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就是人的本性，人的本性是什么？ 从古到今，多少圣贤给予了不同的回答。孟子说“人心向善”。所以要以德治国。而儒家的另一个代表人物荀子说“人的动物属性是恶的，社会属性是善的”。所以能够“以德治国”。在法家看来，人性是恶的，需要设计让恶人不能得逞的制度。在西方的基督教那里，“人性是恶的”人类从一诞生就是偷吃禁果的结果，是恶果。其实人性不是善或恶。

 

 

　　人性是什么，人性是人表现出来的一种天性。这种天性是与生俱来的固有的，任何人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永远不可改变的。这种天性是什么？是不懈地追求生存下去和生存得更好。在这里首先是追求生存，生存是第一需要。在能活着能生存的基础上再追求生存得更好。追求生存和生存得更好，具有无限性的特点，且付出越少越好，直至为零。这就是人性。这样的人性有什么错误呢？没有。他是人与生俱来的，无可厚非的本能。人性本身是没有善恶的。所谓的善或恶，不过是人们对人在社会中的行为根据自我好恶而给予的肯定或否定的评价。

 

　　那么人类有没有爱呢？有。人类的爱首先是对自己的爱，是首先满足自己的生存和生存得更好的需要。人类的本性就是爱自己。爱自己与追求生存和生存得更好是一致的。追求生存和生存得更好是目的，爱是实现目的的手段，而实现目的中表现出来的行为特点必然是趋利避害，只有趋利避害才能达到使自己生存和生存得更好的目的。

 

　　人类的爱以血缘为纽带，以爱自己为圆心和起点，分成不同的层次。第一层次是自己；第二层次是子女；第三层次是父母和妻子；第四层次是关爱父母妻子的人；第五层次是生活中虽无上述关系，却给予了自己关心帮助的人。爱的程度由内到外依次递减。其实中心的小“我”是自我，外围的他人也不过是放大了的自我。这里，我们看到的是：我、我的子女、我的妻子、我的父母、我的邻居、我的朋友。一个放大了的自我。我们也常说爱国家、爱故乡、爱集体，但都在前边加了一个“我”字。如果不是“我”的国家、家乡、集体，则不能提倡爱。是“我”的才有爱的理由，不是“我”的则难以爱。如果提倡一个百姓去爱别人的故乡是笑话，如果提倡一个中国人去爱日本，那就有卖国的嫌疑了。因此我们说人类的爱其实是对自己的爱。要生存，就要爱自己，自己去争取。要生存得更好还需要爱自己，靠自己去争取。爱自己和追求生存和生存得更好是一致的，是人的本性。泛泛的要求人们去爱一切人，爱和自己毫无关系的人是一种空想。指望人人自觉的献出无私的爱把世界变成美好的人间，无异于天方夜谭。

 

　　人类的爱就性质来说，有无私无悔全心全意的爱，有基于道德的爱，有交换来的爱，有施予的爱。父母爱子女是一种无私无悔不求回报的爱。子女爱父母是一种给予回报的道德的爱。爱邻居、爱同事、爱朋友是一种要求交换，要求有回报的爱。对落水人的施救，对乞讨者的施舍，是施予的爱。对毫无关系的人施予爱，虽不求回报，是为了抑制心理上因同情而产生的痛苦，但有回报也是高兴的。

 

　　爱也是为了满足自己。人类有繁衍后代的需要，有亲情的需要，有交往的需要，有获得心理平衡的需要。人类要繁衍后代，父母必须无私的付出。否则，下一代无法繁衍和健康成长。子女爱父母是一种亲情回报，这种回报使父母获得亲情，获得心理上的满足感。父母不需要你带来什么，只需要子女常回家看看，或者打个电话，问候一声。爱普通的其他人，是为了满足自己交往的需要。人活在世界上，必须同他人交往，人在交往中获得信心，获得尊重，获得帮助，获得快乐，获得称赞，获得丰富的精神食粮。人类爱他人、帮助他人实际上是放大了的爱自己。爱自己是为了自己生存和生存得更好，是人性的表现。

