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或者说，什么不是马克思主义？具体地说，马克思主义不象有些人（如福科和克拉库斯基）所主张的那样是一种19世纪的哲学，尽管它起源于19世纪的哲学。

　　 这一答案部分地可以由下面这一观点得到证明：从上述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根本不是一种哲学；它的自我定位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然而，最清楚的表述或许是，最好把它看作是一种论争（argument）：即不是把它等同于特定的命题，而是把它看作对特定的复杂问题的表述。所以人们可以很容易地指出，马克思主义论争的创造性就在于它提出新的问题的能力。

　　 马克思主义最初的论争产生于工业资本主义价值生产的特殊性：它把剩余价值现象当作核心概念，它提供了一个可以作多视角破解的便利信号。换言之，可以将剩余价值问题转变成许多与特定的语言和学科相关的独特问题与领域，其中许多未曾以现行的学术形式出现过。例如，可以通过商品生产现象解释剩余价值，最后进入商品与消费主义的社会心理学（或马克思所称的"商品拜物教"）。还可以把它归结为货币理论（银行、通货膨胀、证券市场，以及"货币"哲学等）。它以最令人惊奇的神秘方式将自身转变为社会阶级的活生生存在。它引导出法制和司法范畴内的问题。它的存在导致了现代史学理论的主要困境。

　　 剩余价值最经常地被当作是经济学的内容。马克思主义经常用它去研究危机、利润率的下降、资本积累机制的意义与后果。最后，这一概念似乎还证明了不少意识形态和文化理论的合理性，它把世界市场当作最终的地平线，以此来解释诸如帝国主义及其伴生物新殖民主义、超帝国主义和世界体系等现象。剩余价值观念转变成这么些不同的具体语言和领域，使得马克思主义的论争成为一种富有表达能力的概念空间，可以用它来说明各种不同马克思主义流派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策略。

　　 每当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对象--资本主义--发生变化或经历出乎意料的变异时，马克思主义的范式（Paradig m）就会产生危机。由于对论争问题的旧表述不与新的现实相适应，所以很容易得出结论说，这种范式本身被超越了和过时了。

　　 这种情况在1898年就发生了，当年伯恩斯坦在其《社会主义的前提与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中就提出，要根据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失败从根本上修正马克思主义，使之符合现代社会阶级的复杂性及当代资本主义的适应性。伯恩斯坦倡言放弃源于黑格尔的辩证法，放弃革命，按照群众民主和选举过程改组第二国际。在我们所处的70年代，第一代"后马克思主义"的这些特征以更加复杂的形式和更加众多的数量再次出现。如巴里·辛德斯（Barry Hindess)和保罗·希斯特(Paul Hirst)的 《论资本》（CAPITAL）、欧内斯托·拉考（Ernesto Laclau )和詹托尔·默菲(Chantal Mouffe)的《霸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首先，形形色色的后马克思主义（Post-Marxism）强调的重点因它们所分析的资本主义的命运而不同。例如，它们可能会辩称，阶级性质的资本主义已不复存在，它已让位于"后资本主义"。马克思所列举的各种特征在这种"后资本主义"社会中也不再存在。其次，有人还试图捍卫这样一种观点：类似资本主义的某些东西虽还存在，但由于某些原因已经变得更加美好，更加适合于人民的意愿和集体的需要，所以毋需对其作彻底的体制性变革，更不必说革命。这也正是残存的各种社会民主运动的立场。最后，有人可能主张，资本主义的确还存在，但其创造财富和矫正错误的能力被马克思主义者大大地低估了；从目前看，资本主义是通向现代化和普遍改良的唯一看得见的道路。这是市场论者的观点，它似乎还压倒了前两种主张。

