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三、收买叛徒。北洋反动政府的‘京师警察厅’司法科长沈维翰，经过所谓的‘多方劝导’使曾在大钊同志身边工作的李渤海（因散发传单被捕）叛变投敌。李渤海出卖了李大钊同志和其他革命同志，他‘将李大钊隐匿在东交民巷俄国大使馆之情报及其他共党分子名单供出’，后来‘并引导警察厅人员携带消防队设法将李等捕获。’”注明：引自《访问搜查俄使馆法官沈维翰先生》，载《传记文学》第32卷第6期。
因该文发表较早，后来又被韩一德、王树棣主编的《李大钊研究论文集》所收入（收录于该书下集第312-318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李渤海出卖了李大钊同志和其他革命同志”，竟被一些研究李大钊史事的文章所认定。直至2005年2月2日，光明网制作的《永远的丰碑》：李大钊同志被捕和就义纪实。还是重新发表了李义彬先生的这篇文章。
李义彬先生此处所引资料源自台湾的
《传记文学》：
《访搜查北京俄使馆法官沈维翰先生》（原载于《传记文学》总第193号(1978年)）。其可确信程度大有可疑，据此立论是难以成立的。笔者为弄清李渤海与李大钊被捕的真实关系，查找到了这篇《访问搜查俄使馆法官沈维翰先生》原文，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该文既然是访问记，却没有访问者的署名，文责由谁来负也就无法界定，但从文章中看到被访问者提到“贵社”，当是指《传记文学》杂志社了。为了使读者得窥全貌，索性将全文引录于下：
《访问搜查俄使馆法官沈维翰先生》
问：民国十六年北京发生一件轰动中外的大案子，卽张作霖政府的京师警察厅搜查东交民巷苏俄大使馆，并捕获藏匿该馆之共产党首脑李大钊，及其它党人多名，以及共党阴谋文件武器多种，随卽成立特别法庭，将李大钊等人判处死刑。我们获悉，您曾亲身参与当年搜查俄国使馆及审判被捕人犯工作。虽然事隔半个世纪，您能不能就记忆所及，说明本案的原委？
答：这事发生在民国十六年，迄今已五十余年，人事沧桑，浮生若梦，陈年往事多已不复记忆，不过这个事件是民国史上的一件大案子，我多少还能记得一个轮廓。我先说一说这件事发生的前奏。
民国初年，中国南北两政府对峙，苏俄一面与南方政府进行“联俄容共”之阴谋，一面讨好北京政府。其驻北平公使加拉罕宣称：“俄准备放弃帝俄一切在华特权。”当时颇博得全国朝野好感。事实上，俄卽利用此两面手法，在中国进行阴谋活动。秘密组织共产国际支部之中国共产党，并供给金钱与武器，同时将其诡计潜存于其“和平共存”外衣之内，利用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渗透国民党内。其时中共北方负责人李大钊（字守常，河北省乐亭县人）与陈独秀并称“南陈北李”。李为利用国民党掩护共产党，率先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挟俄人以自重，从事分化斗争，秘密发展组织，推行共产，以破坏国民党之国民革命。
民国十六年初，国民革命军已克复武汉，广州国民政府迁鄂。是年三月，更进取南京、上海。而南京市内，忽发生军人侵入英美领事馆，杀害馆员，同时又发生侵入教堂，杀害外国传教士等之暴行，事实上均为左派分子所制造之事端，冀图激起列强与国民革命军直接冲突，阻挠北伐。其时京师（北京）警察厅内右一区警察署，在西交民巷发现工人分发秘密传单，当场拘捕七名，送请总厅法办。经连夜侦办，破获共产党秘密机关六处，发现大批文件，及扣押人犯一百余人。不久又继续查获文件三大箱，扣押人犯二十余人。这件案子卽由我（我当时任京师警察厅司法科长）侦办。要在这一百多名人犯之中，找出那些是眞共产党，那些人是受牵连，谁是首领，谁是重要干部，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共产党人常用化名，他们的眞实姓名不易弄清楚，普通的审讯方法毫无用处，我于是进行分别的说服工作。经过三昼夜之侦讯，发现有李大钊之秘书李渤海（山东渤海人，北京大学毕业，为李大钊之学生。）在内。经多方劝导，颇能合作，将李大钊藏匿在东交民巷俄国大使馆之情报及其它共党份子名单供出，并引导警察厅人员携带消防队设法将李等捕获。至李渤海本人政府特予保障，曾化名李经天，连同其妻安居北平市内。其后一度追随张学良，又改名黎天才，与张另一秘书李金洲甚为相得。抗战初起，李在香港受命为军事情报局情报员，从事地下工作，有一个短时期跟过戴雨农，卅八年卽无音讯，不知所之。