 

 

　　人类为了生存和生存得更好就必须想办法满足自己的需要，就必然向外寻求有利于自己的人、事、物，而躲避有害于自己的人、事、物。简言之，就是求利避害。求利避害是追求生存和生存得更好时的必然选择。不如此，生命的个体就不能存在和发展。在有生命的世界里，趋利避害是所有生物的共同本能。植物是趋利避害的，树木朝着阳光生长，就是求利，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动物世界中求利避害就更明显了。而人类求利避害的本领比其它动植物复杂而高明得多。正如思想家韦伯所称：“直接支配人类行为的是物质上与精神上的利益，而不是理念。但是由理念所创造出来的世界图像，常如铁道上的转辙器，决定了轨道上的方向，在这轨道上，利益的动力推动着人类的行为。”

 

    人类向那里求利呢？向自然，向社会。人类向自然求利，从大自然获得物质财富和生活条件。人类向社会求利，获得父母、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领导及一切可以帮助自己的人的关心、爱护，帮助。人类的避害避什么害呢？也是避大自然之害，避社会之害。

 

　　我们先来分析求利。人类求利有哪几种方式呢？

 

　　一、有付出求利

 

    人们所求之利其实就是人类生存所需的物质条件或精神享受。这种“利”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只能靠人类劳动获得，靠人的劳动付出求利。有付出求利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劳动求利

 

    这里的“利”是有利于生存和生存得更好的条件。这个“利”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通常条件下，它是人们靠劳动换来的。农民用劳动付出换来粮食、棉花、油料、水果蔬菜等等农产品。工人用劳动换来工业产品。科学家用研究实验换来科学成果。艺术家用劳动创造给人们提供文学艺术。这样的求利是正当的，无可非议的，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基础。由于求利具有无限性、付出趋向最小性的特点，所以人类在征服自然的过程科学技术才不断发展，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才不断提高。

 

　　（二）交换求利

 

    人们除了向自然求利之外，求利的另一个方向是社会。人从呱呱坠地到长大成人十几年间，首先向社会中自己的父母求利，然后向其他亲人，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求得帮助。此外人们也向国家、政府寻求帮助。求得帮助就是求利。向社会的求利，除了从父母那儿求利外，都必须是有付出的交换求利，也就是说，你要对其他亲人好，其它人才可能对你好，你要对周围的街坊、邻居、同学、同事、亲戚、朋友好，别人才有可能对你好。你帮助了别人，别人才愿意帮助你；你关心别人，别人才关心你。否则，你冷漠的对待别人，别人也冷漠的对待你，你恶意伤害别人，别人也会恶意相向。向社会求利，一般情况下是一种等价交换，但这种等量交换是必须的。人在社会中生活，需要这种交换来的帮助。以己之长帮他人之所短，以己之强帮他人之所弱，可以换来他人帮自己之所短、所弱。使双方的短和弱变为长和强，增强了人的生存能力。

 

　　等量交换求利是向社会求利的理想状态。在等量交换情况下，人们的心理是平衡的。不等量交换，人们的心理是不平衡的。比如：在与普通人（这里的普通人包括亲戚、朋友、同学、同事、街坊、邻居等），的交往中，如果他人的回报与自己的付出相当，我们就会觉得这个人还可以，能够继续交往下去。如果自己付出得多，而他人回报少或者不回报，久而久之我们就会失去和他继续交往的兴趣。如果自己付出较少，他人回报超过付出，我们会有兴趣加强和他的交往。事实上等量交换求利只是一种少见的特殊情况。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在交往中都是一种不等量交换求利。

 

　　社会上，人们总是在争取有付出交换获利的回报最大化，避免有付出交换回报的缩小化。在向社会交换获利的过程中，最简单的办法是选择交往对象。人们总是喜欢和那些诚实、善良、不自私、乐于助人、知恩必报的人交往。而避免或者少和不诚实、自私、爱占便宜、损人利己的人交往，以避免回报缩小化。