　　 罗伯特·库尔茨（Robert Kurz）在其《现代化的崩溃》（ The Collapse of Modernization）一书提出了似乎更加合理的反对观点。他认为，正是创造新剩余价值的能力，即从工业化的意义上说正是现代化的能力，在资本主义晚期已经消失了。所以虽然资本主义或许已经取得了胜利，但其结果却是一方面日益沉迷于货币投机，另一方面日益导致结构性失业，导致第三世界失去生产力等新的"悲惨状态"。

　　 我的核心观点是，今日的资本主义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些变化并未超出伯恩斯坦时代的人们所想象的范围。不过同样明显的是，伯恩斯坦修正主义与当代各种后马克思主义的共鸣不只是一种简单的并发症，而是一种需要加以历史解释的文化与意识形态现实。

　　 我们已经提出，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根本特征是，资本的无止境扩张，它决不会因其所取得的成就而停止或后退。资本积累必定不断增加，生产率亦将不断提高。资本主义也被认为是自相矛盾的，它面临着利润率日益下降的规律。由于这些后果基本上来源于生产的过剩和市场的饱和，所以恩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在其《晚期资本主义》中指出，不仅资本自身将因技术革新而解脱出来转而开辟全新的产品市场，而且整个体制也将渡过危机而获得活力。乔万尼·阿里（Giovanni Arrighi）在其《漫长的20世纪》（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中发现，在当今第一世界中可以看到的那种投机和金融资本几乎存在于每一轮世界扩张周期的末期。在曼德尔看来，正是新技术的引进，既把资本主义从周期性危机中拯救了出来，又决定了整个体系的灾难性扩张。

　　 "后马克思主义"通常出现于资本主义经历结构性变态的时期。第一代后马克思主义产生于现代化或现代主义时期。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是对资本主义从第一阶段（国内资本主义）转向第二阶段（现代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化的一种反应。当代的后马克思主义则出现于资本主义的现代阶段让位于后现代阶段之际。确实，核子能、控制论和信息技术时代的开始，同时伴随着旧的殖民体系的崩溃和新的世界范围的非殖民化。代之而起的新形式是巨大的跨国公司，它们多附属于新世界体系的三个核心：美国、日本和西欧。所以，资本主义第三个阶段或后现代阶段的扩张所采取的主要形式不是地理性的剥削和区域性的要求，而是加紧对原先资本主义地区的殖民化和对新地区的后现代化，用商品及超地理超空间的信息技术进行渗透。

　　 由此观之，正象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反映了源于古典资本主义组织化或现代化的社会变迁一样，当代的后马克思主义也可以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变迁中找到根据：源于各种"新社会运动"的"民主化"和体现在将大众空间扩张成为世界性的工业生产过程中的从属性地位，这种世界性的工业生产已经麻木了国内的劳工运动。正是这种变化使得各种后马克思主义坚持认为，社会阶级观点已无关紧要，传统的政党政治已不起作用，"夺取政权"的革命概念已经破灭，大众消费时代的生产观念已经过时，等等。

　　 显而易见，上述的每一个重要论题对于我们了解当今社会生活的变化都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应当清楚，当代的新关注点的形成是以整体性或全球性本身为代价的，这种变迁构成了一个看不见的但却可以操作的座标，根据这一座标人们才可以对地方性的经验现象作出评估。唯有在资本主义第三阶段即新的世界体系的结构内，才能理解新出现的内在的（Internal-existential）或经验的-社会的（Empirical-social）现象.今天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楚，晚期资本主义把自身定位于既是全球的动力，又是国内的结果：前者似乎不得不向后者回归。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资本主义的科学，或者更恰当地说，是关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科学。一方面，这意味着庆贺"马克思主义的死亡"，宣告资本主义和市场体系决定性胜利的做法是不合逻辑的。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矛盾"不是某种无形状的内在消解，而是相对说来合法的和常规的消解，至少易于在事后进行理论概括。例如，对于任何既定的资本主义时期来说，它所控制的空间都将逐渐商品化。因此，这种危机是体系性的。

