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重要的理论研究课题。这一课题在国内研究呈现在缤纷异彩的情形。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以及国家课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等，侧重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近代史层面。中央党校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中央文献研究室当代文献研究中心等单位，侧重从当前国内外实际形势论及：马克思主义在当前的具体化；中国革命建设丰富马克思主义；批判继承历史文化遗产使马克思主义现代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通俗化。安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等各地方单位，侧重从本地域及其民系角度，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具体化：时代化、本土化、民族化。

 

    而国外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也各呈己见。有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指导思想研究出发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从毛泽东的“实事求是”到邓小平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到江泽民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到胡锦涛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以人为本”的转变过程，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逐渐被淡化的过程。具体表现三个流派：新权威主义、中国联邦式主义、新保守主义。（1）新权威主义：认为取消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指导作用，把中国的权威等同于极权和专制，妄图以西方的“三权分立”的政治模式为新权威主义。（2）中国联邦式主义：随着开放改革，意识形态发生了重要转折，从强调马克思主义一本本，转向一篇篇的毛式教条，再转向实用主义一段段经济建设的讲话，又转向一句句关于市场经济生产的讲话，后转为以人为本的个体价值取向。这种由中央到地方到个体的转换趋向，意识形态需要重新整合，就应有中国式的联邦式主义。（3）新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是相对旧保守主义而言。自天安门事件、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霸权抬头，要稳定中国的社会秩序，需恢复传统的革命马克思主义。

 

　　港澳台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有独特的见解。香港《镜报》刊登了“养天斋主”的《港澳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一文，有代表性地提出，香港由英国殖民色彩的资本主义制度向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制度转变，澳门由葡萄牙殖民色彩的资本主义制度向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制度转变，台湾则应根据本土特色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这都需要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尤其是《资本论》，它实在是企业家成为资本家的行动理论，实在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的行动理论。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一课题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首先，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关系到如何将中国共产党人所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向前推进的重大问题。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面对的两个问题是：如何夺取中国无产者的政权？如何巩固中国无产者的政权？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人，面对的两个问题是：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人，面对的两个问题是：建设什么样的中国共产党？怎样建设中国共产党？以胡锦涛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面对的两个问题应该是：怎样建设中国？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因此，必须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坚持科学发展观，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其次，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关系到中国人民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由无产者变成有产者后，如何在21世纪勇敢向前进的重大问题。2006年中国GDP为22257亿美元，人均GDP达到1700美元，绝大部分中国人已经成为有产者，尽管仍有少部分无产者。有了剩余财产就要投资，投资企业生产、投资股市、投资基金、投资房地产……，投资要能成功而不会是失败，有产者在21世纪绝不能倒退为无产者的，需要继续向前，是成为“资产者”还是成为“知产者”呢？则需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指南，才不至于疑惑乃至迷失方向。

 

