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人们把马克思的学说称之为阶级斗争的学说，但是遍寻马克思的著作都找不到关于阶级的定义。在《资本论》第三卷的最后一章（第五十二章）题目是《阶级》，是专门论述阶级的，可惜只开了个头就中断了。在中断的地方正试图说明阶级不是根据收入来源的统一性来划分的。恩格斯解释手稿中断的原因，是马克思习惯在著作的最后部分才会作总结性的概括，而他总是把它留到临出版时才会这样做，以便把最新的发展情况也包括进去。以恩格斯对马克思的熟悉来看这可能是真的，但也存在一些疑问。
该章是专讲阶级的，对于阶级基本定义这样一个牵动全局的大问题，没有理由还要等待最新情况的补充才能最后确定。如果如阶级这样的基本概念都这样快速的变化，那么，马克思主义就是建立在一个非常不坚实的基础上。
诚如马克思所言，阶级和阶级斗争都不是他的发明。马克思继承了前人所创设的新概念，却并未对它进行很好的清理。
在封建社会，人群中存在等级这是最普通的常识。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初期，随着“第三等级”即资产阶级地位的提高，使得它们与原本差别较小的阶层差别拉大，取代了原有阶级差别的地位，一些社会活动家指出这一事实与资产阶级革命家所许诺的平等、博爱和人权是相悖的。这个揭示力图说明，资本社会与封建社会一样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资产阶级革命家所倡导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人权等等不过是无耻的欺骗。因而产生了《共产党宣言》中“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句著名的论断，这就意味着人类已经经历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社会总共几千年的历史，在分裂为对立的阶级这一点上，没有丝毫的进步。社会要划分为阶级这样一个铁的规律只有依靠工人消灭了资产阶级才能改变。
1888年，即马克思逝世5年后， 恩格斯似乎发现了《共产党宣言》中的“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句话有些毛病，特地加了一个注解指出：“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全部历史”。这个注解把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从“一切社会”这个全称判断中隔离出去，但是，也把氏族社会解体到部落长期混战再从兼并形成国家这整个历史时期也被隔离了出去。然而，我们只有考察了人类社会形成的整个过程，我们才能给阶级一个完整的定义。
原始氏族社会是一个群居的动物群，与其它采取聚群生存方式的动物相比，人只是大脑聪明一些而已，群落内部更有秩序一些而已，量变还没有达到质变的程度。这个时期的所谓人类还没有脱离动物性。虽然由于其先进的属性使其具有更高的社会性，也由于人口很少，种群内部的竞争被成功抑制。但是，与外部天敌的生存斗争同样是非常残酷的。在氏族社会转向部落社会的过程中，由于人口的发展已经使得所能采集到的食物不足以供养所有的人口。各个原本孤立的氏族团体之间就开始了生死斗争。这时的人类文明水平还非常低，几近于零。而这种不同种群之间的人与人的斗争，等同于兽与兽之间的斗争，当时，每个氏族的人与其它氏族的人的斗争在每个氏族的观念中就等同于现代人的“人与兽的斗争”，因此，达尔文的生存斗争学说对于这个阶段的人类是完全适用的。这是纯粹的达尔文生物学范畴的生存斗争而不是阶级斗争。
又经历了大约若干万年的混战，混沌运动的内部产生了自组织因素，人类自身的文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女权社会变成了男权社会，作为人群凝聚力的血缘纽带，被对外战争中发展起来的强制机构所取代，这就是国家的雏形。当在兼并中小国的数量不断减少而人口的规模不断扩大时，奴隶制的城邦国家就产生了。这时，在一个城邦国家中就出现了三种身份差别—－管理者、公民和奴隶。管理者与公民之间的差别应当属于等级差别，是阶级差别的前身。而公民和奴隶之间的差别也由于文明的进化脱离了人与兽之间的绝对对立关系，已经进化到了阶级关系的前身—人与被驯化了的兽之间的关系—人畜关系。虽然文明还没有进化到将战败的俘虏视为是和自己一样的人类同类，但已经进化到在它们之间找到了互补的契合点，就如人与家畜之间的互补关系一样，人与人的关系又增加了除血亲之外的一种和谐关系。