　　 然而，资本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生产体系或生产方式，而是一种最富有弹性和适应能力的生产方式。因此，它很早就出现于人类历史中，而且已经克服了早先的周期性危机。它依靠两种基本策略达到上述目标：体系的扩张和新型的商品生产。 资本主义始终有一个中心，过去的霸主是英国，现在的霸主则是美国。从空间上说，每一个新的中心都比先前的中心所包含的范围要大。为了商品化，为了新的市场，为了新产品，它打开了更广阔的领域。根据多少有些不同的历史叙述，我们可以说，国家范围内的资本主义出现于18世纪的工业革命。这是第一个时期，马克思本人亲身经历了这一时期，并对此作了理论概括。随之而来的是19世纪末的帝国主义时期， 在这个时期中，国内市场的界限被打破，一种世界范围的殖民体系得以确立。最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今，老牌的帝国体系瓦解，代之而起的是一种新的"世界体系"，在这种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所谓的跨国公司。目前这一跨国资本主义时期，很难在欧洲、美国和日本三个中心之间达成平衡，每一中心各有自己的卫星国作为屏障。显然，这第三个时期的"全球化"程度比起先前的帝国主义时期来要高得多。由于印度、巴西和东欧广大地区的"失控"，资本和市场侵扩的范围远比先前各个阶段的资本主义要大得多。那么，这是否可以说马克思所预言的世界市场已经实现，从而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劳动力的普遍商品化"--是否到来？这是令人怀疑的。这一新时期的内在的阶级力量几乎没有机会产生出与"全球化"规模相适应的新形式的劳工组织和政治斗争。

　　 克服体系危机的第二个前提是，求助于技术革新或技术革命。恩斯特·迈德尔这样来描述资本主义各个阶段的变化：蒸汽机技术与国家资本主义相适应；电子技术和燃烧机技术与帝国主义相适应；原子能和控制论与现在的跨国资本主义和全球化相适应。这些技术既是创造新型商品的生产力，又是开拓新的世界空间的工具，它使地球"缩小"，并把资本主义扩展到一种新的规模。这意味着用信息论或控制论来概括晚期资本主义的特征是合适的，但需要由经济动力来补偿，而这种经济力量却极容易从语言上、知识上、意识形态上割裂晚期资本主义的特征。

　　 如果承认对资本主义时代作上述这样的总体性概括，那么很显然，19世纪末形形色色的"后马克思主义"或80年代的各种后结构主义恰好与资本主义的重构和扩展的各个时期相伴随。紧随其后的，是各种更加现代的或后现代的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解释，它们试图对资本主义本身一些出乎意料的新趋向进行理论概括。

二

　　 关于社会主义，这里是指不同于苏联共产主义的一种历史发展，我们必须尊重它作为一种政治的、社会的和理想的目标的必然性；作为一种未来规划，它也是一种乌托邦式的观点和替代现存社会体制的体制选择。

　　 应当明白，诸如国家化、各种各样的政府干预等特征远不足以界定社会主义纲领本身.但是当福利国家遭到新的世界市场语言的攻击,人们嫌恶大政府而迷恋用私有制解决社会问题时,社会主义者应当与自由主义者一道捍卫大政府,组织反击.福利国家曾经是一种成就.其内在矛盾是资本主义自身的矛盾,而非社会的或集体的事业的失败.在福利国家正在遭受破坏的地方,对于左派来说,重要的是无论如何也要表达普通人民对失去这些成就的不满,而不能帮市场论者的忙.大政府应当是一个积极的口号,当然官僚机构本身必须脱离其原型.最后,至关紧要的是,要取消运用个人的或私人的类比去理解国家的债务和预算.向巨额的国家债务支付利息是整个世界货币体制的问题,应当据些加以分析。

　　 社会主义始终意味着对人类从出生到死亡的全方位保护:彻底的保障体糸,它为每个人提供自由的存在和发展真实的个性所必需的基本条件,使得人们能够无忧无虑的生活.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意味着有保障的物质生活:享受免费教育、免费医疗保健和退休补助的权利;自由结社、享受最彻底的基层民主的权利;享受工作的权利;享受非殖民化的文化和休闲的权利.在市场和货币霸权的特定条件下,必须透过命令社会(command society)与个人主义的分权社会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来认识社会主义与乌托邦。

