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距毛泽东的诞生已经110年，上距毛泽东的逝世已经28年。28年来，他受到各方评说，从专家到士人，从官方到百姓，一应俱全。无论如何，他已进入历史。在历史上，他创造了辉煌，也刻画了人们的时代与心灵，睥睨古今，雄视中外。尤其打江山那段生涯，积三十之年，逐中原之鹿，遂使山河变色、新国建立。强者气象，甚是不凡；影响所及，至为深远。这一千秋功业，都扎根于实际，力足于实际，也完成于实际。此后，他逐渐被崇拜、被神话，神话者，脱离地面也，随之纰漏频出、内斗连连、经济倒退、民不聊生，晚年更搞出“文化大革命”，然革命未成身先死，终使英雄泪满襟。脱离实际者，宜乎有这样的下场也！28年后的今天，我们又看到各种假大空现象，席卷而来。这些现象的集中之地，莫过于官场、知识界和教育界。如果用史鉴的观点看，这显然是危险的，因此引起国人的隐忧，也就属于事理之常了。所以，无疑的，尽管毛时代已成过去，但毛泽东务实的思想旗帜，仍是我们批判官僚主义和八股先生的有力武器，也是我们加强自身建设的最大营养。它将一如既往地迎风招展，散发着迷人的恒久的魅力与光芒。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它的魅力与光芒，在许多时候，都为人们所忽略、淡忘，以致引起和滋生一些误解，使人们不能清楚明白地看到毛泽东那深刻的务实的一面，因此，用新的方法和语言，对其进行详细的研究和分析，是很有必要的。大致说来，毛泽东的务实思想，有四个方面，值得归纳、论列。

　　一、读书学习

    自古以来，人们都重视读书学习。学习的目的在于获取知识。英国培根的名言是：“知识就是力量。”一语道破了知识的重要。但是培根的名言只说三分之。事实上，只有能运用于实际的知识才具有力量；此亦即殷海光教授“知识论”中所谓的“知识是否实用（Pragmatic）。”而且，学习能力的高下也因人而异。所以，在现实生活中、在文学著作里，我们都不难看到不少的书呆子，范进、孔已己、博古、李德、梁簌溟（在哲学方面）⑴以及二十八布尔什维克中的若干个等等，都其著者也！这种书呆子、洋书呆子，引发了毛泽东的一句驰名天下的激愤之言：“书读得愈多，人愈蠢。”——尽管毛自己也是一个读书甚多之人。毛的这种激愤，显然是出于这些读书人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以致脱离人生和社会的实际，使知识变得有害而不是有用的东西。

    1940年3月23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技术干部集会上讲话时批评那些脱离实际社会生活的知识分子风趣地说：“如果只是读死书，那么，只要你认得三五千字，学会了翻字典，手中又有一本什么书，公家又给了你小米吃，你就可以摇头摆脑地读起来。书是不会走路地，也可以随便把它打开或者关起，这是世界上最容易地事情。这比大师傅煮饭容易得多，比他杀猪更容易。你要捉猪，猪会跑，杀它，它会叫，一本书摆在桌字上既不会跑，又不会叫，随你怎么摆布都可以。世界上哪有这样容易办的事呀！”这是说读几本书本身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所以：“我劝那些只有书本知识但还没有接触实际的人，或者实际经验尚少的人，应该明白自己的缺点，将自己的态度放谦虚一点。”他又说：“我们的同志必须明白，我们学习马列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好象道士们到茅山去学了法就可以降妖捉怪一般。它也没有什么好看，也没有什么神秘，它只是很有用。”⑵这些都是很明显的实用的观点。这种观点可分为两方面讲，一是要学习“很有用”的知识，二是“只有书本知识但还没有接触实际的人，或者实际经验尚少的人”要头朝地多将书本知识和实际生活联系起来。事实上，毛泽东的这种看法，可以追溯到他的年青时代。远在1919年7月21日的《湘江评论》临时增刊第一号，他就写《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批评当时思想界“多是空空洞洞，很少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不容易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可见其伏机之早、批评之切。这种伏机与批评，使他一生痛恨学校和一些所谓的教育家。例如在1920年6月7日致黎锦熙的信中，他说：“我一生恨极了学校，所以我决定不再进学校。自由研究，只要有规律，有方法，未必全不可能。”⑶原因也无它，以其脱离社会实际而已。这种痛恨，在同年6月30日致罗章龙的信里也得到清晰的反映。他就说“我于湖南教育只有两个希望”，其劈头第一个希望，就是“希望至今还在的一班造孽的教育家死尽。”⑷原因也无他，以其迂腐害人而已。鉴于如此环境和见解，只有自主研究一途，才庶几可以“研究实事和真理”。为此，在态度方面，就要“潜在切实，不务虚荣，不出风头。”可见，在毛泽东的早期，他就已经有别于一般尚空谈的知识分子了，他就已经将探索的眼光瞄向了社会的病症与改革了。

