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大提出，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首项任务就是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着力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课题，必须了解马克思主义广东化的过程；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必须知道马克思主义广东化的最新成果。
马克思主义广东化主要有三大方面：一是关于鸦片贸易的问题；二是关于鸦片战争的问题；三是关于太平天国革命的问题。关于鸦片贸易的问题，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中说得很具体：“1767年以前，由印度输出的鸦片数量不超过200箱，每箱约重133磅。中国法律许可输入鸦片供医疗使用，每箱鸦片纳税3美元左右；当时从土耳其贩运鸦片的葡萄牙人几乎是唯一向中国输入鸦片的出口商。”马克思罗列了西方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1767年200箱，1800年2000箱，1820年5147箱，1821年7000箱，1824年12639箱，1834年21785箱，1837年39000箱。鸦片的贸易地点也由澳门西南海湾里下碇的轮船上岸建立堆栈（即今澳门路环岛白粉村），后又转往黄埔广州港，再转移至珠江口附近的伶仃岛上。鸦片“这种贸易，无论就那些构成它随之旋转的所谓轴心的悲惨冲突，或者就它对东西方之间一切关系所发生的影响而言，是人类历史上一个独特的现象。”
关于由鸦片贸易引发了鸦片战争的问题。马克思说：“这次战争又使中国发生起义，使帝国国库完全空虚，使俄国能够顺利地由北方入侵，使鸦片贸易在南方得到极大的发展。”鸦片贸易、鸦片战争的结果：“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原则，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的确是一种悲剧，甚至诗人的幻想也永远不敢创造出这种离奇的悲剧题材。”马克思在《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中义愤填膺地控诉了英国侵略者以“亚罗号”划艇事件为借口，在广州城制造屠杀的残暴行动。“‘亚罗号’划艇是一只不很大的中国船，船员都是中国人，但是船为几个英国人所雇用。”这只船曾获悬挂英国国旗航行的执照，但执照已满期。“据说，这只船曾被用来偷运私盐，而且船员中有几个歹徒中国的海盗和走私贩子，当局早就因为他们是怙恶不悛的罪犯而想予以逮捕。当这只船不挂任何旗帜下帆停泊在广州时，水师听说这些罪犯藏匿船中，便逮捕了他们。”“可是因为这次逮捕妨碍了货主的商务，船长就向英国领事控告。”英国领事巴夏礼借端起衅，制造更大纠纷，并横蛮无理地采取军事侵略行动。1856年10月27日英军向广州城轰击。“广州城的无辜居民和安居乐业的商人惨遭屠杀，他们的住宅被炮火夷为平地，人权横遭侵犯，这一切都是在‘中国人的挑衅行为危及英国人的生命和财产’这种荒唐的借口下发生的！”马克思用了四个“我们一点也听不到”：“非法的鸦片贸易年年靠摧残人命和败坏道德来充实英国国库的事情，我们一点也听不到；外国人经常贿赂下级官吏而使中国政府失去在商品进出口方面的合法收入的事情，我们一点也听不到；对那些被卖到秘鲁沿岸去充当连牛马都不如的奴隶以及在古巴被卖为奴的受骗的契约华工横施暴行‘以至杀害’的情形，我们一点也听不到；外国人常常无耻地欺凌性情柔弱的中国人的情形以及这些外国人在各通商口岸干出的伤风败俗的事情，我们一点也听不到”，有力地揭露了英国报纸对这些可恶行为保持沉的控诉。
关于太平天国革命的问题。马克思对洪秀全的革命予以高度评价，认为其对文明世界，对欧洲革命将发生重大的影响。马克思在《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一文中评论了中国南方大地上进行着的太平天国革命：“中国的连绵不断的起义已延续了十年之久，现在已经汇合成一个强大的革命”，“对文明世界很可能发生的影响”，“当英国引起了中国革命的时候，便发生一个问题，即这个革命将来会对英国并且通过英国对欧洲发生什么影响？”“可以大胆预言，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这个普遍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从而引起英国、法国、奥地利和俄国等政治经济方面的革命。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广东化，是“化”的第一阶段的话，那末，列宁主义中国化，列宁主义广东化，则是“化”的第二阶段。列宁给号称“洪秀全第二”的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予以充分肯定和赞赏，指出孙中山的革命道路是“复兴”中国的道路。列宁在《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是这样赞赏孙中山的：“这里的亚洲的共和国临时大总统是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这种精神和气概是这样一个阶级所固有的：这个阶级不是在衰落下去，而是在向上发展；它不是惧怕未来，而是相信未来，奋不顾身地为未来而斗争；它憎恨过去，善于抛弃死去了的和窒息一切生命的腐朽东西，决不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而硬要保存和恢复过去的东西。”“中国愈落在欧洲和日本的后面，就愈有四分五裂和民族解体的危险。只有中国革命人民群众的英雄主义才能‘复兴’中国，才能在政治方面建立中华民国，在土地方面实行国有化以保证资本主义最迅速发展。”“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正在尽量启发农民群众在政治改革和土地改革方面的主动性和勇敢果断精神，从中正确地寻找‘复兴’中国的道路。”
真正把马列主义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是毛泽东思想。由于列宁和共产国际对孙中山领导的中国民主革命的支持，也要求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支持孙中山。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也参加了会议，并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16个候补委员之一。会后在上海、湖南工作，组建了国民党湖南支部。列宁去逝后，特别是孙中山去逝后，毛泽东派弟弟毛泽覃和毛泽民先后到广州了解革命变化情况，1925年9月也来到广州担任国民党的中央宣传部长，创办《政治周报》。1926年2月毛泽东又成为国民党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兼任国民党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培训开展中国农民革命运动的领导干部，为日后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特别是毛泽东在广州期间所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成为日后的《毛泽东选集》四卷的首篇文章。文章最后的结论：“可知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毛泽东从1926年到1976年去逝为止的50年，坚定不移地用这个结论，实践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并且还创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这就是当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也是马克思主义广东化的成果。没有广东大革命的实践，不可能有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学说。
