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地区、民族、国家……的发展进步状况，可从许多方面，诸如政治体制、教育程度、生产（经营）总值、人均收入、环境保护、治安质量……等等进行评估；但如果没有科技创新能力为支持，没有科技创新成就为实证，一切丰功伟绩，总是绣花枕头，表面文章。好比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即便幸免於“至恶”或“至善”型浩劫，充其量只能依靠外在机遇，运用“拿来主义”那点儿慧黠，搬弄发达国家现成发明创造结晶，纵极一时之盛，也改变不了东施效颦、忝附骥尾，以至假、大、空，虚矫伪冒脾性，格格不入，无缘跻身先进人类创新俱乐部。
历史长河，大浪淘沙。诸如巴比伦、埃及、印度、中国、希腊、罗马和墨西哥玛雅等灿烂辉煌的古代文明，都走过了它们的巅峰时期，由绚丽归於平淡，以至失落或者沉沦，宛然“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塌了。”中国“郁郁乎文哉”的西周进入铁器时代之际，欧洲现代国家均未成型，史家尚以蛮人（Barbarian）相称。到汉唐时期，中国政治制度和生产技术水平还处於世界先进地位，明末清初时中国国内生产毛值（GDP）据估计尚占世界的37％，但自此每况愈下，一蹶不振，竟由上国天朝（Celestial）沦为俎上鱼肉。在希腊城邦和罗马盛世，甚至出现过令人叹为观止，启迪后世不尽的古典民主政治和共和制度，但一概不成正果，早早夭折，荡然无存了。究其原因，说千道万，借用马克思主义语言，根本一条就是丧失了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势头，或即丧失了继续进步的能力。一床锦被，盖不尽许多残花败柳，不免回天乏力，黯然落败出局。
先进生产力源自科技创新。一个缺乏科技创造力为后盾的政治、经济体系，无论看去多么灿烂辉煌，不仅保障不了“可持续性”增长，难免泡沫重重，危机四伏。人类史上一个个宏大文明的没落，一起起文治武功辉煌社会实验的失败，以及今日世界各地政治经济地图现状，包括有气无力的所谓“拉美”现象，都在反反复复证明这个简单之至的道理。
“人类的生活就是创造，就是努力去战胜僵死的物质的抵抗力，希望掌握物质的一切秘密，并且迫使它的力量服从人的意志，为人的幸福服务。”（高尔基， 引自《俄国文学史》）
人类是芸芸众生当中唯一拥有这种创造能力的“万物之灵”。
早在古籍《尚书．泰誓》中，就为人类在天地寰宇中定位：“惟人万物之灵”。“灵性”，是人类独有的一种抽象思维能力，能够从个别中概括出一般，从现象中看到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从而发现和运用越来越多的规律性，预见事物的发展变化进程，按照自己的需要创造性地改造自然，支配自然，不断改善自身生存条件，追求越来越高层次的自由和解放。
恩格斯把人的需要分为三个层次：生存、享受和发展（见《马恩选集》第3卷）
生存和享受是一切生物的共性，发展则是人类运用特秉创造能力实现自我超越的努力。人生若苟安现状，不图发展，沉湎 “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我无欲则民自朴”，或是“桃花源记”式与世无争遐想，即便人模人样，“被服儒雅”，枉有宝贵灵性创造能力，隐而不发，如有若无，莫非有意无意放弃或埋没了人之所以为人的特赋本性，把自己与非灵性生物划上了等号？
邓小平说得好：“发展是硬道理”。
科学，就是人类运用灵性创造能力，探索事物规律性的学问；技术，是将这种学问付诸实践、产生实效，可以用来增进人类福祉的具体方法。
科技创新，意味着人类不断发现和运用事物的规律性，把自然物作为他的工具，变成了他的活动器官，延长和加强了自己的四肢和大脑，从石矛、石斧、牛耕马拉到合金器材，蒸汽机、电力驱动、轮船飞机，遥测遥讯、宇航、电脑、互联网、燃料电池、基因工程、纳米材料……实现生产力的发展进步，建立相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人类因而脱离茹毛饮血的穴居人丛林生涯，经由图腾部族，雏形国家，创造宗教、艺术、法律、制度，到建成现代民主政治和“合作比不合作好”的经济结构……
只有具有科技进步内涵的社会发展变化，才是体现天赋灵性功能，提升人类掌握运用事物规律性的能力水平，通向高层次自由和解放的登云路。没有科技创新，生产力停滞不前，任何看上去了不起的社会变化都是“平面”性质，谈不上进步的上升意义。就像成吉思汗－忽必烈战无不胜的赫赫武功那样，从历史发展高度而论，了无正面价值痕迹可寻；而戎马倥偬、勋业彪炳的亚历山大大帝出生前后五百年间，我们的祖先的生活方式没有什么两样。从大多日常活动看，甚至公元后1500年时大部分人仍然过著与公元前1500年的人差不多的生活。
