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当支持其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消失以后，上层建筑不会立即消亡，还会存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因此，后一种社会制度继承前一种社会制度的遗产就是极其正常的事了。但是，完全发展社会同不完全发展社会所继承的东西并不是完全一样的。
世界上只有中国才是完全发展社会，其它国家都是不完全发展社会。因此，说完全发展社会，就是指中国的社会形态。
完全发展社会所继承的遗产
对于完全发展社会来说，前一种社会制度对后一种社会制度影响较大，而再前一种社会制度的影响就很小了。因此，对于中国的资本主义社会来说，所继承的主要是封建社会的遗产，奴隶社会和原始社会的东西就不多了。因此，对于中国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反封建和发展生产力是两大历史任务。
国家：马克思说：“国家是阶级专政的工具”。资本主义社会所继承的最直接的遗产就是封建主义的国家。中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完全发展社会，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国家机器最为完备，而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最为薄弱，其上层建筑更是软弱无力。因此，在资产阶级国家取代封建地主阶级国家的过程中，更是反反复复，困难重重。即使封建国家被取代，但封建意识、各种旧的风俗习惯还会长期存在，对资本主义国家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要消除这些影响，需要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也需要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得到更加深厚地长足地发展。也只有消除了各种封建意识形态的影响，资本主义社会才算成熟，从而进入它的后期——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发展生产力是关键。当国家利益同资本主义发展相一致的时候，便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促进作用；当国家利益同资本主义发展不一致的时候，国家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将起到阻碍作用。当今世界，国家利益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值得关注。同时，由于国家之间利益的冲突，造成世界局势的紧张，更值得各国人民警惕。
政府：政府是国家的官僚体系，也是国家的管理体系，更是国家特权的分配体系 。即使是资本主义国家，也同样如此。一方面，资本主义不需要特权，但另一方面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却也无法摆脱政府支持和束缚。在早期的资本主义更是如此。两次世界大战都是政府为企业争市场和原料打起来的。就是当今世界，同样为了争夺市场和原料，国家与国家之间有时关系十分紧张，虽然没有打起来也是剑拔弩张了。因此，减少政府的行政功能及其对经营活动的干预，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要求。“大市场，小政府”就是这样提出来的。中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完全发展社会，封建的官场规则对当今政府的影响最为严重。因此，中国政府的官僚主义、特权观念、衙门作风等，以及普遍存在的官本位制思想，在相当长的时期还会不同程度的存在，同这些封建残余作斗争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忠君观念：中国是中央集权最为完备的国家，君权至高无上。“君权神授”、“朕即国家”，在中国封建社会，爱国与忠君是不可分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即使君错了，也还得谢主隆恩。这种愚忠观念，影响到现代，就是下级绝对服从上级，下级只对上级负责，下级只取悦于上级、忠实于上级。如果上级犯罪，所牵扯出来的就是一大串。因此，中国当今的反腐案中，窝案、串案、集团案越来越多，就不奇怪了。同时毛泽东所以能发动文化大革命，且危害那么长的时间，危害的范围那么大，亦不难在其中找到答案。
特权观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国家作为阶级专政的工具，就是一个特权分配场所和特权交易场所。《周礼•天官冢宰》：“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乃立天官冢宰，使帅其属，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国，治官之属。”大大小小的官职，掌握着大大小小的特权。特权的大小，直接决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中国的封建社会最为完备，官僚系统也最为完备，而且什么工作都要同官衔挂起钩来，从而形成官本位制。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虽然资本主义不需要特权，但产生特权的某些基础还在，特权意识根深蒂固，特权的不少定律仍然在发挥作用。因此，只要国家还存在一天，特权就必然存在一天，资本主义国家只能抑制它。要消灭特权，却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任务。因此，反映在当今的中国，就是任何工作或职位都要同官阶挂起钩来，什么行政多少级的会长、教授、科员等等。真是五花八门，而且也只有那么样的级别才能享受相应的待遇。以致人们对官位乐此不疲，耍尽手腕，绞尽脑汁，什么跑官要官、卖官买官、行贿受贿等手段层出不穷。
恐官心理：既然官是特权的载体，老百姓对于官的恐惧就理所当然了。其实，老百姓恐惧的不是官，而是特权，俗话说“不怕官只怕管”，就是这个道理。因为官不一定是特权所及的范围，再大的官管不着还是没办法。管就不同了，它恰巧是特权所能管到的地方，不大不小，刚刚管到。特权可以判人生死，使人兴衰，所谓“灭门的知县”、 “官大一级压死人”谁能不怕？中国自古便有“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之说，后来虽然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说法，但真能执行的有多少？而更多的是“官官相卫”、“买通官府”。特权就已经够可怕了，而特权的滥用就更可怕了。所以，对于一般老百姓来说“八字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屈死不告官”是最明智的选择，也是无可奈何的选择。到了当今社会，这种恐官心理依然浓厚。主要表现在：一、不到万不得已，不与官争，能忍则忍。二、百姓服从小官，小官服从大官。三、争官，不管用什么手段，官当得越大，所受的威胁就越小。四、捧官，请客送礼、行贿受贿、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就此发生。特别是在文革时期，一言可定人生死，官的权威就更重要了。改革开放以后，虽然行政诉讼法颁布了20年，老百姓也开始敢同官打官司了，但审理难，执行难，仍是官威挥之不去的幽灵。在资本主义社会，虽然特权的消灭还需要相当长的时期，但这种恐官心理如果长期存在，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立。