只有在进入封建社会奴隶被解放之后，人与人之间的非人关系才最后被消灭，统一为原本就存在于奴隶社会的公民与统治者之间的等级关系。由于最高的对抗关系（公民与奴隶）的消失，等级关系就上升到了最高的对抗关系。原来意义上的等级关系就上升为阶级关系。这里的等级和阶级概念只有程度的不同而无质的不同。 若干个等级就组合成了阶级，比阶级更高的差别就是人与非人的差别了。因此，阶级关系主要是封建社会的产物。是处在进化当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一个阶段。在整个封建社会从发展到衰亡的过程中，等级制度也经历了不断完善直到产生异化转而走向衰亡的过程。这个异化的因素就是资本，作为封建制度的根基的等级特权逐渐让位给了资本特权。在资本特权还比较微弱的资本主义初期，资本也确曾利用国家特权来推进资本霸权的最终确立。因此之故，资本社会就被误认为是与封建社会一样的依靠等级特权维持的社会。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产生了“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见《共产党宣言》）的论断。但是，随着资本霸权的逐步加强，等级特权的重要作用也逐步被取代。到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等级特权只剩了政府官员层级制的少量遗迹，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已经不起重要作用，这就是资本霸权为基础的西方社会制度所以能够标榜其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的原因。的确，与以阶级统治为唯一手段的封建社会相比，资本社会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人权有了质的变化。而反对资本制度的人也曾利用这些试图动摇整个资本制度，但总是不能成功。这其中的秘密就是资本制度对整个社会的统治并不是靠阶级特权的压迫，而是靠资本这个有形物在几千年的发展中逐渐积累起来的自然霸权。 资本的霸权地位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制度之上的，只要这个经济基础不被动摇，任何政治的、伦理的、文化的震动都无法动摇它。这个经济制度是经历了从奴隶制度和封建制度总共数千年的历史演进一点一滴确立和完善起来的。只要没有可以取代它的新的经济制度出现，它的地位就不会被动摇。反而这个经济制度却在不断的蚕食着和改造着这个社会的政治、伦理和文化，这正是唯物主义所揭示的经济的强制力量。人类理性的力量试图与之相抗衡， 但历史一再证明了这种理性力量所能达到的极限，现在要征服它还远远不够！
市场经济的经济关系是产生于包括人与精神意识在内的人化自然的环境内，这种环境与纯自然环境的不同就是增加了人即精神的因素。在人类文明还十分幼小的时候，纯自然的因素还起着决定的作用。这就是达尔文的生存斗争学说完全适用于远古人类的原因，后来的奴隶社会，虽然文明的因素还很小，但已经使进化过程偏离了纯自然的轨道。在人与人的关系的演化过程中文明的因素起了关键的作用。正是文明的发展使人与人之间的非人关系（人兽关系和人畜关系）进化到了人与人之间的阶级关系。随着精神和意识的发展，人类文明也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在自然科学领域进展较快，取得了令人目眩的成绩。而在社会科学领域，却进展缓慢。例如在经济科学领域，虽然人们每天都生活在经济关系中，但是人们至今对它的理解都非常肤浅。以致使人觉得如果不是上帝在操纵它，也是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在操纵它。人们经过了上百年的努力，力图找到这双手，但总是在经历了短短的激动之后发现仍然没有真正的找到它。文明的发展在伦理道德领域就更其缓慢，以至于在资本社会初期人们会误以为人与人的关系在数千年中没有变化。
人类文明的发展在纯自然领域体现了自然本身的异化，这就是精神的能动性的本质。精神从一出生就带着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本性，并渴望和追求最终具有如上帝一样的控制一切的地位。它努力理解自然规律仅仅是为了利用自然规律来重新构造自然，而不是为了屈服于自然。它本身与自然的相互作用就新生了许多并不太自然的自然规律，与纯自然的规律一起共同主宰着这个世界。因此，自从人类产生以来，这个世界（宇宙）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精神能动的规律与自然的规律永远扭结在了一起，这就是社会的规律。但是，取代上帝是精神的永恒追求。它要利用一切、控制一切、改造一切，为此它要理解一切。