 

    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行贿，因为行贿是一种投资行为，行贿的收益回报一般都要远远大于投入付出。银行投资为什么总喜欢锦上添花，而不愿意雪中送炭，甚至还要落井下石？因为银行要考虑付出后的回报，企业形势一派大好，可以稳定地获得回报，那么银行就会锦上添花，积极的贷款给你。企业经营陷入危机，前途未卜，投入很可能有去无回，银行于是绝不雪中送炭。等到企业经营明显的亏损，濒临破产，银行考虑到资金的风险，一定要求企业马上归还到期的贷款，以免血本无归。赔本的买卖是没人做的。

 

    影响获利效果的有许多因素。例如，社会斗争中，不懂得组织管理的作用；社会中信息不透明，处于盲目中；对人的认识有偏差；自然斗争中，没有认识自然的规律，不掌握科学文化知识等等。

 

　　（三）合作求利

 

　　合作求利是一种很重要的求利方式，在人们的生活中司空见惯。例如：青年男女结婚组建家庭是一种合作求利。结婚不是一厢情愿，是双方的相互愉悦基础上的结合。从经济的角度看，结婚也是效益最大化，支出最小化的重要方法。因为结婚可以两个人住一套房子，一套家具，而两个人一人一套房，一人一套家具显然不合算。在商场上，聪明的企业家总是谋求双赢，而不是谋求单赢。其原因在于，谋求单赢是谁也不能赢，谋求双赢才能各自获得好处。在人类征服自然的过程中需要合作，现代化的大生产是合作生产，现代化的科研也是合作科研。在社会斗争中，只有团结起来才能取得斗争的胜利这是不争的事实。在粟裕将军歼灭七十四师时，国民党军的不团结，不合作给了我们歼灭七十四师的机会。而我军的团结作战则创造了歼灭七十四师的机会。

 

　　合作求利有以下几种表现：1。交流求利。交流求利主要是指思想文化的交流。思想文化的交流对双方都有利。人们常说，“一人一个苹果，交换之后还是一个苹果；一人一个思想交换之后就每个人有了两个思想。”就是这个道理。2。互助或互补求利。孙刘联合破曹是互助，狼狈合作是互补。3。团结起来加强力量求利。如拔河、集体项目的竞技体育、军事斗争中的团结作战、政治斗争中的统一战线。4。共同遵守游戏规则，不破坏求利。在班集体中不破坏、共同遵守求利是主要形式。在家庭中夫妻共同遵守游戏规则，互相忠诚、互相尊重、互相信任、互相帮助，是求利的重要方式。一旦一方破坏游戏规则，家庭就存在矛盾或可能破裂。

 

    合作成为重要的求利方式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求利过程中双方或者多方的利益具有一致性，且合作往往提高效率，符合双方的利益要求。当我们用劳动向自然求利时，合作往往有利于提高劳动效率，且符合双方利益，以至于在现在已经很难找到不经过合作创造的劳动产品。在交换求利时，交换是双方的需要，二者的利益是一致的。这体现在物质的交换中，也体现在人际交往中，人们常说“与人方便、与己方便，”“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仇人多道墙”就是在讲交往中利益的一致性。

 

    在学校的班集体中，学生之间有着太多的利益上的一致性。例如，共同要求有好的纪律环境，好的卫生环境，好的学习氛围，好的人际交往环境。怎样实现大家的共同利益呢？这就需要合作。怎样合作呢？合作就是每个人都遵守纪律，都爱护教室卫生，都好好学习，都诚恳待人、热心帮助别人。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做了，这个班集体肯定符合大家的利益要求。问题是，很多时候人们只愿意别人给自己提供良好的学习条件，而自己却不愿意给别人提供良好的学习条件。

 

    求利的一致性使我们能够实现双赢，而不是非利即害的矛盾选择。因此我们应当努力通过合作实现共同利益，而不应当让别人合作，自己获利。这样的想法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在班集体中那些不遵守纪律，损害班集体利益的人，既损害了自己的形象，也使他所处的环境遭到了损害，不利于自己的发展。在现实社会中，有人在实现双赢种满足自己，有人在破坏双赢中满足自己。这不仅显示出道德水平的高低，也显示出智慧的高下。