    从毛泽东的知识结构来看，他偏重于阅读中国古典的文学、史书（这也是时代的局限）。就一般而论，读书尚且可以把人的脑袋读迂，何况读古书？毛泽东则不然。古书到了他那里，立刻全军近墨、服服帖帖，且起死回生、锻铁成金。鲁迅讲演，尝有“必须和实际社会接触，使所读的书活起来”的劝戒之言，毛泽东可以说是真正做到了。旅美史学家唐德刚曾评论说：“毛泽东还有另一套本领，非若辈所能及；毛公善读中国线装古书，精通中国传统的‘帝王学’，尤精于玩弄古法家的‘权术’，以及打原始农民战争的那套土‘兵法’。毛对这套传统帝王学的艺术之掌握，那才是英明天纵，雄才大略，文武双全，全国无两。他就是靠这一套先天的禀赋和后天的经验，终能在党内压倒群雄，异军突起，最后竟能赶走蒋氏，统一大陆的。”⑸在斗争方面，毛公固然“英明天纵，雄才大略，文武双全，全国无两”，但是，唐德刚没有说明的是，其在“小道”上即如写文章、讲演、书信、诗词、电报、论学诸方面，也同样大有可观呢！最显著之例自是“毛选”的雄文四卷。现在我们回看毛选，其内容和观点当然不无可议之处，但就知识的转化而论、就知识的运用而论、就知识的指挥而论，“全国无两”，其惟毛泽东乎？此后《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及其他言论的出版使毛公能力的展示，又开新猷。试举一例。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时，针对张闻天的问题，毛泽东兴致勃发地写了一篇评介性的文章，发给中央各员，题曰《关于枚乘〈七发〉》，精彩无比，句句挺拔，值得细读：

    此篇早已印发。可以一读。这是骚体流裔，而又有所创发。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居上游。宋玉、景差、贾谊、枚乘略逊一筹，然亦甚有可喜之处。你看，《七发》的气氛，不是有颇多的批判色彩吗？“楚太子有疾，而吴客往问之。”一开头就痛骂上层统治阶级的腐化：“且夫出舆入辇，命曰蹶痿之机。洞房清宫，明曰寒热之媒。皓齿娥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脓，命曰腐肠之药。”这些话一万年还将是真理。现在我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无论是知识分子、党、政、军工作人员，一定要做些劳动，走路、游泳、爬山、广播体操都在劳动之列。如巴甫洛夫那样，不必说下放做工、种地那样更塌实的劳动了。总之，一定要鼓干劲，反右倾。枚乘直攻楚太子近太子 色靡漫，四肢委随，筋骨挺解，血脉谣濯，手足堕 。越女侍前，齐姬奉后。往来游宴，纵姿于曲房隐间之中。此甘餐毒药戏猛兽之爪牙也。所从来者至深远，淹滞永久而不废。虽令扁鹊治内，巫咸治外，尚何及哉！”枚乘所说，有些象我们的办法，对犯错误的同志，大喝一声：你的病重极，不治将死。然后，病人几天、或者几星期或几个月睡不着觉，心烦意乱，坐卧不宁。这样一来，就有希望了。因为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这类毛病，是有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的，“所从来者至深远，淹滞永久而不废。”这个法子，我们叫“批判从严”。“客曰：今太子之病，可无药石针炙疗而已，可以要言妙道说而去也，不欲闻之乎？”指出了要言妙道，这是本文的主题思想。此文首段是序言，下分七段，说些不务正业而又新奇可喜之事，是作者主题的反面。文好。广陵观潮一段，达到了高峰。第九段是结论，归到要言妙道。于是太子高兴起来，“ 然汗出，霍然病已。”用说服而不用压服的方法，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见效甚快。这个方法，有点像我们的“处理从宽”。首尾两段是主题，必读。如无兴趣，其余可以不读。我们应当请恩格斯、考茨基、普列汉洛夫、斯大林、李大钊、鲁迅、瞿秋白之徒，“使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讲跃进之必要，说公社之原因，兼谈政治挂帅的极端重要性，马克思“览观”，列宁“持筹而算之，万不失一”，我少时读过此文，四十多年不理它了。近日忽有所感，翻出来一看，如见古人，聊效野人献曝之诚，赠之于同志。⑹