　　 社会主义就是挣脱不必要的、可以避免的经济和物质束缚，就是自由的集体实践。作为这样一种自由观的社会主义在我们这个时代正受到意识形态上两个层次的威胁：与世界范围流行的撒切尔主义的市场体系观的"散乱抗争"；深刻的反乌托邦焦虑和对变革的恐惧。

　　 随散乱的抗争（与彻底的意识形态冲突相反）而来的是，怀疑其他的替代性选择，并使全部主要的论题变得不足挂齿。 它求助于锁碎化、天真无知、物质利益、"经验"、政治恐怖和历史教训，并以此作为"理由"最终诋毁先前提出的一些严肃的可能办法，如民族化、调节、赤字开支、凯恩斯主义、计划、保护民族工业、社会保障，直至摧毁福利国家本身。将福利国家等同于社会主义使市场语言赢得了双重胜利，同时战胜了自由主义者和左翼分子。今日的左翼所处的位置就是辨护大政府和福利国家，其复杂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批判传统使得它若不比今日的多数左翼更加辩证地理解历史就会变得十分尴尬。左翼特别希望的是，重新认知历史的实际变迁和与这些变迁相适应的政治性反应和策略反应。但这就需要与所谓的历史的终结进行交战，即与后现代的彻底的反历史性交战。

　　 同时，与乌托邦相关的焦虑源于这样一种恐惧，即构成目前我们的认同、习惯和各种形式的生存需要的一切条件，在某些新的社会安排或重大的社会秩序变革下都将消失，这些条件在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易于变化。显而易见，至少在富裕的半球，现代穷人对变革的希望已经被失落的恐惧所取代。这些反乌托邦的焦虑需要用一种文化的治疗方法加以正面引导，而不能通过赞同一般的市场观点来逃避它。所有关于人性的观点都是"人道主义的"和意识形态的，都应当被激进变革的观点和集体事业所取代。同时，左翼必需积极维护大政府和福利国家，继续根据自由市场解体的历史记录攻击市场语言。

三

　　 对革命这一重要概念的批判，实际上是后马克思主义最近的主要特征。我认为通常是由于政治的原因才推动了对这一问题的哲学辩论。我认为， 革命的概念有两种略为不同的含义，这两种含义都值得保留，特别是在目前的现实环境下。第一种含义与社会变革本身的性质有关，第二种含义与认识集体决策的方式有关。

　　 理解革命必然涉及到两类问题：体制的和阶级的问题。关于体制的争论在哲学上经常围绕着遭到大量非难的整体观念（notion of totality)进行。对于过去的哲学家来说，体制和整体的概念是反对烦琐的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反对将理性堕落为商业化和实用化的基本武器。他们一定感到很吃惊，后来这种非哲学的、经验性的和反体制的实证主义态度和观念变异为反对形而上学，反对乌托邦专制，简言之，反对国家的形式。

　　 社会体制的概念首先源于各种社会动机和价值之间，特别是利润的逻辑与合作的愿望之间的不协调。确实，一种体制势必排斥另一种体制。换言之，社会体制的概念不仅意味着根本性的社会变革，而且意味着社会对新的集体生产方式的重建。这样一种道德和政治激情在任何环境下都很难维持，它与我们所称的社会主义理想相一致，而与直接的局部任务相对立。它本身就深刻地反映了与利润动机及与此相关的其它价值的不协调。这种基本的不协调性首先表明，一种体制、一个整体或一种生产方式具有相对的统一性和同质性，它不能与另一种不同的生产方式或体制长期共存。革命的概念正是用来解读这一特定历史现象的；若从这样的体制概念来看，革命意指事先无法从理论上预言的一种体制代替另一种体制（或"生产方式"）的过程。

