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的“理论视角”有三种，“功能主义视角”、“冲突论的视角”、“互动论的视角”。⑴功能主义的视角强调“社会的每一个部分对总体发生作用，由此维持了社会稳定”；⑵冲突论“强调人们因有限的资源、权利和声望而发生的斗争是永恒的社会现象，也是社会变迁的主要源泉。……，即构成社会的各部分远不是作为整体的一部分而平稳运行的，实际上他们是相互冲突的，……，秩序只是社会各部分间不断进行的冲突的一种结果”；⑶互动论视角“研究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交往的，他们又是如何使这种交往产生实质性意义的”。⑷功能主义视角、冲突论视角是从宏观层次上认识、把握社会大的制度结构，互动论视角是从微观层次上研究个人和小的群体而不是大规模的社会结构。

 

　　功能主义把社会看成是一个像人类的有机体，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像人的四肢、心脏、大脑一样，结合成一个有系统的整体，每个部分对整体发挥着好的作用，每一部分也维持着整个机体的平衡状态。然而社会不总是平静的，社会处于不断的变革中，新的制度取代旧的制度。功能主义视角不能解释这种社会的演变过程，冲突论很好的解释了这个问题。社会学中的冲突论源于马克思。冲突论强调社会流动的、不断变化的性质，社会的平衡是暂时和短暂的，而冲突是永恒的，旧的平衡不断的被打破，冲突—平衡—冲突—……的循环是永恒的社会现象。秩序是社会各部分之间不断进行冲突的结果，是力量与强制的产物，依靠强力来维持。

 

　　冲突论强调人们因有限的资源、权利和声望而发生的斗争是永恒的，也是社会变迁的主要源泉。按照人们对社会稀缺资源的控制和占有的不同，当代中国社会划分为四个阶级：国家管理人、资本家、中产阶级、劳动者。其中劳动者阶级又分化为三个子阶层：发展型、温饱型、贫困型。⑸稀缺资源包括政治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三个方面。

 

　　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利益诉求，并试图使本阶级的利益最大化。如此，阶级之间对稀缺资源——包括政治权力、经济资源、意识形态的争夺就成了一个永恒的社会现象。中国社会目前对改革方向、改革路线的争论，早已不是改革初期的观点不同的争论，目前的争论，是阶级之间利益不同的争论，是不同阶级之间对稀缺资源的争夺，是阶级斗争的具体表现。

 

 

　　当今中国社会已分化为四个阶层：国家管理人、资本家、中产阶级、劳动者，其中劳动者由分化为发展型、温饱型、贫困型三个子阶层。国家管理人阶层，即由国家权力的实际控制者所组成的社会群体，由中央、地方的各级官员和受托享有政府管理权力的组织中的控制者组成，他们实际控制着社会的现状和发展走势。在1999年，这个阶层在整个社会结构中所占的比例为2.1%。资本家阶层。传统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是生产资料的拥有者和实际控制者，主要由大、中资本家组成。这个阶层在中国目前是一小部分人，但能量很大。在1999年，以大、中私营企业主构成的资本家阶层，在整个社会结构中所占的比例估计在0.3%以下。中产阶级——即中间阶层，这个阶层的划分至今不很明晰，有些模糊。中间阶层的划分既有职业的成份，又有收入、消费等方面的含义。从来源上看，包括“传统的中产阶级”：小私营企业主、发展较好的个体工商户等和“新中产阶级”：高级企业经营管理人员、高、中级专业技术人员等。典型的如大、中公司的职业经理人、中、高级公司职员、大学教授、高级专家、自我雇佣的小私营企业主、持股人、企业承包人、高级营销人员、知名律师、中介行业的投资人、体育明星、歌星等等。他们在整个社会结构中所占的比例估计在7%左右。一个公认的说法是，中间阶层是社会稳定的保障，在任何社会中，中间阶层都是维系社会稳定的主要力量。表现为中间阶层是介于高层和底层的缓冲层，当它成为社会主体时，高层与底层之间的冲突就会受到阻止，社会矛盾就会大大缓解；其次，中间层代表温和、保守的社会意识形态，当这种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时，极端的思想和冲突观念就很难有发展的市场，这是社会稳定的思想原因；第三，这个阶层是引导社会消费的最主要的社会群体，当这个群体在人数上成为社会的多数时，其生活、消费方式就保证了社会有庞大、可持续增长的消费市场，从而拉动经济增长，这是经济增长稳定、持续的有力保障。所以，一个稳定、优良的社会阶层分布是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即中间阶层人数较多，大资本家阶级和社会底层占较小的比例。如此，社会才能保持政治、经济的稳定和持续发展。很明显，贫困的社会底层不可能形成庞大的消费市场。