    枚乘是汉朝人，《七发》是“骚体”。毛公此文，且不说文辞的遒劲有力，但就古书与政治的融合而言，就让人叹为观止。试问历数古今中外的政治家，可与之争锋者，能有几人？也许英国的邱吉尔可为匹敌。1963年美国总统肯尼迪将美国荣誉公民授予邱吉尔时赞美他说：“他动员英语语言并送它上战场。”在气魄上和手腕上，毛公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于那些文人教授写的无病呻吟、软趴无物的文字，见此真要退避三舍也。这种读书学习的务实的眼光与视野，岂不值得我们大力学习吗？

 

　　二 、调查研究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这是一句众所周知的宣言。在很多情况下，政策具有决定意义。正确的政策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要处理好政策与经验的关系。欲制定出正确的政策，必有赖于经验；同时，政策的正确与否及正确之程度，均待有经验去考证，这就需要在实践中去体认、去调查、去研究、去验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是一条颠破不灭的辩证法。共产党在历史上制定出不少正确的政策，也出现过许多错误的政策。例如“关门主义”；又如抗战后土改过程中出现的乱打乱杀现象等等，都是如此。

    从认识论的观点上讲，正确的政策似乎至少有两个方面的涵义：第一当然是政策本身要是符合实际和经验的；第二是政策要界限分明，这样才可以循规蹈矩，不至于此冲彼突。所以，政策的制定者，必须深入实际，跟群众打成一片。这就是要搞调查研究。共产党之能赶走国民党，就是政策和策略正确的结果；而政策和策略之所以正确，又是调查研究的结果。例如，共产党走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割据道路，最早就发轫于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以及《井岗山的斗争》等，这些都是调查研究的成果。

    从毛泽东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雅好此道，一直亲自动手、提倡不绝。1937年7月，他更是将调查研究上升为哲学的高度，在延安抗日军事大学做了《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的讲演，这就是著名的《实践论》。1941年3月17日，毛泽东又在《农民调查》的“序言”中写道：“现在我们很多同志，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负担着指挥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对于中国各个社会阶级的实际情况，没有真正具体的了解，真正好的领导是不会有的。”明白指出了党内“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而要转变此种危险的作风，要了解真正的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要做这件事，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第二是开调查会。东张西望，道听途说，决然得到什么完全的知识。……因此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从态度上规定了补救之道。这段话，显然是有感而发的。因为在后面毛泽东又写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虽然曾经被人讥为‘狭隘经验论’，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有许多人，‘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地发议论，提意见，这也批评，那也指责，其实这种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因为这种议论或批评，没有经过周密调查，不过是无知妄说。我们党吃‘钦差大臣’的亏，是不可胜数的。而这种‘钦差大臣’则是满天飞，几乎到处都有。’”最后他谦虚地说：“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⑺这些话，今天看起来，还是针砭时弊的良言，还是厚重可亲的大实话，值得各级干部的效法与回味。

     然而，同样很引人注意的话是，脱离了实际、脱离了群众，“这种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不幸的是，在毛泽东的后期与晚年，他完全抛弃了平生信念，成了这十个人中的一个；所谓的“开国有功，建国有过，‘文革’有罪”的评价，也就不为无因了。当然，这又不仅仅是个人的问题了。

　　三、宣传艺术

   毛泽东本人主编过报纸，也做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代理部长，对宣传甚有一手。他曾说：“枪杆子出政权。”事实上，枪杆子本身是不一定可以出政权的，它只是在有形上起到保护自己、打击敌人的目的；而笔杆子则足以影响人心的向背，对内，使全党全军统一认识、统一思想；对外，可以拉拢中间派，孤立反动派，笔杆子的无形威力，自不待言。

   但是，由于共产党的大多数党员是农民，理论和表达的水准都不高，如何让宣传在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都能起到实效，是一个不能不重视的问题。这就要考究宣传的艺术和技巧了。形式上，宣传当然要尽量通俗形象，旗帜鲜明；内容上，宣传当然要言之有物，证据实在；目的上，宣传当然要达到其预期的效果。——这些都是一个务实的宣传的过程中所必须考虑的因素。宣传的最大敌人，乃是教条和八股。教条和八股都是害死人的东西。染此二病，宣传的命运，惟有完蛋。因为教条和八股，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没有平易近人的气氛，没有引人入胜的话题，不仅不能达到实际的效果，甚至引起反作用，颇伤公信力和杀伤力。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呼吁道：“我们要完成打倒敌人的任务，必须完成整顿党内作风的任务。学风和文风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只要我们共产党的队伍是整齐的，步调是一致的，兵是精兵，武器是好武器，那末，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能被我们打倒的。”⑻就广义而说，只要一个人写文章或者开口对人说话，他都算是在宣传，所以，党内的不良风气例如教条的学风和八股的文风，都会影响到宣传。对此，是务必应该加以打倒、推翻的。