法国哲学家、诗人、作家和历史学家伏尔泰（Volatire）在他的《英国通讯》一书中谈到，1726年，他无意中听到学者们议论：谁是最伟大的人，是凯撒、亚历山大、铁木真，还是克伦威尔？有位学者坚持认为牛顿无疑是最伟大的人。伏尔泰同意他的观点，因为“他用真理的力量统治我们的头脑，而不是用武力奴役我们。”
拜欧洲宗教改革以后，即十六世纪以来科技革命带来巨变之赐，我们今天的穿著、饮食、工作、传讯、交通、休闲、志趣、追求……与嘉靖帝、魏忠贤、路德、加尔文那年代相比发生了质的飞跃；相应地发生了一波又一波曲曲折折但不失进步大方向的社会政治变革。
这场科技革命的主要发祥地，显然高度集中在文艺复兴发祥地，基督教改革先导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的故乡，以及宗教革命成功，新教影响力强大的一些西欧、北欧和后来的北美地区。只要看一看下面的里程碑名录就一目了然了：
1533年，长期在意大利从事天文学研究的教士，60岁的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在罗马提出了天体运行理论，标志著现代科学的开始；1609年，德国科学家开普勒（Hohannes Keppler）发表《新天文学》阐述了行星运行三大定律；1610年前后，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Galileo Galilei）应用数学方法概括自由落体实验结果，发现惯性定律，改进了开普勒发明的望远镜用於天文研究，支持哥白尼学说；1628年英国医生哈维（William Harvey）发表《动物心血运动研究》，发现了血液循环现象，是为现代生理学的起点；1637年，法国哲学家、科学家、数学家笛卡儿（Rene Descartes）出版了《方法论》一书，认为除了上帝和人类灵魂，可用机械原理解释宇宙万物，强调数学原理在科学中的应用，并发明了解析几何；1674年，荷兰业余科学家列文霍克（Antony Van Leeuwenhoek）发现微生物世界；1669年起，英国伟大科学家牛顿（Isaac Newton），在光学、声学、数学（是他发明了微积分）、力学、天文学、热力学等广大领域提供了一个统一的定律体系，可以用来解释众多的物理现象，可以用作精确的预测，奠定了日后引起世界革命性变化的那些科学理论的基础；1698年，托马斯．沙费里取得了抽水用蒸汽机的发明专利；1712年英国人纽可门取得了改良型蒸汽机的专利；1764年，苏格兰发明家瓦特（James Watt）对纽可门蒸汽机作了重大改进，使成为具有实用意义的工业动力设备，於1769年获得了此项专利，从此人类摆脱了自身和畜力的体力局限，生产原动力得以成千上万倍扩大，人类文明展开第二次浪潮的工业革命由此为始。
作为晚近科学先驱的大师或代表人物，还可以列举：
1750年的美国政治家兼发明家班杰明．富兰克林；同时期瑞士数学家和物理学家欧拉（Leonnard Euler）；1780年的法国化学家拉瓦锡（Antoine Laurent Lavoisier）、法国物理学家库仑、发明天花疫苗的英国医生詹纳（Edward Jenner）；1800年英国科学家道尔顿（John Dalton）、意大利物理学家伏特；1830年英国科学家法拉第（Michael Faraday）；1840年法国人达盖尔（Louis Daguerre）发明实用照相术、美国牙科医生莫顿（William T． G． Morton）将麻醉方法引人外科手术；1850年英国人达尔文（Charles Darwin）发表《物种起源》；1860年的英国物理学家麦克斯韦尔（James Clerk Maxwell）、奥地利修道院长和生物科学家孟德尔(Grecor Mendel)、创外科消毒技术的英国医生李斯特（Joseph Lister）； 1870年法国化学家和生物学家巴斯德（Louis Pasteur）创细菌说；同时期的苏格兰出生的美国科学家贝尔（Alexander Graham Bell）发明电话、德国工程师奥托（Nikolas August Otto）发明四冲程内燃机；1880年前后美国大发明家爱迪生（Thomas Edison）创一千多项专利，包括电灯、扩音器、蓄电池；1890年德国物理学家伦琴（Wilheom Conrad Rontgen）发现X射线；；同时期意大利人马可尼（Guglielmo Marconi）发明收音机；1900前后年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Max Plank）创量子学说、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美国莱特兄弟发明飞机；爱因斯坦提出狭义相对论；1910年新西兰出生的英国科学家庐瑟福（Ernest Rutherford）发现原子核；1920年苏格兰医生弗莱明（Alexander Fleming）发现青霉素、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建立量子力学理论；1940年意大利出生的科学家费密（Enrico Fermi）在美国建造出第一台核反应堆；同时期萧克莱发明晶体管；、克里克和奥森发现脱氧核糖核酸结构、美国生物学家平克斯（Gregory Pincus）开发避孕药成功……