　　最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关系到中华民族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如何在本世纪实现伟大复兴的重大问题。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经济复兴、政治复兴、军事复兴、文化复兴。经济复兴是基础，政治复兴是保证，军事复兴是表象，文化复兴是关键。文化还有大概念，大到涵盖整个社会包括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的各个方面，涵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财富总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参天大树，必须把嫁接来的马克思主义支干培植得更茂盛；而马克思主义的阳光雨露也必须渗透到中国传统文化大树下的土壤和根须中去，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不会是一句空话。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只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是要将马克思主义融入到中国文化的传统中去，化在一起。《辞海》对“文化”的定义为：“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这个定义，实际上是文明的定义。文化和文明相通，其最重要的一个相同点是“文”，“化”和“明”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化”主要是指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因为它从“人”和“匕”；而“明”主要是指整个宇宙的发展变化，因为它从“日”和“月”。而文化的真正定义应该为：文化是以文字符号把握物质精神互变的过程和规律。只从定义上去理解“文化”还不行，还要从文字上去解读“文化”二字，方能更深刻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首先来看“文”字，“文”是人类文明的开始，又是文字、文句、文章向文学、文化、文明升华转折的“文”。甲骨文和篆书“文”字头，是“人”字。后来“文”字的字头由“人”字头隶变为“亠”，即是“高立”和“玄天”的字头，蕴含着“人”必须掌握“文”才能成为有高素质、有玄妙思维的人。有说“亠”是男人的象征，古代男人才有文字教育的权利。甲骨文和篆书“文”字尾，是“爻”字，所以要掌握由爻号演化而来的文字符号。“爻”字是指阴爻和阳爻相交，代表着乾坤、天地、阴阳、山水、男女、动静、奇偶等的交往规律。爻号是由“人文始祖”伏羲发明创造的，虽然还不是文字符号，可它毕竟是信息符号，是文字符号的原始胚胎。由古老的爻号，演绎为八卦，重叠为六十四卦，是中国的亚文明时代。在这时代里，靠的是神话传说，靠的是爻号的演变和文字的初创，靠的是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人们的辛勤劳动积淀，亚文明时代的历时，肯定远比文明时代至今的时间要长久得多。对中国的亚文明时代进行研究，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也就更不会引起社会的高度重视。由爻号胚胎经过发育，由仓颉造文字、甲骨文、钟鼎文、篆书、隶书、楷书，直至今天的文字，中国人用从爻号演变而来的文字符号，去把握天、地、人变化规律，去书写周易、道教、儒家学说，去翻译佛教、基督教、伊斯兰的教义，去翻译马克思主义、相对论、心理学等各种学科，这就是中国有源有流的悠久传统文化。

 

　　再来看“化”字，一边为“亻”，另一边为“匕”。《说文解字》释“匕”：“变也，从到人”，即是“变化”的意思。“化”字是一个正立的人，和一个倒立的人，两个互“到”人、变化人；“化”字是女人做母亲生下来的孩子，可一变二或更多，亦可变女为男，指人类社会的生育变化。“匕”字在甲骨文时代就已经存在，犹如今日世界各地皆用代表雌性♀符号和雄性♂符号，所以说“匕”是女人的象征。又由于♀符号，中国人看似短剑，称之为“匕”，作为生产工具与防御武器的匕首，或作为取饭饮食的羮匙，或作为刻契文字的笔具。《说文解字》释“化”：“教行也”。父母亲生下了孩子，也就将自身“化”为下一代，因而就要“教”，孩子生下来“學”习的第一课就是“孝”，以后一辈子要学的就是用“爻”的符号来把握天、地、人的变化规律。“爻”号的教化也代表着中国人一生的变化过程。爻号在中国人身上变化经过是：（者）、孝、肴、希、者、考、老、耆、稀、耊、耄，人生百年，仅此十字而已。每一个阶段都离不开对爻号的把握，所以中国人对爻号要认得清楚，话得明白，因而也就活得明白，也就化得久远。

 

　　文化的基础和前提就是文字符号，人类的交往融合需要文字符号；“马克思主义”也需要文字符号来表述；社会的发展变化，人们也是靠文字符号来把握它的。不但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都可以用文字符号来把握，而且连自然界和宇宙中的万事万物也都可以用文字符号来把握，文字符号把握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越多，文化就越高，文明就越发达。

 

　　尽管“马克思”只是一个人的名字，三个字组成的符号。但这名字、这符号却影响了整个世界，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中国的现代化可以说是和“马克思”这符号相伴随着的。因此，用中国的文字符号来解读、消化“马克思主义”，或许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课题研究，会有新的见解和收获。

 

