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统一的旗帜、台湾民主国的首倡者、伟大的教育家、著名的诗人丘逢甲，字仙根，又字吉甫；号蛰仙、蛰庵、又号仲阏、华严子；诗文署名“台湾遗民”、“南武山人”、“海东遗民”、“痛哭生”；辛亥光复后改名“仓海”，世称“仓海先生”。1864年12月26日出生于台湾省苗栗县铜锣湾。丘逢甲6岁能诗，7岁能文，14岁考中秀才，被誉为“东宁才子”，26岁考中进士，被清光绪皇帝钦点为工部虞衡司主事、四品京官，但其深感官场腐败，时政颓废，无意仕途，告假回台湾培育民智。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后，丘逢甲筹建义军并率领台湾民众抗日保台。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与日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把台湾和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丘逢甲给清廷“三上血书”，要求废除条约。被拒后不得已而成立“台湾民主国”，被拥为副总统，国号“永清”，意在永远归附清朝江山。在“无天可吁，无主可依”，强敌入侵的艰危形势下，挺身而出，高举义旗，力谋自主自救，亲率义军与日寇浴血奋战，终因敌我力量悬殊，弹尽援绝，在部将的规劝下，挥泪离台内渡，定居祖籍广东蕉岭县文福镇淡定村(今逢甲村)。离台内渡后，丘逢甲在家乡梅州、潮州、汕头和福建等地兴办教育、倡导新学，针砭时弊、改革民风。并利用担任广东教育总会会长、广东咨议局议长职务之便，在广州“邱氏书室”支持康梁维新变法，后投身于孙中山的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成功，丘逢甲力促广东和平光复，出任广东革命军政府教育司长，赴宁参与筹组南京中央临时政府工作，当选中央参议院参议员，终因积劳成疾，于1912年2月25日在淡定村病故，终年49岁。留下遗嘱：“葬须南向，吾不忘台湾也！”将大儿丘琮改名“念台”，继承收复台湾的遗志。

 

　　《中国统一刍议》作者、联省自治倡导者、中国致公党第一任总理陈炯明，1878年1月13日出生在广东省海丰县白町乡，出生之日，父亲陈暄恰好接到考中秀才捷报，即取其名为“捷”，入小学时取字“赞之”，1898年中秀才又改为“炯明”，字月楼，1906年读广东法政学堂，改字为“竞存”，曾用笔名“陆安”，1908年毕业。1909年任广东咨议局议员，11月与丘逢甲等被推为代表，赴沪参加各省咨议局联合大会。在沪期间与革命党人联络，加入同盟会。1910年陈炯明参加广州新军起义联络工作。武昌起义后被同盟会南方支部派到东江组织民军起义，光复惠州。广东军政府成立，被推为副都督，代理都督。1916年在惠州组织广东共和军，任总司令。1917年1月北京政府大总统黎元洪授予“定威将军”，领陆军上将衔。1917年7月参加护法运动，任援闽粤军总司令，进军福建，占领闽西南的汀州、漳州、龙岩等地，建立根据地，称为“闽南护法区”。1920年8月率粤军回粤，打败盘踞广东的桂系军阀，任为广东省省长。1921年5月任命为中华民国政府陆军部总长、内务部总长。1922年任粤军总司令，驻守东江地区。1925年被国民革命军东征军击败，寓居香港，任中国致公党第一任总理。1933年9月22日在香港病逝。

 

　　丘逢甲与陈炯明有着师生之谊。此话从何说起？陈炯明1906～1908年就读广东法政学堂，当时是丘逢甲的挚友夏同龢（1898年状元）担任学堂监督。丘逢甲有数十首诗，或赠予、或提及夏同龢，而夏同龢在赠丘逢甲的诗序中称丘为师：“仙根先生，风流文采，夙为我师，东山一别，勋经七稔。顷复邂逅，而诗律益精。”夏同龢还为丘逢甲题写“澹定邨”的村碑，故居的“潜斋”二字及楹联：“一室读书惟铸我，十年种树当封侯。”在广州期间，丘逢甲常往广东法政学堂去拜会夏同龢，而夏同龢也常到丘逢甲住处拜访。在粤东，俩人曾一同祭拜潮阳双忠祠，共同发起纪念文天祥生日活动。由于夏同龢与丘逢甲的交谊之深，而陈炯明是法政学堂的学生，因此，陈炯明视丘逢甲为老师，而丘逢甲也视陈炯明为门生。

 

