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是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中，作为行动指南和指导思想的。然而，许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与不少的中国共产党员，却鲜知马克思主义曾热情地关心中国，话说中国。1851年8月马克思接受美国《纽约每日论坛报》的撰稿邀请为该报撰稿，同月恩格斯也应马克思的请求共同为该报写稿，马克思一直写到1862年。在美国《纽约每日论坛报》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共写了九篇有关中国的文章：第一篇是马克思写于1853年5月20日的《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作为社论载于1853年6月1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794号上；第二篇是马克思写于1857年3月18日左右的《俄国的对华贸易》，作为社论载于1857年4月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981号上；第三篇是马克思写于1857年3月22日左右的《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作为社论载于1857年4月10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984号上；第四篇是恩格斯写于1857年5月20日左右的《波斯和中国》，载于1857年6月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032号上；第五篇是马克思写于1858年8月31日和9月3日的《鸦片贸易史》，作为社论载于1858年9月20和2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433和5438号上；第六篇是马克思写于1858年9月28日的《中国和英国的条约》，载于1858年10月1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455号上；第七篇是恩格斯写于1858年10月25日左右的《俄国在远东的成功》，作为社论载于1858年11月1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484号上；第八篇是马克思写于1859年9月13、16、20和30日的《新的对华战争》，载于1859年9月27日，10月1、10和1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750、5754、5761和5768号上；第九篇是马克思写于1859年11月中的《对华贸易》，载于1859年12月3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808号上。马克思写有7篇，恩格斯写有2篇。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九篇文章，倾注了他俩的心血，深切地关注着中国的命运，愤怒地揭露了英国侵略者对中国的残暴行为，深刻地揭示出沙俄对中国的领土野心，殷切地寄希望于中国人民、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150年后读来，仍能震撼中国人的心灵。马克思主义的孝子贤孙们要时时刻刻不忘记老祖宗的遗训，牢记住马克思主义是如何话说中国的。这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绝大的好处。下面就这九篇文章一一慢慢话来。

 

　　第一篇：马克思写的《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文章就鸦片战争对中国的影响，引起中国革命，此革命通过英国对欧洲发生什么影响，引起什么革命，进行了辩证的论述。“英国用大炮强迫中国输入名叫鸦片的麻醉剂，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所有这些破坏性因素，都同时影响着中国的财政、社会风尚、工业和政治结构，而到1840年就在英国大炮的轰击之下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威权，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历史的发展，好像是首先要麻醉这个国家的人民，然后才有可能把他们从历来的麻木状态中唤醒似的。”马克思对在中国南方大地上进行着的太平天国革命给予高度的评价：“现在已经汇合成一个强大的革命”，“对文明世界很可能发生的影响”，“当英国引起了中国革命的时候，便发生一个问题，即这个革命将来会对英国并且通过英国对欧洲发生什么影响？”“可以大胆预言，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这个普遍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从而引起英国、法国、奥地利和俄国等政治经济方面的革命。

 

　　第二篇：马克思写的《俄国的对华贸易》。文章开篇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帕麦斯顿勋爵和路易–拿破仑采用武力来扩展的对华贸易和往来方面，俄国所处的地位显然令人极为羡慕。的确，非常可能，从目前同中国人发生的冲突中，俄国不要花费一文钱、出动一兵一卒，而能比任何一个参战国得到更多的好处。”文章分析了中国人对海上贸易的态度：“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对海上侵入他们国家的一切外国人抱着反感，而且不是毫无根据地把他们同那些大概经常出没中国沿海的海盗或冒险家相提并论。”而“俄国同中华帝国的关系是很特殊的。”主要是进行陆地贸易，因陆地贸易的发展，使恰克图由一个普通的要塞和集市地点变成边区的首府，因陆地贸易使恰克图的经济地位提升上军事、政治地位。又由于鸦片战争后看到英国等在海上贸易得到许多好处，俄国也“决不只限于发展这种陆路贸易”。“俄国占领了千岛群岛和与其毗邻的堪察加沿岸。它在这一带海面上已经拥有一个舰队，它无疑地会利用任何有利的机会来设法参加同中国的海上贸易。”