 

    在社会斗争中，相同的阶级、阶层，有着共同的经济、政治利益，因此有着合作的可能性。同时，合作产生的巨大力量使人们对合作有着很强的积极性。

 

　　（四）牺牲自己的利益求利

 

　　牺牲自己的利益求利有以下几种：1。牺牲小的利益换取大的利益。如我们常说的“丢卒保车”。2。牺牲眼前利益换取长远利益。如解放战争中，中国人民解放军不怕打烂家里的坛坛罐罐，主动撤离中心城市保存实力的做法即是。3。牺牲局部利益换取整体利益。如抗洪斗争中，为了不使中心城市遭受损失，往损失较小的泄洪区泄水。4。牺牲自己的利益换取他人的利益。如邱少云忍受烈火烧身牺牲自己，换来了战友的安全。抗日战争中，老百姓牺牲自己的亲人，保护八路军战士。5。牺牲自己的利益换取自己在他人心目中的良好形象。如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就是牺牲生命留下自己在历史上的光辉形象。“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也是讲舍弃生命，保全形象。在封建社会，有许多妇女丈夫死后守节不嫁，牺牲一生的幸福，换的也就是一个贞节形象。在她们那里，贞节形象也就是一种“利”。

 

　　（五）付出求得心理平衡

 

    人有恻隐之心，同情弱者之心，帮助弱者之心。如当我们看到一个不懂事的孩子走向井口，就要发生危险时，相信无论谁都回拉住孩子，阻止他落入井中。人们在实施这种行为时，是不会考虑回报的。人们为什么会帮助这个孩子呢？这是由于不帮助这样的孩子，人们的心理是不会平衡的，要遭受良心的谴责，帮助了就平衡了。在社会生活中，我们常常会看到这种帮助弱者的现象。如为他人指路，给受灾者捐款捐物等。但是这种心理只产生在被帮助者和自己没有利害冲突，帮助他们对自己无害的时候。如果有了利害关系则另当别论。当弱者摆在面前，人们判断不出弱者会不会得救后咬自己一口的时候，人们绝不敢贸然相救。这就是现在看到的见了车祸受害者不去施救的原因。因为已经有人因为救人让被救者当作了肇事者受了害。

 

　　二、非付出求利

 

    由于人们总是希望求利最大化，而付出最小化，最好为零。因此在向社会求利的过程中，只要有机会，就会有人采取非付出求利的方法。非付出求利有以下几种。

 

　　（一）不违法的非付出求利

 

    不违法的非付出求利是一种依靠不合理的政权组织形式、有漏洞的法律，不违法地侵害公众或他人利益满足自己或集团利益的行为。如在没有颁布《反垄断法》的国家，垄断是不违法的。但企业主通过垄断获得的高额利润，却不是通过提高产品质量、或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或提高服务质量取得的，而是通过垄断地位提高垄断价格获得的。这是一种非付出求利。因此理所当然地遭到人们的反对。在我国，金融、电信、铁路、航空、石化、烟草等行业都存在着垄断现象。

 

　　除了市场垄断外，还有行政垄断。行政垄断就是通过行政许可准入制度排斥其他人或团体的进入，以达到垄断的目的。在我国，明显的一个行政垄断行业就是出租车行业。在这一行业中，交通管理部门通过行政准入把其他出租车排斥在外，只准出租公司经营，从而排斥了竞争者，使出租公司获得了超额垄断利润。出租公司的超额利润成为不违法的非付出求利。

 

    不违法的非付出求利还包括利用权力制定有利于自己的政策。如权力部门在制定增资条款时，添加有利于自己的条款。于是有群众戏称，某某条款是给某某领导夫人制订的。再如，某地方政府规定，购买商品房的乡镇正职补十万、副职补七万、科级补五万、科员补两万。此外，名目众多的灰色收入及三公消费也属于不违法的非付出获利。  