　　丘逢甲与陈炯明有着部属之情。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1900年八国联军的侵略，清政府便于1905年推行“新政”，1909年初“预备立宪”，命令各省年内成立咨议局。广东谘议局自1909年10月成立，选举议员94名，易学清为议长，丘逢甲为副议长，陈炯明等为议员。从1909年10月成立到1911年11月广东“光复”，一共开了5次会议：第一次1909年的常年会；第二次1910年的临时会议；第三次1910年的常年会；第四次1911年的临时会议；第五次1911年的常年会。这五次会议提出了重要的议案包括：一、审议禁赌筹抵修正案；二、裁撤善后局议草；三、筹办城镇乡地方自治议草；四、停止就地正法议草；五、振兴女子小学议草；六、修正禁赌议草理由书；七、革除衙署积弊议草；八、筹筑惠潮路议草。

 

　　丘逢甲与陈炯明在广东谘议局合作得最好的是关于在广东禁赌问题。1909年11月8日咨议局召开第一次会议，提出《筹禁广东各项赌馆议案》，议员陈炯明在会议上历数赌博的危害，呼吁禁绝官许的合法赌博。咨议局一致赞成禁赌，可粵督拒不接受议案。咨议局作出《广东禁赌请电奏定期实行案》，迫使粵督奏请朝廷颁布广东赌博一律禁绝的期限。1910年11月9日咨议局关于禁赌问题投票公决。丘逢甲与陈炯明、古应芬、邹鲁等20人投“可”票，刘冕卿、苏秉枢等35人投“否”票，另有9人离场。陈炯明将《海丰自治报》改为《可报》，加大禁赌的舆论宣传力度。1911年初广东禁赌成功，然而11月广东“光复”后，禁赌又被否，咨议局议长易学清、副议长丘逢甲以及议员陈炯明等43人愤而辞职，咨议局由此陷入瘫痪。

 

　　丘逢甲对陈炯明还有着救命之恩。某天丘逢甲在咨议局伏案办公，街上突然传来刺耳的枪声。逢甲惊愕地抬头观望，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猛然，房门被撞开了，门外急匆匆闯进两个人。他们浑身是血，满面仓惶，径直跑到丘逢甲面前。逢甲定睛一看，来人竟是自己的学生邹鲁和陈炯明。邹鲁看到逢甲，上气不接下气地解释：“丘先生，我们……”此时枪声更急，门外有人粗暴地砸着门：“开门！快开门！搜查乱党！”门上铁环哗啦啦响着。逢甲来不及多说，向大的书柜一指。邹、陈两人迟疑一下，闪身躲了进去。几乎同时，大门哗啦一声被砸开，闯进几个杀气腾腾的捕快。捕快头目扬声大叫：“奉两广总督府令，捉拿革命党邹鲁、陈炯明！”逢甲一愣，决然说：“这里是广东咨议局，没有革命党。”“胡说！”捕快头目恶狠狠窜过来，“方言学堂的学生陈炯明、邹鲁在咨议局任秘书，他们联络同盟会逆党，要搞新军暴动。这是查获的暴动名单。”他说着一晃手中的纸，“物证俱在，你还敢说没有革命党？你是什么人？！”逢甲凛然地站起，沉声说：“在籍工部主事，海东遗民丘逢甲！”捕快头目一惊，向后倒退几步：“您，就是抗日保台的丘工部？”逢甲点点头：“不错！”并愤怒地提高声音，“邹鲁、陈炯明是我最信任的学生。如果他们是革命党，那我丘逢甲一定也是。要抓邹鲁、陈炯明，请先捕我丘逢甲！”他威严地站在那里，眼瞪着众捕快。捕快头目吓得单腿点地：“丘工部是抗日保台的英雄，一言九鼎。丘先生既说咨议局没有乱党，就一定不会有。”并向捕快们一挥手，“还不快走？！到别处去搜！”众捕快呼啸一声，陆续离去。

 