　　“马”字，《说文》释为：“怒也，武也，象马头髦尾，四足之形。凡马之属皆从马。”马像奴隶一样拉着车驮载着东西前行，能不怒乎！马要披盔戴甲金戈铁马在沙场搏杀，能不武乎！在中国人的眼里，从马克思的相片也可看出其严怒和威武的神情。中华民族自称为“龙的传人”，龙马献河图，更是中华民族史前的一个伟大事件。中国学术之源《周易》八卦之首“乾卦”动物属相为马，象征“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还有“在天为龙，在地为马”之说，所谓龙马精神，就是中华精神。“马”的读音通“妈”，人与马的关系密切，因为马可寄可托；子女与母亲的关系密切，因为母亲能有乳汁哺育子女长大，所以“马”、“妈”音义相通，可见中国人的精神寄托。在中国，英雄、骏马、美人，都是人们“马到成功”的标志，也是中国人的价值取向。5尺之马为驹，6尺之马为骄，7尺之马为騋，8尺之马为天马，天马行空，天马来兮从西极，中国古时名马都从西边的昆仑高原上下来的。

 

　　“克”字，《说文》释为：“肩也，象屋下刻木之形。凡克之属皆从克。”徐锴解释：“肩，任也，负何之名也，与人肩膊之义通，能胜此物为之克。”一种解释是：肩，肩任，肩负重任，“铁肩担道义”，“马克思”，像马一样时刻思考肩负着全人类得解放的重任。再一种解释是：古象形文字，刻木之形，即用刀契符号，一下一敲击，一下一顿，慢慢人类进入初始文明阶段。还有一种解释是：与“刻”同音同义，能把人们实践上升为理论“刻”入竹木，列为典册，藏于屋下，指导行为。拆解“克”字形，可以说是由“十”、“兄”组成，或“古”、“人”组成，或“十”、“口”、“人”组成。由十位长兄、十位大佬来干事，能不行么？有古人指引、有前人来帮忙，能不成么？有十口那么多的人，有多人的言论来出主意，能不胜么？

 

　　“思”字，《说文》释为：“容也，从心囟声，凡思之属皆从思。”思字，在《说文》中既不属心部，也不属田部，而在囟部。“囟”是“头盖骨会合处”，囟门，即脑门。婴儿的囟门，会随着心脏的跳动，一下一下跳动。所以，“思”是大脑与内心相通相用，心侧重于感性，脑侧重于理性，两者能相容相合，“思”就准确而全面了。今有对“思”字新解：“心”为思维工具，“田”为思维对象，“囗”为思维范围，“十”为思维方法。“十”为思维方法：时空的十字架指的是，时间的春夏秋冬，空间的东南西北；1为物自，2为物性，3为物态，4为物件，5为物类，6为物符，7为物色、物音，8为物易，9为物数，10为物量，这些都是从唯物论的角度上去思考。“思”字的读音sī，相同读音的有：“私”，思是私自的思，别人思不能取代我的思；“斯”，思是这时在此地的思，思是有时空定位的思；“司”，言为心声，一心一口，司仪出口后就要去实施；“丝”，自囟至心，如丝相贯，深思熟虑，不绝如缕。“丝”，在中国古代曾作为货币，亦是资本，马克思、恩格斯对兹之思，可谓空前绝后，可为中国人作永世之师。每个中国人要是能像马克思那样去思考，共产主义焉有不在中国实现之理？

 

　　古文的“主”字为“宀”下一个“主”字。《说文》释“主”字为：“镫中火主也。”意思是灯盏中的火，清朝学者段玉裁注释为“其形甚微而明照一室，引伸假借为臣主、宾主之主。”原意“王”为“灯盏”，上面的“、”为“火”，灯盏之火可以照亮一屋。而引伸假借为“王的主张”、“主的主旨”能给王主所管辖的范围带来光明。又有“王”字一点头为“主”，“王”是从打“工”始，打工只要注意“工”字上边“一”横的天和下边“一”横的地就可以了，而“王”还要协调天地间的“十”，即东西南北的人，为他们出主意、想办法。

 