以势压人：韩非子说：“夫势者，名一而变无数者也。势必于自然，则无为言于势矣。吾所为言势者，言人之所设也”（摘自《韩非子•难势篇》）。他这里说到自然之势和人为之势。笔者认为：“势，恃也。乃因为有某种强力可恃而产生的一种凌人的霸气”。所谓强力，有力气、人气、文气、艺气、技气、财气和官气等。力气大欺侮力气小，人气众的欺侮人气寡，文气厚鄙薄文气少，艺业高傲视艺业差，技术强鄙视技术弱，官阶高压迫官阶低，财气大欺侮财气小，都是势所然。在半特权半竞争的中国来说，阶级压迫就是指势为害。所谓“财大气粗”、“仗势欺人”、“以势压人”，就是势为非作歹，这是阶级矛盾激化的主要原因。到了现代，“下级服从上级”、当官的欺侮或愚弄百姓、师傅压制徒弟、大官的儿子欺侮小官的儿子、名人欺侮无名人，演艺圈的“潜规则”之类即是。“以势压人”仍然可使阶层矛盾激化，势的横行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立。
勤俭节约：由于封建社会是半特权半竞争、人治与法制并行的社会，因此就有可能通过勤俭节约来获得更多的私有财产。中国的封建社会发展得最为完备，通过勤俭节约而获得更多私有财产的可能性就越大。代代相传，就形成一种美德，更是一种训子金科，治家格言。孔子曰：“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摘自《颜氏家训•治家篇》）。“人生衣趣以覆寒露，食趣以塞饥乏耳。形骸之内，尚不得奢靡，己身之外，而欲穷骄泰邪？周穆王、秦始皇、汉武帝，富有四海，贵为天子，不知纪极，犹自败累，况士庶乎”（摘自《颜氏家训•止足养生篇》）？唐末柳玭说：“立身以孝悌为基；以恭默为本；以畏怯为务；以勤俭为法；以交结为末事；以弃义为凶人；肥家以忍顺；保友以简敬”摘自柳氏家书》）。新中国成立后，在毛泽东的倡导之下，勤俭节约之风更是盛行。他说：“中国是一个大国，但是现在还很穷，要使中国富起来，需要几十年时间，几十年以后也需要执行勤俭的原则，但是特别要提倡勤俭，特别要注意节约的，是在目前这几十年内，是在目前这几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摘自《勤俭办社》一文的按语（一九五五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第16页）。他在《关于正确处于人民内部矛盾》一文中又说：“要使全体干部和全体人民经常想到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人民出版社版第36页）。勤俭是一种传统的美德，但它同时又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倡导物尽其用，按需消费；另一方面，它紧缩消费，不利于生产的发展。因此，勤俭节约要坚持，但必须根据各自的不同条件，适当从紧；特别是资源的节约，更是必须。
利己主义：常言道：“人不为已，天诛地灭”，这句在中国封建时代被称为经典的格言，概括了半特权半竞争的私有制社会的全部精髓。中国封建社会的全部活动无不是以私有制为圆心，以利己为半径展开。在利己主义的驱动下，结党营私、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无所不用其极。“自扫各人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则是这种利己主义的又一反映。战国时的杨朱，拔一毛而利天下而不为， 则是这种利己主义的代表。应该说，利己主义是生产力在一定发展阶段的正常现象。新中国成立后，虽在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教育之下，大树“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破私立公”的共产主义新风，但由于生产力的局限，事倍功半，收效甚微。即使在共产主义之风鼎盛的时候，利己主义也只是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并没有被消灭。公虽然在一定程度立了起来，但私并没有被破掉。真正象雷锋之类的人物，毕竟是凤毛麟角。因此，利己并不完全是坏事，它可以促使其对自己财产的责任心。但如果发展到主义，就有“以邻为壑”、“损人利己”之嫌，这又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因此，现在提倡“合作共赢”、“互利双羸”、“互利互惠”等，就是从资本主义社会无序竞争中总结出来的教训。私有财产，是一定生产力发展阶段的产物，它必将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而逐渐消失。因此，只要私有财产存在一天，利己主义就会以不同程度存在一天。
四海之内皆兄弟：在封建社会，强势阶级为了巩固既得利益和攫取新的利益 ，弱势阶级为了对抗强势阶级的压迫，他们各自寻找合适的对象，抱成一团，以增强其势力，这类人就被称为异姓兄弟。虽然这种兄弟的作用有限，牢固性也比较差，但在那个时代，也确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互相扶助、共同进退的作用。特别是一些帮会组织，更是以此作为维系组织团结的纽带。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这种习惯被继承了下来，当年蒋介石就是依靠结拜异性兄弟拢络人心，取得全国政权的。他先后同张学良、李宗仁、冯玉祥等人拜过把子。新中国成立后，公然拜把子的不多了，但关系好以兄弟相称则比较常见。特别在文革以来，社会上曾一度盛行兄弟伙、落教派，就是官场上称兄道弟也很常见。
亲情观念：马克思说过：“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亲情观念则是这种社会关系的外化。人生活在世上，有父母、兄弟、亲戚、朋友、同乡、同学、战友、同事，甚至同姓、熟人、利害相关的人都可能产生亲情。由于亲情关系而互相关照、甚至纵容、包庇之类的事并不鲜见。所谓“人情大过王法”就是指这类事。在特权盛行的时代，亲情犹为重要，所谓“朝内有人好做官”、“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封妻荫子”就是亲情作用的表述。“打虎不离亲兄弟，上阵还需父子兵”更是亲情威力的写照。以致裙带风、护官符之类盛行。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亲情仍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当年蒋介石取得政权之后，就是通过与宋氏家族联姻，取得了英美的支持才得以巩固的。当时，要得到蒋介石的信任，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黄浦军校毕业，二是浙江奉化的人。前一个是师生情，后一个是乡情。在大陆，军队里的老乡，社会上的战友、同学、老上下级都是很亲密的。在每一个贪官的周围，不难看到亲情的影子。所谓“文件一大坝，不及熟人说句话”、“军属烈属，当不到人熟”说的就是亲情的威力了。虽然有时候有的事拿钱可以摆平，但送钱也少不了亲情的，否则送的不得其门而入，接的还不敢接。如果遇上了麻烦，跑腿的、出主意的、找门路的、查依据的，没有亲情谁那么热心？不相干的人谁又能够相信？