　　丘逢甲首倡的台湾民主国和陈炯明倡导的“自治”，目的都是在于推动社会民主的进步。丘逢甲首倡的“台湾民主国”的核心不在“台湾国”三字，而在“民主”二字。台湾自古以来都是中华民族的领土。可是明清两朝的统治者，却任由西方侵略者蹂躏洗劫。先是1604年荷兰侵略，接着1628年西班牙侵略，两强互抢侵占台湾，结果1641年就由荷兰全占，直至1662年才由郑成功收复。想不到1895年又要给日本人了。这就迫使台湾民众的觉醒：自己的命运要由自己来主宰，不能由统治者来主宰。不能由统治者说，把台湾给荷兰就给荷兰，把台湾给西班牙就给西班牙，把台湾给日本就给日本。台湾是台湾人民的台湾，台湾更是中国民族的台湾，绝对不能成为日本的台湾。朝廷电示台湾绅民：“交割台湾，限两月，余限20日。百姓愿内渡者，听；两年内，不内渡者作日本人，改衣冠。”而台湾绅民致朝廷电：“台湾绅民，义不臣倭，愿为岛国，永戴圣清。”晓谕全台：“当此无天可吁，无主可依，台民公议，自立为民主之国。”布告中外：“今已无天可吁，无人肯援，台民惟有自主，推拥贤者，权摄台政。”台湾民主国失败后，丘逢甲返回到大陆，积极支持康有为、梁启超的戊戌变法，鼎力支助孙中山的民主共和革命。中华民国成立时，丘逢甲发明了一个国字：“囻”，“民”在“囗”里占有主体位置，可见丘逢甲对民主的追求。

 

　　陈炯明倡导的“自治”，也是对民主的追求。他在广东全省92个县中推行自治，全力宣传他的自治计划：中国各村自古实行共和制，各村莫不以自治为宗旨。今中国之自治，应先自村庄上施行，依次发展，及于全县全省与全国。刻广东已在村上实行分区。自治村中，警察与税收由人民自办，将来各县县长与省议员亦归人民自举，再由议员共举省长。他省能仿行之，则可达到联省自治之目的。陈炯明倡导的“自治”，与孙中山的“北伐”是不同的政治主张。胡适当时指出：“孙文与陈炯明的冲突是一种主张上的冲突。陈氏主张广东自治，造成一个模范的新广东；孙氏主张用广东作根据，做到统一的中华民国。这两个主张都是可以成立的。”陈炯明的意图，是立足于“联省自治”，再进而通过和平制宪，“仿照美国联邦制度，成立中华合众国”。孙中山的意图，是立足于“武力统一”，并模仿苏俄政治和军事制度的做法，巩固中华民国。孙中山要走苏俄的道路，陈炯明要走美国的道路，并认为美国的民主道路才是适合中国的道路。陈炯明认为：“……共和建国，主权在民。民之能力，直接间接不能为组织国家之分子，则主权不能行使。由小数黠者久假不归，虽百年以往，无真正共和之可言。……老百姓不出，如民治何？假托武力，愈革愈糟，前车可鉴……”。陈炯明认为“民主政治，以人民自治为极则，人民不能自治，或不予以自治机会，专靠官僚为之代治，并且为之教训，此种官僚政治，文告政治，中国行之数千年，而未有长足之进步。……徒使人民不得自治机会，而大小官僚，反得藉训政之谬说，阻碍民治之进行”。

 

　　丘逢甲和陈炯明都非常清楚，在中国要推进社会民主的进步，必须振兴教育，开启民智。丘逢甲于1901年春联络粤东开明士绅，在汕头创办岭东同文学堂。丘逢甲在《创设岭东同文学堂序》一文中明确办学堂的宗旨：“国何以强？其民之智强之也。国何以弱？其民之愚弱之也。民之智愚乌乎利？其学之有用无用判之也。”“西人已以学强其国，于是乎遂侵凌远东：东方之国，首中国，次日本。日本志士，相与奋发为学，不三十年，亦遂以学强其国。而土地人民十倍于日本之中国，乃犹鄙弃西学不屑道，或仅习其皮毛，于是遂驯致贫弱，而几危亡。”“方今国势积弱，外人予取予求，视为可唾手得。二万里之广，无地不可为胶、旅、港、龙之续，即无人不在杀掳淫掠焚烧驱迫之中。后顾茫茫，危机岌岌，凶刑酷状，日悬目前：我躯壳将为人纳枪炮之丛，我血肉将为人擦刀刃之具；我子孙将为人奴隶，我妻女将为人姬妾；我祖宗坟墓将为发掘，我经营财产将为人占据！哀我兄弟邦人诸友，无贵无贱，无贫无富，即极庸愚，即极颓靡，谁无身家，谁无性命？谁无保世之思，谁无身后之想？及今不振刷精神，破釜沉舟，力图自立，顾尚日奔走于无用之学，借口于国家之荣途不外于此，几幸于西人之刀锯或不及我。譬犹大厦之火已四起，坐其间者不思设法救扑，尚抚摩室中无足轻重之物，以为火尚未着吾身，姑且待之；岂知待火己着身时，虽悔亦无可迁矣！悲乎！悲乎！何我黄帝子孙神明贵胄，至今日而气象危迫愁惨此也？”“我潮同志，深慨中国之弱，由于不学也，因思强中国，必以兴起人才为先；兴起人才，必以广开学堂为本。爰忘绵薄，广呼同类，拟创设岭东同文学堂，举我邦人士与海内有志之徒而陶淑之。夫今日之祸，不特灭国，抑且灭种。种何以不灭？则以教存故。教何以存？则恃学在。”“非不知荒陬僻陋，神州大局，岂遂藉此挽回?然蚁驮一粒，马负千钧，各竭力所得为，亦我同人不得已之志之可共白者也。”丘逢甲办同文学堂，就是为了尽速地通晓日本维新之道和西方的学术，他认为“学西文非十年不能道，学日文则一年而可成”，“且西人有用之书，东人多译之”，“求其速效，不能不先借径东文，此本堂之宗旨也”。可见丘逢甲以教育强国之心何等迫切！他在岭东办学，不过十余年，就见效果，“岭东民气蓬勃奋发，国民军起，凡光复郡县，莫不有岭东人参与其间，皆此校倡导之力”。