以便未来终究会有一天人们发现了控制人类社会的那双手并最终替代它，那时人类设计和重构社会的梦想才会实现。人们痛恨的一部分人利用资本霸权奴役另一部分人的现代的不平等关系才会被改造。但是， 阶级关系在资本社会已经被改造了，代之而起的是资本霸权调节下的通过物的纽带所体现的人与人的间接关系，在人与人的对立中隔上了物与物之间的联系。社会上实际存在的等级差别正在被物与物的关系所侵蚀，还残存的政治、社会的不平等即将被资本霸权前提下的平等所代替，阶级已经失去了原来的意义。封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决定物与物的关系，而在资本社会，物与物的关系决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实际的不平等不取决于人自身，而取决于人与物的关系。
按照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将变得十分简单，只剩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阶级的对立。然而，时间过去了一个多世纪，率先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西方国家中，阶级关系的变化却出人意料。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越来越少，相反，大批大批的工人和职员都成了“小资产阶级”，使得“小资产阶级”的人数占了绝大多数。而真正意义上的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几乎消失了。这就可以解释了为什么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总是不能爆发，反而连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也消失了。并且传统意义上的阶级也在分化中变得面目全非了。
为了对阶级的概念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有必要将阶级的演化过程再归纳一下：
除生活在同一地域，以相同的环境为资源而外，没有其他任何合作联系的原始社会，不同种族之间的人与人的关系，与兽与兽之间的关系没有差别。而同族之间的人与人的关系，仅仅是生理的本能所决定的关系，是没有文明参与期间的纯自然关系。是达尔文生物进化理论仍起作用的时期。那时的人的概念与动物之间用于属种相区别的概念毫无区别，并没有有关文明属性的内容包含其中。自然，阶级的概念更不适用于这个时期。
奴隶社会中，公民之间由于社会政治经济地位的等级差别逐渐加大，可以说开始有了阶级差别，但由于有奴隶与奴隶主的对抗，弱化了阶级之间的对抗。而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的差别仍属于人与非人的差别，因此，不是阶级的关系。
只有到了封建社会，所有的人都获得了人的地位，才开始有了近似于现代的人类概念。只有这时，多级等级差别的差别才形成了阶级差别。
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逐渐被物化。资本霸权取代了阶级特权成了社会统治的力量。人与人之间的政治差别最终将不再具有本质的性质。在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一个人的被奴役和被剥削，与其说是被别的人奴役和剥削，不如说是被自己占有物的欲望所奴役和剥削。当每个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条件有了保证之后（社会福利足够发展之后，商品价值中的生存价值失去了，只剩了享乐的价值），一个不以追求永不能满足的物质享乐为价值追求的人，将永远不会被别人奴役和剥削。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说：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关系是一个正在消亡的正在被人与物及物与物的关系逐渐取代的关系。
我们可以最终得出一个阶级的定义：阶级虽然在奴隶社会已经萌芽，但只有到了封建社会才有了真正的阶级，在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以后，阶级已经走向消亡。因此，阶级是一个人与人的关系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 ，它萌芽于奴隶社会，将消亡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封建社会是真正的阶级社会。总之，阶级是国家为了统治社会的需要而赋予特定的人以不同的特权所造成的社会分层。这个基于暴力的分层正在为基于经济关系的分层所取代。