美国应用物理学家麦克．哈特（Michael H．Hart）博士从百科全书所录近万人中，根据对历史进程影响的大小、范围、时间的长短等因素，选编了其中之最的一百名人排行榜。榜中有科学家和发明家36人，除了上古时期的亚里斯多德（希腊）和欧几里德（埃及？），以及中古的蔡伦（中国）和谷登堡（德国）四人，其后为现代科技作出杰出贡献的32位大师全部落在欧洲十六世纪宗教改革、思想解放有成的地域，大体不出上面名录涉及的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瑞士、荷兰、奥地利诸国。今日它们都是世界上代表现代化水平、引领美好人生潮流的首富之地。
後冷战时期的今天，美国成为几乎在世界各个领域领先的唯一超强。人们常常以为，既然过去所有文明没有例外地服从于盛极而衰的宿命“规律”，今日超强美国也快该日落西山了。第二次大战结束以来，这类预言家层出不穷，言之凿凿，但事态发展似乎适得其反。美国可以自外于这一“规律”的根据，并非侥幸中奖，关键在于迄今为止成功地维持着一种驱动科技创新的有效社会机制。如果美国一旦失去科技创新势头，那些预言家就有希望言中了。
美国维持先进地位的核心秘密在于拥有史无前例，首屈一指的科技创新能力。人们可以从先天条件、人文背景、政治制度、历史机遇等许多方面探讨美国的成功和强大原因，但一切都要落实到科技创新这个标的之上，方才对得上号，言之成理。评估影响一个社会先进或落后的因素，包括政治体制、经济结构和文化背景，无论如何推崇其合理性，总要有利于科技创新，才有进步意义和存在价值。如果不足以引领科技创新，“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优越性，也就成为空话和笑柄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国家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情况可以反映这个国家科技创新的能力和水平。
荣膺诺贝尔科学奖的应是卓有成就的杰出科学家。美国在20世纪前十年(1901-1910）只有一名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其余35人都在欧洲。二战前(1901- 1939年）美国共有13人获奖，占总得奖人数（129人)的10%，远低于德国(34人， 26%)和英国（22人，17％)。但二战后的四十五年间(1943-1997)，美国有170人获奖，占全部320人的53％，大大超过了英国(42人，13％）和德国(28人，9％)。到那时为止，美国占到了全部诺贝尔科学奖的41％。
最近几年，美国得奖人数都超过了当年总数的一半，例如1997年；美国在得奖者(7人)中占了57％(4人)。今年也不例外，在2003年的诺贝尔科学奖得主（9位）中，美国占了67％（6位）。
日本长期以来模仿欧美技术产品，绩效卓异。日本取得了经济大国地位，但缺乏独立科技创新，致使上世纪末全球进入信息化转型期之际，高科技产品领域国际竞争力相形见拙，泡沫经济终于爆破现形，至今陷入衰退已逾十年。为求走出困境，1994年日本提出“科学技术创造立国”的口号，制订了一系列法令和规划，强调不能一味发展“跟随型”技术，要告别“模仿与改良”的时代，独立地创造性地开发领先世界的高科技，作为“日本新生”的最重要支柱。
1997年爆发亚洲金融危机，在“四小龙”中，台湾受到的影响最小，新加坡较烈，韩国最重；1998年科技竞争力排名表上，台、新、韩的名次分别为第7、9和28，可见它们的抗危机能力恰与科技竞争力强弱顺序一致。而科技实力薄弱的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尼都损失惨重，印尼还引发了严重的政治危机。