 

　　劳动者阶层。这个阶层的共同特征是以劳动为生。这个阶层被细分为三个子阶层：贫困型、温饱型、发展型。贫困型：不拥有任何稀缺资源，只拥有甚至不拥有过剩的劳动力资源。主要指贫困山区的农民、年老体弱和无技能的城市下岗职工、失业和半失业人员等。他们在整个社会结构中所占的比例估计在10%左右。他们为如何生存而苦脑，一旦发生较大的疾病、子女上大学、意外事故等，对他们来说都是无法承受的灾难性打击，他们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温饱型：不拥有任何稀缺资源，只拥有过剩或一般的劳动力资源。他们的共同特征是以体力劳动为生。典型的如一般企业的产业工人、服务行业中的普通服务员、建筑业的民工、自给自足的农民、小个体户、普通营业员等。他们在整个社会结构中所占的比例估计在70%左右，是社会的主体。之所以将他们划分为温饱型，是说他们的生活刚刚脱离了绝对贫困线，他们的衣、食有了一定的保证，但他们依然很脆弱，面对本人及家庭成员的疾病、失业、子女上大学、养老等问题，他们依然是束手无策，他们随时有可能因一个微小的振荡而掉进贫困型中。发展型：拥有部分稀缺资源，是指智力型劳动者，他们是劳动者阶层的最高层。典型的如技术工人、公司中的普通管理人员、营销人员、中介行业中的一般律师、注册会计师、评估师、税务师、个体工商户、中小学教师等。他们在整个社会结构中所占的比例估计在10%左右。他们的社会地位较为稳定，有初步的失业、疾病和养老保障，他们已拥有一定的知识、技能、社会网络关系等稀缺资源，他们在社会上已有了一定的声望。之所以说他们是发展型，是说他们通过阶层流动、身份转换，有可能上升到中产阶级甚至更高。

 

　　综上，整个劳动者阶级在社会结构中所占的比例为90%左右，中产阶级占7%左右，国家管理人占2.1%，资本家占0.3%以内。⑸

 

　　三、不论在任何国家的阶级社会里，非暴力的阶级斗争都是提高劳动者阶级生活水平的有力武器

 

　　美国著名杂志《时代》周刊做了一个报道，有两个清洁工。一个清洁工叫克雷格·琼斯在辛辛那提工作，职务是清除垃圾，这在清洁工中也是最脏最累的活儿。他每晚工作4个小时，一周工作5天，时薪6.5美元，一个月500多美元。他租最便宜的房子，每月租金215美元，再扣除电话费和水电费，剩下的钱够吃饭就不错了。另一个清洁工在匹兹堡，名叫罗比·格瑞。她负责一个会议中心的卫生，工作环境干净得多，每周工作40个小时，一小时12.52美元，年收入26000美元。同时，她享受健康保险、三周的年假和三天的个人假期。罗比和她收入类似的丈夫，不仅买了房子，还把两个女儿都送进了大学。两个清洁工的命运为什么如此不同呢？因为克雷格背后没有工会，而罗比则是工会会员。在匹兹堡，强大的清洁工工会集体和雇主讨价还价，要求“生存工资”。⑹这是阶级斗争的一个缩影。

 

　　在工资数额的确定过程中，瑞典社民党在支持工人组织起来维护自身合法权利的同时，还支持总工会与雇主协会进行谈判，并于1938年达成了通过谈判解决工资和劳动条件问题的协议。在社民党的支持下，议会于1972年通过了《股份公司和经济组织中职工代表权法案》，使雇有25人以上的企业理事会中都有职工代表。之后又通过《就业保护法》和《劳动环境法》，对企业主解雇职工的权力进行了重要限制，并加强了工会在劳动环境和工作条件等问题上的发言权。1976年通过的《劳动生活中的共决权法案》又规定了企业一切重要决策事先都要听取工会意见，从而进一步限制了资产阶级的权力。

