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政治给人类造成的偏见最大。
历史中，人类生活最大痛苦的直接原因在政治中,如“世界大战”；同时，人类生活最大幸福的成因也由政治中直接产生，如中、外历史都曾有过的“开明盛世”。
人们对政治的好恶，多因自己的现实生活质量和对社会安定公正的程度而定。
政治源于由人群组成的有联系、有目的的“组织”，是改善群体环境使生活、信仰达至相对统一的组织体。
政治的目的必依“组织”措施达到，并非强权、势力、帮派、阴谋。人所痛恶的强权、势力、帮派、阴谋，均是历史中文化与经济关系失衡在政治中的变态表现，并非政治本身的属性。
政治的本质——“组织”有两种互为辩证的基本属性——制度性、管理性。
制度因地域文化中的历史经验而定服务于现实；
管理使作用于现实的制度为未来服务。
古今“不谈政治”的“超拔”之士约有3种心理：功名未就心理、对时政不满心理、“四大皆空”心理。
除此，世界上哪有真正不谈政治的人呢？
今日（不论中外）社会民众所关注的对切身利益有影响的社会问题，无一不源于政治因素，无一不依政治方法出结果。如：
就业、治安、地名、环保、住房、物价、市政、供水、劳工、煤气、电业、动迁、市场、人口、法律、保险、教育、利率、汇率、交通、国防、外交、移民、社教、留学、扶贪、救济、福利、税务、海关、商检、GDP、城建、就业、战争、和平、私营—国有、税制—征管、旅游区、开发区、计划生育、法定假日、民族与宗教政策、生态保护、出口—进口、所有制、社会福利—保障、债权国—债务国、反腐倡廉、内需——外需、通货膨胀——紧缩、反黄扫黑、休克疗法、国际秩序、“维和组织”、民族工业、国企私有……
经济领域的兼并重组、资源配置、资本运营、货币升值——贬值、金本位、信用货币、新自由主义、欧美模式（其中又包括 “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莱茵模式”、“股票资本主义”、“福利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社会市场经济”、“放任的资本主义”、“社会福利主义”等等）……
文化领域的“国学”、精神文明、语言规范、民族精神、犹太复国、伊斯兰圣战。。。。。。
哲学领域的人权、民主、环境保护、资本主义、共产主义。。。。。。
这样看来，政治是社会的两种基本组成部分——文化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的平衡机制。
历史上政治方法的使用，如不是因权力之争，那其应用表现多在文化中，通过文化形式改变作用于经济目的和社会目标。
国家中、国际上均是如此。
中国例——
统一度量衡、车同轨、书同文、焚书坑儒、独尊儒术、“三武灭佛”、**兴佛、“双拥”、“二为”、三讲、“双百”、“文革”、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国外例——
美杀印第安人、德杀犹太人、澳杀土著、殖民改俗政策、汉谟拉比法典、火烧布鲁诺、英国《独占法》、德拉古成文法、梭伦改革、宗教革命。。。。。。
世界例——
国际公约（合约、协定、法、标准、仲裁。。。。。。）、公历、民主、人权、GATT、WTO、冷战、和平演变、空间法、绿色和平、世界妇女大会、世界反腐败宣言。。。。。。
自有殖民地以后，殖民者总是先通过压制、虐杀殖民地的本土文化，为占有其物质资源打开通道、定下口实。
如果现代世界没有国际组织、国际标准、国际法、国际公约、“世界人权”，可想现今人类社会的混乱程度。
文化兼容与文化利用的目的多在经济利益中，经济利益的目的又常表现在对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上。
文化兼容与经济利益的配合为（国家或国际）政治目标服务。
政治在协调文化与经济的关系中显出其本质含义——组织——及两属性：制度与管理。
察历史可知，法律只能调整“现实”，其对未来的理想是在“打哪儿指哪儿”中确定的——新生事物对以往法律的调整、新法律的不断出现是其证明。
文化背景不同、历史阶段不同，这可能造成“法律文化”间的冲突，反而妨碍了文化与经济问题的解决。