马克思在他那个时代就已经清醒地认识到科学知识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指出“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现代化进程加快了科技创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速度，使得科技与社会进步的密切关系越来越明显了。邓小平说：“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邓主导实施改革开放新政以来，高度重视科技领域，采行了一系列支持鼓励发展科技的策略措施，同时极大地改善了科技人员的地位和待遇，根本扭转了中国社会长期以来“脑体倒挂”的现象。进入九十年代，中国提出了“科教兴国”的口号和国策。前总书记江泽民把科学技术提到了判断先进生产力标准的新高度。中共十六大确立“三个代表”说为指导思想，要求执政党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方向。现任执政党和国家领导人不时强调坚定不移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把发展科学技术事业摆在突出的位置，努力增强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可以说，中国主流政治在实现现代化的历史性探索中，已经充分认识科技领先的重要的意义。
今日世界的全球化大环境，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这样的历史机遇，只要有心抓住，都可能大量地迅速地引进和享有现代化国家的先进科技成果。引进先进科技是摆脱落后局面，实现经济跨越发展的捷径。战后的日本从1950年到1975年的25年间，花了573亿美元引进先进技术二万五千七百件（其中专利技术占80%以上）。如果所有这些技术都要自己从头研发的话，即便经费翻几番，还不知道化多长时间才能成功。像美国这样的世界头号科技强国，每年也要花数亿到十几亿美元引进技术。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新政，大力引进西方先进科技，是为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必由之路。但光是引进先进科技不会自动增强创新能力。
四分之一世纪以来，中国科技水平大大提高，经济快速增长不止，开创了有史以来最为兴旺发达国力强盛的局面，可是自主创新成绩并不令人乐观。当人们说，上海快成东方曼哈顿了，广州变得越来越好了……，只是意味著西方发达社会有的东西那儿也学来了，因为新近引进或建造，甚至显得更加光彩夺目，但是究其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技实力的根本来源，就不由不悚然心惊了。中国举世瞩目的经济繁荣背后，脱不了机遇型“拿来主义”所决定的追追赶赶、“填补空白”的被动、次级格局，主要仰赖西方基础雄厚，不断推陈出新的科技成果转让翻版，加之当代以西方为主导的具有中庸之道内涵贯彻公平竞争原则的市场经济国际大环境提供的有利合作机遇，却始终缺乏一个灵性创造能力顺畅发挥所需的社会环境条件，碍难确立自主科技创新能力的坚实社会基础。说句令人笑不大出来的笑话，今天中国产品虽已遍及美国城乡和世界各地，但除了大熊猫和针灸，迄今尚少有西方发达国家不得不移樽就教的希罕东西。
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小组在他们编写的《2002中国科技发展研究报告——中国制造与科技创新》一书中认为，“中国制造”开始逐步崛起，但科技实力却没有显著提高，成为“中国制造”的制约因素。
近几年来，中国自然科学特等奖一直空缺。中国发明专利特别是高新技术领域的发明专利申请量与批准量主要来自外国。21世纪前2年的国家科技奖励年均仅为20世纪90年代的1/3，甚至更低。可见，近些年来，中国创新或高层次创新甚至呈现了负增长态势，与经济高增长形成了强烈反差。
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IMD）发表的《国际竞争力报告》,被国际学术界公认具有权威性。《报告》每年对世界各国国际竞争力的比较与分析，被一些国家列为重要的发展水平参数"（1994年中国首次被列入评价之列）。在2000年度的《国际竞争报告》中，中国的科技竞争力的排名继1999年大幅下降12位后，2000年排名又下滑3位，列第28位，国际竞争力总体排名也比1999年的29位，下降2位，被列为第31位。
中国新华网报道（2002年11月12日）”国家知识产权局有关部门向记者透露，据统计，去年中国接受海内外专利申请总数达20多万件，其中海外来华申请3.78万件。而同时，中国向美国申请专利却只有一二百件。“这一二百件专利多集中在中草药制造、保健品、机械工艺技术，很少涉及现代科技领域，创新能力薄弱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 强调“中国科技正面临着‘生死时速’的竞争，不创新，就会落后。