从宏观方面看，长期以来瑞典在个人所得税中实行超额累进制（最高时边际税率曾达85%），在收入政策上照顾低收入者，加上福利制度中一些扶贫措施，从而有效地抑制了社会两极分化。1977年瑞典全国收入最高的10%的人和最低的10%的人的收入差距经税收和福利相平衡后由10比1降到大约4比1。这一政策使国民收入分配产生了有利于劳方的变化，劳动所得（工资加雇主为其支付的相当工资总额约40%的社会保险金）与资方所得（利润加折旧费）相比已由战后初期的1比1，上升为六十年代的2比1和七十年代的3比1，有些年头甚至达到4比1。这种发展使财产占有的差距也在缩小。1930年至1970年间占家庭总数1%的最富有者的财产占家庭总财产的比例由47%降到23%。社会结构因此开始由传统的金字塔型向枣核型演变。⑺

 

 

　　按照国民经济支出法核算，国内生产总值（GDP）是由投资、消费和净出口三驾马车拉动的，三者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分别构成投资率、消费率和净出口贡献率。⑻据估算，目前我国投资每增加1%，可拉动GDP上涨0.22个百分点，居民消费率每增加1％，可以拉动GDP上涨0.87个百分点，消费拉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不言而喻。⑼    对消费率的国际比较显示，我国目前的消费率是明显偏低的。根据世界银行资料，2002年，我国消费率为58.0%，世界平均水平为80.1%，低收入国家为80.7%，中等收入国家为74.3%（其中，上中等国家为75.2%，下中等国家为72.4%），高收入国家为81.0%；2002年与我国发展水平相当的国家（即人均GDP在1000美元左右）：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泰国的消费率分别为81.2%、78.8%和68.9%。⑽，2003、2004年我国最终消费率又进一步降至55.4%和53.6%，居民消费率则降至43.3%和41.9%。与此同时，世界平均消费率却从2000年的77.2%上升到2003年的79%。显然，我国目前消费率不仅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也明显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⑾下降到2005年的38.2%，已经达到历史新低,并还将呈下降趋势。⑿

    从耐用消费品拥有量来看，2003年农民彩电拥有率仅相当于城市12年前水平，电冰箱拥有率仅相当于城市16年前水平，洗衣机拥有率仅相当于城市19年前水平。⒀造成城乡居民消费水平低的原因，与人们对未来收入预期不确定、医疗、教育费用过高和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仍较低有关。农村与城镇间存在着的消费差距，归根结底也主要是农村收入水平低于城镇所致。

    消费率下降，直接导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趋于减弱。一个公认的观点是我国的内需不足。过低的消费率不仅弱化了消费增长对于经济增长的直接拉动，也间接影响了投资本身的增长，制约了经济的发展，消费率不断走低有可能导致经济大起大落。

 

　　扩大消费是我国经济发展实现由投资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转变的需要。我国经济正处于新的发展时期，随着买方市场的形成，立足于扩大内需，尤其是扩大消费需求，必须把不断提高居民消费水平作为今后经济发展的基本战略方针。

 

 

　　如何增长过低的消费率，拉动经济增长？简单的说就是要大家去买东西消费，用什么去买？对劳动者阶级来说，当然是用工资收入去消费。在我国，劳动者阶级占人口总数的90%左右，扩大内需，不能不考虑这90%的人口，即便是只考虑消费总量的增加。

 

1978年—2004年，城镇职工平均货币工资由615元提高到16024元，平均实际工资提高了3.85倍。但是，劳动力价格仍然过低。据粗略估算，近年来农民工约近1.4亿人，但他们的人均收入只有5000－6000元，还不到城镇职工的平均工资的三分之一。⒁而且就是这样的低工资，又在许多情况下还不能按时拿到手。如此低的工资，购买基本生活用品，保证基本生活尚很困难，如何去高消费？

 

 

　　目前我国总工资占GDP的比例为40%左右，资本主义国家为50—60%之间，⒆如美国，国民总产值的70%是劳动报酬。

 

　　瑞典的劳动所得与资方所得相比，在二次大战战后初期为1比1，六十年代为2比1，七十年代为3比1，八十年代为2比1，有些年头甚至达到4比1。⒂中国的这一比例恰恰相反，2004年为0.65比1，⒃远远低于瑞典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中期的比例水平。劳动者的工资在初次分配中所占的比例如此之低，有很大的可增长空间。

