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重新认识和评价马列学说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是伟大的思想家、著名的学者，他们终其一生进行了大量哲学及社会科学方面、甚至包括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思考和研究，写下了大量各类学术著述，对于推动人类科学学术发展做出了其独到的、比较大的贡献，在人类科学学术发展史上占有一定的、或者说比较高的地位。但是，笔者认为，马列学说本身远不能涵盖科学学术整体，更不能完全等同于科学学术研究，那种以为马列学说已经达到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顶峰、后人不可能再超越的想法和做法都是不妥的，也可以说是简单化和盲目的。

　　在改革开放之前的近30年中，全国都大学马列学说，并且运用马列学说对西方其他各种学说以及对我国古代的各种学说大批特批，几乎一律冠之以“封资修”的大帽子。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思想已经大大解放，视野也大大开阔，不再像过去那样开展大批判了，但是却仍然普遍深受马列学说的束缚，以为它完全正确。而另有一部分人走另外一个极端，认为马列学说一无可取、完全错误，因此完全信奉西方其他各种学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在客观上已经证明，如果教条式地理解和照搬马列学说，那么一定会碰壁、吃大亏，当年王明就是以熟知马列学说自居，并讥笑别人不如他熟悉马列（这的确是事实）、搞“狭隘经验论”。而1957年之后实行极左路线也是“高举”和“坚决贯彻”马列学说。从理论角度看其原因就在于马列学说虽然无疑有正确的内核，但是也的确有其缺陷乃至严重缺陷。

　　由于马列学说远非完全正确、有许多缺陷，因此笼统地把它当作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全面的指导思想显然不妥。现在我国学术界习惯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与“非马克思主义政治学”、“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等等截然分开，习惯于说“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等）”，甚至提出“要建立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等等。这些观点及表述都有其局限性、狭隘性和片面性。

　　回顾在极左时期，甚至曾经普遍认为马列学说对于数学和自然科学研究都有着重要的乃至关键的“指导作用”，因此号召自然科学家们以“马列主义自然辩证法”等作为“指导思想”去进行科学研究，耗费了许多自然科学家的聪明才智和青春年华，在研究方面走了不小的弯路。现在，已经基本上听不到这种声音了，因为大量事实已经证明这样做没有什么用处和意义，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反倒阻碍自然科学研究及发展进步，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当时的研究成果及思想观点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同时也有许多明显的不足和缺陷。

　　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以为马列学说已经达到研究的顶峰、仿佛是“绝对真理”或“句句是真理”的意识更加根深蒂固，至今仍占主流地位。现在常常听到“构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或经济学体系等）”这类说法，这虽然表明比以往有所进步、思想有所解放。但是，这种表述及观点说到底依然站不住脚。因为真正的科学一定是没有国界的，也谈不上什么有某个国家的“特色”。坦率地说，这依然是缺乏自信的表现，甚至可以说或多或少仍是有崇洋迷外、“外来的和尚好念经”的味道，仿佛我们诺大一个中国、我们千千万万的中国学者就没有人能创造出最终能让世界各国学术界都承认的正确、超出西方观点的理论学说。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几年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有了比较大的进步，大胆研究和创新的风气也更加浓厚，但是依然遇到很大的阻力，思想保守僵化、压制理论创新的情况依然随处可见。

此外，应当把学术研究与制定政策区分开，政策是政府为解决大量具体问题所做出的决策，必须结合各个国家在不同时期的不同任务和特点，因而必然具有鲜明的国家特点和时代特征。而科学学术研究本身则理应超出国家界限，甚至超出不同时代的差异，真正具有普遍有效性和普遍意义，它也因此能够为科学地制定各项政策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

此外还常常听到“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或经济学等）创新”这类说法，也就是说认为任何哲学（及经济学等）的创新都只能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中进行，不能越雷池一步。但是这种“马克思主义”其实是指目前人们所熟悉的那些内容，第一，不管它是否真正符合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原义，第二，如果说的确符合其原义，则不管它是否真有道理、或有多少道理、有没有缺陷和不足或局限性，而是笼统地认定它一定是正确或基本正确的、不容怀疑的，只能在这个框架内进行创新。很多事实已经证明，虽然迄今已经投入了不少财力和智力、进行了不少这类“创新”，但很难说取得了多少真正有价值、能真正站得住脚的成果。

