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迈向“二十一世纪民主”──试论中国政改优化创新超越之路

    中國後文革以發展經濟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新政，開創了前無古人、舉世矚目的民生大幅改善，國力迅速轉強的興旺發達美景良辰。

    中國以民主化為長期目標的政治體制改革任務已經迫上眉梢。

    用馬克思主義關於上層建築必須與經濟基礎相適應的的經典理論衡量，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迫切性原已是朝野有識之士一致的共識，非如此何以繼續深化經濟改革，何以克服“絕對腐化”狂瀾既倒，何以因應日漸惡化的社會矛盾和瓶頸效應的挑戰，何以真心實踐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維繫執政黨的合法性，切實貫徹“三個代表”指導思想？

    解決之道在哪裡？毛澤東在延安就看準了，是“民主”兩個大字。

    當前中國不斷加大反腐倡廉力度，實行體制改革，但多側重機構改革，屬行政改革層次，少有涉及民主化和權力制衡。中國需要的是具有共和內涵，亦即“權力制衡”支持下的民主化建設。

    許多人以為，有西方傳統民主政治體制為範例，多黨競爭、普遍選舉、雙議會制、三權分立等制度的有效性，早已為引領世界潮流的現代化發達社會實踐證明，除了照搬，別無他途。其實這是一種先入為主、似是而非的固定觀念，基於時代特徵變化、國情背景差異，本著與時俱進的精神，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應有適合自己特點的優化創新超越之路。

    中共領導人在一再表明政改決心之餘，明確反對套用西方傳統的多黨競爭、普遍選舉、雙議會制、三權分立等制度；強調穩定壓倒一切，“匆匆忙忙地搞絕對不行”，有意穩步走出適合中國國情具有自己特色的道路；但迄今為止，除村級直選初見成效外，未有令人釋然的系統性方案和時間表出台；一些早經確認的“黨政分開”、“政企分開”等先行改進措施也礙難實施，似乎一切有待從“加強黨內民主”慢慢談起和做起。

    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了，“等是等不來的”，已經很難歸因於經濟改革和建設任務艱鉅緊迫，顧不上政改。久雷無雨，長此以往，勢將肇致國內外誠信危機，形成惡性反饋。悠悠萬事，莫此為大乎？

    既然非改不可，為什麼遲遲吾行呢？正如鄧小平早在1986年9月3日會見日本客人時所說：“這個問題太困難，太複雜，究竟從那一點開始著手，我們還沒拿定主意。”時至今日，看來這個主意還沒有拿定呢。

    理解這個“太困難，太複雜”之處，首先在於中華大地千載而下缺乏一種立足個人本位以弘揚利他精神的深層社會性意識形態──體現私心與公心相得益彰的調諧功能的“心態文化”推手。這樣的先天不足文化背景條件，決定了中國民主化政治體制改革必須是謹慎的，緩進的，以便在改革進程中有足夠時空容許先進文化建設相應跟上節拍；否則，任何急就章只會破壞穩定，卻達不到目的。

    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民主化進程反覆、挫折不已，至今成效乏善可陳，甚至事與願違，多與思想信仰基礎不配套密切相關。但是，謹慎和緩進不等於無所作為，當前舉國、舉世翹首以待的絕非不切實際的中國民主化“大躍進”，而是終於發軔起步，有所動作的好消息，即便只是籌備階段的公開啟動，也足以顯示誠信，光明在望，令人歡欣鼓舞。

    其次，中國在組織上也不具備實行西方傳統政黨競爭的組織基礎，一九七九年三月三十日鄧小平在題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中曾說：“在中國，在五四運動以來六十年中，除了中國共產黨，根本不存在另外一個像列寧所說的聯系廣大群眾的黨。”二十餘年後的中國大陸，除了共產黨，仍然不存在另外一個政黨，可以讓全國人民寄托他們對於前途的一切希望。儘管這種“無可取代”的政治局面正是嚴密政治控制所造成，但畢竟實際情況確乎如此。如果現在要求削弱甚至取消共產黨的領導，事實上“只能導致無政府主義”或“把四個現代化吹得精光”，甚至再現“全面內戰”的混亂局面，這樣的估計並非危言聳聽。因此，基於中國實情，反對套用西方傳統的多黨競爭制度，不應簡單地看做戀棧絕對權力，抵制民主化改革而已。

    更有甚者，西方傳統民主政治體制究竟是否適用於中國？

    民主的基本原則是共性的，建制模式則不可能只有一種選擇，而且必須因地制宜，與時俱進。西方社會輿論常常以西方傳統為唯一民主模式，其實是一種武斷，非但為實踐所質疑，也無助於營造國際大家庭的民主機制。事實上現在的西方民主模式也有許多差別，就大處言，西歐大陸的萊茵模式和英美的盎格魯撒克遜模式，在追求公平或自由的傾向性上各有千秋；關於普選這件大事，法國人就不以美國的選舉人制為然，這種制度屢屢造成當選人得票不如落選者為多的荒謬現象；而英國至今還保留君主立憲，顯然不符“人人生來應有平等權利”原則。世界是多元多樣的，民主政治的模式必然也是多元多樣的。

    不僅國情背景差異，尤其重要的是，西方大體上成型於第一、二次浪潮之交（由農業社會轉入工業社會）的傳統民主體制，固然居功厥偉，現時仍在有效運行，但其歷史局限性和潛在弊病正在突顯出來，終要從先進變落伍，成為阻礙社會進步的陳舊“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西方世界非但遭遇信仰危機，同時傳統民主政治決策體制正面臨基礎動搖，效率低下，弊病叢生，非改革不足以因應全球化訊息化時代新時勢的嚴峻挑戰。

    美國著名未來學家阿爾溫．托夫勒(Alvin Toffler) 八十年代初在《第三次浪潮》中，指陳現行沿襲二百年、屬於工業化時代的決策體制正在過時，並提出了全球化訊息化時代民主政治體制改革的謅議。他的預言在鑿鑿應驗之中。

    托夫勒向開創美國基業的祖先們聲稱：“革命的前輩們，我要向你們致敬！感謝你們使我作為美國公民，在一個法治的政府下生活了半個世紀。特別是那彌足珍貴的《人權法案》，使我有可能自由地思考，提出與眾不同的意見。無論我有時確實多麼可笑或錯誤，而在發表下述見解時，心中無所畏懼。

    “……我現在必須寫下的意見，很容易被我的同代人所誤解。有些人無疑將認為它具有煽動性。然而這是一個痛苦的現實，我相信你們會一目瞭然。因為，你們設計的政府體制，包括你們所依據的（一些）原則本身，已經變得陳舊。因此，如果疏忽大意，它將變得越來越壓制和危害人民的福利。這種情況必須根本改變，要創造出一種新的政府體制──二十一世紀的民主。

    “……我們需要團結一致，而不是怒氣沖沖和固執己見，不是憑一時的感情衝動，而是通過廣泛的協商，心平氣和的共同參與，以重建美國的未來”

    他又說：“總之，凡是所謂代議制政府許多不靈活的和越來越不中用的機構……所有這些機構都必須改革，並非因為它們有著內在的邪惡，甚至不是因為被這個或那個階級（或團體）所控制，而是因為它日益不中用了，不再適應發生根本變化的世界的需要了。

    “這項任務要求億萬人民參加。如果這場徹底的整頓受到頑強抵制，那就可能引起流血。這一過程能在多大程度上和平地實現，將取決於很多因素。因此，要看現在的權力班子有多大的靈活性和原則性，要看這種變化是否受到經濟崩潰的影響而加快，要看是否出現外部威脅和軍事干涉。風險顯然是巨大的。

    “然而，如果不整頓我們的政治機構，風險甚至會更大。我們整頓開始得越早，我們大家將越安全。”

    訊息革命造就的知識經濟和全球化特色，以及信仰危機深化等大不同於傳統工業社會的時代背景，正在催生新型的政治文化。

    近年世界范圍的關于第三條道路的大討論中，社會民主主義者安東尼‧吉登斯在《第三條道路及其批評》（中央党校出版社有譯本出版）中提出了第三條道路的六項原則，標志著左派演變的進一步發展。這六項原則是﹕（1）超越左／右划分的舊思維；（2）國家、市場和市民社會之間的有效平衡；（3）責任与權利相平衡的新的社會契約；（4）發展一套廣泛的供給經濟學的政策以使經濟增長与福利國家的結构性改革協調一致；（5）平等与社會多樣性原則的統一；（6）重視全球化。

    英國首相布萊爾、歐盟委員會主席普羅迪、巴西總統卡多佐等對作者在此書中提出的見解及所作的研究都給予了很高的評价。布萊爾認為，當前存在著一個全球性的對進步主義价值的新的适用性的探索，關于第三條道路的爭論對二十一世紀的政治至關重要。普羅迪說，我們需要關于民主和經濟發展的新思維。

    嚴格說來，今天客觀上不存在堪以現成拿來套用的理想改革方案。當前中國政治民主化改革遲遲不便起動的最大為難之處，應是在穩定大局，維持經濟進步勢頭的前提下，如何根據自身特點，不落窩臼，新事新辦，善用中庸優化之道，以最小的政治和經濟風險代價，找到自己的創新道路。換言之，在幾乎成為民主政治經典代名詞的多黨競爭、直接普選、雙議會制和三權分立等傳統制度之外，難道竟沒有什麼更加高明的新舉措可尋？大哉是問，不僅出自中國，也是所有追求現代化的發展中國家的共性難題。而發達國家自身又何嘗不然？