 

　　我国的消费率低，不仅因为劳动者的工资收入低，无经济能力进行消费，而且表现在劳动者的消费倾向低（居民消费占居民收入中的比重）。1980年—2004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纯收入）由246.8元提高到5644.7元，居民平均消费水平由236元提高到4556元，居民消费倾向由0.965下降0.807。⒄ 

 

　　消费倾向的下降，目前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由于养老、失业和医疗保险制度和财税制度改革滞后，社会保障制度和公共财政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各类保险面窄，水平低，甚至义务教育所需经费也未完全落实，再加上医疗和教育等方面的高收费甚至乱收费，大大降低了居民的即期消费，恶化了消费率。

 

　　国家对社会福利保障的投入较低，劳动者自己的工资收入较低，个人承担教育、医疗、购房等基本生活消费需要进行长时间的储蓄积累，这无疑会抑制当期消费，限制其他产品的消费。同时，教育、医疗、房地产等百姓必需消费品的价格定价偏高，正在影响到劳动者阶级的消费预期，如我国房价收入比的平均值约为8至10，远远高于美国等部分发达国家2到3的比例，工薪阶层工作十几年，才有可能买到市区里的一套住宅。⒅

 

　　如此，劳动者只好把钱都存在银行里，为买房、看病、孩子上学做准备，有钱也不敢花，除了维持低水平的基本生活，不可能进行高档次的消费，这是我国目前消费率偏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对劳动者阶级而言，增加消费，一是需要在一次分配中增加工资收入，二是要国家在二次分配中增加对社会福利和保障的支出，化解劳动者的生活压力，营造增加消费的环境。

 

 

　　2005年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收入的12%。在发达国家中，社会保障的支出一般占到财政支出的30%左右。

 

　　1996－1997财政年度，在英国中央财政支出总额中，社会保障支出约占32％，卫生及社区服务支出约占17％，教育支出约占12％；⒆2004，我国用于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支出总量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为25％，美国为75％；近年来，我国每年在基本民生的公共投入占GDP的比重逼近世界倒数第一，除了柬埔寨、津巴布韦等国比我国低之外，绝大部分国家都是高于我们。⒇马来西亚，1999年养老退休8.2%，社会保障13.3%，社会服务34.5%（21）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合计为56%。

 

　　上述比例看，我国完全有能力、有必要提高对基本民生的公共投入。

 

　　例如增加对教育的投入并同时限制大学学费的增长；把增加经济适用房、廉租房投资和供给的政策落到实处；建立平价或低收费的国家公立医院，从根本上缓解居民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完善城市社会保障制度等，以便提高劳动者的消费信心。

    世界银行自去年以来曾经在多个中国经济季报指出，中国居民的储蓄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将来养老金发放以及医疗卫生和教育成本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因此，消除这些不确定性并且提供更多的保障将会有效地促进个人消费。世界银行建议中国将国有企业约6000多亿的年红利纳入财政，以充当社保资金的缺口。（22）

 

 

　　如何才能完成对上述一、二次国民收入分配的调整？三十年的改革实践表明，劳动者阶级在工资、教育、医疗、住房、下岗、就业、劳动保障等重大社会问题上，其利益被严重剥夺。其主要原因是无组织的劳动者阶层不可能与有组织的强势集团进行平等的竞争，造成劳动者阶层在改革中获得的利益最少或成为利益绝对受体。

 

　　劳动者阶级在一次分配中工资所占比例过低；在财政支出的二次分配中，国家对基本民生的公共投入比例过低，不仅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低于发展中国家甚至低于落后国家而逼近世界倒数第一。这与我国的经济总规模位居世界第四、外汇储备总额高居世界第一形成鲜明的对比。非是财力不能，而是愿不愿意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愿不愿意把资金投向与劳动者阶级的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服务领域。极低的工资收入、高昂的大学学费、高昂的医疗费、高昂的房价、极低的生活保障，劳动者阶级就只能挣扎在贫困线上。同时，劳动者阶级的消费水平的低下，也严重制约了经济的有效增长。解决劳动者阶级的贫困状况，增加劳动者阶级的消费水平，唯一的出路是劳动者阶级有效的组织起来，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政治集团，进行非暴力的阶级斗争，维护本阶级的利益，获得政治、经济解放，推动社会文明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