　　 革命概念的另一个含义可能更加激进，它直接把整个革命过程当作一种象征，它集中象征着一定的社会集体恢复实践的可能性，象征着集体决策、集体自决和选择与自然的关系。从这种意义上说，革命就是这样的时刻，在这一时刻中集体掌握人民主权（事实上，历史上从未实现过人民主权），人民重新获得能力改变自己的命运，并藉此赢得某些控制历史的手段。如果按照这样的方式来界定革命的概念，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一概念在目前困难重重。因为在现代社会历史中很少有这样的时刻，使人民从总体上感觉到自己比以前更无能为力了。

　　 阶级的问题在今天也常常被视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观点，所以有必要多说几句。鉴于种族问题在美国的经验中比阶级问题更加广泛，所以有人会说阶级政治与更加重要的"新社会运动"之间的所谓不协调反映了美国人的观点。还应当补充说，近来只有少数马克思主义者还相信，产业工人在各个不同的发达社会构成了人口的多数，这是20世纪的左派政治为什么始终采取联盟政治形式的原因所在。

　　 需要争辩的是社会阶级观念与种族观念和性别观念之间的差别。阶级通常被认为是一个类似"物质"或"唯物主义"这样的本体论范畴，它意味着主观和主观性的错误。实际上，阶级观念的"真理"更在于它所产生的方法：阶级分析正象唯物主义的无神论一样，纵使在缺乏存在一种可能内在一致的"哲学"或阶级本体论的情况下也仍然是有用的，并且是必不可少的。同样重要的是应当指明，"阶级意识"内在地与诸如种族和性别范畴相矛盾。阶级意识的核心首先是从属性，是等而下之的感受。这意味着"下层阶级"在其头脑的潜意识中相信统治阶级的言语和价值的优越性。

　　 因此，阶级既是一种依然存在的社会现实，也是社会意识的一个活跃的组成部分，它给我们提供关于世界的各种图画。作为一种对立现象（在每种生产方式中，只存在两个根本对立的阶级），它能够吸收并折射性别的对立和意义；同时，它本身又隐藏于残存的旧阶级意象和阶级态度之中。在整个社会领域，没有任何其它东西比阶级的含义更加复杂，尤其是在今天。以为阶级范畴多少有些过时和多少有些斯大林主义色彩而放弃这一极其丰富和事实上尚未涉及到的分析领域，将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极大错误。作出以下的结论也许是适当的：阶级是这样一个分析范畴，依靠它可以轻易地把社会理解为只有通过激进的的和体制的方式才能加以变革的系统性整体（sy stemic entity）。

　　 但是，这些论点预设了这样一种观点：在任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中，革命本身是一个核心的概念。然而，要捍卫这一概念需要一些基本的理论准备：尤其是，我们必须放弃对任何事情采取偶象式的态度，偶象式的态度认为革命只是短暂的时刻，而不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社会革命不是一个短暂的时刻，可以从变革的必然性来证实它是一种共时体系，在这共时体系中一切都被挤在一块，并与其他的东西发生相互联系。这就要求一种绝对的体系变迁，而不是点滴的"改良"。这种体系的变革从贬义上说即是"乌托邦"，即不可能的臆想。这就是说，这种体系所要求的意识形态是用激进的社会选择替代现存的社会秩序。原教旨主义（不论是伊斯兰教，还是基督教或印度教）主张用激进的方法取代消费主义和"美国的生活方式"。只有当传统的左翼方法，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革命传统突然不起作用时，这种原教旨主义才会产生。

　　 我们必须把革命看作是一系列的要求，这些要求起初源于诸如左翼在选举中获胜或殖民当局解体这些偶而的政治事件，后来则越传越广，越来越激进。这些新的人民要求的浪潮甚至使政府在表面上也显得激进起来，迫使国家也发生日益重大的改变。民族国家（现在则是全世界）于是也以经典的两分法而分为两极，每一个人虽不情愿但也必须站到两极中一极。暴力的问题便必然形成。但若果真如此，那么 ，先前占统治地位的一方必将诉诸暴力反抗。仅从这个意义上说，暴力便是真正的社会革命行将发生的先兆。