    下面讓我們借用西方面臨的改革挑戰作為一面鏡子，以利釐清中國面對的創新課題。

    訊息時代多元文化使得“少數服從多數”或稱“多數派統治”的傳統民主政治基本原則面臨挑戰。“非群體化”（巨型群體分散為許許多多小型的不穩定的而且互相交叉的少數派）文明正在興起，我們已經不可能把今日美國、中國，或世界上許多國家的社會構成用“窮人”、“富人”，“無產階級”、“資產階級”或“工農商學兵”等大而化之的分類方法或左／右划分的舊思維加以說明。美國憲法規定是“民有、民治、民享”的國家，但誰代表民呢？WASP（白種盎格魯薩克遜清教徒）、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愛滋病患利益捍衛團體、反基因工程食物團體、女權主義者、同性戀者、民權運動組織、常春藤聯盟、墨西哥裔移民、亞太裔、印地安原住民、拖車住房主、週末冒險家、電腦程式師、汽車工人聯合會、政府僱員協會、媒體業者、好萊塢人士、餐飲業者、醫務界、能源界、環保積極分子、投資基金經理、華爾街分析師、短線交易客、新經濟高科技企業新貴、律師行、退休人員、農場主、無家可歸者、摩托車愛好者……這是一個由成千上萬少數派利益集團組成的社會，其中很多又是互相交錯和迅速變化著的；敏感議題如墮胎、槍枝、核電，露天礦開採……正反各方擁有信念強烈的團體；在消費領域，一種度身打造的個人化（Customization）趨勢正在蓬勃興起。在許多重大問題上，人們幾乎總是難以形成51％以上的一致性；每個選區內部的差異性都是如此之大，使得按照老辦法產生的“民意代表”越來越難以代表那不知究竟是否存在的普遍意志講話。

    基本的普遍意志當然依然存在，最重要的無疑就是“性與天道”範疇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基本公理常識以及由此衍生的共性倫理指導原則了。為了維護這些必要的指導原則，“少數服從多數”仍是最不失公允的公正有效議事決策辦法；但在處理大量具體利益紛爭中，所謂普遍意志可能成了欺人之談，長期以來被認為天經地義，放諸一切皆準的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已漸不盡合時宜。

    從古以來，窮人經常是大多數，人們常以代表窮人為履行正義；進步的社會學者因此無不反對少數人對多數人的專政；然而，今天許多發達國家，真正的窮人不一定在人數上佔優勢，甚至成了少數派。換言之，我們所有的人都是某個少數派集團的成員。在現世高度差異化和複雜化的“非群體化”社會，堅持傳統的少數服從多數原則，實際上往往是少數人以多數名義對其他少數人實行極權專政。因此一味強調多數派統治，未必總是人道和民主的觀念，在此基礎上建立的民主政府本身的合法性也將成為問題。如果我們懷著這樣的新概念參觀美國國會大廈，在令人肅然起敬的莊嚴氣氛中，也不難感受到一種與現時代脫節的遲鈍感和陳舊感。未來的歷史學家回顧今朝以多數選票決策的系統，可能會看作是一種原始而粗糙不堪的古代儀式吧。

    “非群體化”社會組成趨於更為差異化和複雜化，是人類世界進入訊息化時代，個性解放和現代開放社會多元化趨勢下必然發生的新興“生產關係”；一些專制政治體制試圖加以抑制，結果束縛了生產力的發展，並且加劇了少數派之間的衝突，成為社會不安和暴力行為的根源，無從協調的結果，更難形成多數統一意見。

    不要以為那萬花筒般的差異性會破壞“安定團結”，恰恰相反，有人打了一個簡單生動的比方：如果一百個人都想拚命獲得同一發財機會，他們可能不得不為此大打出手；如果這一百人中每人都有一個不同的目標，那麼他們做交易，進行合作和構成共生關係，就會給他們帶來更多的好處。如果有適當的管理措施，這種差異性將有利於締造一個安全、穩定、進步、發達、豐富多彩的新時代文明。

    現行傳統的多數票決型代議制民主制度造成的“多數專政”格局，正在顯得陳腐和不中用，不能適應訊息化時代大大變化了的情況，漸漸成為有害社會人際調諧、壓抑靈性創造能力，阻礙社會進步的落伍“生產關係”。

    西方社會現行體制不僅存在上述代表性、公正性方面缺陷，在技術層次上也面臨捉襟見肘的決策困境。

    進入訊息時代，特別是全球化的到來，人類世界不論政治、經濟、科技、文化，幾乎一切領域都大大加快了發展變化的速度，失卻了往日從容不迫的悠閒，要求人們對大量新鮮的複雜的問題很快作出反應和決定。二百多年來沒有多大變化的傳統兩院代議制議會，企圖代表選民普遍意志，執行少數服從多數原則，在山積的議案和“狂亂的日程“中，用早在出現電燈、製冷、攝影、汽車、飛機、核能、導彈、激光、電腦、傳真、複印、數位、光纖、互聯網、基因科技以前，或者說在一個早在馬克思、達爾文、佛洛伊德和愛因斯坦以前的世界設計出來的老規矩、老程序，習慣性地進行聽證和辯論；他們背負著不勝沉重的萬能決策中心的包袱，其實自以為代表的“多數利益”可能已經不復存在，而且也沒有足夠的能力深入了解決策課題爆炸形勢下面臨的越來越錯綜複雜的問題實質。在這種情況下，傳統代議制以及與之相聯系的分權制衡功能常常變成了曠日持久、反覆無常、決策難產以至決策錯失的同義詞。

    現代多元社會“非群體化”的發展，產生了大量少數派集團，他們的利益，已經不可能用過去大而化之的“階級利益”籠統地概括和代表，如何在國家民主政治中充分反映與滿足這些不斷翻新的社會集團的要求，意味著對於現行政治體制的挑戰。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認為，現代化必然帶來“社會和經濟的變化，如城市化、文化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工業化以及大眾傳播的擴展等”，而這些變化勢必“使政治意識擴展，政治要求劇增，政治參與擴大”，還“削弱了政治權威的傳統源泉，也削弱了傳統的政治體制。”他以為，在現代化進程中，政治不穩定的產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社會發生了急劇變化，新的集團急起動員參與政治，而與此同時，政治體制的發展卻十分緩慢。”“社會動員和要求參政的范圍既深又廣，而政治上的組織化和體制化的因應速度卻十分緩慢，其後果便是政治上的不穩定和混亂”。

    新世紀的民主觀念，要求政府突破傳統代議制少數服從多數原則及其簡單化的“是或否”的票決制度；不再讓所有問題都交給萬能的代議制議會神聖殿堂去包辦決策；要求合理地重組、下放和分散決策權力，實行更為有效的決策分工。這一改革的成敗關鍵在於能否著重改進和發揚社會性的意見協調功能。需要建立一些專門的調查和協調機構，需要大批素養極高的優秀“外交人才”，他們不是到外交部門就職，而是在國內的少數派之間進行調處工作，要善於運用現代資訊高科技成就，讓不同行業、專業、職業、性別、年齡、種族、地區、收入、傾向、愛好、宗教、理想……的涉案少數派及時交換意見、探討問題、接受斡旋，解決爭端。對於林林總總看去形同鴻溝的重大歧見，不是借多數名義強加某種決定，而是進行有效的討價還價“交易”──“如果我鬆動這方面的反對立場，滿足你們某些要求，你們將以什麼回報？”從有關“非群體化”少數派積極的妥協中挖掘出建設性的潛力，產生出為各方接受而且綜合效果最佳的方案，最終形成推動現代社會持續發展進步的強大合成力量。

    在國際事務上，也要按照類似的思路，借重聯合國和各種橋樑系統，通過國際合作，逐步建成新一代新概念的協商和決策體制，化解種種剪不斷、理還亂的舊恨新仇，共謀和平友好發展進步大計。

    美國對外政策太多進退失據，決策者一直不知道怎樣同東方轉型國家包括俄羅斯和中國打交道，中東政策幾同藥石罔效，因應國際恐怖主義和“流氓國家”難有良策；特別在2003年拋開聯合國，發動推翻伊拉克薩達姆政權的戰爭，顯示太多無奈和失策；國內健保改革無所適從，挽救教育不得其法，聯邦減稅政策與地方增稅、加捐、破產共舞，來之不易的可觀財政盈餘一年間轉為巨額赤字……，以至近年加里福尼亞州荒謬的“人為電力危機”，都可以看到新世代老體制的“決策危機”的標籤。

    與此同時，現代民主國家沿用的雙議會或兩院制以及相應的權力制衡體制也到了必須認真檢討的時候。雙議會之間，以及議會同國家行政之間的權力制衡，固然有效地防範了濫用權力，以及任何利益集團霸佔權力的可能；但在“非群體化”社會組成日趨差異化和複雜化，決策危機降臨之際，可有創意超越之道一改疊床架屋效率低下的重複議事方式？

    能否設想保留一個立法議會，改造另一個，在那裡大刀闊斧精簡那二百年如一日的聽證議事程序，因應時代特點，發展出某種同政府地位平等、獨立超然的新概念超級評議機構，受選民委託專司監察、評價，為政府提供“再思建議”（Second Opinion）和必要的複議要求，直至在重大議題上履行背書或確認的權責（有點像現代化企業必備的質量保障系統──Quality Assurance），從而發揮富有建設性意義的“諮詢型”權力制衡功能。新概念超級評議機構將擁有強大的專業諮詢功能網絡，還可為議事決策機構提供外包式 (Out Sources) 高水準專業顧問服務。這種新概念“兩院制”設計是為了在越來越差異化和複雜化的現代社會環境條件下，既保障民主體制安全運行，又極大地提高決策的效率和品質。

    現代民主國家政黨的功能也在相應起變化。政黨原先基於各自代表某個集團、階級的特殊利益和要求，都有比較明確的傾向性。1879年法國大革命期間，在制憲議會上，第一、二等級的議員（教士和貴族）大都坐在議會右邊的席位上，第三等級的議員（資產階級、城市平民、工人和廣大農民）佔據了左邊的席位，左派右派，一目了然；以後世界各國政黨競爭，總是左右陣線分明；隨著現代社會組成的“非群體化”，一些比較成熟的主流政黨的特性就變得模糊化或中庸化起來了。今天，在發達國家的民主政治體制下，凡是能夠取得執政地位的負責任的大黨之間，政見傾向性漸難沿用左/右的老章法截然劃分，越來越容易因應情勢變化而迅速調整，或借鑒和採用對方的高見為己有，以至選民目中難分彼此。如果大家都推出了素質優秀、旗鼓相當的人選，耗費巨資，互相攻訏之餘，投票結果常常難分軒輊，十分接近（Neck and Neck）。