由于阶级概念的核心地位，阶级概念的清理就会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首先发生的问题就是：成熟的资本社会将消灭阶级，那么，资本社会不就没有了阶级矛盾，因而也就没有了阶级斗争，社会还能发展吗？既然资本社会的那只“看不见的手”就能自发的消灭阶级，那么工人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还存在吗？矛盾的普遍性说明了任何社会都会存在矛盾，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断言是社会内部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构成了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却失于武断。社会的发展在于它的运动性，马克思学说认为运动来源于矛盾的普遍性，一旦没有了矛盾，运动也就停止了。但也可能情况正相反，矛盾的普遍性正是来源于运动的永恒性，运动是因，而矛盾是果。如果基于这样的认识，那末，社会发展的动力并非来源于矛盾，而是来源于事物永恒运动的本质属性。而矛盾是阻碍事物发展的，它的本质属性决定它不能促进事物的发展，只有矛盾的解决才推动事物向前发展。
在原始社会，不同氏族的人群之间，开始是相互隔绝的，没有任何联系，因而也没有任何矛盾。后来由于人口的增加和适于生存地域的狭小，开始了相互的领地竞争。这时他们之间的矛盾是绝对对立的矛盾，因为除了所需的资源相同之外没有任何共同的基础。这种绝对对立的矛盾是“只有你死才能我活”的对立，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到了奴隶社会，由于长期混战中的自然强制，对立的双方发生了联系，因而开始了相互了解，相互影响，相互学习，相互沟通的过程。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发展，终于使绝对对立转化为奴役与被奴役、驯化与被驯化之间的对立。来自于外氏族的俘虏不再被杀掉和吃掉，而是如驯养家畜一样被利用。与原始社会中不同氏族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解决方式相比较，矛盾的解决方式上升了一个层次，于是，社会也有了较快的发展。到了封建社会，存在于公民与奴隶之间的人与非人的矛盾已经消失，转化成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即奴隶开始有了人的资格。这是比奴隶社会更高程度的矛盾的解决。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的等级差别被逐渐淡化，而代之以人所控制的物与物之间的差别。所有的人的特权都被转移到资本的特权，在资本特权的面前人人平等。这是比封建社会又高一个层次的矛盾的解决。
商品是资本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纽带，人人都需要别人为其生产商品，但要取得这些商品就必须也为别人生产商品。这个互补的属性形成了比以往任何社会都高级的和谐性，它把整个社会都连结到一起，并且正在走出地区、民族和国家，推进着世界的一体化。也正是这种和谐性，使原本互相孤立的、自私的、差异的人群连结到了一起，在自然经济下由于各自的互斥属性而互不联系的个人之间被迫发生关联，于是就产生了新的矛盾。 这时人的从动物祖先继承下来的赫胥黎称之为 “自我肯定”的自私自利性，就使得他们像是一群对同类也互相攻击的狼被圈到了一起，开始了一场真正的混沌大战。在生产者之间，从生产资料供应、劳动力供应、储运服务、金融服务、销售服务一直到不同和相同行业之间，进行着血腥的撕杀。整个社会都充满了尔虞我诈、勾心斗角、阴谋诡计和弱肉强食。使人觉得全社会一下子沉沦到了地底，环顾四周，宛如又回到了人吃人的原始社会。面对如此严重的形势，在欧洲前有圣西门、欧文、傅里叶，后有马克思、恩格斯，大声疾呼，无情批判。为社会把脉看病，开出药方。当时，除了成功的资本家和统治集团上层，全欧洲都认为这个社会生了病，需要请社会医生。这就是当时风行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潮。
空想社会主义者所开出的药方正是基于和谐的概念，他们看到了社会的本质是和谐，社会之所以能够存在就是因为其中存在和谐，社会的进化方向就是迈向更高的和谐。他们注意到人的创造力可以创造和谐，就像人能够创造蒸汽机一样创造出自然界不可能有的和谐。照此推理，人也一定会创造出一个更高级的和谐的社会。