报道中说，世界科技的突飞猛进，跨国公司研发中心的竞相设立，使经历20年体制改革的中国科技界对自己有了更清醒的认识：科研队伍创新能力弱、知识产权保护欠缺、发明专利太少、基础研究跟踪多创新少、创新氛围远远不够、产业技术创新与国外有较大差距、企业远未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形势逼人，不进则退。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家袁德分析，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科技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将是科技创新能力不足，这不仅将制约我国科技发展本身，也将成为我国制约经济社会长期发展的瓶颈因素。
中新网又称（2002年12月11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鲁志强认为，中国虽然已经取得了巨大成绩，但也面临巨大的困难和风险。他说，最近一两年来，国际上议论最多的是：中国经济能否持续高速发展下去？去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表的2001年人类发展报告中，中国在“人类的技术创新中心和技术创新能力”上的排名很靠后。在所评选出的全球46个技术创新中心中，中国大陆没有一个，印度有一个班加诺尔。
鲁志强提出，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提高技术创新能力，而不能长期靠廉价的劳动力和市场的扩大来谋求发展。否则，很难实现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
中国几乎一切行业都没有形成自己应有的科技创新能力（包括国粹中草药提炼加工和针灸机理研究）。许多促进鼓励科技创新，立意美好的政策、法令和措施，在弥漫神州大地的权钱交易、贪渎腐化和虚假欺骗邪风中，难免走样变质，达不到预期的目的。中国人的高度智慧，仍然热衷于纵横捭阖、耍弄权术、歪门邪道、虚情假意、急功近利。改不了面子第一、摆花架子、“厚黑”当道，“笑贫不笑假”，结果打假愈烈，假风益炽。处处“高新技术开发区”，挂羊头卖狗肉知多少？在科教领域，包括神圣庄严的学术殿堂，一种不择手段捞钱的倾向如火如荼而起。假学历、假成果、乱收费、“走穴”成风。大笔科研基金，流为争相分肥的大饼。成千上万以人民的名义掌权的贪官挟巨资逃遁海外；成千上万优秀学子则选择离开祖国深造发展。使得专心致志，埋头苦干，货真价实的科技创新精神，看去好象只有傻瓜才会当真。
关键在于如何引导中国人民的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发挥。政策、法令和措施，包括科研与开发（R&D）拨款额度固然重要，但如缺乏这种引上正道的机制，就会落得虚有其表，事倍功半，甚至事与愿违。
这种引导作用来自人性大本大源范畴的“心态文化”。
所谓“心态文化”，指的是主导社会思潮，支配人们基本观念的思想信仰或深层社会文化意识。究其本质核心，不妨简单地理解为：人类出诸生物本能的利己之心（私心），与经由灵性感悟作用升华形成的利他之心（爱心或公心）的联合运行方式。两者的协调状况，决定了人类特秉灵性创造能力能否发挥，如何发挥，为善为恶，或进或退，尽在不言中。
利己之心（私心）与利他之心（爱心或公心）（简称两心）“调谐”化，进入一种“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达则兼济天下”的优化联合运行状态，意味着人类特秉灵性创造能力得以循正道顺畅发挥，科技创新，美不胜收，制度完善，公正安良，社会进步，浩浩荡荡。
两心失衡，无论趋向那个极端，灵性创造能力将遭扭曲、滥用，导致形形色色破坏性的恶性发展；或者造成灵性淤塞，陷于发展停滞，不进则退的悲情局面。
“心态文化”是文化的根本，或根本的文化。欲论文化的先进性，或即正负善恶的方向性，端视“心态文化”的调谐水平。
促进鼓励科技创新，立意美好的号召、政令或奖励措施，要靠那看不见的两心调谐化推手操盘。否则即便制订周详，资金无算，总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难免逾淮变枳，南辕北辙。
回顾历史，西方科技革命和资本主义社会的酿成，实际上并非由上而下的决策、号召、政令或奖励措施所致；刨根究底，“心态文化”，烘蒸郁衬，催化驱动，功莫大焉。