    美國前民主黨總統克林頓緋聞纏身，但人們公認他的政府無論內政外交都業績斐然。究其特色，可見他打破了傳統黨派歧見，把歷來寫在共和黨旗幟上的政見，例如“小政府”和貿易自由化之類，都能兼收并蓄，成為自己優先貫徹的高見，人們無以名之，遂以“新民主黨”相稱。

    2000年美國總統大選中，合法當選總統共和黨人喬治．布什和對手民主黨候選人艾爾．高爾的實際得票數幾乎相等，實際上高爾還多了五十四萬票。布什得票率不超過合法選民總數的四分之一。

    2001年911恐怖襲擊事件後引人矚目的紐約市長選舉，由全無公職經歷，在政治上幾乎是一張白紙的金融公司主持人彭博（Mike Bloomberg）贏得。他原是民主黨人，競選前不久轉投共和黨。紐約市登記的選民中，民主黨與共和黨是五對一之比，但跨黨投票越來越普遍，所謂“鐵票”觀念，早已不切實際，事實上選民人數佔絕對優勢的民主黨在市長選舉中已連輸了三屆。這次競選期前期，民主黨候選人，長期從政的市公益贊助人格林民調一直遙遙領先，但彭博強調他經營企業和振興經濟的長才，正是大紐約地區災後重建所亟需，漸為選民所重視；最後兩人的得票率分別為相當接近的50％和47％。彭博的支持者包括共和黨人市長朱利安尼和州長柏德基，但也有前市長民主黨人郭德華。大家記得，在過去的州長選舉中，朱利安尼並不支持同黨的柏德基，卻為民主黨人葛謨站台；這兩位同屬共和黨的市長和州長政見每多參差，甚至摩擦對立。

    2002年4月，美國紐約州一項全州性民意調查顯示，大多數紐約州選民認為將競選連任的現任州長共和黨人柏塔基是“中間路線派”，他不拘泥於共和黨傳統觀念，支持槍支管制、墮胎與同性戀權利等，三分之二的人認為紐約州前進的方向正確；他獲得的支持率比可能的兩位民主黨主要對手都高出一倍。就紐約州兩黨登記選民比例來看，民主黨與共和黨之比為五比三；這位共和黨“中間路線派”柏塔基由于廣受民主黨員的支持，於2003年初宣誓蟬聯他的第三個紐約州長任期。

    2002年9月22日消息，德國六千萬選民參加第十五屆聯邦議會大選投票。據BBC中文網報導﹐投票前進行的民意調查表明，現任總理施羅德的社會民主黨僅以0.5%之微領先競爭對手施托伊貝爾領導的保守聯盟。不論這次大選誰能獲勝，其當選後的首要任務就是迅速恢復德國經濟的活力，並且修補嚴重破壞的美德關係。23日選舉結果揭曉，社民黨的得票率為百分之三十八點五，在野的保守聯盟（基督教民主黨與基督教社會聯盟）同樣是百分之三十八點五的得票率，但因增補因素社民黨獲得兩百五十一席，而後者只得到兩百四十八席。(在聯邦議會總共六百零三席次中，社會民主黨以兩百五十一席維持最大黨地位，另外綠黨得到五十五席，社民黨及綠黨結盟總共得到三百零六席，超過半數得以繼續聯合執政，現任總理施羅德連任成功。

    尤其開門見山的是，美國共和黨籍紐約市長彭博（三年前他是民主黨人）於2003年夏發動一項在市選舉中取消政黨標籤的計劃，建議把不分政黨選舉的議案列入11月投票項目，還不排除花自己的錢來支持該方案。這不就是建議多黨制向無黨制轉化嗎？

    這些例證意味著傳統的黨派觀念實際上已經大為淡化，在“非群體化”社會大環境中，政府和人民需要的領導人，應以體現中庸精神，迎合“無主義”優化決策需要的傑出管理型人才標準為上上策，應該更加著重於管理能力和品格水準要求，而非強烈標榜“代表性”或主義門戶之見。此時政黨提名行政官員和議會民意代表候選人，人選本身素質、長才的重要性常常超過了背後的集團或階級的背景。

    由是觀之，今日發達國家政府的重要功能在於管理一個越來越“非群體化”以至個人化的現代社會，政府決策成員所謂代表性的重要意義，正在被高品質管理才能所取代。需要的其實不必是一個有強烈傾向性的總統、首長，也不再是各自代表一個龐大的階級、階層或特定利益集團的議員們組成的議會。歷來基於不同代表性和主義之爭而形成的非常勞民傷財，化費巨大社會成本的多黨競爭和全民普選制度，豈非流於形式，正在失去其本來意義？何況許多無力籌措龐大競選經費的傑出人才，根本無法參與這樣的號稱公平競爭的角逐。現代民主國家是不是需要有所創新，有所突破，尋找較之傳統體制更為有效的 “管理人才”推薦、遴選途徑呢？

    至此，我們很容易想起孔子在《禮記．禮運》論大同社會時的“選賢與（舉）能”說，以及二千多年前希臘哲人柏拉圖的有關著作。

    民主制度的優越性，歸根到底在於政府由人民選擇，並經常按照人民利益進行優化決策。這就是《禮記．禮運》篇，孔子關於理想“大同”社會的開宗明義八字要旨“天下為公，選賢與（舉）能”的精義。這個“天下為公”，指的是與帝王家擁有的“家天下”相對而言的“公天下”，用今天的政治語言來說，就是“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或“主權在民”、“執政為民”的民主社會。

    為什麼要選賢舉能？在國家體制上不可能由全體人民直接進行統治，實際上間接民主又稱為代議制民主是唯一合理可行的選擇，即人民通過其代表來進行統治。由於人民並不親自主事，主人與主事是分離的，用英國經濟學家約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 的話說，人民應該是主人，但他們必須聘用比他們更能幹的僕人，實現“尊賢使能，俊杰在位”（《孟子‧公孫丑章句上》），經常按照人民利益進行優化決策。

    孔子高度頌揚由堯及舜而禹的聖王政治，認為體現了“天意”即民心的選擇。那時可行的選擇方式是協商、舉薦和禪讓，而非巴黎公社式的直接普選。

    孔子去世以後五十二年，有希臘哲人柏拉圖（Plato，公元前427-347）誕生。柏拉圖繼承了蘇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470－399）首重道德關懷的賢人政治主張，認為只有充分掌握“正義”（Justice），並擁有真正知識的哲學家，才是在城邦最有資格的統治者。所以柏拉圖眼中的理想政體是“賢能政治制”(Aristocracy)，即由賢能的哲學家掌握城邦最高權威或權力的政治體制。柏拉圖又從畢達哥拉斯那裡接受了萬物按數的比例相互調適，彼此補償以達致和諧的信念；論證社會分工基於人們的相互需要和內在能力的差異，從而形成功能互補系統，適足以肯定社會等級劃分的合理性，因為由此提高效率。他把和諧觀運用於政治，認為國家高度協調，最像一個人的時候（好比一個手指受傷，整個身心都感覺到了），全體公民“都結合起來，進入調諧狀態，就像貫穿整個音階，把各種強弱的音符結合起來，產生一支和諧的交響樂一樣”，就是管理得最好的國家。

    柏拉圖在他著名的作品《理想國》（Politeia）中，對當時希臘奴隸主民主政治的輪番為治，庶人議政視為騙局，深惡痛絕（特別是恩師、大哲學家蘇格拉底被害後）；他把社會看作一個應該互相協調和補充的有機功能體系，優先考慮的是發現和建立有助於社會整體以最高效率獲取最大利益的條件；提出了不依靠一人一票的選舉方式，產生一個尊重民意，由最傑出、最優秀的人才（聖哲賢人俊傑）組成政府的設想方案。

    柏拉圖在書中詳細說明人才培養的過程。全國的人民都要接受教育，教育不只是教化民眾，更是汰選人才的重要途徑。他們要經過嚴格的體能，音樂訓練，然後是邏輯和辯論的訓練。然後，還要下放到民間，接受嚴酷的生活和工作試煉，能通過這些訓練的人方能成為國家統治者的候選人。柏拉圖的政府組成方案否定黨爭，不主張公民投票的辦法，當然更不是世襲的或是帝王式的國家。他設想一種不分男女、出身、財富，對所有人機會均等，在普及教育基礎上培養和遴選最好的管理人才的制度。柏氏強調的是從有利國家整體出發的正義社會觀，而非偏重特定方面的立場。中選的治國人才不僅能力、品德高卓，還必須對公眾事務感興趣，就像孟子說的那種“以安社稷為悅者”（《孟子．盡心章句上》）。他們只能保有少量個人財富，沒有土地和私人住宅，不允許有各自的家庭，要在一起吃飯，領取數目不大的固定工資，不擁有金銀珍寶。這就是說柏拉圖主張在統治階層實行“共產主義”，以防止出現黨派競爭和自私特權，保障整體的和諧和利益。他們只可以接受來自普通友人的精神上的而不是物質上的褒獎鼓勵，他們在為人民服務中得到滿足。

    除了對統治階層這般嚴格要求外，柏氏不排斥民眾擁有私有財產和家庭生活。

    柏拉圖像孔夫子那樣走上層路線遊說君王，試圖實踐他的“理想國”政治主張，屢試屢敗之餘，在雅典創辦學校，教授生徒。柏拉圖悲嘆實現理想之難，不得已而在其最後一部著作《法律篇》中提出了次一等好的“法治國“設想；但他始終認為唯有具有整體觀念的一流賢能主持政府，才會有理想的美好社會。

    柏拉圖關於理想社會的著作被人們反覆閱讀、傳誦、研究，但除了中世紀天主教會有過類似的制度，在世俗政治生活中從未被真正採用。在現代民主國家，由於長期以來“天下為公，選賢舉能”的側重點放在代表性上，幾無例外地推崇一人一票的普選制度；儘管如此，柏拉圖理想的賢能原則一直受到重視，美國憲法中的許多條目與柏拉圖的政治理想相似，它試圖在堅持個人本位和尊重民意的基礎上，讓最傑出、最優秀的人掌管國家。