官场规则：中国的封建社会漫长而又发展得最为成熟，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中国的官僚体系也最为完备。在长期运作中，中国的官场形成了一套不成文的潜规则，说话、走路、为人处事、交朋结友都有一定的程式和方法。否则动手便错，在官场上就不要混了。有的人在官场中八玲珑、左右逢源，如鱼得水，步步高升；而有的人却步步艰难、处处碰壁。“世味秋荼苦，人间直道穷”（鲁迅诗），就是不谙官场规则，直来直去，自然是举步为艰。有好事者对官场规则作了总结，如《官经》、《官海指南》、《入幕须知》、《佐治药言》、《学治臆说》、《学治说赘》、《幕学举要》、《传家宝》等，其作者都是名噪一时的幕僚。今人在古人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地归纳和总结，如束有春的《官场怪谋》，按照军事著作《三十六计》的体例，总结出了121种谋略，如“沽名钓誉”、“狡兔三窟”、“二桃杀三士”……。还有不知何氏根据《佐治药言》、《学治臆说》、《学治说赘》、《幕学举要》、《传家宝》等书归纳出的《官经》，如《为官篇》的第一条“上任伊始即重官声”、第二条“接官前任，勿扬其丑”。《助手篇》第一条“虚心求教幕僚品行”、第二条“讲求信义立身之本”等，都是古今官场的经验之谈。署名打鱼人的《话说贪官》更认为，“贪官，才是今日中国社会的真正精英，从对人性的弱点、官场的倾轧技巧与各种知识的掌握与认识上来看，他们无愧于佼佼者的称号。中国的过去、现在及将来，都掌握在贪官的手里，国家和民族的希望也寄托在贪官的身上”（摘自《话说贪官•引言》）。这话虽然有些偏颇，却也不无道理。可以这么说，只要特权存在一天，贪官也就会存在一天，只是或多或少，或轻或重而已。
面子观念：面子是一定社会地位意识的外化，这种意识也许并不与他的实际社会地位相一致，但一般是就高不高低。所谓“人往高处走”，在这里得到充分的体现。这正是中国这个完全成熟的封建社会半特权半竞争的特产。有能力的要充面子——摆谱，没能力的也要绷面子——打肿脸充胖子。皇帝著金黄，穿龙袍，吃饭每餐一百多个菜，后宫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出行前呼后拥就是摆谱。虽然他消费不了那么多，但不这样就显不出皇帝的尊贵和威严来。这就是有能力者摆谱。《红楼梦》的贾家，外表虽然轰轰烈烈，但内囊已经尽上来了，这就是打肿脸充胖子。还有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已，穷得靠抄书和偷窃过日子，也还要穿着他那件又脏又破的长衫，那是他读书人的象征，也就是他的面子。阿Q的精神胜利法，虽不能真正争到什么，也是面子上的一种自我安慰。满清政府即使在割地赔款，但天朝威仪的面子还要争一下。对于老百姓来说，“人人有脸，树树有皮”，对面子问题也是十分重视。“可以不要命，但不能不要脸”，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面子体现出一种自尊，也不完全是坏事。但有的的地方，大搞面子工程，劳民伤财。即使是国家级贫困县，接待费却不能少。有的领导干部出行，前呼后拥，警车开路，下级边境接送，全程陪同，不如此显不出领导干部的威风。
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在中国，实行的是一夫多妻制，历代都提倡多子多福。据说周文王有100个儿子，而传说中的老寿星彭祖活了800岁，自然也是子嗣众多了。不管是封建帝王，还是封建官吏，很少不是妻妾成群的。所谓的妾，从理论上来说，就是帮助妻生育的人。因此，在生育问题上，从来都是各尽所能，毫无顾虑。另一方面，受传宗接代和养儿防老的影响，特别偏爱男孩子，而且是越多越好。家族人丁兴旺，是十分荣耀的事。受这种观念的影响，解放后才短短数年，就从解放初期的4亿多人猛增到6亿多，虽然有马寅初这样的有识之士提出警告，并没有得到重视。就是堪称英明的毛泽东，也沉溺于中国人多力量大，热气高。直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计划生育工作才得到重视，提倡只生一个孩子，但推行中阻力不小。
光辉灿烂的文化：中国五千年文明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不管是天文、地理、医药、物理、化学、数学、历史、文学、哲学、音乐、戏剧、工艺、美术诸方面，在封建社会大多数时期处于领先地位。深厚的文化为社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证。近代虽然有些落伍，但仍在不少方面跻身于世界民族的先进行列而毫无愧色。因此，中国的电影说过去，美国的电影说未来，就是因为美国过去可说的不多，而中国则有几千年的历史可说，正说、戏说，怎么说都有说不完的资源。因此，中国的古装戏、神话戏特别多。
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主义精神：中国作为一个大一统的帝国，五千年来其脉络从未断绝。由于支持系统众多，所以特别的稳固，也特别的强大。虽然到了清代已经老朽不堪，但国即是家，有国才有家，保家必须卫国。在中国，爱国与忠君是不可分的，因此忠臣烈士人人赞颂，奸臣和汉奸受人唾骂。屈原、岳飞、于谦等爱国英雄和民族英雄，流芳千古，代代相传，深入人心。而石敬塘、秦桧、洪承畴则遭唾弃。到了近代，老朽不堪的中国倍受欺凌，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则越来越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中国革命的原动力就是基于这两大精神。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的胜利，就是这两大精神的杰作。应该说，资本主义的发展不需要这这两大主义，但又无法回避它们。在资本主义社会早期，资本国际化时，就不同程度地同这两大主义发生冲突。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所兴起的民族解放运动就是这两大主义的杰作。
大国意识：中国雄据东方五千年，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人才辈出、国强民富，文化光辉灿烂，威加四夷。因而，对于周边小国，是恩威并举。特别是明代，中国对外贸易很少，而且大多数是以进贡的形式进行的。外国进贡，加倍赏赐。郑和下西洋，虽然有诸多学说，但宣扬这种大国威仪和展示上国风范却是不争的事实。这种大国意识，即使在近代饱受欺凌的情况下，也未稍减。如何重振大国雄风，是中国近代志士仁人的心愿，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心愿。
战争：一个国家的历史离不开战争的历史。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也曾经东征西讨，开疆拓土。汉武帝、唐太宗、康熙、乾隆所开创的盛世，同武功也是密不可分的。近代，中国的战争已由进攻转为防御，由开拓变为守成，由主动战争变成了被动战争。战争及其军工是封建社会留给资本主义社会的一颗毒瘤，而军队则是最特权的组织，资本主义不需要特权。如果说战争在古代是一把双刃剑的话，在现代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当今世界，虽然大战争未打，小战争却是不断，冷战虽然结束了，但几个大国互相对峙，庞大的武器库有增无减。如果什么时候失控，这会给人类社会带来灭顶之灾。资本主义社会不需要战争和压迫，需要的是平等与和谐。
