不规范的经济体制改革那样。我们应该发扬韧性的精神，效法宪章运动同仁的作风，在官员、民众、社会团体各方妥协让步中促社会前行。当一个问题可以讨论，一个事件得以议论之时，坐而论道者不能因此认为自己就了不起了，谁也不怕了。不可不负责任的以为自己从此坐到铁凳子上了，而得理不让人。同样，作为一个官员，如果你动用公权力对付批评报道或几个怪话帖子，偶尔获得成功，并不能因此证明你的正确和刚强有力，而得势不饶人。因为你这是不让他人说话，违背公众意愿，逆时代潮流的举动。你是在运用传统的方法施政，这样的施政追求和理念是不会长久的。

　　负责、冷静、妥协、让步，为了社会的长远发展，宁可退两步、进一步。开放的言论必然是理性的言论，理性的言论必然是冷静的、让人能够接受的言论。这一点，张五常先生曾给我们很好的提醒。现代社会的经验告诉人们，历史往往是在妥协退让中前进的，斗争或许仅仅发生在希拉里代表的人群和奥巴马代表的人群之间。且在有限的时间内发生，真正的进步则发生二者或更多的斗争者之间的妥协联合。对历史进步的具体过程而言，没有什么力量是不可阻挡的，不论是伟大人物的意志，还是人民群众的呼声。尤其是对我们这样一个试图改变历史上从来没有试图改变过、今天也少有成功范例的传统体制的社会，情况更是如此。历史关系的复杂、利益影响的深厚，各种社会力量的作用与抵消，稍有不慎，历史的合力就可能将社会推到意想不到的路径上去。因此，理智、谨慎、妥协、让步、温情，在今天的中国社会比任何时代都显得更为重要，更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