 

    在权力不受监督约束的体制下，不违法非付出求利机会多多且风险很小。因此追逐权力成为人们最大的乐趣。在中国百分之七十的优秀人才进入了行政领域，只有百分之三十的优秀人才进入企业，说明了行政管理队伍中非付出求利比较容易。近年来兴起的考公务员热也说明了这一点。这种现状亟待改革。

 

    不违法的非付出求利的另一种表现是利用法律不完善或漏洞来谋取不当利益。例如在中国股市上，过去若干年来上市公司即使挣了很多钱也不向股东分红，可是对到市场上圈钱却很感兴趣，一而再，再而三，使股东很受损失。这是因为国家没有强迫上市公司向股东分红的法律制度。没有先把股东投资还上才能融资的法律制度。

 

　　不违法的非付出获利是体制的弊端或法律的漏洞与不完善造成的。因此体制需要改革，法律需要完善。

 

　　（二）违法的非付出求利

 

    违法的非付出求利常见的有偷盗、抢劫、诈骗、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偷税漏税、走私、制造假币、贩卖人口等。非法的非付出求利以违法为特征，必然遭到法律的惩罚。因此偷盗和欺诈必然很隐蔽，不易发现。而利用权力的贪污、受贿、偷税漏税、走私等也必然很隐蔽，且权力拥有者编制的保护网大而强，很难受到惩罚。

 

    从打击的难度看，没有权利保护的违法非付出求利打击起来比较容易，而非法非付出求利一旦与权力相结合，打击起来就非常困难。各地的黑社会组织一般来说都是非法非付出求利的。但是这些黑社会组织的寿命常常是几年、十几年。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找到了当地的权力部门作靠山，当地的公检法或其他官员成了他们的保护伞，保护伞延长了他们的寿命。要消灭黑社会必须等到黑社会太猖獗，罪大恶极，当地的保护伞无法保护才行。

 

　　（三）违背道德的非付出求利

 

　　在社会生活的人际交往中，付出是要求有回报的。在人们的一般观念中，亲戚朋友、同学、同事、街坊邻居，是平等互助的关系，所以，交往也就应当是你帮助我，我帮助你。如果这些人中有人来而不往，也就是你帮助了他，他不帮助你，或者来往中总是一方付出多，另一方回报少。我们就会说这样的人不可交，也就是不可交往，人们与他的关系就会逐渐冷淡下来。这种不回报他人、得到他人帮助却不帮助他人的行为本质上是一种不付出求利。在中国人的道德观念中就有“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要求。不回报是不道德的，会招致道德舆论的谴责，会破环自己的人格形象。

 

　　在社会生活中有两种付出是常常不要求回报的。一种是完全出于对弱者的恻隐之心、同情之心而施予的帮助。如前文提到的对有危险小孩子的施救，领盲人过马路、给他人指路等。一种是父母对子女的付出。人们常说父母的爱是无私的。其实是在说父母对子女的爱是不要求回报的。在儒家那里，要求子女对父母回报，回报的具体要求是孝敬。孝为行，敬为心，目的是让父母得到物质和心理上的满足。在没有社会养老保障的过去，人们常说养儿防老，用道德约束儿女回报。在我国，甚至用法律来规定儿女赡养父母的责任。即使这样，其实我们也都知道子女对父母的回报是不对称的，子女的回报较好的也超不过百分之三十，更不用说回报较差的了。在养老保障日益发展的现代，父母对子女的物质回报要求越来越少了，只剩下情感要求。说到底父母对子女的付出大多是一种不求回报的付出。正因为不求回报才显得无私和伟大。在动物世界里，父母对子女的付出是一种完全无回报的付出。人类没有完全做到的事情动物却做到了。

 

　　还有的人应当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为社会尽义务。但是却不负责任，不尽义务。如驾车行驶撞了人，理应把伤者送到医院抢救，却看看前后没人逃走了。这是不尽责任，是一种非付出求利。再如自己的钱包被小偷偷了，有见义勇为者抓住了小偷，小偷和见义勇为的乘客打了起来，自己却不肯施以援手，害怕伤到自己。这也是一种道德低下的非付出求利。