宗教：宗教是一个古老的产物，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但资本主义社会所继承的宗教则是封建社会社会的，虽有少许原始宗教，但影响有限。封建社会的宗教，虽然是为封建统治服务，但它一方面主张“天人和谐”，另一方面又主张人类社会和谐。尽管这种和谐只是在特权的保护之下，大多存在于天国之中，但对社会的发展和稳定，起作不可低估的作用。可以这样说，一部中华文明史，宗教史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中国的宗教，傍中华帝国而行，因此同中华帝国一样的老大。因而也失去了疯狂的开拓精神，其和谐功能大于征服功能。所以，就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佛、道二教来说，尽管佛教有天龙八部，道教也有天兵天将，但都只是一些护法军团，根本不具有侵略性。因此，中国的宗教多是惩恶扬善，保家卫国，赐子赐福，起到维护社会安宁的作用。宗教里的神灵，能够在半竞争中给人以精神上的鼓励，因而宗教意识深入人心，尽管在文革时期曾一度遭到重创，但很快就复原了。
不是阶层的阶层意识：众所周知，封建社会是一个阶级社会。根据特权的绝对律，阶级是很森严的。但另一方面，对于完全社会来说，由于它是一个半特权半竞争的社会，在特权的集团律和相对律的作用下，阶级意识被淡化。梁启超在《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一文中认为“中国与欧洲国体的第二个显著不同是∶欧洲有分国民阶级之风而中国却没有。与世界万国不同，中国历来此风不盛，至汉以后，尤绝无之。布衣卿相之局已是司空见惯。魏晋九品中正制虽然有“上品无寒门，下品无贵族”的流弊，但这并不是创立这种制度的本意。至于唐以后设科取士，下层平民更是可以“平地青云”。虽然还有皂隶奴才不许登仕版之禁，但这些人其数甚微，不能目为一种阶级。产生这一差别的原因是由于战国时各国不能不延揽人才，敬礼处士，招致客卿，从而破除了世卿的藩篱，而孔子、墨子等圣哲，又都大倡平等之义，孔讥世卿，墨明尚贤，他们的门人弟子多出身微贱，遂使天然阶级之陋习一扫而空”（摘自《世袭社会及其解体》）。这番话不一定那么确切，但也有一定的道理。不能据此说中国无阶级存在，只是此风不浓。如果不是“官逼民反”，老百姓实在活不下去的话，谁也不会造反。社会虽然人分九等，与其说是阶级，不如说倒象是阶层。现代的阶级斗争学说，是在马克思那里学来的，阶级意识虽然有所提高，只是阶级斗争的作用被夸大了。
道德意识：道德意识是文化修养的表现。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的哲学是圣人哲学，注重于个人的道德修养，这话有道理。从先秦以来，不管是孔子、孟子、老子、董仲舒、韩愈、二程、朱熹等，也不管是儒家、道家还是释家，无不主张道德修养。“仁义道德”、“讲道理”，“非礼勿视，非礼勿信、非礼勿言，非礼勿听”《论语》，这些都是道德意识的反映。刘少奇曾写过一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就是道德意识在党内的反映。德育、“德智体全面发展”等是道德意识在教育工作上的反映。道德也是对人们的社会行为的一种规范，能起到法律起不到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作用比法律的作用更大。
男尊女卑思想：进入父系氏族以后，男尊女卑是世界各国的通病。由于中国的帝王和家长都是实行嫡长子继承制，传宗接代的思想犹为严重。又由于孔圣人的推波助澜，董仲舒对妇女提出“三从四德”，因而妇女在中国只是男人的附属品。“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妇以夫荣”、“妇以子贵”，妇女从法理上来说，其地位都是很低的。家中没有男人不能叫着人，一个家庭没有男人就撑不起门户，就要受欺侮。一部中国帝王史，除了武则天以外，所有的帝王都是男人。那怕是一个白痴，只要是男人，都可以继承大统，否则再能干的女人只能靠边站。即使象吕雉、大玉儿和叶赫那拉氏等那样精明强干的女人，也只能以太后的身份干政。男尊女卑，自然是重男轻女，上至帝王，下至平民百姓概莫能外。这种思想反映到生育上，就是不重生女重生男。当今，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国策，但有的人为了要生一个男孩子，生了8个女孩子都还要生。有的人东躲西藏，成为超生游击队。有的生了女孩就溺婴或者弃婴，有的人更是以身抗法。有的干脆开后门，怀了孩子就打B超，是男孩子就留下，是女孩子就处理掉。前不久，报端批露，男孩子比女孩子多了三千多万，造成男女比例严重失调。这种思想反映到男女的社会分工，就是男主外，女主内；男儿志在四方，女子无才便是德；男儿要建功立业，女人只是相夫教子。反映到当今社会，尽管不少妇女已经很强了，但在家庭中当官男的要比女的高，收入男的比女的多，学历也是男的比女的高。如果旗鼓相当，男人便会不自在。如果女的占了上风，男人就有吃软饭的感觉。在这种心态下，博士女难嫁，女强人难婚。
以考试为主的教育观念和选拔人才方法：在选拔人才的方法上，有很多种方法，如军功、察举、推荐、自荐、门第、礼聘和考试等。而考试则是最成熟的一种人才选拔方式，它提倡在知识面前人人平等。因此，自隋代创立科考选士以来，延续了一千多年。满清政府被推翻以后，虽然科举被废除，但考试制度则有长足地发展，不管是办教育还是选人才，都离不开考试。一个孩子从小到大，所经的考试大大小小不下于一百次。古时成才是十年寒窗，而今是身经百考。进入新中国，考试被强化，现在每年的高考，其规模空前。虽有提议废除高考制度，但遭到上下的反对，终不能成。
侠义观念：惩恶扬善、扶危济困、除暴安良是侠义道的宗旨。这个宗旨从文的方面来体现，就是清官；从武的方面来体现，就是侠客。这种侠义精神在特权横行，且无处不在的封建社会是很受弱势群体的欢迎的。因此，清官和侠客是史不绝书，并用戏剧、小说、评书、弹词等等艺术形式大加颂扬。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民国时期，还不时可以看到侠客的影子。新中国成立后，侠客是没有了，但要求官员“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清正廉洁”等，虽说是对人民公仆的要求，但也不能说没有清官文化的影响。更何况，清官戏、侠客戏，以及这方面的小说，仍是大行其道，更是深入人心。这种侠义精神在发展不完全社会中也有所体现，如欧洲的骑士精神、日本的武士道精神都有其影子。
追名逐利：在封建社会，名利是特权的外化，是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的体现。可以说，每个人的一切活动，无不是围绕着名利二字展开。不管是文人科考、商人经商、农民耕田、仕途当官，甚至隐匿深山大泽，都是如此。在中国人的眼里，追名逐利带有贬义，其实只要应用的手段正当，追名逐利正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新中国耻谈名利，但名利并没有销声匿迹，仍是追逐依旧。经商投资炒股有之、求学择校舞弊有之、行贿受贿跑官有之……有的手段正当，有的手段卑劣 。追名逐利是社会发展的必需，不能够消灭它，只能够规范它。