在民主时代，法律是政治的头脑、中枢、秩序；在专权的时代，法律是政治的鹰犬、帮凶。
法律对于时代的作用，要看法律对时代中文化与经济因素的解释与协调是否有力而明确。
产业革命后到二战前，世界史中文化对社会进步的作用多被政治与经济事件掩盖了。二战后，日本、德国等经济高涨的决定性动力之一，是他们在起速前对基础教育的大量投资，吸收外来先进技术文化、强调本土文化、融入世界市场，为后来的大规模应用性生产提供了必要的基础条件。
其中对文化教育的重视是政治行为在哲学观——政治哲学——上的体现。
社会中带有组织目标的文化基地、文化集团、文化产业、文化市场，在对发扬民族传统文化的经济性考虑中，可以有效地稳定民族精神，为“越是民族的越具国际间的经济价值”做基础，这种民族精神中的文化因素，实质是一种国家理想或政治哲学的产物，可以使人民在令人目眩的商品文化的包围下，辨别地吸收现代科技的营养，在稳定的心态中形成以“共产——共生”为原则，以“伦理本位与生产目的的统一为条件”的“共产主义”观，不至于迷失在“寻找家园”的路途中。
人类的未来在文化中，在以文化为先导、为进步标准的人的生活中。
人类的未来在今天反映在以经济利益为目的、文化兼容为条件的社会结构中，而现实与未来的可能性，都包含在调整社会的两个基本构成要素——文化与经济——的政治中。
中国的经济政策，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减少指令性、扩大指导性。以后在逐渐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生产力在某些已有的生产关系下已能自行解决并进步。但至1994年国营大、中型企业的3个“1/3”（1/3盈、1/3平、1/3亏）的问题依然严重，原因即在经济结构中的产权、社会保障、物价等社会关系未能理顺，生产力的外在环境过紧。
这样看来，将一般的生产关系放大到社会关系这个大背景下，才是解放生产力的真正出路。
我认为，马、列理论体系中，“生产关系”的本义，并非只在经济活动中，而是后来的使用者给理解褊狭了。
“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为所谓社会关系，构成为所谓社会，并且构成为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具有独特特征的社会”。（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63页。）
国际组织的产生和发展是以文化交流、兼容的国际关系为基础的，是世界文化、经济、政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世界性政治哲学的表现。
国际组织的职能是改善国际关系，为人类的生存协调出优良的生存环境，它通用的先决条件与应用的方法是文化，表现却总在经济和政治中。
海湾战争以后，世界性的经济萧条依然，各国忙于国内经济时，免不了运用经济上的“共产”原则，在贸易、技术、人力、资源、金融上，与其他种肤色、语言的人交往，以便合气生财、维持生计。小小不言的保护主义渐渐溶入了为了国家的生存与发展而为的文化兼容中，“军国主义” 与“帝国主义”的泥牛也被世界大势拥入了“共产——共生”意识的海洋。
问题也有，国际社会上“军国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影子常常闪现的原因，是此种主义的坚持者拥有着人类幸福的胸怀呢，还是超前性的意识到了自己国家的日子将不好过，欲以超级型国际战略方案扭转局面？
地域文化依托社会团体与政府的力量在城市间、地区间进行交流“对练”，形成贸易或生产网络，以增强地域文化在社会结构中的活力，为经济工作服务。
国家间文化上的成见会因“过敏”因素导致国家经济的衰微，或使经济中的功利要求恶性膨胀，国际间政治上的困兽犹斗现象就难免发生了。
文化与经济的关系能不能受到政治因素的改变，是种种历史事件形成的原因。
近、现代史如：
产业革命、南北战争、“文革”、“四小龙”兴起、世界大战、（多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冷战”、殖民与独立。。。。。。