 

    违背道德的非付出求利还有这样一种情况。自己所求之利要建立在别人作为的基础上，别人的付出或别人的权力为自己获利提供了有利条件，自己于是不付出而搭顺风车获利。如在集体供暖中，有人不交暖气费，年年享受供暖。就是借大家付出的光，自己不付出而获利。又如，其他农民浇地，必须从自己家的田边流过，自己不化水费，也顺便浇地。别人因为投鼠忌器而不能强迫她付出。

 

　　（四）不违背道德的非付出求利

 

　　不违背道德的非付出求利是一种不常见情况。在生活中未成年子女向父母的索取是不违背道德且父母情愿的。在官场或商场上，则主要靠知识、信息、和智慧来实现非付出求利。例如，在几年前选择自身是行政编制还是事业编制的身份时，（当时在乡政府两种身份工资水平相当）有人灵机一动，还是选择行政编制身份吧，跟着官员的身份走不会吃亏。果然这几年，行政身份占了大便宜，事业身份吃了大亏。这是利用智慧借权力求利。

 

　　三、避害

 

    求利必然避害，避害是求利的变式。避害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付出避害

 

    付出避害就是花钱免灾。犯罪者的家属为了给犯罪者减轻处罚，在有可能的情况下，总要托关系找法官行贿，就是一种付出避害。在一个单位中，涉于权力的威势，与权力拥有者关系不好的人也会参加权力拥有者家中的喜事，凑一份份子钱，其目的是花钱防止有权者对自己的伤害。不过这种付出都是不情愿的，是被迫的。生活中的买药治病其实也是一种付出避害。花了钱治了病解除了病痛或延续了生命。

 

　　（二）逃逸避害

 

    逃逸避害是最为常见的。人们总是躲避洪水猛兽，躲避坏人，为的是怕受害。逃逸避害有时也表现为逃避责任。这在前文已有论述。

 

　　（三）灭敌避害

 

    由于是敌对关系，你不消灭敌人，敌人就会消灭你，所以必须消灭敌人才能避免自己受害。在激烈的政治斗争和经济竞争中，有些人为了使自己处于有利位置，就会采取种种非道德手段，如散布谣言等，使对手处于不利位置，从而使自己获胜。

 

　　（四）牺牲同盟者利益避害

 

    这在政治斗争中常见。如叛徒出卖自己的同志而苟活。战斗中为保存自己的实力而逃跑，把战场压力抛给友邻部队。

 

　　（五）牺牲自己的利益使他人避害

 

如董存瑞、黄继光牺牲自己是为了战友的不牺牲。

 

　　（六）防卫避害

 

    在敌人对我侵害时，我方只有进行正当防卫才能免受敌方侵害，所以我方必须进行正当防卫。此外为了使自己免受侵害，人们还常常采用伪装、欺骗的方法迷惑敌人来达到保护自己的目的。在战争中如此，在政治斗争中更是如此。因为如此，才有了政治斗争中的阴谋诡计。社会生活中的隐瞒虚伪。

 

　　（七）无作为避害

 

　　无作为避害，首先表现为不做对自己有害的事 。 如不违法、不违反规章制度，以免受惩罚。不违反社会道德，免受舆论的谴责等。

 

　　无作为避害的另一表现是忍受小害避大害。即使是自己吃了亏，许多人也不想反抗，原因是反抗会受到惩罚，吃亏更大。也有时候吃了亏，人们能通过法律途径或其它途径挽回损失，但挽回损失的成本太高，不合算。所以人们也只能作罢。

 

 

　　一、善与恶的判断标准

 

　　人类要生存就要获得生存的物质和精神条件，要生活得更好，满足更多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就要创造更多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然而这些物质和精神财富不会自动产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它只能从人们的劳动中产生，从付出中产生。

 