 

　　陈炯明从事政治活动之初，即在海丰县兴办学校，后宣传在广东全省设立游民教养院、联合教育会劝学所、女子小学等。1918年任援闽粤军总司令，建立以漳州为中心的“闽南护法区”，发布《振兴教育令》，把改良县教育行政和学校教育，积极办理义务教育、社会教育和职业教育，列为当务之急。1920年陈炯明率领粤军回师广州，任广东省长，也认真发展教育，包括筹备广东大学，请陈独秀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秘书长，另将广东高等师范学堂整顿扩大。陈独秀主持广东教育会后，拟定了一份义务教育计划：1922年8月至1928年7月，分期推广，公立学校实行免费读书，务求在六年之内，使三百多万儿童，能够完全就学。教育委员会还决定筹办西南大学、市民大学、编译局、宣讲员养成所、贫民教养院、劳动补习学校、通俗图书馆、幼稚园等等社会教育机构。

 

　　最值得称道的是，陈炯明在漳州所实行的包括振兴教育在内的各项措施，被称之为“模范小中国”、“闽南的俄罗斯””、“共产时代当亦不过如此”、“是中国南部革命的中心”、“是中国革命青年和社会主义者的朝圣地”。而其得力的措施就是派遣青年到法、美、英、日、俄等国留学，其中到法国、俄国留学的青年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1920年4月下旬，列宁密派波特波夫海军中将赴漳州访问，波特波夫带来列宁给陈炯明的亲笔信、亲笔题名的照片。在信中列宁对中国革命表示深切的关怀，对陈炯明的行动表示敬佩和鼓励。陈炯明5月8日给列宁的复信明确指出：“人类所有的灾难都来自资本主义的国家制度。只有消灭国界，我们才能制止世界战争；只有消灭资本主义，我们才能考虑实现人类的平等。”1919年陈炯明在他管辖的范围内，要求每个县派遣两名半官费生到法国留学。各县留学生在漳州会集齐，农历8月18日由陈炯明在旧道台衙门总司令部开欢送会，摄影留念，宴请之后派人护送上船。其中一位是漳平县的郑超麟，他到法国后即参加了共产主义运动，1922年6月当中国旅欧的年轻马克思主义者在巴黎开会，成立“少年共产党”，郑超麟就是十八名代表之一，其中有周恩来、赵世炎与尹宽等人。1923年郑超麟与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王若飞、赵世炎、熊雄、袁庆云、王凌汉、佘立亚、高风、陈九鼎、王圭等12人，从巴黎到莫斯科进东方大学学习，1924年瞻仰了列宁的遗体。暑假返国后在上海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编辑党报、草拟共产党内部教育与党外宣传的文件，翻译《共产主义ABC》，同时担任党校上海大学的教员。1925年至1926年中国革命进展期间，郑超麟参加有名的“五卅运动”，参加第二、三次上海工人起义。1927年4月蒋介石实行反革命流血政变，中共中央迁到武汉，郑超麟参加了中共第五届大会，会后任湖北省委宣传部部长。革命失败后，参加中共党史上有名的“八七会议”。会后随新中央秘密回到上海，担任新党报《布尔什维克》的主编。从陈炯明派郑超麟留学法国参加共产主义运动，为早期的中国共产党做了大量工作，可以看到陈炯明对中国共产党的简接支持。

 

    作者系中共广东省委党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