    現在，我們也許到了應該進一步研究設計一種孔子主張和柏拉圖理想現代版的時候了。

    不得不然的改進要求，就是為了體現“所貴者權，君子時中”，與時俱進，在新世紀新形勢下貫徹“無過無不及”的中庸之道，通過體制優化重組，導向更加有效、更加完美、更加高級的民主政治新階段。西方社會既有傳統建制體系沉重龐雜、盤根錯節，積習深廣，巨大的慣性使得舉步啟動也難；如果東方世界民主政治建設一開始就有一個新概念的起點，更且善於經營，後來居上，未嘗沒有可能。

    西方民主社會面臨的挑戰和因應之道，為中國待機而動的政治民主化改革提供絕佳的借鑒和先機。

    政治民主化，就像整個現代化命題一樣，離不開學習西方。當今中國人享受的幾乎全部現代文明，從服飾、飲食、建築、交通、語言、照明、通訊、音像、娛樂、電腦、網路、 環保；直到教育、經濟，金融、軍事、企業管理和政治體制，一律充斥著西方文明的果實，特別是其中的科技內涵，可以說完全來自西方。政治民主化即德先生者，先進科技即賽先生者，都是西方世界為人類大家庭貢獻的主要豐功偉績或最強項；所謂“西方文明優越論”，本是誰也不能否認的客觀事實。一些所謂民族主義者或愛國主義者，儘管心裡明白，卻一本虛矯的“國民性格”傳統，以“中國可以說不”之類自作多情的撒嬌表演譁眾媚俗，欺世盜名，難道中國兩百年來，特別是近半世紀來朝西方說“不”還嫌其少嗎？

    西方現代進步文明原已超出了族裔和國界範疇，成為全體人類共同的財富；今天在那些最發達的西方國家，為了“政治正確”（Political Correct），不論大眾傳媒或是學院講堂上，其實早就聽不到大洋此岸激昂慷慨的民族主義者或愛國主義者鞭撻無已的風車妖魔──“西方文明優越論”了。“禮者，敬人也”。

    中國政治民主化改革，理應樹立自信樂觀精神、主動積極、虛懷若谷、知恥近乎勇，不怕難為情，以西方成功經驗為師，老老實實下大功夫學習。日本人公然提出“脫亞入歐”，也沒有斷送了日本民族文化；又何必動不動掄起“全盤西化論”的棍子，纏綿不盡自閉症，誤了自家多少青春。“絕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絕不等於不吸收西方政治文明中的合理成分，絕不等於不要“借鑒人類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只是為什麼不能放聰明一點，學得好一些，再好一些，甚至把握時勢和機遇，充分運用自身有利條件，敢於設想走出富於創造性和先進性的自己的路子呢？

    打個中國電子工業際遇的比方。上世紀五十年代後期，西方世界已經走完了真空電子管技術漫漫長途，脫胎換骨轉向晶體管先進技術；中國因為起步晚，正好抓住轉折契機，“超越”面臨淘汰的真空管技術老路，“直接”跨入了晶體管時代。

    中共反覆強調不搞西方那一套多黨制、議會制、三權分立和直接普選制度，當然很容易被反對派批評為抵制民主化改革的借口，其實從上面的討論可見，中國大陸的民主化之路，固然需要認真總結和學習西方經驗，但是沒有必要，也不應該照搬西方傳統體制；世界需要推陳出新，多種模式，共同發展。聰明的中國人應當發揮想像力，運用新概念，跨越西方雖然行之有效，但已陳舊褪色，屬於“第二次浪潮”歷史範疇的傳統章法；由現行中國式社會主義政治體制為始，穩步、緩進，善用“無過無不及”的中庸之道，結合自身特點，包括全面總結自己極其豐富的歷史經驗，吸納數十年社會主義實踐中的有益成份，創造性地尋求更為合乎現代文明需要、富於前瞻性的新途徑；循著最為平順、損失最少、各方滿意度最高的方式，開發更加有效、完美、高級的民主政治新階段──托夫勒憧憬中的“二十一世紀的民主”。

    中共實行改革開放以來，一次次解放思想，衝破禁區，一步步擴大經濟自由化，實現經濟成份多元化，造成一種相對寬鬆、思想活躍的政治局面，客觀上就是進入了政治民主化改革的預備期。歷史正為人類實驗東方對照組的中國試驗場展現了千載一時非常有利的機遇，要求決策階層和自己的人民一道集思廣益，善於總結經驗，發揮靈性創造能力，針對自己國家的特定條件，找出切實可行的改革起步方案，不失時機地跨出決定性的步伐；而不是在舉國、舉世焦灼不安的期待中，聽任光陰流逝，生產關係與生產力越來越不相適應，導致社會矛盾激化，陷中國歷史上最好的時期於難以為繼的危機。

    不帶特定階級或特定主義標籤，超越左/右劃分的傳統觀念，顯示深思熟慮、高度智慧的“三個代表”論問世，作為“立黨之本、執政之基、力量之源”，被確定為執政指導思想；加上中國突破了國內外重重阻力，成功地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進一步融入全球經濟一體化潮流，無不意味著舉世為之強烈呼喚望眼欲穿的中國政治民主化改革新紀元的霞光，已在地平線上冉冉升起。

    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上，總書記江澤民在報告中特別強調創新兩字，通篇20余次提到“創新”，內涵深意，耐人尋味，催人猛省。創新，就是要敢于突破思想禁錮，打破陳規舊矩；就是要敢為人先，大膽實踐；就是要勇于開拓，不畏挫折艱辛。

    2003年7月1日，總書記胡錦濤在“三個代表”研討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強調實踐沒有止境，創新也沒有止境，黨的全部理論和工作要體現時代性，把握規律性，富於創造性。”“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既是我們推動實踐創新的根本指針，又是我們深化理論探索的嶄新起點。我們必須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不斷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做到自覺地把思想認識從那些不合時宜的觀念、做法和體制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從對馬克思主義的錯誤的和教條式的理解中解放出來，從主觀主義和形而上學的桎梏中解放出來，不斷有所發現、有所創造、有所前進。 ”

    下文配合中國制訂適合國情和時代特徵的政治體制改革優化方案的大局需要，試用創新思維，提出若干不同於西方傳統的多黨競爭、直接普選、雙議會制和三權分立等制度，並且企望具有最廣泛滿意度（從黨內保守派到激進異議勢力都有可能接受）的新概念政治體制改革設想。

    新概念政治體制改革設想，是與先進文化建設的相輔相成配套工程，以維持政治穩定、經濟進步為大前提，參酌孔子和柏拉圖有關天下為公、選賢舉能等論說，以及中外古今歷史經驗，針對中國當前社會和政治現實，試圖回答以下三個要害問題：

    1，不套用三權分立和雙議會制，如何實現真性的權力制衡？

    2，不照搬普遍直選，如何確實體現人民選擇和監督政府的意志、權利和功能？

    3，不搞多黨競爭，如何開創一黨長期執政的合理化前途？

    為此，除了致力健全黨內民主、完善遴選幹部過程的科學性和公平性，改善政府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民主性質，以及進一步加強廉政反腐鬥爭和監察體制等現今正在進行著的改革努力外，建議研討以下三方面不落西方傳統窩臼，穩步漸進，創新超越，獨具一格的中國特色開拓性政治民主化改革方略的可行性。

    第一，謀建新型“權力制衡”機制

    健全“權力制衡”機制，是強化共和機制，根本改善政權體質，開展政治民主化建設的當務之急優先事項，宜視為當今政治民主化改革的突破口。

    中世紀拜西方基督教“上帝之城”之賜的那種“政教分離”不期而然自發制衡“世俗之國”之道（特別是宗教改革運動以後，新教誕生帶來的變化），聯系西歐和美國等現代民主政治發展成功的歷史，可以見得權力制衡保障社會良性發展進步大趨勢的蓋世功勳。

    歷史為我們提供了無比珍貴的啟示：一旦存在有效的權力制衡機制，即便君主專制政治條件下，也擋不住先進文化的推手作用，可能迎來德賽兩先生聯袂光降；否則，有了法律也不會有法治，有了民主也會變成法西斯，一切美好的改革設計和成果非常容易成為空話，甚至一夜之間化為烏有。

    基於這樣的寶貴歷史經驗，東方中國在開展先進文化建設的同時，為了實現創新型政治體制民主化改革，先中之先，要中之要，當在於建立現政權最為急需、最付闕如的權力制衡機制──權力制衡先行。

    時過境遷，現代世界已無可能重現中世紀不期而至的凡聖兩立型的權力制衡。如果也不採用現代西方民主國家那樣自覺地建立起來的三權分立制度，那麼應該從何起步，在中國大陸現實條件下去建立具有自己特色，體現創新概念，保障改革方向的權力制衡之道呢？

    權力制衡，是要造成一種社會力量，可在認為政權機關決策或行為不妥時說“不”，並經由一定程序行使權力加以制止。這種有條件的制止功能，目的在於防止政權機關犯錯誤，特別是犯大錯誤，以保障社會大眾的自由權利，最重要的是避免出現專制或暴政的危險。

    證諸美國和其他西方現代民主社會成功經驗，有效的權力制衡不可不遵如下四項原則﹕

    １‧分權或平行地位；２‧選民擁有最後和最高制衡權；3‧制衡動力來自私心；4‧手段重于目的。

    今日中國，可以設想在現有政治體制基礎上，由執政黨主導，著手組建最為急需的，以廣大民意為依歸的新一代權力制衡體制，但不落西方已經顯得陳舊的傳統制度窩臼，不必傷筋動骨大風險大手術，不會動搖執政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地位和決策權力，具有穩定漸進、新事新辦、一流效率的時代特徵。

    這個權力制衡核心機構的名字暫且叫做“評議會”。評議會無疑必須立足上述四項原則，但並非一蹴而就；宜從中國社會實際出發，其建立過程可分為由初級到高級的兩個階段，逐步提升水平，走向完善化。初級階段重在發揮對於政府決策的評議功能，兼含向決策部門提供高水準專業諮詢服務的功能，並在發生重大異議時，可以提出再議和複決的要求，以利在越來越差異化和複雜化的現代社會環境條件下大大提高決策的效能和品質；高級階段將進而完備對於政府重大決策的背書或否決功能，名至實歸地發揮其完整的權力制衡作用。