麦克．哈特博士在他编写的名录中自问道：“我们不清楚为什么科学产生在欧洲而不是在中国或日本。但可以肯定地说，这并非偶然。毫无疑问，像牛顿、伽利略、哥白尼和开普勒这样的卓越人物所起的作用是极为重要的。也许有一些基本的重大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些出类拔萃的人物都出现在欧洲，而不是东方。或许，使欧洲人易於理解科学的一个明显的历史因素，是希腊的理性主义以及从希腊人那里流传下来的数学知识。”
诚如哈特博士所言，那么为什么排行榜中希腊和中国、日本一样藉藉无名呢？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同为圆颅方趾的万物之灵，皆有灵性智慧，无限创造能力，以及追求幸福生活的进取愿望，何以中世纪后期唯独西方这片宝地有此科技创新能力，支持工业资本主义勃兴，引领风骚，得天独骄，成为举世羡煞又恨煞的强势超级先进文明楷模？
中国先圣孔子早在二千五百年前，就以儒家学说为神州中华指明了“肯定人欲，引上正道”的理性化“当行之路”。香港末任总督，英国彭定康（Christopher Patten）爵士曾在他的《东方与西方》（East and West）一书（一九九八年出版）最后一章探讨世界未来之始，引用了孔子一则不繁要言：“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第四》）这个道，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两心调谐原理。可惜从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起，真孔蒙尘，伪儒登龙，开始了灵性压抑的思想黑暗时期。宋明理学提倡“尽天理，灭人欲”，将扼杀创造力的自残倾向推向极致，造就了根深蒂固的自欺欺人，无所进步的虚妄习性（鲁迅先生称为“国民劣根性”－“阿Q精神”），由明入清，无以自拔，终至不可救药。
人类世界进入农业社会以后，经历了相当长的生产力滞进时期。三百多年前，“东方不亮西方亮”，凡圣两立的西部基督教文化区，出现了石破天惊的科技革命，酝酿成功工业化大生产，与蓬勃兴起的商贸市场相结合，开始了资本主义化的历史性大转折。
为了解释其中“心态文化”的决定性推手作用，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ber 1864－1920）精辟地指出，某种社会精神气质（Ethos）或“精神杠杆”，对於资本主义的发展，尤其是对於它的发端是至关重要的。
基督教的爱心教义并非与人欲为敌，恰恰相反，写基督教《神学大全》的著名神学家阿奎纳（Thomas Von Aquin）说得明白：“道德的净化并非要去掉七情六欲，而是使七情六欲合于规范。”韦伯以为基督新教教义的精神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具有一致性，关键在於宗教原则与适合於资本主义要求的现世活动之间建立了一种新的关系，也就是说，主观上按新教伦理所采取的价值观在客观上符合资本主义职业观的要求。
韦伯在《基督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称赏基督教新教中产生的这种以宗教热忱改造现实生活的心理转变，他写道：“正因为这种从“离世修行”转到“现实生活实践”的宗教心理大革命，西方社会才能成功地焕发灵性创造能力，出现史无前例的科技创新高潮，进入资本主义与现代化社会。”
韦伯以为：“直接支配人类行为的是（物质上及精神上的）利益，而不是理念。但是，透过‘理念’创造出来的‘世界图像’，经常如路轨上的转辙器一般，规定了轨道的方向，在这轨道上利益的动力推动著行为。人们藉著这种‘世界图像’试图解答下列的疑问：我们愿意‘从何’得到解救，解救之后又‘何所去’，而且--不可忘记--要如何才能获得解救。” 这样的观念暗合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动力观，但又“弥补”了经济动力观鞭长莫及之端，对於诠释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重大“抉择”，可能有一种发蒙振聩的意义。