    而一切非付出求利都是不能增加物质和精神财富的，都是在利用暴力、智力或其它优势夺取有限的财富。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从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看，一切付出求利都是道德的，都是善的。一切非付出求利都是不道德的，都是恶的。

 

　　但是善与恶的标准却是不同的。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善与恶的标准就有所不同。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和站在某一国家的立场上善恶标准有所不同，如，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各国保护环境的要求是善的，它符合全人类的利益。但是站在美国的立场上，它限制了美国当前的发展，是恶的，美国是不欢迎的。因此，美国才迟迟不履行他应尽的保护环境的义务。

 

　　站在不同国家的立场上看，善和恶也许会是矛盾的。例如，日本的侵华战争中中国军队的胜利对中国军队来说是善的，而对日本军队来说是恶的。人总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以自己利益的得与失来判断他人行为的善与恶。站在世界、国家、单位、家庭、个人的各自立场上，利益得失是不同的。站在国家立场上是有益的事情，站在家庭或个人的立场上可能是有害的。因此所占的立场不同，善恶观也会不同。世界上只有具体的善恶观，没有抽象的善恶观，善恶观永远也不会统一。

 

　　不过人们所立足的层次越高，善所覆盖的面积越大，受益的人也会越多。从这一点来说，我们应当提倡站得高，看得远的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的善恶观，而不应当提倡只从个人利益出发的善恶观。事实上，从古到今，从中到外，大多由国家制定法律制度、道德规范，推行倡导以国家利益为立脚点的善恶观。由于世界上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国家，统一的政府，所以也就没有统一的法律和统一的道德规范来约束人们的行为。世界上呈现着暴力最强者说了算，国家之间只有利益争端，没有道德的景象。对“善”的引导发扬与对“恶”的抑制只能局限在一个个具体的国家范围内。

 

　　二、善与恶行为的选择与引导。

 

　　人们在社会中是否会自动按照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善的标准来做事呢？不是的。人们怎样做事，是受人性中求利最大化、付出最小化的原则支配的。只要我做的事对我有利，不受惩罚，风险很低或没有风险，我就一定去做。通常人们做事会有三种结果：一是对自己有价值，二是对自己无价值，三是对自己具有负价值。人们总选择对自己有价值的事去做，而避免做事对自己无价值或负价值。获利而没有风险，对自己来说这种行为就有价值。这时人们往往不会管是否会损害了他人或社会的利益，而采取了利己的行动。至于别人对自己的善与恶的评价，自己是不在乎的。

 

　　在一般情况下，人们之所以不去损害他人利益，是因为损害他人利益往往受到法律的惩罚或道德舆论的谴责，对自己有害无利。在美国之所以有比尔盖茨那样的企业家热衷慈善事业，是因为做慈善事业比把巨额财富留在自己手里得到的精神享受更多。在我国，富豪们之所以吝啬是因为我国没有建立一套做慈善事业对企业家更有好处的制度。在我国有这么多的腐败现象，其根本原因是官员的权力不受约束、监督，执政的过程不是透明的，而是封闭的、暗箱操作的。政治体制给了一些官员非付出获利却又无风险或风险很低的获利机会。在这样的情况下不腐败才是违背人性的。

 

    人们的价值取向不是凭空产生的。是由当时人们所处的政治生态环境，法律环境、道德舆论环境决定的。有什么样的社会环境就有什么样的价值取向。当前许多人的金钱至上、权利之上、不对社会负责的极端自我的价值观是由我们有弊端的政治体制、不完善的法律制度、不完善的道德规范决定的。要让人们建立有利于社会大众的价值观，要真正的“抑恶扬善”使社会不断进步，就要建立一套有利于抑恶扬善的政治体制，建立趋于完善的惩恶扬善的法律制度及道德规范。一种社会制度的进步与否，法律完善与否，道德标准进步与否，其衡量的标准就是是否抑制了非付出求利，鼓励了付出求利。用这个观点看我们今天的政治体制、法律制度、道德规范，实在是有许多必须改革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