    評議會應有憲法保障的權限和充足經費預算，具有同國家立法部門（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平行和獨立的地位。它作為“諮詢型”權力制衡機構，與人民代表大會的關係，不妨比擬為一種新概念的另類兩院制。

    評議會主管成員的產生程序，可以類比現行政府部門主要領導幹部的產生方式，在同級執政黨組織主持下，通過廣泛協商，推薦提出候選人，經上級黨委組織部門考察認可後，提交同級人民代表大會票決。評議會主管成員一經任命，除非本人要求辭職，將在健康條件許可下終身任職，執政黨、人大、行政或任何組織機構都無權撤消其職務（比擬美國聯邦法官終身制，不屑嗟來之食的超然地位）；但評議會主管成員必須定期（例如每膈六年）接受人民投票公決“確認”（Confirmation）是否繼續勝任，如果不能通過“確認”，同級人大可經由一定複決程序解除其任命。

     憑憲法賦予的評議權與政權機關平行作業，主管人員因為擁有民意票決確認為後盾，不必擔心執政黨和政府成員打擊報復，恰恰相反，其名譽地位取決於秉公評議的表現，越是善於揭露政府工作中存在的問題，越是積極提出改進意見，越是前途燦爛輝煌，這就是美國第四任總統麥迪遜（James Madison）所說“以雄心制雄心”（Use ambition to curb ambition）防範政府犯錯誤的妙用了。

     評議會不同於傳統意義上的議會，不是一個立法機構，不取代人民代表大會的作用；評議會也不是決策權力機構，不同政府分割或爭奪決策權力，不取代執政黨自身內部的監察功能。

     評議會的主要功能定義在評和議這兩大方面。

     功能之一為“評”價政府的決策和行為：評議會必須擁有包括對政府決策過程的“知的權利”、言論免責權、以及公開表達意見等權利；評議會直接向選民負責，受選民委託專司監察、公開評價政府工作，定期或及時向選民提出評議報告。

     當一項法律或制度確立下來以後，無論民意或多數都不能加以改變，除非按規則進行修改。因此，依據既定法律或制度檢驗政府的工作（近似於現代企業中的質量保證作業──Quality Assurance），評定其是否依法或依制行事，是否符合“以法治國”的嚴格定義，將是評議會經常的基本的任務。

     功能之二為“議” 論改進政府的決策和行為的措施，提供諮詢建議，發揮一種超級顧問公司的作用，力求政府決策和行為盡善盡美。評議會隨時直接向政府提出“再思建議”（Second Opinion），開展外包（Out Sources）型諮詢作業；有權要求政府（包括行政機關和人民代表大會）就特定的事項進行再議和複決。其評議功能最終將發展至擁有對於政府重大決策的背書權，即否決之權，實現可以有條件地說“不”的完整制衡權力。

     評議會是“包打聽”；專門說三道四、評頭品足、“橫挑鼻子豎挑眼”；特長指手劃腳、出謀獻策、“好為人師”；最厲害發還再議，剎車叫停。

     有人說，“民主的文化是批評的文化”。美國的敵人所能找到的攻擊點，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美國人自己提供出來的。美軍在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中殘害平民的劣跡多是自己首先展露，公諸於世。美國是全世界受批評最多的國家，也是受自己人批評最多的國家；嚴厲的批評保證了中庸優化決策之道的可行，卻沒有損害它的繁榮和強大。

     中國“打著儒家旗號反儒家”的偽儒，長期倡導“崇公抑私”造就的人性虛妄，突出地顯現在“國民性格”的死要面子上，壞事做絕，好話說盡，不足為奇也。

     假情假義打造了中國人注重虛名而不在乎實效的歷史傳統，喜好形式主義，花架子，隻關心事物的現像和形式，不注重實質和內容，認真不起來或不能恆久地認真。很多事情都是做給別人看的。什麼維護威信、照顧影嚮、家醜不可外揚、“不怕百戰失利，就怕灰心喪氣”，片面強調“氣可鼓而不可洩”，賦予了假話、大話和空話，以及限制新聞、出版和言論自由的“正當性”。在這種文化觀念一時還不容易扭轉的情況下，建立具有廣泛民意基礎的評議會，體現客觀評議國家政治的民主文化，是一個穩步導向有朝一日全面放開新聞、出版和言論自由的安全通道；也是滿足人民大眾和社會集團不斷增長的參政要求的重大戰略部署。

     文化轉型，“常戚戚”而“坦蕩蕩”，非一日之功也。

     美國政治學家塞繆爾．杭廷頓以為：“現代國家與傳統國家的最大區別，在於人民在大規模的政治單元中參與政治和受到政治影響的程度擴大了。在傳統社會中，參政在農村一級可能是很普遍的，但在農村以上的任何層次，參政僅局限於極小一部分人。大規模的傳統社會在權威合理化與結構區分化方面或許已達到較高的水平，但政治參與還是局限於較小范圍的貴族和官僚精英。因此政治現代化最基本的方面是整個社會的各種社會集團在村鎮以上層次參政，以及發展了諸如政黨那樣的新的政治體制以組織參政。”“現代化意味著：一切新的和老的、現代的和傳統的集團，越來越意識到它們自己是集團，越來越意識到它們相對於其他集團的利益和權利。確實，現代化最驚人的現象之一是，它在許多社會力量中所產生的覺悟、內聚力、組織和活動的增強，而這些社會力量在傳統社會中自覺認同和組織的水平都低得多。” （塞繆爾．杭廷頓《變動社會的政治秩序》，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年版）

    (chinesenewsnet.com) 現代多元社會“非群體化”的發展，帶來了不可回避的社會集團參政要求。在西方社會，各個利益集團通過議會鬥爭和遊說活動表達和爭取自身的權益，加上政府行政部門與職能社團的功能性聯系，以體現社會集團的參政要求。如上所述，西方初建於第一、二次浪潮之交時期的傳統體制的歷史局限性，已難適應這種史無前例的現代特徵參政要求，以致成為當代攸關“可持續發展”的重大挑戰。那麼中國將如何在自己的政治體制改革中解決這一問題呢？

     在中國，不存在西方多黨制和議會鬥爭的渠道，而且不具備西方社會那種廣泛合法自由結社的條件，因此，現代多元社會“非群體化”的發展帶來的不可回避的社會集團參政要求，實際上無法通過公開化、制度化的方式順暢表達和爭取實現，甚至連個出氣筒或安全閥都闕如。這種狀態，固然有利於維持執政黨的絕對權威和表面上的政局穩定，實質上卻是執政合法性的自我否定，是社會發展進步的逆向機制，以及腐敗、衰落和禍亂的根源。

     如果我們無意重複西方傳統多黨制和議會制的窩臼，那麼是否可能在執政黨主導下找出一條滿足多元社會集團（合法、成形的，或非法、未成形的）參政要求的可行的創新道路呢？評議會可能是最好的答案。

     評議會為所有中國人服務，而非某一階級、階層或集團的工具。評議會的一大重要任務是在承認少數服從多數表決原則的同時，又要保護少數派的權利，防止“多數專政”，防止任何人挾某種形式的多數自重或其他手段而濫用權力。所以評議會的議事方式，必定要最大限度地發揮全方位協商的功能，成為在國家社會生活中貫徹“不同中求和”的中堅力量。

     評議會將為一切多元社會集團（合法、成形的，或非法、未成形的）以至每個人的參政要求提供另類公開化、制度化地順暢表達和爭取實現的渠道；並可能發揮良性反饋互動的作用，造成一個越來越有助放寬結社自由以至言論自由，但是秩序受控，放而不濫的環境氣氛條件。對執政黨來說，也許這是一種最為安全的權力制衡結構，它不會帶來沖擊執政地位的威脅，非常有利於維持一個穩定中持續深化改革的的政治大氣候。

     評議會發揮上述功能，不是沿用西方傳統議會千篇一律的聽證、辯論和表決等程序，而更像專業顧問公司的作業方式。評議會將建立一些專門的調查和協調機構，擁有巨大的專家諮詢網絡，對政府工作的某個方面進行深入調查研究，可按需要靈活組織針對性的專門工作小組，就像上面議論過的那樣，其中包括大批素養極高的優秀“外交人才”，他們不是到外交部門就職，而是在多元社會集團之間進行調處工作，並善於運用現代資訊高科技成就，讓不同行業、專業、職業、性別、年齡、種族、地區、收入、傾向、愛好、宗教、理想……的涉案有關少數派以至個人及時交換意見、探討問題、接受斡旋，提出解決歧見爭端的優化方案，為改進政府工作提供客觀的高水準評議報告所需的依據。

     評議會領導成員和政府主管一樣，都應該是品德操守高卓，知識領域寬廣，關切社會政治，熱心公益活動，擅長組織和協調的優秀分子，其主要成員若有一定知名度和較高公信力尤佳。評議會將按議題需要，不拘一格聘請有關專家形成強大的顧問陣容，其組成當然以國人為主，還將以適當形式吸收“大中華地區”，以及不論來自世界何地的不同國籍的能人高士。這就是說，評議會可以考慮實行“客卿制”，體現泱泱大國的全球胸懷和大同精神。

     當評議會制度經過充分實踐取得成熟經驗後，最終將被賦予背書權或否決權，屆時政府立法或重大決策須經評議會確認方可生效或繼續生效，以確切體現權力制衡本來意義上的完整功能。如果政府決意反否決，則須獲得人民代表大會高比例（高門檻）的絕對多數通過，或付諸公民投票決定。

     一旦建立上述形式的權力制衡機制，意味著原來的無制衡絕對權力政治體制開始有了質的變化，這種變化沒有動搖或削弱執政黨的統治地位，但政權將在確鑿無疑的民意評議監督下進行運作，從此有希望從根本上擺脫“絕對權力” 註定“絕對腐化” 的宿命鐵律，穩步走上政治民主化的光明之路。