    （一）关于教条主义。教条主义比经验主义更为危险。这是因为“教条主义容易装出马克思主义的面孔，吓唬工农干部，把他们俘虏起来，充当自己的用人，而工农干部不易识破他们；也可以吓唬天真浪漫的青年，把他们充当俘虏。”要避免教条主义的错误，必须要“理论联系实际”。如何做到这一点呢？“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对准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⑼

   （二）关于党八股。党八股是一个非常恶劣的东西，是蠢笨的产物。从历史来看，党八股是对于五四运动的一个反动。这个反动的东西有八大罪状：“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的放失，不看对象”、“语言无味，像个瘪三”、“甲乙丙丁，开中药铺”、“不负责任，到处害人”、“流毒全党、妨害革命”、“传播出去，祸国殃民”。这八大罪状的分析，都是一针见血的。

     因此，“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⑽——这就是务实的宣传的总原则。

    再看务实的宣传的一些细部要求。1948年4月2日，毛泽东同晋绥日报编辑人员谈话。谈话中他表示了这些重点：

     第一，“在我们一些地方的领导机关中，有的人认为，党的政策只要领导人知道就行，不需要让群众知道。这是我们的有些工作不能做好的原因之一。”要解决这个问题，办法就是“充分利用报纸。办好报纸，把报纸办得引人入胜，在报纸上正确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通过报纸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

     第二，“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我们的报上天天讲群众路线，可是报社自己的工作却往往没有实行群众路线。”他举了报纸上的错字为例。

     第三，“报纸工作人员为了教育群众，首先向群众学习。同志们都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往往不懂事，对于实际事物往往没有经历，或者经历很少。”因此，“报社的同志应该轮流出去参加一个时期的群众工作”，在没有参加群众工作的时期，“也应当多听多看关于群众运动的材料，并且下工夫研究这些材料。”

    第四，“应当保持你们报纸的过去的优点，要尖锐、泼辣、鲜明，要认真地办。”为什么呢？“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我们共产党人从来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所以，“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用钝刀子割肉，是半天也割不出血的”。

    以上这些原则和要求，如果我们只注意其具体的意义，那是很不够的，因为一些具体的东西例如“革命”、“运动”虽然已时过境迁，不复有昔日的背景和需要；但是它还有其抽象的意义，这就是毛泽东务实的宣传思想的内核，亦即务实。务什么实？务现在的实，务目前的实。我们必须将这两方面都加以适当的注意，适当的照顾。这样，我们就可以对毛泽东务实的宣传思想有全面的了解。这一点，可以作为我们的方法论，毛泽东的所以务实的思想，均可作如是观。

　　四 、指挥风格

     无论是政府机关还是一般团体，在事务上，都存在着某种上下级的关系。上下分工合作，这往往是必须的。我们看党魁毛泽东的领导，很可以看出他坚强而有力的指挥风格。这种风格在战场上，最可概见。战场是极为无情的，不是敌死就是我亡，因此紧张之中，不能容有丝毫差池和混乱，必须统一精神、统一命令，使上下级互相协调，做到如臂使指，正如许世友将军所言“主席指挥到哪，我打倒哪。”当然，很多时候，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将领还是有见机立断的权力。问题是，这种对军令的不受，有时不见得正确。因此就会出现将领逡巡观望、统帅命令搁置的情况，这种情况拖得越久就越不利。例如打锦州一役，就发生上下级意见不一致的情况。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五日，林彪在东北发动冬季攻势，冒零下三十度的严寒，历时九十天，歼灭国民党在东北的大部敌人，迭克四平、吉林、营口等十八座城市，而把国民党的军队压缩在长春、沈阳、锦州等各孤立城市之中。在解放区进行土改和巩固后，剩下的任务就是歼灭残余敌人，解放全东北。既然蒋军已被压缩，又处于孤立境地，就该将其予以封闭在东北，然后各个击破，这就需要攻克从东北到华北的门户：锦州。以毛泽东为首的军委正持如上看法。但林彪等前线将领有不同意见，乃回电中央军委，提出“如我军攻锦州，则所遇敌人较长春强大”，主张攻打长春。于是就打了一下，没有攻克。后几经周折，中央军委于是又重提前议，致电前线：“关于你们新的作战计划，我们觉得你们应该首先考虑对锦州、唐山作战，只要有可能，就应攻取锦州、唐山。”方针确定后，林彪部队又以粮食困难、雨具缺乏、华中有险的原因，迟迟不能肯定出动的时间。很快，他们就收到毛泽东这样的电报：