 

　　第三篇：马克思写的《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作者义愤填膺地控诉了英国侵略者以“亚罗号”划艇事件为借口，在广州城制造屠杀的残暴行动。“‘亚罗号’划艇是一只不很大的中国船，船员都是中国人，但是船为几个英国人所雇用。”这只船曾获悬挂英国国旗航行的执照，但执照已满期。“据说，这只船曾被用来偷运私盐，而且船员中有几个歹徒——中国的海盗和走私贩子，当局早就因为他们是怙恶不悛的罪犯而想予以逮捕。当这只船不挂任何旗帜下帆停泊在广州时，水师听说这些罪犯藏匿船中，便逮捕了他们。”“可是因为这次逮捕妨碍了货主的商务，船长就向英国领事控告。”英国领事巴夏礼借端起衅，制造更大纠纷，并横蛮无理地采取军事侵略行动。1856年10月27日英军向广州城轰击。“广州城的无辜居民和安居乐业的商人惨遭屠杀，他们的住宅被炮火夷为平地，人权横遭侵犯，这一切都是在‘中国人的挑衅行为危及英国人的生命和财产’这种荒唐的借口下发生的！”马克思用了四个“我们一点也听不到”：“非法的鸦片贸易年年靠摧残人命和败坏道德来充实英国国库的事情，我们一点也听不到；外国人经常贿赂下级官吏而使中国政府失去在商品进出口方面的合法收入的事情，我们一点也听不到；对那些被卖到秘鲁沿岸去充当连牛马都不如的奴隶以及在古巴被卖为奴的受骗的契约华工横施暴行“以至杀害”的情形，我们一点也听不到；外国人常常无耻地欺凌性情柔弱的中国人的情形以及这些外国人在各通商口岸干出的伤风败俗的事情，我们一点也听不到”，来揭露英国报纸对这些可恶行为保持沉黙的控诉。

 

　　而美国《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在马克思的这篇文章中还附加了这样一段话：“为了同中国保持基督教的和贸易的联系，最好是我们避免参与这一冲突，使中国人不致觉得所有西方国家都暗中串通起来侵害他们。”然而西方国家却是公开串通起来，于1863年6月18日圣心瞻礼日在广州市一德中路举行了耶稣圣心堂建筑的奠基礼，历经25年，至1888年方始建成。西方虽以基督教和平的文化方式来保持与中国的联系，但已无法扑灭中国人愤怒的烈火。诚如马克思在文章末尾中所示：“本来已趋于平息的、在鸦片战争时期燃起的仇英火焰，在中国爆发成了愤怒的烈火，一切关于和平和友好的声明都未必能扑灭这股烈火。”

 

　　第四篇：恩格斯写的《波斯和中国》。文章一开头就把英国在亚洲侵略波斯（伊朗）、中国的两场战争作了鲜明的对照：“在波斯，欧洲式的军事制度被移植到亚洲式的野蛮制度上；在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古老国家的腐朽的半文明制度，正用自己的方法与欧洲人进行斗争。波斯被打得一败涂地；而被弄到绝望地步、陷于半瓦解状态的中国，却找到了一种抵抗办法。”恩格斯满腔热情地歌颂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战争是伟大的人民战争，同时也能加快古老的中华帝国末日迅速到来。“我们不要像骑士般的英国报纸那样去斥责中国人可怕的残暴行为，最好承认这是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这是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虽然你可以说，这个战争带有这个民族的一切傲慢的偏见、蠢笨的行动、饱学的愚昧和迂腐的蛮气，可是它终究是人民战争。”“有一点是毫无疑义的，那就是古老中国的末日正在迅速到来。国内战争已使帝国的南方与北方分立，而太平天国的天王在南京似乎不会受到清廷军队的危害（如果不受自己人阴谋危害的话），正如同清帝在北京不会受到起义者的危害一样。直到现在，广州似乎是独自进行着一种反对英国人以及根本反对一切外国人的战争；……中国的南方人在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中所表现的那种狂热态度本身，显然表明他们已觉悟到古老的中国遇到极大的危险；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垂死的挣扎，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世纪的曙光。”