　　 由此而来的更基本的问题不是革命的概念是否仍然具有生命力，而是民族自主的概念是否仍然具有生命力。我们必须问道，在今日的世界体系中，能否将整体的任何部分分开，能否追求一种不同的社会发展和一种不同类型的集体事业。

四

　　 对于共产主义需要确证的是，最近的发展应归因于它的成功而不是它的失败，至少从现代化的角度看是这样。换言之，苏联的解体不能归因于共产主义的失败，而应归因于共产主义的胜利，假如人们最终只是把这看作是现代化的策略的话。并不只有左派经济学家赞扬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通向现代化的工具：右翼的《经济学家》杂志的编辑们也同样在称赞一党制国家是不发达国家快速迈向现代化的实用途径。事实是，斯大林以巨大的代价实现了苏联的现代化，使苏联从一个农业国家变为一个具有高识字率和高科技的工业国家。无论从社会方面看还是从经济方面看，斯大林主义都成功地实现了其历史使命，事后假设这一切是否可以用更加规范、更加和平、更加渐进的方式实现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关键在于，苏联的共产主义是一种现代化的策略，它运用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方式和制度来实现现代化。不论怎样，这种体制的崩溃更需要从其成功中而不是从其所潜藏的缺陷中去寻找原因。

　　 关于苏联解体有三个观点需要进一步确证。首先，国内的社会政治分裂是80年世界范围的分裂的一部分，它包含在西方国家和阿拉伯国家的结构性腐败之中。 从道德的角度把它解释成源于社会上层阶级非生产性财富积累的社会进程是错误的。显然，这种停滞最终与财政资本有关，它偏离了其生产源泉。

　　 其次，还必须强调指出，诸如效率、生产力和财政能力等范畴是一些比较性的范畴。换言之，它们只有在若干不平等的现象相互竞争的场合才会发生影响。只有当阵旧的工厂和机器提供竞争并遭到挑战时，更有效的生产技术才会淘汰它们。

　　 由此得出的第三个观点是，当苏联试图把自己与世界体系一体化时，它便"变得"无效，并最终解体。世界体系在当时正在从现代阶段走向后现代阶段，新的经营规则所产生的生产率之高与苏联国内的生产率无可比拟。文化的冲击（消费主义、新的信息技术）、军事技术的驱使、债务的诱惑、日益紧张的商业行为，最终使得苏联难以生存。可以说，苏联及其卫星国没有准备好太空衣便急忙打开了气塞，从而使自己及其制度遭受了外部世界的无限压力。确实，这一结果证实了沃伦斯坦预先的警告：苏联集团虽然重要，但没有构成一种替代资本主义的体制，而只是一个反体制的空间区域，在其内部仅有少数几个真空地带可以继续进行各种社会主义实验。

五

　　 我们要讨论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性质及马克思主义在晚期资本主义中的地位。由此产生的另一个问题是，哪一种马克思主义将存在于晚期资本主义？理论的或高度学术化的马克思主义与实践的或通俗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既完全不同于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对立，也不同于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之间的关系。但是所有这些对应的流派之间都必定存在着某种密切的关系。任何学术的或哲学的马克思主义都应当包含有通俗的成份在内。马克思主义的这种两极化现象表明了主观与客观、意识与物质世界之间的不可超越性。

　　 产生于现存的晚期资本主义体制 ，即后现代时期，或曼德尔所称的信息资本主义或跨国资本主义的第三阶段的马克思主义（作为各种政治运动以及各种形式的知识性和理论性反抗），必将区别于各种在现代时期，在资本主义第二个阶段，即在帝国主义阶段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它们将产生一种极不相同的与全球化的关系，与早先的马克思主义相比，它们也将更加具有文化上的特征，将从根本上反对迄今被视为消费主义的那些现象。