马克思主义确立在批判社会主义始祖们的理论的空想的性质上，自认为找到了实行社会变革的主导力量，这就是工人阶级。他们认为，阶级斗争是社会变革的原动力，资本社会也不例外。当时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正是工人阶级觉悟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的预演。他们认为：工人阶级和历史上的被压迫阶级—奴隶阶级和农民阶级不同，工人不但可以在推翻资产阶级之后执掌政权，而且能够消灭包括自己所属的阶级在内的所有阶级，实现最高和谐的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然而，资本主义并没有像社会主义者想象的那样可怕，混沌很快被秩序所代替。被人们称为“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社会倒退终于停了下来，自私的狼与狼之间经过了一场火拼撕杀还是承认了谁也不能把谁种族灭绝的事实，明智的达成了一系列协议，成为有游戏规则的游戏。人类中的文明因素最终还是起了决定作用。所谓原始社会的重演其实只是短短的一瞬，文明这个混沌大战中的自组织因素终于用秩序制止了混乱。世界经过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文明战胜了野蛮。列宁所预言的帝国主义战争不可避免的断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再正确。第三次以至第N次世界大战已经不可能发生。人类社会这种短暂的返祖现象迷惑了所有的人。谁也没有料到野蛮到如此程度的社会（其实，二战中出现的法西斯主义才是这种返祖过程的顶峰）会在短短的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重返文明。这个暗中决定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的规律，逃过了所有社会学家的眼睛，成了决定社会发展的一只“看不见的手”，使所有的社会理论家的预言都化为了泡影。正像在经济领域里， 只要人们尚未抓到那只“看不见的手”，那么经济学就不能称为科学一样。只要人们尚未抓到决定社会进化的那只 “看不见的手”，那么，社会学就不能称为科学。
经典的社会主义即空想社会主义之所以失败，并非因为这些社会理论家们忽视了工人阶级，因而失去了变革的依靠力量。而是因为人们并没有真正掌握关于这个社会的足够的知识。人们虽然设计制造了诸如蒸汽机那样的高度和谐的人造物，然而，社会却不能像蒸汽机那样的装配。尽管那些设计师们的设计理念是追求更高的和谐，但是，对于像社会设计这样极端复杂的对象来说，这还远远不够。社会因素之繁多，各因素的属性之复杂，远非圣西门、欧文、傅里叶们所想象得到。蒸汽机的部件之间设计出来的和谐，只要用螺丝或铆钉把它们结合到一起就行了。但是，社会中的自发形成的部件尽管也有一些和谐，却不能简单的结合到一起。因为和谐的属性与互斥的属性是捆绑在一起的，没有什么社会的“螺丝”能把社会中的互斥属性抵消掉。正如上面所讲的，商品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纽带的属性把本来互不联系的个人关联到一起，然而，互斥的人性却使全社会发生了短暂的大倒退。现在，要把社会的人为设计制造出来，然后装配成更高的和谐结构，那么要问：于此关联的人性准备好了吗？
马克思主义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而遭到了失败，工人们的确曾经对资本制度恨之入骨，也确曾多次起义试图用联合的力量推翻现行的社会制度。但是，仅仅凭这些就断定工人阶级担负着并有能力担负变革社会的使命，也同样是一个空想。马克思所以为的工人的最先进阶级的那些属性，其实并不存在。工人一如其他人类一样，除了具有将人与动物区别开来的文明， 还有着从人类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原始动物性。正是这些与人的社会性对立的、自私的“自我肯定”的属性 ，彻底瓦解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伟大号召。马克思主义这个最基本的前提崩塌了，马克思主义的失败就是必然的了。