　　“义”字，《说文》释为：“己之威仪也，从我羊。”其中的含义就是要处理“羊”和“我”的关系：我吃别人的羊，要坚持一定的原则，不随便乱吃别人的羊；别人吃我的羊，也要坚持一定的原则，不随便给别人吃。那末究竟按什么原则来处理“羊”和“我”、“我”和“羊”的关系呢?一般来说，有这三条原则：一是按血缘关系、亲属关系；二是按地缘关系、友谊关系；三是按业缘关系、市场价值规律关系。这三条原则，处理“羊”和“我”的关系，实际上也是如何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物间的关系。极有趣的是，英国“圈地运动”出现了“羊吃人”现象，引起了马克思的思考，才出现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对今天社会主义社会市场经济仍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主义何以能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新芽何以能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古老大树嫁接得成功，这是由于中国文化有吸纳西方文化化为自己文化的传统。中国传统文化道儒释三大流派之一的佛教，本是西方天竺（即今印度）释迦牟尼所创立的，东传中国后成为了中国的佛教。尤其要指出的是佛教的主要宗旨是崇尚禅机，而禅宗的宗主就是印度的达摩初祖，他先到广东弘扬佛法，再到中原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传慧可至僧璨至道信至弘忍至慧能六祖，便将佛教中国化。僧璨的偈：“华种虽因地，从地种华生，若无人下种，华地尽天生，但往于后，必弘大益。”慧能的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特别是慧能“明心见性、顿悟成佛”的《六祖坛经》，可以说是完全中国化了的佛教，对于唐宋以后的各朝乃至今天，仍有深刻的影响。同样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新芽从西方转接进入中国，在中华传统文化大树上嫁接成功，使中华民族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马克思主义何以能中国化，这是因为中国大地上有适应马克思主义精神大树成长的土壤。马克思对于人类的两大发现：人们的生产关系中由经济基础决定国家制度、法律观点、艺术乃至宗教观念，这些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发现；在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剩余价值的发现，重点都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新发现。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学说重点都是论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学说，这和中国主流文化中儒家学说重点论述人与人之间的仁爱关系是完全相吻合的。中国的几千年农业社会之所以能稳定地发展，最主要的是统治者把崇尚伦理的儒家学说作为治理社会的指导思想。儒家的伦理学说强调的五伦：君臣、父子、夫妻、师生（兄弟）、朋友之间的关系，是以家庭为基础的人际关系；而马克思主义学说强调的无产者与资产者、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则是以社会生产方式的人际关系。两者虽有侧重仁爱和侧重斗争之别，但共同点都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这是中国能有的适宜马克思主义学说生长的精神土壤，所以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大地上成长、开花和结果。

 

　　马克思主义何以能中国化，这是因为马克思是站在中国绝大多数人的立场上，为中国绝大多数人说话，为中国绝大多数人谋利益。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的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是“无产者”，都没有受过教育，都不认得字，只能记住马克思主义精髓的一句话：“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中国绝大多数人知道马克思在为自己说话，自己是无产者。“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句话，是让不识得字、也不知道理论为何物的“无产者”们能牢牢记住的一句话。这一句话也鼓舞着全中国的“无产者”去奋斗，去前进。马克思是全世界最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在全人类中没有任何人比他更关心“无产者”了。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干什么？就是要用各种办法变为“有产者”。具体的办法是：“但愿能用和平的办法，最不反对这种办法；但如采用暴力建立自己的统治后，并以‘统治者’的资格用暴力去消灭旧的生产关系，从而也就消灭了‘无产者’自己的统治。”（《共产党宣言》）2006年中国人均GDP达到1700美元，绝大部分人皆成为了有产者，当然也还有少数无产者。“有产者”又要成为“资产者”。“资产者”进而成为“知产者”。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与时俱进的表现，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表现。

 

　　以上就是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成功地结合融化的主要原因。相反，马克思主义却未能在自己的家乡德国融化，也未能在他长眠的地方英国融化，即是说马克思主义未能德国化，马克思主义未能英国化，其根本原因是什么？亟需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下苦功夫的。而马克思主义要全面中国化，不但是中国共产党员要能够像马克思那样去思考问题，而且中国人都要能够像马克思那样去思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