　　 日益增大的政治与经济的文化意义并不是这些领域分化或差异化的结果，而是更加普遍和更加彻底的商品化本身的结果。商品化已经有能力将大片文化区域殖民化，这些文化区域一直阻挡着普遍的商品化，大部分甚至与商品化的逻辑是敌对的和矛盾的。今天，文化基本上变成了商业，这一事实的后果是，过去习惯上看作是经济或商业的东西现在变成了文化，必须根据这一特征来分析各种理想社会或理想的消费行为。 更一般地说，马克思主义在作这样的分析时具有理论上的优势，即，商品化的概念是一个结构性的概念，而不是一个道德化的概念。道德的激情产生政治行动，这些政治行动多半是瞬息即逝的，与其他运动所涉及到的问题很少相关。但只有与其他问题相结合，政治行动才能发展壮大。的确，我想指出，只有在对社会的结构性认知受到阻碍时，道德化的政治才会产生。现今，宗教和种族对认识社会主义失败的影响被当作是一种时尚和一种试图以新的动机来填补真空的绝望努力。 至于消费主义，很多人可能希望，历史将证明，经历消费主义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对于人类社会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对于世界上的大多数地方来说，消费主义的嗜好在客观上将失去其效用；可能的情况似乎是，60年代激进理论的预言---资本主义本身就是一种革命性的力量，它创造新的需求和欲望，这是一种永不满足的体制---现在将在全球范围内的新世界体系中得以应验。

　　 从理论层次上可以说，诸如结构性失业、金融投机、失控的资本流动、理想社会这些眼下紧迫的问题都是深刻地相互联系着的。当我们再次面临全球化和信息化问题时，我们就会碰到更难自圆其说的辩证法。当新的世界网络伴随着在世界体系中自主性的丧失，任何国家或地区都不可能实现其自己的自主性和主体性，或割断与世界市场的联系时，难以克服的困境便会出现。知识分子不可能仅仅通过想象而找到一条捷径。正是现实中这种成熟的结构性矛盾产生了对新的可能性的期望：我们至少可以从否定的角度去关注这一困境，关注可望出现新事物的那个地方。

　　 只有辩证的观点才能正确地看待这种根本上模棱两可的现象。资本的这种模棱两可性显然并未因其转入第三个发展阶段即后现代阶段而有所改变；在我看来，只有马克思的辩证法才能避免意识形态的简单化，从而正确地认识这一体制。

　　 全球化和信息化技术确实是新的资本主义"后现代"阶段的主要创新，马克思主义愿从知识上和政治上去分析这些发展。唯有从世界体系本身的角度，才能理解具体化的理论与经济学家的危机理论和新的结构性失业是一致的，而后者与金融投机、大众文化的后现代性一样都是同一整体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只有从这样的角度看问题，才能发展起一种新颖的国际政治实践，它许诺在新世界体系中维持民族国家的独立性，并找到一种办法，从衰落的劳工运动和急速的资本转移中吸取力量。

　　 所有这些都表明，时代需要一种模棱两可的政治：重视伟大的集体计划，但必须将焦点放在结构的不可能性上；投身全球化，但专制的消失又是一个悲惨的结局；必须把文化的焦点对准经济，而又必须使经济研究抓住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实质；通过世界信息技术对世界市场实行大众式的民主化，但世界又处在饥饿化和工业产品永久下降的前夕。马克思主义所必须面临的就是这样一种矛盾的复合体。

　　 只有对那些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或以为马克思主义只是以一种退化的形式残存于世的人，才会对这种现象感到吃惊。但是庆贺马克思主义死亡正象庆贺资本主义取得最终胜利一样是不能自圆其说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资本主义的唯一科学；其认识论方面的使命在于它具有描述资本主义历史起源的无限能力。这就是为什么后现代的资本主义必然导致反对与自身对立的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