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冰犀在一篇文章中说：

    “李大钊，这是一个为国家的未来，一片冰心的人物。但是直到被捕之前，他才醒悟过来，自己对理想的向往竟被利用，这一切现在都有苏联解密档案为据。于是，他纵然接到章士钊的通知，但并不逃亡，而是安静地等死，他悲壮地付出了代价，无论如何，李大钊够爷们。”

    “在女师大风潮中，鲁迅对学生的支持远远越出边界，那些学生擅自查封杨荫榆校长的办公室，砸烂窗玻璃、办公桌之类的做法，鲁迅竟不制止。在一个连续的行动中，除了正当防卫，教师对学生暴力行动的任何鼓动或默认式纵容都是不负责任的。这件事导致的个人后果是杨荫榆的沉冤至今未雪！而社会后果则是学生街头政治的进一步泛滥。”

    “历史上类似这样的事情何止千千万，然而，只要行动者的观念没有改变，上述悲剧就会不断上演。这类悲剧之所以发生，主要原因是公共事件中具有影响力的人缺乏起码的责任伦理，他们的行为至少是头脑过于简单。至于公共事件中，有些人动机复杂，那就可耻可鄙了。正因为此，对在公共事件中出场的任何人，纠问他们的动机也就天经地义。对鲁迅及李大钊，我倒更愿意相信他们的心灵和他们的头脑一样单纯，然而这在公共事件的行动中却常常不是好事，至少头脑简单便是大错特错。任何一个社会性的公共事件中，我们所需要的行动者都不应当仅仅是心灵纯洁而头脑简单的人，他们的害处有时比心灵头脑复杂的行动者更大。唐德刚先生在评价康有为戊戌变法失败时，就说过有时候君子误国远甚于小人，原因就在这里。”

    以上是引文。是否妥帖，这里不议。不过，笔者是赞同君子误国远甚于小人的说法的。为什么呢？

    因为当今的专家学者教授，包括在中央政治局给国家领导人讲课的高级智囊，他们都是君子，都喜欢突出自己的创新观点，例如：

    在金融危机袭来时，中国要不要救市，房屋开发商在我国经济建设中到底处于一个什么地位？政府应不应该一边倒地支持或抑制开发商？人民币到底是应该升值还是贬值？改革的难点到底在哪里？开放的得失到底怎样评估？农村的土地到底该怎样地流转？在贫富差距拉大的情况下到底应该怎样平衡各类既得利益者？到底如何进行教改、医改、工改、社保改……君子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君子对中国政治经济问题的发言都应该是深思熟虑的，一旦成为决策，将决定国家的走向和人民的命运。 真是非同小可。1958年的三面红旗，老百姓听令大炼钢铁和建人民公社，难道不是君子在策划吗？据传，那些年国家投入的二万多亿，属于浪费的无效投资就达一万个亿。1966年的革文化之命，红卫兵造反，如果没有君子的支持，能把国家折腾到崩溃的边缘吗？当然那个时代也成功试验了原子弹。

    现如今，中国正在驶向复兴的快车道，由于民智的开发，民主的乘兴，种种矛盾突显，有喝茶、散步、停运、回飞、磨洋工、砸断交通及各色上访干扰，质疑、非议、怀疑的事情多多，各级有权人的缺位、错位、越位的情况也多多，君子们，如果因为你们的私心杂念而误国，是对不起十三亿中国老百姓的。你们一误国，是远甚于小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