隐匿思想：与追名逐利相对的是隐匿思想。所谓“小隐隐山野，大隐隐都市”。这种思想既有儒家“退则独善其身，达则兼营济天下”的影响，也有道家“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和佛教“为苦灭谛”思想的反映。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有的人在生活中遭受了挫折，于是看破红尘，遁入空门，或入山修道，如《红楼梦》里的甄士隐，《杨家将》里的杨五郎。有的人穷困潦倒，生活艰难，或犯了罪难以立足，不得已在寺庙或道观中寻求庇护，如《水浒传》中的鲁智深、武松。有的人厌恶官场中的贪污腐化、勾心斗角，甘愿过平常的生活，如东晋的陶渊明，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回家种地去；清代的郑板桥，不满官场的黑暗，以卖画为生等。有的则是由于改朝换代，不愿意与新统治者合作，便采取逃世之法，如五代前蜀的李珣，前蜀亡，不再为官，归隐田园；清初的八大山人朱耷、苦瓜和尚朱若极等，都是明宗室的后裔，无力回天，便选择逃世。应当说这种出世的思想，不是积极地进取精神，但拿现在的话来说“只是换一种活法”。这些人虽然远离政治旋涡，却在文学或书画方面有所建树，也是一件好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一切都在竞争之中，没有这种消极思想存在的余地。但遁入空门，在修行中寻求自我安慰或精神解脱者，还是时有发生，只不过在社会不占主流，如《红灯记》中扮演李铁梅的刘长瑜、《红楼梦》中扮演林黛玉的陈晓旭夫妇等都先后出了家。
交易性婚姻观：如果说中国的婚姻中没有爱情，那显然是瞎说。自古以来，许多爱情故事催人泪下。如牛郎织女、七仙女与董永、刘兰芝与焦仲卿、梁山伯与祝英台、陆游与唐婉，还有散布在全国各处的合欢树、望夫石、望夫云，就连家乡的遥遥相望的男女石柱等民间传说故事，也十分感人。但爱情是男女双方的事，而中国的婚姻则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有道是“天上无云不下雨，人间无媒不成婚”，而真正婚姻的当事人男女双方的话语权却实在太少，所以才酿成了诸多悲剧性的故事来。即使产生爱情，也是先结婚后恋爱的产物。而婚前爱情则多以悲剧收场。俗话说：“老爱钱，小爱俏”，这就说明了老年人同年轻人的婚恋观的着重点是不同的。因此，父母之命的着眼点是：一看社会地位，二看经济状况，三看性格品性，四看郎才女貌，五看生庚八字。就连山区的乡民，也要看居住环境，交通出脚，家庭状况，为人处事，勤劳朴实，长相如何等等。得到各方面的信息之后然后综合分析，划不划得来。男女双方，特别是女方，稍微象样一点的家庭都要守闺，女孩子十一二岁便与世隔绝了。因此婚姻双方大多不认识，即使是青梅竹马也是好几年前的映象了，很难有多少爱情可言。至于媒人，则纯属商业性的操作，他们所关心的是如何把婚姻办成得多少谢礼。至于男女双方是不是相配，全凭嘴上操作。中国的婚姻讲究的是“门当户对”，婚姻政治化、经济化、利益化史不绝书，唯独爱情化太少。受其影响，中国现代的婚姻仍然是这样，金钱、地位、品貌仍是主要参考要素。虽有爱情，也得经过这几大要素的筛选。而且即使是自由恋爱，临结婚时还得安一个媒人，虽然这媒人并没有起什么作用，没有他似乎婚姻就少了合法性。不同的是，随着封建礼教控制趋于弱化，情人流行开来。而情人更是这种交易化的产物。因此，有人写了一本《人人都当情人，谁来作妻子》的书，提出了他的忧虑。
重脑力劳动轻体力劳动：中国古代，脑力劳动者被称为君子，体力劳动者则称为野人。“无君子勿制野人，无野人勿养君子”。“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这些都是宣传读书的好处，也就是脑力劳动的好处。虽然有渔、樵、耕、读之说，但读书人不到万不得已中不会亲自耕作的。即使技术性的东西，也被斥为奇技淫巧，不屑一顾。历代的读书人都把应试作为主业，而其它都是傍务。因此，中国的科技虽然在封建社会处于领先地位，但在近代落伍了。流风所及，当今的年轻人热衷于上大学，不屑上技校；喜欢当白领，不屑当蓝领。以致技校一度招生困难，而企业又出现技工荒。
论资排辈思想：在中国论资排辈由来已久，大概来源于尊老敬贤的上古遗风。尊老敬贤本来是一个良好的风尚，如果把它僵化就会走向它的反面。如果什么都以资历来，则年轻有为只是一句空话。老年人经验丰富是其优点，但思想僵化又是其缺点；年轻人虽然经验不足，但思想活跃，敢想敢干是其长处。如果始终把年轻人置于老年人之下，老年人和年轻人的优点都难以发挥。受其影响，新中国成立以后，越到上层平均年龄越大。这种状况自文革时期毛泽东提出老中青三结合以来有所改观，但还没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以农业立国的思想：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支撑起来的大国工业和商业虽然也历史悠久，但在国民经济中但所占的比例有限。“民以食为天”。《周礼•天官冢宰》把“一曰三农，生九谷；二曰园圃，毓草木……”作为天官冢宰九职之首。“百物之产，以事鬼神．以谐万民，以致百物”《周礼•春官宗伯》。战国时各国竞相奖励耕战，以富国强兵。同时历朝历代也都“以农为本”，而把工商业作为末务，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战国时的韩非子，更把商人作为“五蠹”之一。因此，在中国虽然工商业有一定的规模，但商人的地位较低，工商业始终没成为国家的主业。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新中国成立以来，始终把农业放在首位。“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各行各业支援农业”是多年来实行的国策。甚至发展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以充实农村的劳动力。农业的科技含量较低，在世界各国农业始终是薄弱的一环。因此，提高国民生产总值的重点就落到工商业上，因而毛泽东时代在农业上投入过多的人力物力是本末倒置。农民不富，国家就永远富不起来，而阻碍农民致富的最大障碍，就是农村人口太多，土地的承载量太大。改革开放以后，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镇，这个问题才得到缓解。
礼尚往来的习惯：中国的封建社会，是法制和礼治并行的社会，因而礼充斥于中国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礼是特权的外化，同时也是亲情的外化。礼的轻重，显示出客人同主人关系的远近和亲密程度。因此，在中国人的交往中，礼是必不可少的交际工具。“礼尚往来”、“礼多人不怪”、“当官不打送礼人”等，都是生活中礼的写照。这种习惯在当代更是发扬光大，亲戚来往，送礼；朋友探望，送礼；托人办事，送礼；拜望师长和上司，送礼；红白喜事，也送礼。各种各样的礼泛滥成灾，大有谈礼色变之势。礼扭曲了人际关系，破坏了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也腐蚀了党风政风，危害无穷。
贞操观念：贞操观念是男尊女卑的又一体现，是妻子对丈夫绝对的忠诚，而又是单方面的义务。男人可以三妻四妾、可以寻花问柳，而女子则“好马不事二鞍，好女不嫁二男”，寡妇改嫁被视为不道。如果受辱，那就只有死。正如南宋理学家朱熹所说：“饿死事最小，失节事最大”。这种观念经过历代统治者的渲染，越演越烈，什么烈女传、贞洁牌坊，吞噬了多少妇女的青春，也饱含着多少妇女的血泪。打倒封建王朝以后，这种观念仍然盛行。就是当今社会，虽然对妇女的出格宽容了许多，但其残余仍十分严重。一桩为少女修补处女膜的生意兴隆就是其明证。男女不平等，资本主义旗帜上的平等就不完整。
宿命思想：“命由天定”，“天命难违”，“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经过数千年的灌输，天命观深入人心。每遭到什么挫折，便会哀叹“命该如此”、“命不好”或者是“该当摊上这个灾星”。于是，求神拜佛、吃斋把素、看风水、算八字等乞福禳灾，力求改变今世或来世命运。这种观念容易容易使人产生一种堕性，听天由命，缺乏主观能动性和最大限度地争取。直到至今，各种迷信职业依然盛行。即使是事业有成的人，也没忘记供上一樽财神菩萨，时时烧香謨拜。就是被称为无神论者的共产党员，也有的习佛研道、钻研风水、推演八卦。或者死前找牧师忏悔，死后做道场超度、葬风水宝地。有的退休之后从事迷信职业，有的甚至没退休，也把迷信作为第二职业。