中文的“主义”主要出自于西方语言的“-ism”，它是一个构词能力很强的后缀，而且带有比较浓厚的学术味道。但同时它也十分多义，因此必然引起许多争议。在严格的科学研究中，应尽可能避免使用“主义”这组词。胡适曾写过著名的短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反对“高谈社会主义”、“高谈无政府主义”等意识形态方面比较空洞的道理，主张多研究大量具体的社会及政治问题。应当说他的主张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同时也有简单片面及肤浅之弊，因为研究大量具体的社会问题固然十分重要，但是却不能代替进行比较深入系统的科学学术研究。

要建立和谐社会、和谐世界，迟早要完全脱离开受各种“主义”盲目和片面地束缚，抛开各种“主义”之争，尤其是那些停留在表面、以各种“主义”为标签的空洞模糊的争论。有些“主义”是完全错误的（诸如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但是大多数“主义”作为观点学说都是并非完全错误，而是各有其一定道理，但同时也有其一定的片面性，它们都属于人类思想理论的遗产和财富。因此，正确的做法应当是：进行认真细致的研究，以包容开放的心态，各取其正确的一面，而屏弃其不正确的一面，重新进行综合创新。这当然不是简单的堆砌或拼凑，而是要有全新的思路。

盲目相信马列学说完全正确主要是出自于以下几种原因：1，先入为主的原因，从一开始就把马列学说当作完全正确的知识去学习和相信，使人们深信它就是完全正确、不必怀疑的；2，对于世界情况的了解有很大局限和片面，盲目认为自己国家各方面的情况始终是最好的，自己国家所走的道路始终是最正确的，自己国家所主张的观点始终是完全正确的（在极左时期尤其如此）；3，知识结构有很大缺陷和片面，对于自己不熟悉、没有听说过的观点及知识一概笼统地认为不可信、有问题，而不去认真地学习了解、思考研究；4，不懂得什么是、也不会去进行学术观点和理论研究方面的创新，以为伟人们已经为我们创造好了现成的完全科学、完全正确的理论，我们只需要去“虚心”学习就行了；5，跟风走，看上面眼色行事，既唯上、也唯书。这些显然都不是真正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应有的态度，既没有或者说缺少道德——学术道德和良心，也缺少文章——真正有水平、有新意的文章著述。

还有一些人缺少起码的或比较严格的科学学术训练，虽然也读了一些书、做了一些思考，甚至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但其实远不成熟、远不到位，同时也不大知道怎样充分认真学习和吸取已有的各种研究成果，却急于不大负责任地乱发议论、乱做批评，听到自己不熟悉或与自己不同的观点就大发雷霆、出言不逊。科学学术研究是极为重要而严肃的事业，凭感情用事、跟着风向走或保守僵化、抱残守缺最终都是站不住脚的，而必须以冷静平和的心态，耐心地认真学习思考，摆事实、讲道理、寻根究底、以理服人。

笔者认为，虽然不能完全否定马列学说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指导意义，但是对此不应估计过高，尤其不应该由此而束缚住自己的思想，使我们不敢大胆思考、大胆创新。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创新方面，我们还有大量工作需要做。

从科学学术发展史的角度看，马列学说中的具体观点主要是诸多学术流派之一派、在学术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而其中基本正确及完全正确的内核则具有永久价值，会产生长远乃至永久的影响。但是，如果把各门科学学术都套上“马克思主义”的头衔或标签，可以说只会约束或阻碍科学学术的正常发展，束缚人们的思想和手脚，会把所谓“非马克思主义的”、但其实是有意义、有价值的许多思想观点都排除在外，更不可能做到真正地大胆创新。这决不是要完全抛弃马列学说，而是以科学地态度对待它，给它以应有的历史地位。

笔者认为，解放思想应当包括以下多重含义，第一是从盲目相信马列学说完全正确的偏见和成见中解放出来，第二是从认定我们中国人自己不能创造出更正确、更科学的理论学说这种观念束缚下解放出来，第三是从必须把各个学科都贴上“马克思主义”的标签、仿佛只有这样做才显得“科学”和“正确”这种片面观点及做法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只有这样，才能为科学学术研究开辟出无限广阔的天地，我们中国学者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做出大量有意义的科学学术创新，在世界科学学术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为人类科学学术的发展做出自己新的独特的贡献，同时当然也就可以从最深的层面上大大增强我国的“软实力”即文化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