     基於中國大陸現行體制，評議會制度的建立，可由沿行半個多世紀但不脫政治花瓶地位的“政治協商會議”框架基礎上通過試點，轉型、改造而成。評議會的級別，可與政協相若，分為中央、省（直轄市）、市、區縣四個層次，各級獨立產生，但上下級之間存在業務指導關係。目前號稱為參政黨的所謂民主黨派的有效成份，也可以適當形式吸納加盟評議會體制，成為切實發揮參政作用的積極力量。因此在社會主義中國營建評議會體制所需社會成本和時間，較之從零點開始憑空籌建，或在西方國家由傳統體制的巨無霸建制大轉向便易甚多，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2001年3月13日，中國大陸全國政治協商會議閉幕時，時任主席李瑞環以高亢的語氣，呼籲透過人大、政協、新聞媒體等各種監督機制，防止權力在運行過程中脫軌變形。他指出，中國大陸的政府、軍隊、警察、法院，都屬於人民，必須根據國情，研究、創造各種監督制度和形式，使人民能夠經常、及時、有序地，防止和校正權力脫軌，保證人民的權力永遠掌握在人民手中。他還強調，社會主義制度所以優越，根本上在於一切權力屬於人民；當前一些地方消極腐敗現象仍在滋長蔓延，成為改革的障礙和社會穩定的隱患，引起人民群眾的不滿，因此要對權力進行制約和監督。

     中國大陸非常需要，但是付諸闕如的不是執政黨勞而少功的自我監督和自我制約。為了解除“改革的障礙和社會穩定的隱患”，消弭“人民群眾的不滿”，邁向民主化的康莊大道，最為緊缺的當是如假包換的真性權力制衡機制。如果弄通了這個道理，擺了半世紀“花架子”的“政治協商會議”終能徹底轉型成為具有真性權力制衡功能的評議會，那麼“使人民能夠經常、及時、有序地，防止和校正權力脫軌，保證人民的權力永遠掌握在人民手中”的“監督制度和形式”不就呼之欲出了嗎？。

     在未來可能相當悠長的漸變過程歷史時期中，憑什麼來保障一個不落西方傳統體制窩臼（不實行多黨競爭、雙議會制、三權分立和普遍選舉），具有民意基礎的英才政府，持續地、健康地沿著兩心調諧化的改革大方向前進，而不會停滯或逆轉，變成專制的甚至法西斯的政權，以至功虧一簣呢？權力制衡是不可或缺的守護神。

     我們高度頌揚了權力制衡的偉大意義。實際上任何過程（無論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領域）之所以可能趨向美好的調諧的目的，無非都是大大小小、形形色色制約作用的貢獻。就社會政治範疇而言，權力制衡就是制約功能的最高形式，也就是作為行為規範的“禮“的最高形式。

    第二，完善幹部“選賢舉能”選拔任用制度，引入選民直接票決“確認”機制

    選賢舉能，從孔夫子到柏拉圖，都不以為非直接投票選舉不可；但脫離民意票決的選賢舉能，又如何保證人民行使最高的也是最後的選擇權呢？

    憑人民自由意志產生政府主要官員和民意代表，是建立民主政治體制的基本步驟，從而一方面賦予政府合法性﹐另一方面確定政府權力的上限，亦即是人民擁有最大和最後制衡權力的體現。

    前文談到，西方民主國家成本高昂，實則很大程度上流於形式，而又欲罷不能的傳統直接普選制度，應非今日民主政治的當然的唯一的最佳選擇。

    在我們的創新改革方案中，建議結合中國具體情況，實行一種提高遴選人才的公平性和科學性，並對在職主要領導幹部定期公開考績和經受民意投票“確認”（Confirmation）以定去留的制度，體現人民選擇和制衡政府的至高無上權力。這種制度，就是組織化舉薦（孔子或柏拉圖的設想？），和民意票決概念相結合的超現代化產物。

    設想人民投票確定政府和民意代表的人選，可按以下兩大類型進行：一，直接選舉；二，間接舉薦，公投確認。

    一，直接選舉

    1987年，中國頒佈了旨在保障億萬農民自治權利的《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試行）》，規定“村民委員會主任、副主任和委員，由村民直接選舉產生。”1998年正式施行的村委會組織法進一步明確了村委會的自治性質，并完善了直接選舉的程序。村委會組織法試行至今，中國絕大多數省份已進行了四至五屆村委會換屆選舉，基本實現了數百萬村委會幹部由上級指派、任命，到由村民直選產生的平穩過渡。直接選舉現已成為中國基層選舉的主要方式。(

    2002年中國有16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陸續開展了村委會換屆選舉工作，涉及村委會30余萬個，有近4億農民參加選舉。各地參選率普遍都在80％以上，有的地方高達90％以上。(

    直接選舉在中國城鄉基層的蓬勃發展，體現了執政黨和政府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的決心。美國前總統卡特2001年9月在觀摩江蘇省一個農村村委會選舉後，由衷地感嘆道：“中國農民珍惜自己的權利，中國領導人支持村委會選舉，這一進程不可逆轉。”

    1989年頒佈的《居民委員會組織法》，又確定了居委會是城市居民自治組織，由居民選舉產生。近年來，沈陽、武漢、南京等二十多個城市相繼開始了直接選舉社區居委會的實踐。(chinesenewsnet.com) 除選舉自治組織負責人外，根據憲法和地方組織法，中國的縣鄉兩級人大代表也由選民直接選舉產生，縣級人大代表選舉每五年舉行一次，鄉級人大代表三年舉行一次。全國鄉級人大代表從2001年下半年開始陸續進行換屆選舉，目前絕大多數省市已經完成﹔縣級人大代表的換屆選舉工作從今年下半年開始陸續展開。總數達三百多萬人的縣鄉兩級人大代表都由直選產生。

    中國普遍實行村級領導人和鄉、縣級人民代表直選，由於選民對候選人可有比較直接的接觸和了解，是一種富有實際意義的直接民主制度，應當堅持、擴大和繼續完善；改進的重心在於確保產生候選人方式真正體現直接民主的本來意義，發展和健全競選機制，減少以至避免執政黨任何形式的包辦代替，直至名副其實的“黨政分開”，使之成為人民民主生活的基礎。

    二，間接舉薦，公投確認

    在較高層級上的行政領導人，可以繼續沿用執政黨主持下經由廣泛協商推薦差額候選人名單，同級人民代表大會無記名投票選舉的方式產生；區、縣級以上人民代表也可沿用執政黨主持下經由廣泛協商推薦差額候選人名單，在下級人民代表大會上無記名投票選舉的方式產生。差額候選人應能在人民代表大會上公開競選，包括抒述政見，互相辯論，為票決提供更為充分的依據。至於權力制衡機構評議會領導人的產生方式，也可比照辦理。

    中共2002年7月頒布的《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在幹部選拔任用的基本原則、基本程序、基本方法和擴大民主、強化監督等方面作出了更加科學、規范和嚴密的規定，中組部有關負責人稱它是“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必須遵循的基本規章，也是從源頭上預防和治理用人上不正之風的有力武器。” 作為一項有力的舉措，組織部門在對某一人選考察前實行預告的制度和任職前進行公示的制度，也在廣泛推行。2002年7月，中共首次將公開選拔官員列入《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使之成為黨內任用官員必須遵守的規則，但事實上，自2000年以來，中國各地公開選拔的黨政官員已多達二萬名，他們多擔任省級以下黨委、政府或部門的副職。這項新辦法使參與人事決策的人員大大增加，改變了“少數人選人”的局面。

    據介紹，近幾年中共山東省委圍繞建立健全幹部選拔任用和管理監督的科學機制，加大了制度創新的力度。2002年9月，中共山東省委正式出台了《關於任用市、縣黨政正職實行黨的委員會全體會議無記名投票表決的暫行辦法》，改變了過去由常委會或少數主要領導人說了算的老章法，擴大了黨內民主決策的基礎。12月14日召開的中共山東省委八屆三次全委會議上，首次實施這一辦法，對省委常委會提名的十七名市級黨政正職擬任人選進行了無記名投票表決。(inesenewsnet.com) 無論如何，這種間接舉薦的組織化遴選人才意義遠大於直接民意選舉。

    為求切實提高遴選質量，應繼續建立和健全嚴謹的科學化的操作制度，革除長官意志至上的常規以及任人唯親、政治酬庸陋習，提高選拔過程的透明度，採行鑒定真才實學的現代化科舉考試手段，增加自由競爭機會，包括擴大候選人的差額比例，以及在代表大會上開展競選活動等，最大限度提高遴選的公平性，以保障最優秀的人才得以脫穎而出。

    僅僅採取提高遴選質量措施還是不夠的。為了充分貫徹“代表最廣大人民的利益”的原則，確保“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繫，利為民所謀”，無論間接舉薦制度完備到了什麼程度，還是要落實到“主權在民”這個基點上，切實體現人民的“普遍意志”，和人民擁有的最大的也是最後的制衡權。為此，建議通過試點，取得經驗，逐步推行“公投確認”辦法，從根本上充實和完善“間接舉薦”制度的民主內涵。

    “公投確認”和傳統的普遍選舉一樣，都是公民一人一票運用自由意志行使權力的方式；不同的是，普遍選舉用來“產生”官員，“公投確認”則用於“確認”已經任命了的官員。

    “公投確認”，就是對於上述間接選舉產生的行政、立法和權力制衡機構各級主要領導人，在法定任期中間，舉行公民投票，交付民意直接確認，亦即批准其繼續任職的資格。此時公民的一人一票權利將用於表達對於政府主要成員的“確認”（Confirmation）意見，如果投票結果不能獲得足夠的認可水平，應按一定的程序進行調整。

    通常規定主要政府官員任期四至五年、至多連任一次，以防形成特殊利益輸送關係網路。但是這種限制往往造成前期小手小腳、謹言慎行、墨守陳規，不犯大錯誤，以保障下次連任的機會。這種情形不利於做好長遠施政規劃，官員真正能夠發揮創意、果斷地有所表現的時日，一般說來往往局限於較少後顧之憂，但為時不多了的第二任期之內。

    一旦採行這種公民一人一票的“確認”制度，每次“確認”的正負結果，無異於經歷一場民主選舉中贏得連任或鞠躬下台。循此我們可以設計出一種較長的總任期與適中的“確認”週期相結合，以及一定連任機會的制度，利於主要政府官員爭取為自己的施政綱領作出遠景規劃，產生比較穩定的長期效益。