从1917年开始的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实践也证实了这一论断。即使是共产党夺得了政权的国家，工人们也并没有真正掌握政权，甚至也没有掌握工厂的管理权。国家的每一个决策，都是自认为是工人阶级代表的党的官员们做出的。工厂的每一个决策，都是实行一长制的首长和党的官员共同决定的。工会组织的任务被确定为学习管理的学校。然而奇怪的是，经过了近百年的学习，工人总是毕不了业。时至今日，在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中还没有一个真正是工人自己管理的工厂。更何谈工人管理的国家。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是西方所异口同声地指责的党的专制造成的吗？恰恰相反，工人的无能力作为和不作为恰恰是党的专制的原因。工人们一点也不比其他人类高尚，“公地灾难”理论居然对于“肩负伟大历史使命的工人阶级”也屡试不爽！在共产党执政下，普通工人确实有了更多的机会上升到领导岗位上。难道由工人出身的官员执掌公共权力就等于工人管理了工厂甚至工人管理国家吗？社会主义实践始终存在的一个悖论：工人阶级专政要求工人执掌社会公共权力，然而，工人一旦离开了工人的劳动岗位，它也就不再是工人了。工人阶级专政又怎么能实现呢？依靠官员的工人出身，依靠这种与工人的自然联系，以为这些人就能自然的代表工人。工人偶然成了工厂主还是一样的要剥削工人，与普通的资本家毫不两样。只要有官员，他们就只能代表高居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机器的利益和自身的特权利益。而这个国家机器会代表谁的利益在于控制这个国家机器的政体。要体现一个阶级的意志，主要靠这个阶级的整体控制国家机器的能力。例如资产阶级他们依持着市场机制这个自然的经济力量自发的耦合到一起。他们通过选举，通过国会议员，通过媒体控制着自己的代表，一旦他们违背了这个阶级中的大多数人的意志，或者遭到弹劾、罢免，或者用选举把他们撤换。但是工人既不能控制声言代表自己的政党，也不能控制国家机器。党希望他们做的—一巴黎公社的人民管理制形式的、既不离开工人的劳动岗位、又要人人参加公共事务的管理——大大超出了工人的能力和觉悟，而工人们自己想要做的———使自己成为社会的特权阶级———又是党所不容许的。工会这种自发出现的工人的组织形式自从出现以来就带有浓厚的行会气息，与生俱来的带有行会的狭隘习惯。 然而，这样的组织形式却是和其中的内容相适应的，却是真正的现实中的工人的代表。真正代表工人的自发组织的工会与声言代表工人——被理想化了的工人——的党的组织发生了矛盾。这个工人阶级专政的国家就只能由党来实行摄政，就像封建时代的幼年小皇帝那样，等到他们长大成人时再来亲政。然而，这个过了近百年也还没有长大的小男孩，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褊狭自私的现状至今也没有改变。这个被寄予厚望，埋葬旧世界、创造新世界、与传统观念彻底决裂、把全新的世界观给予全人类的新阶级，其实是自身利益与资本社会紧紧捆绑在一起的、有着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性的普通人类。社会的进化，一如经济的进化一样，人们是不能满足于那只“看不见的手”在那里慢吞吞的、效率极低地优化着自然规则来使社会进化的。也正如经济领域的那只“看不见的手”所自发的实现的和谐，和谐的层次非常的低一样，社会的自然进化的和谐距离理性的要求更是十分遥远。人们迫不及待地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作用，设计和制造一个更理想的社会。这个从古代人就开始了的梦想，现在还依然是梦想。正如古代人为了弥补自己的理性和现实的无力而借助于神一样，现代的社会理论家却借助于夸大人类对社会认识的已有知识。在批判着不可知论的同时暗中兜售着已知论。人类应当首先要理智的看待自己，人类要彻底替代那只“看不见的手”，还要耐心的、踏踏实实地再苦干许多年。 现在人要把资本霸权从统治社会的宝座上拉下来，用一个人为设计的和谐的社会结构代替它。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实践证明，人性中的文明因素还不够，还不足以承担设计和构造人造社会的责任。只有到了改造环境适应人类自己这种进化方式走到尽头，转变为改造环境同时也改造自己，共同服务于更高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使人类文明发展到不再是改造社会的制约，人造社会才有可能。人们必须摈弃享乐为最高价值观，而以自身与自然、自身与社会的和谐为最高价值追求。只有此时，“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种极高的和谐态才会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