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社会本身就意味着创新，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已经建成的、可供人们模仿复制的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走在前面的探索者——苏联已经触雷毁灭了，中、越、古、朝等国还没有一个公认的领路人，而是根据自己的国情和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各自在黑暗中摸索。我们中国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暗含了既不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也会不同于别国的社会主义的含义。如果不是就原则而是就具体做法来说，它不具有普适性。既然是摸索，是创新，就既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

    “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30年，这期间经过了破除解放以后建立起来的，基本是从苏联照搬来的一整套制度中的经济制度的破浪前进的时期，又经历了加入WTO与国际接轨的时期。所取得的经济成就令最发达的西方国家都羡慕不已。到目前为止的成功，都是在“改革、开放”这个口号所内涵的最原始的意义上取得的。所谓改革，不是针对大清国或是国民党的中华民国所留下来的东西，而是针对在改革封建的和国民党的制度中所建立的一整套制度。这套制度是当时向苏联开放中从苏联引进的。赫鲁晓夫上台以后，毛泽东敏锐的发觉了这套制度存在的问题，认定苏联的社会主义已经异化。从那时起实际上就已经开始了转轨的努力。但转轨的方向不是向市场经济方面转，而是试图向列宁当年曾经实行过但没有成功而后又实行“退却”的、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高度评价的巴黎公社原则的方向转轨。这个原则的实质就是捣毁旧的国家机器，以武装的工人和普选的市民委员会代替之。武装的工人负起管理的责任，带领其他阶级的人民共同实现人民管理制，这是马克思所设想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实现形式。毛泽东向这个方向转轨与列宁当年一样不顺利，终于导致了“文革”的爆发。而“文革”进行了十年，虽然破除旧的无产阶级专政形式进行得酣畅淋漓，但是建立新的人民管理制的新形式却惨遭失败。毛泽东是以大手笔的创新著名的伟人，但是，他自认为是他一生的第二件大事的这次创新却没有成功。

    “文革”的失败，使向更加强调市场的方向即列宁当年施行“退却”的方向转轨成为必然。苏联1921年开始的“新经济政策”之所以取得巨大的成功，就是因为引入了毋需创新的市场经济制度，这个制度已经经历了上千年的发展完善，已经非常有把握的说它能够发展经济。所以列宁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后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改善国家机关，以防止它成为官僚主义的工具；如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以防止它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发生变质。列宁所提出的实质就是一个创新的问题，要创新出一种虽然不是人民管理制，但能够成长到人民管理制的国家制度。然而，这个愿望没有实现，并最终导致了苏联的破产。

    现在，我们中国的“改革、开放”在经历了一路凯歌之后，也遇到了创新的问题。那些能够破除的制度基本破除完了，那些能够引进为我所用的现成的东西也基本引进完了，剩下的被称之为改革深水区中的问题，全部是如何创新的问题。这也并不奇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题中之意就包含了创新，创造出一个既不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的，也不同于资本主义的一种新制度。当“改革、开放”只是意味着破除一些制度和引进一些现成的东西的时候，形成了一路凯歌的阶段。现在，容易啃的肉基本啃完，就剩了难啃的骨头了。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目标已经超额完成，就剩了治理两级分化了。鼓励发展民营经济的目标也进展顺利，就剩了如何使他们乖乖的服从国家的法令和听从国家的宏观调控了。经济制度方面，按照WTO的要求该引进的都引进完了，就剩了不能引进的政治制度了。“改革、开放”一路走来，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现在每走一步都需要有成功地创新为其后盾。改革还能走多快、走多远，全取决于创新能创多少和有多成功。如果我们最终不能创新成功，那么，就只剩了全盘照搬西方的一条路了。

    但是，创新是需要具备足够的条件的。当人们对改造对象的知识还不充分时，当人们所能够控制的客观条件还不足够时，创新是不会成功的。历史上创新产生的新事物是很多的，但生存下来的却很少。绝大部分都没能成活。正如动植物所产生的遗传变异是很多的，但真正引起进化的却非常少，绝大多数都夭折了。在自然科学领域，人们依靠科学试验和依靠科学原理进行的设计，创造了很多新东西。但是在社会科学领域，很少有这方面的科学实验能够进行，能够称得上科学原理的东西并不多。人的主观能动性还严重的受到未被人所掌握的客观规律的制约，因而人们可能较多的是需要适应而较少能够改造。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改革也需要科学发展，不要相信创新会轻而易举的成功，也不要讳言创新会失败。我们没有那么好的运气，只要一出手创新，就总能成功。因此，不要因已经做出的选择而产生路径依赖，要有勇气果断的否定创新得不太好的东西。人总是容易敝帚自珍，总是喜欢修修补补而添加无数得补丁，而不相信创新在多数的时候都会失败。不能惧怕失败，更不能讳言失败，只有懂得创新的成功率是很小的这一真理的人，同时具有一种百折不挠的精神，创新或许有希望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