同为基督教文化区，新教、天主教、东正教各有千秋；同为一种宗教文化，在不同环境条件下，能够发挥的推手作用也大相径庭。马克思说得明白，“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目的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崛起，科技突飞猛进，必然冲击奇迹迷信，导致中世纪虔诚笃信的宗教信仰黄金时代的终结，以神性信仰为载体的新教伦理的调谐功能相应难以为继。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得志猖狂的西方列强，奉社会达尔文主义（兽性生存法则外推衍生的反基督两心失衡思潮）为圭臬，人类世界进入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时代，日趋万劫不复、自我毁灭之境。唯马克思主义应时济世，以大爱抗衡大恶，化人间至弱为至强，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旗帜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如火如荼而起，扭转乾坤、拨正航向，雷霆万钧的革命压力促成列强主流转进良性和平演变轨道，始有今日全球化繁荣发达共襄“中道”的局面。
神性宗教作为“心态文化”载体的济世功能固然居功厥伟（以基督新教为杰出代表），但存在不可逾越的历史局限性。
德国的新约神学家和存在主义神学家，近代有影响的新教思想家波尔特曼（Rudolf Bultmann）在所著《新约与神话》（1941年）中说，“新约时代的观念世界与我们当代的思想认识已有天壤之别：我们的世界观已不可避免接受现代科学技术指引，而《新约》反映的世界观则体现了古代盛行的神话的意义。” “人不可能在使用电灯和收音机、用现代医学和医疗手段来治病康复的同时仍相信新约中的神灵和奇迹世界。”
──“如果对地狱的观念和沉沦的恐惧一旦冷淡了，那么人们对天堂和得救的渴望就会跟著冷淡下去。”（英国，约翰．班扬《天路历程》）
随著加速现代化进程，高科技电子讯息时代来临，西方发达社会旧有神性信仰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扭曲或失效。以宗教为载体，驱动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所赖的“心态文化”推手渐失凭籍，但迄今为止尚无新的适当的理性信仰足以承续、发展或取代其引导作用，这就是今日西方世界信仰危机（Crises of Faith）的由来，五光十色乱象的根源，也是科技创新优势的致命杀手，构成了新千禧现代科技文明面临的天字第一号挑战。
西方最为繁荣发达和高度自由化的美国，信仰危机肆虐尤甚，祥和乐土已经沦为头号犯罪大国；但这种每况愈下的趋势，近年来意外地出现了“坏事变好事”的良性转折。2001年911国际恐怖主义袭击事件扭转了，甚至可能深刻地、长久地缓解了美国和发达国家的信仰危机。冷酷的恐怖主义隐形敌人的暴行，为安逸中渐趋沉沦的现代发达社会带来了强烈的危机感，导致爆发一场爱心大觉醒，激起本来歧异纷纷的多元少数派达成抗暴共识，加强政治团结，珍视和捍卫民主自由体制；两心调谐化信仰再度成了人们的精神支柱，因而唤起道德与法治力量，有助战胜犯罪泛滥逆潮，缓解信仰危机的负面社会效应，成为支持科技创新能力，自觉解救信仰危机的重大历史契机。
东方中国经历了二千年伪儒道统思想禁锢，又因毛式社会主义背离马克思主义关于“个性解放”的大目标，开展反人性的“思想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特别是以“斗私批修”为纲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将伪儒扼杀国人灵性创造能力的恶果变本加厉推向了极致。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新政，突破了一个又一个限制经济增长的自设禁区，但至今未能在思想领域建立一种适合国情和时代需要的共同价值观，堪以填补“信仰真空”，发挥足以驱动科技创新和深度改革的“心态文化”推手作用。这个属于大本大源范畴的根本性缺陷，构成了今日中国深化改革路上无所不在的无形阻抗和预后不良的致命隐患。如果不能及时开展适合国情的‘新千禧信仰再造工程’，现代化宏愿只能是一盘夹生饭，仍然可能失去大好历史机遇，重温不堪回首沉沦噩梦，当非危言耸听。一些返祖迷信活动卷土重来，香火鼎盛，满天神佛，邪教乘虚而起，迅速蔓延，争夺“信仰市场”，侵蚀民族心灵，莫非势在不免？
讨论至此，对照中共十六大通过的“三个代表” 指导思想，可将上述有关要素因果联系说明如下：
—— 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先进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主要和最活跃的因素，其中首重第一生产力即科学技术的先进性。为了发展先进生产力，除引进外国先进科技，尤须努力开发自主创新能力，方是根本自强之道。
科技创新是人类特秉灵性创造能力发挥作用的表徵。政策、法令和措施等的扶持和规范固然重要，但远不足以“主沉浮”。人类灵性创造能力发挥作用的动因和状态，就大本大源而言，取决于社会性深层文化意识或即 “心态文化”推手的运行方式。