 

　　第五篇：马克思写的《鸦片贸易史》。“1767年以前，由印度输出的鸦片数量不超过200箱，每箱约重133磅。中国法律许可输入鸦片供医疗使用，每箱鸦片纳税3美元左右；当时从土耳其贩运鸦片的葡萄牙人几乎是唯一向中国输入鸦片的出口商。”马克思罗列了西方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1767年200箱，1800年2000箱，1820年5147箱，1821年7000箱，1824年12639箱，1834年21785箱，1837年39000箱。鸦片的贸易地点也由澳门西南海湾里下碇的轮船上岸建立堆栈（即今澳门路环岛白粉村），后又转往黄埔—广州港，再转移至珠江口附近的伶仃岛上。鸦片“这种贸易，无论就那些构成它随之旋转的所谓轴心的悲惨冲突，或者就它对东西方之间一切关系所发生的影响而言，是人类历史上一个独特的现象。”由鸦片贸易引发了鸦片战争：“这次战争又使中国发生起义，使帝国国库完全空虚，使俄国能够顺利地由北方入侵，使鸦片贸易在南方得到极大的发展。”鸦片贸易、鸦片战争的结果：“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原则，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的确是一种悲剧，甚至诗人的幻想也永远不敢创造出这种离奇的悲剧题材。”“1856年输入中国的鸦片，总值约3500万美元，同年英印政府从鸦片垄断贸易上得到了2500万美元的收入，即等于国家总收入的六分之一。”

 

　　第六篇：马克思写的《中国和英国的条约》。文章说的是1858年6月26日的“中英天津条约”，也涉及中俄天津条约、中美天津条约、中法天津条约，但重点却是揭露在天津条约中，帝国列强“英国从中国得金，俄国从中国得土”的事实。“在香港以及为英国贸易开放的五个中国口岸，英国领事在遇到装载鸦片的英国船只驶入英国领事裁判权所辖地区时，必须给中国当局以协助。”“《经济学家》杂志以及一般写作金融论文的作者们，都兴致勃勃地计算着中国白银对于贸易差额和英格兰银行金银储备状况将发生多么良好的影响。”“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有谁将在北京拥有政治影响，那一定是俄国，俄国由于最近的条约得到了一块大小和法国相等的新领土，这块领土的边境大部分只和北京相距八百英里。约翰牛由于进行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使俄国得以签订一个允许俄国沿黑龙江航行并在两国接壤地区自由经商的条约；又由于进行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帮助俄国获得了鞑靼海峡和贝加尔湖之间最富庶的地域，俄国过去是极想把这个地域弄到手的，从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到尼古拉，一直都企图占有这个地域。”

 

　　第七篇：恩格斯写的《俄国在远东的成功》。恩格斯在文章里指出了鸦片战争中在远东、在亚洲获得成功，得到不少好处的最大的赢家是俄国。“英国和法国对中国进行战争，只是为了让俄国得到好处。俄国这时的处境确是少有的顺利。不稳定的亚洲帝国在一个一个地变成野心勃勃的欧洲人的猎物，这里所谈的是其中的一个帝国；这个帝国是如此衰弱，如此摇摇欲坠，它甚至没有力量来度过人民革命的危机，因为连激烈爆发的起义也会在这个帝国内变成慢性的而且显然是不治的病症；这个帝国是如此腐化，它已经既不能驾驭自己的人民，也不能够抵抗外国的侵略。正当英国人在广州同中国的下级官吏争执不下，并且在英国国内讨论叶总督是否真是遵照本国皇帝的意旨行事这样一个重要问题的时候，俄国人已占有了黑龙江以北的领土和该河南岸满洲的大部分土地；他们在那里建筑了工事，进行了铁路线的勘查工作并预定了未来的城市和港口的地点。当英国终于决定打到北京，当法国希望为自己捞到一点东西而追随英国的时候，俄国，——尽管它正好在这个时候从中国夺取了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竟能挺身出来充当衰弱的中国的秉公无私的保护人，而在缔结和约时俨然以调停者自居；如果我们将当时所缔结的各项条约比较一下，就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件一目了然的事实：这次战争不是对英国和法国有利，而是对俄国有利。”