    舉個例子，設想某一級地方首長的任期定為九年，每三年舉行一次“確認”投票，如果第一次就通不過，只能做了三年就鞠躬下台；如果每次都獲通過，做滿九年任期時，這位官員可以要求連任一次為期三年的“認定”投票機會，如獲上級批準並經選民票決通過，意味著總任期最長可達十二年。

    這種一人一票的“確認”制度，是人民對一般官員的綜合全面評價機會、給予好官肯定和表彰的授獎大典、也不啻對無德無能之輩或貪官污吏的當頭棒喝，起到民憤出氣筒和安全閥的作用。尤其重要的是，這種確認性的票決方式，可以成為一種貫徹主權在民的民主原則的切實有效的另類直接票決制度。它較之傳統的普選，不必經由化費浩繁的參選、競選和輔選活動，可以節約大量費用、時間和社會成本，而且避免許多消極的負面的因素；更重要的是，人民將能依據有關官員任職期間的確鑿有據的政績和操守表現作出可靠的判斷和抉擇；有關政府官員從此將直接置於人民由下而上的監督和選擇之下，其官位存在的理由，歸根到底只能是人民的認可和授權。

    與此同時，作為“禮”的一項重要和敏感的配套內容，應當訂立制度，對於遴選得中，脫穎而出，特別是考核成績優異的政府成員，讓他（她）們得到受之無愧的報酬、待遇和和鼓勵，包括獲得馬克思式共產主義的某些“按需分配”優惠，適當照顧其直系親屬，免於後顧之憂；對於治績卓著的優秀官員，任期結束後應享有令人珍視的優厚退休俸祿，得到國家、社會和人民的感謝和褒獎，人間天堂的大門將為他們大開。這種報酬、待遇和和鼓勵必須恰如其分，在整個國家的分配體制中起到表率作用，但不能破壞了“極高明”的中庸原則而走上極端。過份提高官員報酬，美其名曰“高薪養廉”，其實無異利用權力致富自肥。我們不必要以柏拉圖式放棄私人財產和家庭生活的“共產主義”來“施虐”人民公僕，但是柏拉圖要求的那種“在為人民服務中得到滿足”的“義人”品性應該視為作為政府高官的超級選民應有的特質。

    政府官員除了應享恰如其分的報酬、待遇和和鼓勵，此外不能擁有任何特權。至於“以權牟利”或“權錢交易”之類，均在絕對禁忌的奇恥大辱之列，嚴刑峻罰、聲敗名裂隨時伺候，一旦失足，將要成為不堪回首甚至墮落人間地獄的千古大恨。

    現任政府官員如果不能通過期中確認投票，將失去人民以為他不再稱職的權位，這種情形無疑是當事人政治生涯的莫大敗筆，聲譽、報酬、待遇和社會地位勢將大幅貶值，較之西方社會一般競選公職失利的影響和後果嚴重得多，同時也將損及主持幹部選拔任免的執政黨的令名。因此，“確認”投票制度將對政府官員反貪防腐、導正吏治產生一種強大的威鑷壓力，歸根到底，將為政府官員避邪歸正提供真實、強大、有效的私心驅動力；也對執政黨提出了更加嚴格的高標準的培養和遴選任務，以及加強對幹部監督、考核的要求。

    現任政府官員如果通不過期中確認投票，仍由執政黨主持對不稱職官員循序調整職務以及重新遴選取代人員。因此，這種民意票決確認制度並不削弱執政黨的實權和地位；恰恰相反，一旦執政黨善用這種“安全”的民主架構以貫徹“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的利益”的初衷，必將極大地增強人民的信任感和凝聚力，非常有利於形成一個長治久安，穩定中持續發展進步的社會局面。

    經常性的民意調查將扮演不可或缺的輔助導向作用。

    2002年8月中國零點調查公司，破天荒第一次嘗試對中國八大城市市長支持率進行調查。在國內外的分析家們看來，這一調查活動是中國政治史上和社會生活中“值得關注和耐人尋味的新鮮事”。 (chinesenewsnet.com) 在對北京、上海、廣州、武漢、成都、廈門、沈陽、鄭州八個城市的3404名18歲以上成年市民進行多段隨機抽樣的入戶訪問後，零點公司發現，“調查結果相當正面”。 (

    零點調查公司此次調查的其實是十個城市，但因另外兩個城市的市長支持率過低，所以他們在報告中隻發布了來自八個城市的結果。主持者沒有透露另兩個城市的名字，但他說明，其中一個城市市長剛上任，另一個城市的市長任期太長，因此，“出於對人們接受心理的考慮，我們做了這樣的保留。”在他看來，如果這項調查結果是在十年前進行的，可能會被認為是“搗亂”。現在，“人們的心理承受能力正處於過渡期”。

    這次零點的調查主要考察市民們對於市長的施政計劃、施政表現、廉政形象、個人風格四個方面的了解狀況和欣賞程度。主持者認為，這隻是簡單的粗線條的考察，從全面評估看，這四個指標不夠，應當進一步細化和具體到社會保障、教育政策、交通、治安等，看看市民們到底對哪方面滿意，哪方面不滿意。這樣才會對市長們改進工作決策起參考作用。他認為，旨在建立起政府與民眾之間良性互動關系的民意測驗，應當逐漸深入到中國幹部考評制度中去。

    得其先機者已經開始了這種互動關係的實驗。《中新網》2003年1月16日消息，江蘇泗陽縣近日以電視、廣播現場直播的形式，向社會公布了2002年下半年全縣開展的萬人評議最差執法機關及人員名單，及其處理結果。被評為最差執法單位的，負責人引咎辭職；被評為最差工作人員的，自動淘汰下崗。

    中國正在建立對於領導幹部的多元化評估體系，其中黨內考察和黨外考察、上級監督和民眾監督應並行不悖；民意測評作為一個重要的手段，應當成為法定程序的一部分。其中中介機構的深度民意調查評價，可以作為實施一人一票的“確認”制度的前期演習和準備，也是建立這種制度以後經常的必要的支持性補充活動。

    中國共產黨前總書記江澤民在中共十六大報告中說，今後中共將“以建立健全選拔任用和管理監督機制為重點，以科學化、民主化和制度化為目標，改革和完善幹部人事制度，健全公務員制度”，“努力形成廣納群賢、人盡其才、能上能下、充滿活力的用人機制。”中共中央在2002年7月出台的《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要求把群眾對幹部選拔任用工作的知情權、參與權、選擇權和監督權落到實處。如果循此以行，民意投票“確認”（Confirmation）以定去留的另類直選制度豈非成熟有日，呼之欲出？

    第三，政黨性質轉化

    今日世界的兩百多個國家和地區，大概有五千多個政党。只有約二十個國家和地區，主要是一些穆斯林原教旨國家，禁止政党存在。

    按照馬克思主義學說，社會各階級為了維護和實現本階級的根本利益，需要組織政黨，爭取國家的領導權，才能把自己的綱領、路線和政策變為國家的法律，把階級的意志上升為國家的意志，倚靠國家的強制力量貫徹執行。

    所以馬克思主義認為，政黨隨階級的產生而產生，隨階級的消亡而消亡。

    1920年夏天的第二國際第二屆大會的決議《共產黨在無產階級革命中的角色》中說：“隨著階級的全盤廢止，無產階級的黨就再也不需要”。

    1924年斯大林說：“階級不再存在時，無產階級專政就會死亡，而黨也當然消亡”。

    毛澤東也說：“階級消滅了，作為階級鬥爭工具的一切東西，政黨和國家機器，將因其喪失作用，沒有需要，逐步地衰亡下去，完結自己的歷史使命，而走到更高級的社會。”

    進入後冷戰訊息化和全球化時代，人類社會已經不可能用簡單化的階級觀念劃分，以階級鬥爭為核心的意識形態對峙已告過時，“非群體化”趨勢和現代生活方式特點，要求政黨在走向消亡的歷史長程中相應調整性質和功能。

    如上所述，一個具有執政資格的政黨，時至今日，終要與時俱進，由旗幟鮮明的階級、集團代表，或特定的主義、教條的代表，逐步轉化成為培養、選拔、推薦傑出管理型政治人才，提供優化治國決策方案的全民性“無主義”政治服務組織。經由這種性質轉化，黨派或執政黨的概念，勢將逐漸走上消亡之途，這是人類社會發展進步的趨勢和要求，也是馬克思主義推論和嚮望的科學預言，得其先機者為俊杰也。雖然一些國家和地區的政黨數量還在增加，但這種進步趨勢正在發達國家率先呈現。

    執政黨，是負責組織政府的政黨；但是不同體制的國家，黨政關係各有千秋。

    美國實行多黨競選體制，因為三權分立，白宮、參、眾議院和最高法院的勝出者，往往分屬不同政黨，因此執政黨的概念比較模糊；再者美國政黨的主要作用是幫助候選人當選，不干涉政府事務，即便某個政黨大獲全勝，也只是當選人員依法履行職責，“黨組織”無權主導或參與決策；而且政黨與黨員關係鬆散，入黨、脫黨、轉黨都是自己說了算，黨員可以按著自己的自由意志跨黨投票，轉黨參選。在這種情況下，上述政黨性質和功能的轉化，很容易在不知不覺間發生和發展。訊息高科技發達普及，尤其促進了這種轉化。於是可以看到上文列舉的種種跡象，而紐約市長彭博索性建議2003年起直截了當採行“無黨制”選舉。

    《新聞自由導報》1999年4月9日報導，中國社會科學研究員劉吉在談到西方的民主趨勢時認為，現在西方的傾向“不是多黨，而是政黨的消亡”，原因是，在網際網絡出來後，產生了“電子民主”，政綱透過網絡傳播，一個晚上就可招到幾十萬黨員，所以不再需要政黨，西方開始走向政黨消亡的時候。

    中國的情況很不相同。建國以來，一貫以堅持共產黨的領導為基本原則，執政黨直接掌握國家政權，實行“黨領導一切”的一元化體制。這種“黨即是政，政即是黨”的體制，必定催生“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化”，以及施政效率低落的後果；而且使得上述轉化較難自然而然地發生與發展。