    十一日一时电悉。关于敌人从东北撤运华中之可能，我们在你们尚未结束冬季作战时即告诉了你们，希望你们务必抓住这批敌人，如敌人从东北大量向华中转移，则对华中作战极为不利。关于你们大军南下必须先期准备粮食一事，两个月前亦指示你们努力准备。两个月来你们是否执行了我们这一指示一字不提。现据来电，则似乎此项准备工作两个月全未进行，以致现在军队无粮不能前进。而你们所以不能确定出动日期的原因，最近数日你们一连几次来电均放在敌情上面，并且又因此均放在杨成武是否提前出动方面。你们六月十九时电虽曾提到粮食问题，但是你们说：“如杨成武部出动时间能提早，则我们出动的时间亦能提早。”你们八日十七时电则全未提到粮食问题，但说敌情严重，并作出结论说：“东北主力行动时间，须视杨成武行动的迟早才能确定。”当着我们向你们指出不应当将南面敌情看得过分严重，尤其不应当以杨成武部之行动为你们行动的标准，并且同时即确定了杨成武行动的时间以后，你们却说（相距不到三天）：“决不以杨成武部行动之迟早为标准”，而归结到了粮食问题。对于你们，则敌情、粮食、雨具样样必须顾虑周到；对于杨成武部则似乎一切皆不成问题。试问你们出动遥遥无期，而令该部孤军早出，傅作义东面顾虑甚少，使用大力来援，将杨成武赶走，又回到东边来对付杨得志、罗瑞卿及你们，如像今年四月那样，对于战局有何利益？你们对于杨成武部采取这样轻率的态度是很不对的。对于北宁线上敌情的判断，根据最近你们几次电报看来，亦显得甚为轻率。为使你们谨慎从事起见，特向你们指出如上。如果你们不同意这些指出，则望你们提出反驳。⑼

     这封电报很可以表示出毛泽东的指挥特点，即：摆事实、讲道理，不愠不火但坚强有力。对你们而言，“为使你们谨慎从事起见，特向你们提出如上”；对我们而言，如果你们不同意我们的指示，“则望你们提出反驳”，这样，双方都能最大限度的“谨慎从事”，最大限度的立足于实际，这不能不说是务实的指挥风格了。这种风格，在毛泽东的农村工作中，都随处可见。兹不举例。

　　五、结　论

     综合以上论列，可见毛泽东其人，在读书学习方面、在调查研究方面、在宣传艺术方面、在领导指挥方面，都相当的务实，务实的读书学习使他具有雄厚和有效的知识力量；务实的调查研究使他从实事中求得真理，制定出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务实的宣传使得这种政策和策略得到广泛的影响和贯彻；务实的指挥风格使他可以确保上下级谨慎从事，统一行动。这四个方面，互相关联，合为一体，构成党的工作的大部，也构成我们人生和工作的大部。最后，他自己走向成熟、走向成功，他所领导的共产党也走向成熟、走向成功，三十年的奋斗，瓜熟蒂落，“忽报人间曾伏虎”，他们这批理想主义者，终于达成夙愿，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而成为一代风流人物。

    回首前尘，现在有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有更多的人以为那是一段遥不可及的境界，其实，万事无非是人做出来的，他们也是一步一步走出来，通过一点一滴的工作，再加上因缘际会及其他，故能有此丰功伟业，而与千秋同在。比较起来，我们这些人，虽然在事业上跟他们不是一个码次，但是，在实际的社会和人生中，要想把事情办到、办好，没有能够拿得出手的真才实学是不行的，没有一套处理问题、解决问题办法和本领，也是不行的。就个人而言，读书学习的能力，制定对策的能力，宣传自己的能力，指挥他人的能力，在复杂的社会中，都是不可缺少的。而这些都必须要在务实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下才能获取、掌握。另一方面，那些在知识上和实践上都处于空中楼阁的、离地三尺的知识分子以及尚门面而重形式的官吏们，对此也该从中吸取教益，不要继续被人看不起，也免得兵败滑铁卢。这正是毛泽东务实思想留给我们的历史意义、现实意义和普世意义。

    如今，西柏坡绿树葱茏，北京城气象依旧，“祖龙虽死魂犹在”，在历史家的眼里，毛泽东功过是非，固然已有概论，但作为一个成功男人的典范，其务实的风格无疑是事业型的男人“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的成功之道。作为一个思想和才情都超迈古人的大政治家，作为执政的共产党的拟人化、形象化，毛泽东必将长远地发挥着他正确思想的余威与余热，引领中国脚踏实地地走向未来、走向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