经济发展，人类社会进步的外部标志之一。
经济发展的动力，是由广义的文化因素为单位的社会意志构成，如法律、教育、环保、组织、价值观、生活方式、社会目的等等。这些因素如不能协调做功，文化与经济的辩证表现——政治——的理想、战略、规划易被曲解、变性，以至人民信念淡漠、使社会整体出现自损型内耗，“伦理经济学”即因此应运而生。
“文化经济”时代的政治的作为与目的应该是——
发展生产以满足日益增长的人民的物质与精神生活的需要，调整在新的社会文化经济关系中体现出来的社会结构，确立符合未来社会需求的组织关系和人类理想。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和上层建筑，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发展的动力”。。。。。。
以上是邓小平同志的观点。其中的“解放”、“改革”都是在现有的社会关系中，使现有的社会体制更适应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社会生产，适应生产力进步的需要。
“改革”、“解放”的起因、手段与目的，都是政治的产物。
经济改革的目的在文化生活中，现实在社会生产中；文化改革的目的在经济生产中。
政治调节文化与经济关系中的张弛，使他们在阴阳转换、互泄互补的动态平衡中健康发展，满足社会结构运行的内、外需要。
美国政府对公众实施社会调整主要通过三种力量：公众舆论、妇女运动和宗教。在公职人员中，在信守公德、遵守纪律的前提下，文职人员要宣誓，军职人员也要把精神因素纳入战备方面的条令之中，在信念上恪守“美国安全”和“美国利益”。
1985年4月，里根政府驻联合国首席代表珍妮·柯克柏特里克强调，“美国政府要积极地使用非军事手段——情报、技术、外交等一切能够实现我们改变共产主义世界的手段”。
这是美国政府已应用了几十年的全球战略原则的公开说明。
今天美国政府利用“人权”、“民主”对别国内政的横加干涉，即是其政治手段中应用的文化上的软刀子，目的均在经济利益与政治霸权中。
为了不至于走当今世界“越穷，家庭越稳定；越富家庭越动荡”的怪圈，新加坡以稳定家庭来求取社会的稳定，并在经济政策、教育、文化等方面采取相应的措施以维系社会的动态平衡。新加坡的公职人员多以西方教育求专长，而以东方伦理陶冶品格，使其社会结构达成了目前这种成为别国学习的范式的样子。
加利在47届联大会间说：少数民族的权利问题若不解决，世界可能分裂成400个经济上陷入瘫痪的国家。
韩国1948年教育经费占财政预算的7.9%，到1985年达到18.4%。从1963年到1987年，韩国用于科技方面的投资，从950万美元增至23.5亿美元，增加了240多倍，为其经济的高速增长打下了人力上的坚实基础。
但是韩国20世纪80年代后期经济受其60年代以来未变的经济政策的制约，出现了种种弊端。“先工后农”导致工农业结构失调；“出口第一主义”造成了出口产业失衡；对大企业的扶植不仅便经济力量过分集中，而且使企业缺乏竞争力；“先增长后分配”则加剧了贫富悬殊。。。。。。
法国移民中有2／3是穆斯林，法国人对移民的敌对行为主要集中在他们身上，警察经常与他们发生冲突，移民中平均失业率近10%，因为是“非法国人”而被社会拒斥。许多移民反对法国政府的“一体化”，从而使自己成为异帮一族，陷入深深的绝望之中。
巴黎市长顾问皮埃尔·莱洛奇说，“历史、现在和贫穷，都注定了法国和欧洲将被这些来自南面的贫苦社会的人所征服。我为我们的旧宪法和社会结构能否受得了这些压力感到担忧”。（转引《世界信息报》1992.10.05）
在列宁时代，首要的生产力是工人和劳动者，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
在世界范围内的生产关系变得微妙复杂的今天，社会中文化因素受时代推动，一改潜隐的本性，“浮出海面”，已明显处于与经济因素平起平坐的地位，政治也不只是经济的集中体现，而是文化与经济的辩证表现了。
政治搭台，文化与经济唱戏，是未来社会的主旋律。若问“唱”的内容与目的，需到哲学中去找。这是文化与经济与政治发生“结构性关系”后，又涉及到的“溢外”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