家族观念：家庭是社会的细胞，而家族是家庭发展的脉络。家族观念是上古氐族的遗风，在世界各国都不同程度的存在，而在中国尤其严重。二十五史中的帝王本记就是帝王的家谱。而对于老百姓来说，国家，有国有家，中国古代就是聚族而居。后来由于战乱或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原因而有所分散，但从宋代民间流行修家谱，便使这分散的族群串联起来。家族观念是亲情的一种，俗话说“亲管三辈，族管万年”。这说明家族观念比其它亲情关系更坚实而持久。“打虎不离亲兄弟，上阵还需父子兵”，就是指这种家族关系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这种观念反映到当今世界，虽然受到权利和金钱的冲击，淡漠了许多。但近十年来各地各家掀起的修谱热，说明它仍然是深入人心。而且不少的私人企业都是以家族为核心建立起来的。家族观念是一种亲情，也是一种凝聚力，它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但不能让它干政、枉法。它同时也有利于企业内的和谐，但不能因此而堵塞了贤路。
君子之风：“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所谓君子之风，就是指一个人的举止文雅，心胸坦荡、眼界开阔、性情开朗，这是有较高文化素质的表现。当然，也有的文化素质并不高，但也具有类似的品格，仍然属于君子之风。孔子说：“君子寓于义，小人寓于利”、“君子不党”。这种君子之风就是与世无争，以德报怨，退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儒家楷模。这种君子之风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有利于社会正气的树立，有利于建设和谐社会，但不利于进取，不利于竞争。因此，当今社会，不能没有君子之风，也不能囿于君子之风 。朋友来了有好酒，豺狼来了有猎枪，道德与法制并重。
嫉妒心理：“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同行是冤家”，就是这种嫉妒心理的反映。嫉妒是竞争的产物，在半特权半竞争的封建主义中国表现得最为突出。
它是在竞争或比较之中处于劣势的一方对优胜的一方的一种心理不平衡表现。嫉妒的结果有两种，一是知其不足而奋起直追，二是造谣破坏把事情搞乱，往往造成两败俱伤。更多见的却是后一种。这种心理不利于当今社会的自由竞争和健康竞争。
不完全发展社会所继承的遗产
所谓发展不完全社会，就是当前一个社会还没发展成熟，由于某种原因就匆匆忙忙地进入了下一个社会。因此，这个社会前一个社会的许多东西，还来不及消化，就随之转移到下一个社会中去，特别是在跨阶段发展的社会更是如此。因此，不完全社会的资本主义国家所继承的东西与完全社会所继承的东西是不太相同的。
国家：作为不完全发展社会的资本主义国家，所继承的封建国家远不是那么完备，其封建主义意识形态也远不是那样深厚，而且还有不少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的东西渗杂在其中。在这些混合的意识形态中，有的是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动力，有的是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阻力。因此，在这些资本主义国家中，不管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状况如何，发展生产力都是第一要务。其次，就是清理这些文化遗产，发展动力，克服阻力。黑非洲有的国家根本没经过封建社会，甚至连奴隶社会都没经过，就在殖民主义时期经过民族民主运动直接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在它们所继承的遗产中，封建社会甚至奴隶社会的东西都很少。因此，这些国家的主要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克服殖民主义所带来的恶果和克服部族之间的隔阂，和解与和谐是社会发展的主题。
民主思想：这是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早期所遗留下来的东西。原始社会的氏族、部落以及奴隶社会早期的共和国，都是实行民选的。这种情况在中国也存在，所谓尧舜禅让就是这种制度留下的痕迹，只不过已经是遥远的传说了。而在不完发展全社会里，民主即使受到神权和特权的打压，也从来没有中断过。希腊一直是实行的奴隶民主制，罗马虽然发展到帝制，但民主空气依然浓厚，皇帝也要受到元老院和议会的种种钳制，不可能为所欲为。而封建社会帝国的皇帝，也要受到议会的扯肘，权力受到很大的削弱。因此，欧洲的封建帝王是最为虚弱的。与此同时，即使在骑士庄园的特权之下，农民处于农奴的状态，但公用的放牧场和公用的森林还是存在的。虽然欧洲的封建社会没有发展到半特权半竞争的成熟阶段，但当资本主义穿透薄弱的封建特权的压制后，民主运动便高涨起来。因此，“自由”和“民主”被写上资本主义的旗帜上就不足为怪了。而在中国，即使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民主仍会受到特权的长期压制。因此，在中国实行民主，比在欧洲诸国难度大得多。
特权思想：欧洲的奴隶社会没有发展成熟，就在外族和奴隶们的双重打击土崩瓦解。因而奴隶社会的绝对特权便遗留给封建社会。因此，欧洲封建社会的特权是严格的，但有趣的是它又同民主伴生在一起。因此，虽然社会等级森严，但只停留在统治阶级的层面，并未深入人心。尽管行会师傅也有一定特权，但所占的比例有限，在“民主和自由”的冲击一很快就垮了。因此，在欧洲的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权力能有效的受到民主的监督。而在社会上，特别是在婚姻问题上，在我们中国人看来门不当户不对的事却司空见惯。特别是王室与平民联姻，更难以理解。因此，可以说欧洲资本主义社会虽然也继承有特权思想，但程度要薄弱得多，影响力也要小得多。
以掠夺为目的的战争思想：欧洲和西亚从奴隶社会开始，战争就是以掠夺为目的。不管是希腊罗马，还是伊斯兰诸国，概莫能外。因而，欧洲和西亚的奴隶制以个人奴隶和家庭奴隶为主。因而奴隶市场特别兴旺发达。进入封建社会，欧洲诸国的十字军东征和阿拉伯的圣战，莫不是以掠夺为目的。战争和掠夺被作为英雄大加赞颂，从《荷马史诗》到《罗兰之歌》、《伊戈尔远征记》等一系列英雄史诗对其大加渲染，使侵略和掠夺深入人心。有人问中国为什么没有英雄史诗？那是因为中国古代的战争是以征服为主，以称臣纳贡为目的。正如春秋时，吴国打败了越国，越国请降，结果越国成为吴国的属国，越王勾践夫妇到吴国为奴，给吴王夫差养马。当然也有兼并其土地，举国为奴，但这也只是以族为奴，交赋税、服徭役而已。因此，个人英雄主义并不突出，突出的只是酋长和帝王。因此，人们熟知三皇五帝，而绝少代表个人的英雄。在掠夺性的战争观的影响下，资本主义从资本积累开始，就进行掠夺。如哥伦布发现美洲以后，对印地安人的疯狂掠夺，后来对非洲黑人的掠夺。致使马克思愤怒地写道：“资本，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主义取得胜利以后，当时的资本主义强国如英、美、法、西班牙、葡萄牙等都取得了大量的殖民地。对于殖民地毫无例外地都进行疯狂的掠夺。与此同时，各帝国主义还对老大的中华帝国大量用兵，签订了大量的不平等条约，掠夺去了大量的白银。两次世界大战，更给人类带来无穷的浩劫。应当说掠夺并不是资本主义的特点，但在这种以掠夺为目的的战争观的影响下，资本变得血腥了。军事工业，是生长在资本主义社会肌体上的一颗毒瘤。随着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战争的掠夺性降低，但这颗毒瘤还在生长着，虽然利润丰厚，但造成的动乱也不小。它就象一柄高悬在头上的达摩克斯剑，说不定什么时候会给人类社会带来灭顶之灾。而且，应该指出的是，这种掠夺思想并不只是表现在战争中，在早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也有所表现。掠夺的结果，加剧了阶层之间的矛盾。