—— 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心态文化”，是文化的根本，根本的文化。
文化先进性的核心意义在于建立“心态文化”的调谐化即优化运行方式，非如此不足以产生驱动人类特秉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的推手作用，不足以实现自主科技创新，不足以支持社会持续发展进步。
—— 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是执政合法性所系。而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建立先进文化，莫非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
由此可见，科技创新在贯彻“三个代表”指导思想这个大命题中的份量的地位，以及先进文化建设对于科技创新的非常意义。
人们通常很容易把科技创新同先进生产力联系起来，却少有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以至“心态文化”挂钩。综上所述，这是不容忽视，无可回避的挂钩。
谋建现代中国特色理性指导性信仰体系或共同价值观，确立调谐化的“心态文化”推手机制，需要的不是佶屈聱牙、高深莫测、五花八门、互相颠倒，百分之九十九以上中国人永远莫名其妙的繁琐哲学理论游戏，也不是停留在重申道德金律或传统德目的一些老生常谈而已，而是回归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基本公理常识，下里巴人可以一目了然，豁然贯通的明明白白道理；因此必须从大本大源处发掘灵性感悟两心调谐原理的全部根据，形成一种具有不可抗拒的逻辑力量的理性思想信仰体系，从而导向一种从树木到森林，从听命到自觉，从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的茅塞顿开、大澈大悟境界。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以下几项工作兴许切合上题，值得有心志士仁人共襄盛举。
1，从西部基督教文化区发展进步的历史经验中，找出以神性宗教为载体的“人之所以为人”的指导原则。着重探究今日高度发达的美国社会“心态文化”的两心调谐内涵，破解非常富于创造力的所谓“美国精神”的深层奥秘，以“知耻近乎勇”的思想境界对照、剖析，认知中国“国民劣根性” 。
2，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在此基础上开展关于“马克思主义与科技创新”的主题研究。
厘清人性两大调节元中利己之心天经地义的第一性地位，还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就是要求使人人成为可以充分发挥个性特长的“自由个体”（Free Individual）这个大目标的本来面目，悟通“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以个体自由为基础的联合”，实现每个人和一切人自由发展的理想的和谐关系的真谛。
3，区分真假孔孟之道。将真版儒家学说看去庞杂、散乱的内容整理归纳，突显其内在的强大逻辑性和系统性；还以朴实无华、简洁明白、不涉“烦琐哲学”的本色。从此“返老还童”，与时俱进，试从以下三方面发挥真儒的现代应用价值：
（1），借重儒家（真儒）入世进取、事在人为、不语怪力乱神的理性信天观，淡化处理天道和“绝对真理”之间的鸿沟，模糊有神论和无神论的分歧，以利调动世间一切积极因素，在理性基础上建立公允共识，脚踏实地合力缔建人间天堂。
（2），认识孔子提出的人类社会发展分阶段大目标——首先争取实现人际关系比较合理和人民生活相当富裕的小康（庶、富、教）社会，进而奔向“盛世大和平”，“大道之行也”的理想化大同社会——的战略理论历久弥新的指导作用，以及修正、丰富和充实现时治世之道的可用性。
（3），见证儒家（真儒）学说核心——“仁学”作为两心调谐原理的高度概括，构成了一整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间正道系统工程教程，是贯彻人生“当行之道”的“为己之学” ，金声玉振经世致用美轮美奂大成宝典。一旦运用现代语言重新解说明白，得以熔马克思主义和一切具有真理内涵的思想信仰于一炉，提供补强和重建现有伦理信仰的共识基础，堪当今日中国和整个人类大家庭先进文化建设的通用支持架构。
从科技创新谈到“心态文化”，孔孟之道，是不是扯得远了？
“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