如果说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成果，奠定了社会主义建设基础的话，那末邓小平则是新时期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怎样搞开放改革，怎样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怎样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都是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人面临着的重要问题，也是新时期马克思主义怎样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还是要在广东来寻找。1979年中央同意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厦门试办出口特区，1980年改为经济特区，特区的试验给中国开放改革杀出了一条血路。邓小平1992年到广东等地的讲话，不但推进了中国的开放改革，而且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且写进十四大的政治报告，真正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广东开放改革实实在在的成就，为邓小平理论创立做出了巨大的支撑。开放改革的成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果，新时期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马克思主义广东化的成果，今天活在中国大地上的人们，都是分享到了的。
马克思主义广东化的成就，又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生长提供了丰沃的土壤。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怎样带领群众建设小康、实现现代化，不都是“高州讲话”和深圳、广州等地谈话后，引起全党高度重视的理论问题吗?在跨入21世纪之际，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人类又来到了一个新的世纪之交和新的千年之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如何更好地做到这‘三个代表’，是一个需要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深刻思考的重大课题。”“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在党的十六大会议上也作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而成为党的指导思想。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好，马克思主义广东化也好，都要碰到两个问题。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面对的两个问题是：如何夺取中国无产阶级政权？如何巩固中国无产阶级政权？以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领导人，面对的两个问题是：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国第三代领导人，面对的两个问题是：建设什么样的中国共产党？怎样建设中国共产党？以胡锦涛为首的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面对的两个问题应该是：怎样建设中国？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中国？用科学发展观来建设中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和谐的社会。胡锦涛2003年在广东非典疫情异常严重的时刻，视察时便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思想。深情地对广东期望：“加快发展、率先发展、协调发展，更好地发挥在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排头兵作用。”还指出以文化发展的重要性：“一个没有文化底蕴的民族,一个不能不断进行文化创新的民族,是很难发展起来的,也是很难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上，科学发展观已成为全党全国的共识，在2007年党的十七大上，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就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就成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因而又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之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好，马克思主义广东化也好，怎一个“化”字了得？“化”就是“人”和“匕”。“匕”是“匙”，为取食器具；又是“匕首”，既为防御武器，又为生产工具；“匕”还是“牝”，为生殖器官；音同“笔”，为书写工具。《说文解字》释“匕”为：“变也，从到人”，即是“变化”的意思。“化”字是一个正立的人，和一个倒立的人，两个互“到”的人、变化的人。“化”确有两种：内化（自化）和外化。内化（自化）包含着手化、口化、脑化、心化。外化则有点化、感化、教化、度化。只有做到内化和外化结合，才是真正的“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好，马克思主义广东化也好，在“化”的途径和方法上也都碰到了两种情形。这正如同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碰撞、化合一样，既有从长安出发的陆上丝绸之路，也有从广州出发的海上丝绸之路；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中国文化的融合，既有从俄罗斯陆地上经东北、蒙古、新疆等地来的，也有从海上广东等地传入的。不但路径有两种，“化”的方法也有两种。一种是马克思中国化，一种是卡尔中国化。卡尔马克思是马克思的姓名，马克思是姓，卡尔是名。按照中国的传统去“化”，有的以姓去“化”，有的以名去“化”。马克思中国化是以姓去“化”，化解“马克思”三个字的中国文字意义，就是能够像马一样时刻思考着肩负着全人类得解放的重任。每个中国人要是能像马克思那样去思考，共产主义、世界大同焉有不在中国实现之理？而卡尔中国化则是以名去“化”，简单地用卡尔主义来卡你，卡住你的口，卡住你的脑，甚至卡住你的命，甚至连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爻”号都给卡掉了。因此，卡尔中国化是暴力革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走的曲折之路，只有马克思中国化，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要走的光明大道。
（作者系中共广东省委党校 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