男尊女卑思想：不完全发展社会同完全发展社会一样，也有男尊女卑的思想。在欧洲诸国，男尊女卑似乎不及中国严重，至少在继承权上比中国好得多，寡妇再嫁也不象中国那么难。在伊斯兰世界，妇女的地位同中国妇女就相差无几了。而在东方的日本，其大男子主义也是出名的。不过日本受中国文化影响较深，只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受这种男尊女卑思想的影响，在民主选举时，有相当长的时期，妇女都是没有选举权的。直至19、20世纪，女权运动兴起，资本主义各国才陆续给予妇女选举权。妇女没有选举权，资本主义的民主是不完整的。但只有选举权也还不够，妇女受岐不止是个选举权问题，这只是一个开端。
亲情关系：人生在世，有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是难免的。不过相对来说，不完全社会的亲情关系较完全社会要薄弱得多，人情大于王法的事也要少得多。由于没有完全社会那样严格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礼治维系，不管是君臣关系。还是父子关系，都较完全社松散得多。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的稳定性较差，欧洲诸国的封建君主的威严，远不能同中国的封建君主同日而语。但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以情干法的事相对来说要少得多。特权虽然仍然在起作用，但以情干权的时候也要少得多，这样一来，以法治国就要容易得多。有意思的是，在“9、11事件”以后，中国的友谊外交同美国的利害外交发生了一次碰撞。在此期间，中国一方面大力配合美国的反恐战略，另一方面又同美国总统布什大攀私人友谊，以期改善中美关系。应该承认，中美关系确有一定改善。但美国的反恐战略是既定的，而且是其全球战略的一部分。当中国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让步不能满足美国全球战略的需要，而以台湾为筹码迫使中国作更多的让步之时，中国对美国感到了失望，因而态度明显变得强硬起来。在国家利益面前，个人友谊的作用有限。
宗教：宗教，与其说是天国在地上的反映，不如说是世俗在天国的反映。古代的宗教，追求人类社会的和谐是其共性，只不过这种和谐在特权的笼罩下是无法实现的，因而只好移往天国。因此，天国才是世俗社会的投影。当人类社会充满杀伐和掠夺的时候，自然也在宗教中反映出来。基督教徒5次“十字军东征”，就是为了掠夺东方富饶的财富。伊斯兰教的“圣战”，绝大部分是为掠夺而发动的。当侵略者在欧洲、亚洲、非洲、美洲举起屠刀肆意妄为的时候，他们都是虔诚的教徒。在中世纪的伊斯兰诸国，哈里发独掌政教军大权，是“圣战”的最大受益者。“圣战”的结果，使伊斯兰教国家由阿拉伯半岛的一个小国迅速发展成为一个横跨欧、亚、非大陆的世界强国。在近代史上，所发生的一系列掠夺性战争，除了各资本主义国家政府要负主要责任外，宗教也难辞其咎。其流风反映到当今世界，就是闻风丧胆的“恐怖主义。产生恐怖主义虽然自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但与宗教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实际上，马太效应宣扬的就是一种掠夺。
自私观念：自私观念是私有制社会的通病，在不完全发展社会更为强烈。这种自私观念同掠夺思想相结合，在早期的资本主义生产活动中，表现在对工人的压榨。延长工时、降低工资，使阶层之间的关系变得十分紧张。所谓无产阶级阶级革命，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弱势群体为争取自己利益的斗争。斗争的结果，虽然阶层之间的生产关系有所改善，但这种自私观念并没有被消灭。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只要私有制存在一天，自私观念也就会存在一天。只要私有制还有其存在的价值，它就会存在下去。这种私有观念有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但不利于阶层关系的改善，在这二者之间取得平衡，是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需要认真解决的问题。
公有观念：不完全发展社会是一个私有制同公有制并存、特权同平等并存、掠夺同友爱并存的社会。原始社会末期的村社的公共用地、公共牧场、公共森林的影响，直到资本主义社会早期还在发生作用。马克思主义中的共产主义、无产阶级革命中的巴黎公社，中国的人民公社之类，都是受其影响。这种公有观念自有其产生的环境和条件。原始社会实行公有制，是因为生活资料不足，为了保证每一个氏族成员都能活下去，不得已而为之。而共产主义实行公有制，是因为生活资料极度地丰富，没必要私有。公有制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和稳定，而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在资本主义早期实行公有制，并不可取。也许有人会说在中国，国营企业照样取得成功。其实，中国的国营企业所实行的实际上是全民股份委托制，而且是在与私有制并存，并与其竞争的情况下取得的。如果没有私人企业的竞争，国营企业相互之间是很难竞争提高的。
互助观念：一方面，原始公社时期的互助友爱还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另一方面许多宗教都是主张慈善和友爱的。例如：伊斯兰教为穆斯林规定的宗教义务为：信仰表白、礼拜、斋戒、施舍和朝觐五项基本功课其中就有施舍，这种施舍虽然主要是针对清真寺，也包括对普通贫苦百姓。佛教徒进入佛国的条件中，分了九等，其中上品上生规定：须慈心不杀，具诸戒行、读诵大乘方等经典，修行六念(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施、念天)。其中修行六念中就有念施，这个施既有佛普度众生之意，也有互助施舍之意。此外，为十一善(信、精进、惭、愧、无贪、无瞠、无痴、轻安、不放逸、行舍、 不害)中，就在于明确提出了行舍的问题。有人把基督教的教义归结为两个字“博爱”，其中自然就包含着互助观念了。资本主义把“博爱”写上自己的大旗上，可见这种互助观念的影响。就连马克思也提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很显然也是这种互助观念的影响。