 

　　第八篇：马克思写的《新的对华战争》。这篇文章共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1859年“英国远征舰队已得到命令沿白河上驶护送两国公使进京”，“6月25日，英国人企图强行进入白河时，约有两万蒙古军队做后盾的大沽炮台除去伪装，向英国舰队进行猛烈的轰击。陆战水战，同时并进，结果进攻者完全失败。”第二部分，以白河大沽事件为借口，英国首相“帕麦斯顿和波拿巴已达成协议，他们想要发动另一次对华战争。”“既然天津条约中并无条文赋予英国人和法国人以派遣舰队驶入白河的权利，那末非常明显，破坏条约的不是中国人而是英国人，而且，英国人预先就决意要在规定的交换批准书日期以前向中国寻衅了。”第三部分，英国的媒体《泰晤士报》、《经济学家》等，从军事、外交、政治、经济方面维护英国利益出发，“保护英国贸易所必需的武力必须集中于中国海面”。“因此，英国除了它本身对中国的贸易差额外，又由于澳大利亚黄金和美国棉花的进口，要支付给中国大宗款项。目前英国、澳大利亚和美国对中国的这个贸易差额，大部分已由中国转移到印度，与中国方面由于输入印度鸦片和棉花而产生的贸易差额相抵消了。”第四部分，“白河冲突并非偶然发生的”：“他们并未忘记，在1857年茶叶进口量曾减少了2400多万磅，这种商品几乎完全从广州输出的，而当时广州正好是唯一的战场。因此，他们担心因战争而妨碍贸易的现象现在可能扩展到上海和天朝的其他商埠。既然英国人曾为鸦片走私的利益而发动了第一次对华战争，为保护一个海盗的划艇而进行了第二次对华战争，那末，现在要想达到一个高潮，只需马上发动一次旨在以公使常驻北京这件麻烦事情来和中国为难的战争就是了。”

 

　　第九篇：马克思写的《对华贸易》。文章指出西方对华贸易的主要障碍是：“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相结合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过去有个时候，曾经流行过一些十分虚妄的见解，说什么由于打开了天朝的大门，美国和英国的商业一定会得以推进；当时我们曾根据对本世纪开始以来中国对外贸易的精密考察指出，这些奢望是没有可靠的根据的。我们证明过鸦片贸易的增长与西方工业品的销售成反比。我们曾认为，除了鸦片贸易之外，对华进口贸易迅速扩大的主要障碍，乃是那个依靠着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相结合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马克思引述了《额尔金伯爵赴华赴日特别使命有关文件汇编》及所附1852年广州一位英国官员米契尔先生致乔治·文翰爵士的《报告书》，来论证这一观点。“他们大部分拥有一块从皇帝那里得来的完全私有的土地，每年须缴纳一定的不甚繁重的税金；这些有利情况，再加上他们特别刻苦耐劳，就能充分供应他们衣食方面的简单需要。”

 

　　马克思、恩格斯虽未到过中国，但对中国的情况却是如此熟悉，分析得如此深透。在中国与世界列强的贸易、纠纷、矛盾、磨擦、战争中，始终站在中国的立场上，为中国辩争，替中国说话，维护着中国的利益。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总是抱着深切的同情，对中国政府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对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制度殷切地盼望其尽快改变，尽速打开大门，融入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在150年前对中国所说的至情至理的话，即使到今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经济全球一体化，这些话都并没有过时，仍值得每一个中国人永远牢记着，仍值得每一个共产党员努力去践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