    換言之，中國執政黨性質與功能的轉化，固然勢在必行，非如此無以因應時代進步大趨勢，但特別需要自上而下的主動倡導和努力；反之，很可能因循守舊，以不變應萬變，坐失非常歷史機遇。

    據此不妨設想，中國最好由一黨制“直接”朝向“無黨制”轉化發展，就像中國電子工業跳過真空管階段，直奔半導體那樣，是較之重拾多黨制陳規舊道更為高明、更加新潮的選擇。

    前總書記江澤民在提出“三個代表”的同時指出“三個變化”﹕世界在變化﹐中國在變化﹐共產黨也必須變化來跟上時代潮流。 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一貫站在興衰成敗的戰略高度，強調人才建設的特殊重要性，以為：“人才難得”，“事情成敗的關鍵就是能不能發現人才，能不能使用人才。”“人才不斷湧現，我們的事業才有希望。”

    江澤民2000年6月9日在《中共全國黨校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當今和未來的世界競爭，從根本上說是人才的競爭。”“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能不能鞏固和發展下去，中國能不能在未來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始終強盛不衰，關鍵就要看我們黨能不能不斷培養造就一大批高素質的領導人才。如果這個問題解決得不好，我們就難以在新世紀裏經受住各種風險的考驗，難以實現黨和國家既定的奮鬥目標。全黨同志都要從這樣的政治高度來認識培養優秀中青年領導幹部的重大意義，緊迫地而不是松懈地、認真地而不是敷衍地按照中央的要求把這項工作抓緊抓好。”

    2003年5月23日總書記胡錦濤主持政治局會議，專門研究和部署進一步加強人才工作等問題。會議認為，人才問題是關系党和國家事業發展的關鍵問題。強調人才資源是第一資源的科學判斷，要求各級党委和政府認真貫徹十六大提出的尊重知識、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尊重創造的重大方針，進一步加強党對人才工作的領導，按照党管人才的要求，形成党委統一領導，組織部門牽頭抓總，有關部門各司其職、密切配合的人才工作格局。

    “為政在人”，“其人存，則其政舉。”（《禮記．中庸》），“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論語．子張》）孔子將“舉賢才”視為政治成功的根本。事實上，任何一個合理化的政治體制，都需要最優秀的賢才出仕，才能產生應有的政績效果。

    孔子強調從政賢才必須德才兼備，且以德為先。他說：“人必忠信重厚，然後求其知能焉。……是故，先其仁信之誠者，然後親之，於是有知能者，然後任之。故曰親仁而使能。”（《說苑．尊賢》）

    與後世偽儒以為有“德”就有了一切的空頭人才觀完全不同，孔子要求從政賢才必須具備超常出眾的才幹。孔子躬親培養政務官人才，要求成為“君子不器”的全才，除了接受道德品德和指導思想教育，還要精通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熟知以六經──《詩》、《書》、《禮》、《樂》、《易》《春秋》為基本內容的文獻知識，懂得處理政務，管理賦稅，主持典禮，接待賓客等；並因材施教，在全才基礎上著重發揮每個人的專長。

    柏拉圖設想的理想國，需要源源不絕的傑出、優秀人才（聖哲賢人俊傑），組成各級政府。

    孔子和柏拉圖以後二千五百年，世界已經進入高度知識化的人才競爭白熱化時代，今日中國需要大批現代意義上的德才兼備賢能政治家和管理大師。如果執政黨朝著“無主義”型不拘一格發現、吸收、培養、深造、推薦、輸送、遴選、考核人才、以及政策設計機構的方向轉化，黨員標準朝向“三個代表”那樣公理常識性的目標、學識和品質水平要求轉化，不再停留在某種作繭自縛的特定主義固定觀念之上，“所謂天下之至明者，能舉天下之之賢者也。”（《家語．王言解》）就有可能結合上述配套改革，穩步實現政黨性質和功能轉化。

    在這個歷史性轉化過程中，執政黨仍將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掌控主要決策大權；隨著轉化奏效和成功，必要因應社會進步大趨勢要求，遵循管理科學的效能原則，按照優化法定程序而非“人治”意志制定“接班人”，政權逐漸歸於“選賢舉能”產生的管理型英才政府，最終真正實現“黨不干政”的宗旨。這個黨如果不負所望，將作為一座發現、吸收、培養、深造、推薦、輸送、遴選、考核人才，以及政策研究的大學府，在人民信任委託下，為保障賢人政治天長地久，繼續充當不干政的“政府製造者”（Government Maker）神聖角色。如此“無黨制”取代“一黨制”的政治體制無痛轉型之道，較之“一黨制”－“多黨制”－“無黨制”的風險和折騰，能不更加高效率、低成本，開創“二十一世紀民主”新局面？

    在這種情況下，走馬燈式的多黨競爭，效率低下的雙議會決策體制，以及形式重於實質的嘉年華式普選制度，都不一定是後現代民主政治必不可少的要素。重要的是在公平競爭前提下培養和選拔為民意認可的真正優秀管理人才，組成一流水平的賢能政府，建立特色權力制衡和民意確認機制，以創新精神改革議事和立法功能，因應現代社會“非群體化”特色，合理地重組、下放和分散決策權力，實施更為有效的決策分工，履行中庸優化決策之道。這種情況下，政府決策可望最大限度地符合廣大人民的利益，在具有先進內涵的“心態文化”支持下，造就一個靈性創造能力得以循正道順暢發揮的社會大環境，乃有第一生產力──科學技術領先興國，以及整個社會生產力的不斷發展進步。

    現在人們常常議論“軍隊國家化”，不以“黨指揮槍”為然，但是只要黨領導一切的絕對權力體制不變，黨領導武裝力量即“黨指揮槍”，和“國家指揮槍”或“軍隊國家化”之間又有什麼區別，又怎麼能夠區分得開呢？只有實現上述轉化過程，“黨政分開，黨國分開，黨企分開，黨軍分開”，就是水到渠成的必然結果了。

    為適應這種轉化的意境和長遠任務的實質，執政黨宜在適當時候“正名”，庶幾“實明、名正、言順”。

    上述不落西方傳統窩臼，符合政治穩定前提和持續發展經濟要求，適合本國特點的體制內“安全通道型”創新改革建議，如由執政黨主導，結合先進文化建設工程，在充分“受控”條件下，波瀾不驚，循序漸進、自上而下、穩步貫徹，現行權力結構不僅不受破壞或顛覆，恰恰是有利於執政黨再立新功、提升權威，贏得長期合法執政地位的建設性進程。

    在這樣的改革進程中，現在的統治階層自始至終不必面對奪權鬥爭的威脅，只要堅持主動領導、促進，而不是中斷、破壞這個過程，統治階層成員在合法邊緣範圍以內的既得利益不會因為這個過程而遭清算，他們在起跑點上仍然擁有非常有利的權力地位，他們的前途仍將在未來的人才競爭中把握在自己的手中；為大公、為大私，功利雙全，莫此為甚。如此，執政黨內部害怕改革的阻力將大大減少，黨內既得利益群體和各種保守勢力一旦明白過來，世界上捨此不會再有更加有利於自己的優化選擇，恐怕唯有像當初接受鄧小平的經濟改革新政那樣，不得不力爭有所表現的一席之地了。

    上世紀初開始的西方和平演變之旅，驅動人類靈性創造能力突飛猛進，造就了充滿希望的現代文明世界。今日新千禧二十一世紀來臨，全球一體化蔚成氣候之際，東方中國以重建先進文化為基礎，開展媲美（不是照搬）西方傳統的政治民主化體制創新改革，可能是人類史上一次意義和影響更為深遠的和平演變之旅。

    這樣的改革儘管穩步，漸進，沒有天翻地覆的突然巨變，但只要一旦啟動，就意味著執政黨真實地擔當起了主導中國政治民主化改革的歷史重任，等於即時為自己重新確立了無可置疑的合法領導的地位；如果改革奏效，執政黨如同立於不敗之地，此時此刻即便由於某種歷史原因，中國人一定要回過頭來試試多黨制，居功厥偉的執政黨恐怕也穩操勝券了。

    這樣的改革一旦啟動，政府就可以堂堂正正地向全世界宣佈：我們的國家不僅取得了經濟改革的顯赫成就，還將在政治改革方面開創民主化新紀元。即便始終沒有開放黨禁，政府（包括行政機關和人民代表大會）的產生方式維持現狀，仍然不是一人一票選舉產生政府，但因有了以民意為後盾，具有權力制衡功能的評議會，有了一人一票的“確認”投票制度，有了黨政分開、走向“無黨制”的前景，政治民主化改革就此正式起步，其嚴肅性和必然性可信、可證。隨之升起的是執政者最可寶貴的人民大眾的信任、諒解和支持，持久政通人和、安定團結、發展進步的局面；中國人將有希望進入靈性創造能力大覺醒、大解放的新時代，從此結束在科學技術領域無休無止填補空白呼喊趕超，以及經濟領域無休無止仰人鼻息祈求提攜的悲情局面，贏得德賽兩先生鴻圖大展，繼“周易和四大發明”之後，創新發明紛至沓來，實至名歸躋身進步人類前列；相應迎來國際大家庭的信任、諒解和支持，所謂“妖魔化”之說必然不攻自破，能夠同一切國家和人民成功合作，友好相處，互相提攜，排難解紛，為人類大家庭和平、理性、共同締建人間天堂，作出遲到的應有的貢獻。

    我們不覺已經沉浸在人類世界東方中國實驗對照組暢想奏鳴曲之中，緊接那不勝榮耀和希望之美的序曲，可期迎來民族團結統一事業水到渠成，中國人民全面大和解樂章非常富於調諧之美的旋律！

    一個佔全球人口五分之一的泱泱大國，歷盡艱難曲折之餘，終於沿著先進文化的方向，走上政治民主化改革的康莊大道，很可能為我們這顆星球的政治生態帶來決定性的影響，極大地推進“人類實驗”，終於結束馬克思痛切命名的“史前史”期，展開一部真正人類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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