不是阶级的阶级斗争：阶级，是特权在社会上的反映，是特权的大小和多少所决定的社会地位。在发展不完全社会，特权的十大定律并不完整。它的等级森严，阶级矛盾十分尖锐，阶级斗争也十分尖锐。资产阶级革命取得了政权以后，特权被取消了。因而，从理论上来说，阶级也就消灭了。这是近代一些学者所持的观点。但阶级消灭以后，是不是就一一劳永逸了？不是的。这是因为原有的特权并不是说取消就能完全取消，特权的部分定律还会继续起作用，生产力的水平还不足以支撑起资本主义的大厦。因此，阶级虽然消灭，但阶层依旧存在，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过大，阶层矛盾照样尖锐复杂，阶层斗争的激烈程度并不亚于阶级斗争。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社会弱势群体争取权利和地位的斗争。而且这种阶层斗争同封建社会残余的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阶层斗争与阶级斗争的根本区别，在于阶层之间的共性多于阶级之间的共性，利益的一致多于其不一致，因此阶层斗争可以调和，而阶级斗争则不可能调和。阶层斗争可以有互利双赢之局，而阶级斗争则是你死我活的。因为阶级斗争所争的是特权，而阶层斗争所争的只是“自由、平等与和谐”。阶级斗争所争的对象是特权的最大握有者和分配者，而阶层斗争则只是同封建特权的残余因素作斗争，以落实写在资本主义旗帜上的“自由、平等、博爱”。这就是为什么无产阶级革命在其发源地没有取得胜利，而那些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热衷于议会斗争而不热衷于武装斗争的原因。
投机心理：投机，大概是商人的一种天性。在古代，许多国家的商业非常发达，如阿拉伯诸国、拜占廷、希腊诸国、罗马等。也许投机在最初并不具有贬义，它需要独具慧眼，看准机会，该出手时就出手。大约后来人们对商人屯集居奇获得的大量财富深恶痛绝，才成了贬义。应当说它的褒义是“谋略”。这种心理在发展完全社会的中国也存在，只不过要少得多。这种心理反映到政治上就是政治投机，反映在经济上就是商业投机。这种心理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一是反映在炒股，二是反映在赌博，三是反映在风险投资，四是反映政治上炒口号、耍手腕。
冒险精神：英雄时代的英雄们，无不具有这样的精神。发展不完全社会英雄主义盛行，所以这种冒险精神也盛行，其主要表现就是喜欢探险。探险又分科学探险和殖民探险，但有时二者也很难分别，至少在资本主义早期如此。例如哥伦布发展美洲，从地理学上来说是发现了美洲大陆，但从殖民的角度看，则是为美洲殖民打了头阵。麦哲伦环球旅行也是这种情况。当然，现在殖民主义已经瓦解，殖民探险不复存在，科学探险是主要的了。但许多时候也在政治上和商业上表现出来。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运营有风险，因此投资就得冒风险，没有一点冒险精神，还真难在生意场上摔打。
竞争和垄断思想：竞争是自由和平等在商业上的反映，就是各显神通以获得顾客的青睐。垄断就是独占市场，以获得在竞争中难以获得的高额利润。竞争和垄断是资本运行的两个方面。在竞争中追求垄断，在垄断中形成更进一步的竞争。垄断是资本家朝思暮想的事。这种思想在中国照样存在，所谓“一招鲜，吃遍天”、“屯集居奇”就是这种思想的反映。但中国的资本主义不及某些发展不完全国家发达，表现不那么充分。由于欧洲的资本主义发展较快，所以这个问题表现得特别突出。特别是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这种思想更是飞跃的发展。竞争在市场上拼技术、价格、花色品种、勾心斗角，垄断则卡特尔、托拉斯、康采恩、混合联合公司等各种组织应运而生。恩格斯曾经指出：垄断组织“代表着股份公司的二次方和三次方”（摘自《资本论》第三卷）。垄断和竞争既是矛盾的又是相辅相成的。要形成垄断，第一要形成规模极其巨大的生产单位，第二要企业内部专业化协作和分工高度发达，第三科研社会化和集体化，第四生产和经营国际化，第五生产管理社会化，第六生产的计划性越来越高。这无疑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起着巨大的促进会。但这种垄断一旦形成，就会操纵物价，损害商品购买者或出售者的利益。同时，资本家也不再在质量、服务、管理上下工夫，这对于资本主义发展又产生消极作用。因此，鼓励竞争，避免垄断，使垄断成为资本家拼命追逐而又始终达不到的目标，是资本主义国家的重要课题。竞争而形成垄断是资本运行的必然规律，当资本突破国家的藩篱和行业的局限，在世界上形成了垄断，社会就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所谓社会主义社会，就是世界垄断资本主义。因此，反对垄断，只是反对行业垄断，而世界范围内的多行业垄断，必然走向计划经济，多个世界范围内的多行业垄断局面，就是社会主义社会。
科学实验：科学实验，作为反对神学的重要武器，在黑暗的中世纪就一直高举着。在文艺复兴时期，更得到发扬光大。因此，资本主义革命后不长的时间，就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与科学实验蓬勃发展分不开的。资本主义社会只有通过科学实验，大力发展生产力，创造出极度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并让全体公民享受这些财富，社会才可能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此外，不管是完全发展社会，还是不完全发展社会，都存在多妻制问题。在中国，帝王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后宫粉黛三千。相传周文王有100个儿子，那他有多少妻子就可想而知了。就是寻常百姓，只要养得起，三妻四妾也不鲜见。另外，还有秦楼楚馆等风月场所共人寻花问柳。在欧洲，多妻制不是直接以妻妾的形式表现出来，除表面上的一夫一妻制外，还有情人和妓女作补充。在伊斯兰地区，《可兰经》规定可以娶4个妻子，这是合法的部分，不合法的则以妓女的形式表现。而在一些尚处于奴隶社会或原始社会晚期的那些酋长，有的妻子多达百人。受这种多妻制的影响，虽然大多表面上实行一夫一妻制，但情人盛行，而且不少资本主义国家的娼妓业是合法的。毫无疑问，这将对以夫妻为主体的家庭造成冲击，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不稳，必然会引起新的社会变革。
参考资料：
《资本论》马克思著，电子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系《家庭藏书集锦之一•领袖著作》红旗出版社出品，青苹果数据中心制作。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翻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选集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翻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电子书《家庭藏书集锦之一•领袖著作》红旗出版社出品，青苹果数据中心制作。
《法律与资本主义的兴起》，泰格 利维 著,纪 琨译 刘 锋校，摘自《现代化冲击下的世界丛书》，陈方正主编，摘自《家庭藏书集锦》之五，红旗出版社电子版。
《旧制度与大革命》，[法] 托克维尔著，
《圣西门文集》摘自《家庭藏书集锦》之五，红旗出版社电子版。
《社会契约论》[法]卢梭著，摘自《家庭藏书集锦》之五，红旗出版社电子版。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法]卢梭著，摘自《家庭藏书集锦》之五，红旗出版社电子版。
《3P模式》林泽炎著，中信出版社2001年版。
《论两种国家形态》张晓群著，来自来自学说连线网站。
《生产、信息费用与经济组织》（著者：A．A．阿尔钦 H．登姆塞茨，译者：刘守英。
《世界全史》史仲文、胡晓林主编，人民出版社出版，1996年11月第一版
《世袭社会及其解体──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代》，作者何怀宏。
（摘自拙作《劳动与社会论 》第四章第三节整理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