问：请您谈一谈北京军警搜查苏俄大使馆的实际情形。
答：李渤海供出李大钊和其它共产份子藏匿东交民巷的俄国公使馆内，是一个重要的情报。当年张作霖将军开府北京，称安国军大元帅，他是反共的，而南方的国民革命军当年尚在联俄容共时期，武汉的左派共党势力尤为嚣张，革命军挥师北伐，兵势甚锐，奉张为了自保，必须先扑灭在北方的共党机关，消灭共党的地下活动。而且当时有情报显示苏俄大使馆暗中以金钱枪械支持共党，干涉中国内政，因此北京政府当局就断然决定釜底抽薪，搜查俄国使馆。
但是俄国使馆在东交民巷的使馆区，根据辛丑条约，中国军警不能进入，尤不能携带武器，那该怎么搜查呢？而且公然搜查外国使馆，在外交史上也甚少前例，必将引起各国的反对和干涉。国务总理兼外交总长顾维钧不敢负此重责，张作霖乃决定由安国军总部径与美、法公使等洽商，并取得使团领袖荷兰公使欧登科之谅解，同意搜查俄使馆，并在警厅的公文上签字。于是就在四月六日上午，安国军和京师警察厅军警共三百余人，一律便衣，不带武器，进入东交民巷俄国使馆搜查。当时我曾建议携带消防队，因为我们深恐俄人放火烧毁文件及房屋，湮灭证据；此议为总监陈兴亚所接纳，卽带消防队前往。俄人果然放火，虽经消防队灌救及时扑灭，销毁之文物也不在少数。总计在俄国大使馆抄获枪械及文件五大卡车，存放在京师警察厅，供各国驻华使领馆人员参观，公开展览七日之久。并将所抄获之文件，由我外交部翻译成《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一书行世。此书中文本我有一部，后由朱家骅先生借去，现已不知下落。（闻现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藏有一部。又据近史所王所长聿均先生告知，该所藏有俄文版。贵社如有研究兴趣，似可向王所长商准复印。）
问：李大钊被捕的情形如何？
答：李大钊当时躲藏在俄国使馆的一张桌子底下，旁有俄人环护之。军警夺门而入时，李曾拔出手枪欲图反抗，为一军警一脚把枪踢掉，不然将演成一场血战矣。众人一拥而上把他扭住，他很从容的说：“我就是李守常，也叫李大钊。”这名中共的重要头目就此落网。后由京师警察厅组织特别法庭，以何丰林为审判长，判处李大钊等二十名重要党人绞刑。
这事对我来说还有一段插曲。李大钊和冯玉祥有关系，而且从搜获的俄国使馆的文件中，也证明苏俄共党曾积极的支持冯玉祥的国民军。冯这人是以反复著名的。其后北伐完成，冯部何其巩为北平市长，欲为李大钊报仇，卽将我给押起来，幸经戴季陶先生打电报给北平卫戍司令商震（启予）营救，商命何将我释放。我卽南下回浙返籍。
问：请您谈谈您一生的经历如何？
答：我是浙江吴兴人，字陈麟，有时亦署作陈霖，以为别号。民国十年毕业于北京京师警察厅所办的警察传习所，随卽在京师警察厅任职。为了深造，乃一面工作，一面就读中国大学法律系，民国十四年夏毕业，升为京师警察厅司法科长。奉命搜查北京俄国使馆时，卽在司法科长任内。抗战前和抗战初期，我经浙省民政厅长沈士远先生汲引，先后担任浙江汤溪和临海等县县长。又曾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两年，直到太平洋战争发生，日军侵入租界，有一个单位的工作为敌伪所破获，遭受牵连，卽离沪赴港。刚到香港，则港九亦为日军攻陷。不得已，乃转往大后方，间关万里前赴重庆，时为民国三十一年。初任财政部缉私署秘书，不久调任军统局秘书兼司法室主任，协助戴雨农（笠）将军处理一些案件。后又调任军事委员会军法处长。胜利后，我以军事委员会军法处长，奉命兼任处理全国汉奸案件委员会主任委员，为时约两年，至办理结束止，复蒙司法行政部长谢冠生先生的知遇，调长河北唐山高等法院，后又调我到最高检察署服务。三十八年二月向行政院阎院长锡山请辞照准。来台任教中央警官学校，并向台北律师公会登录，执行律师业务，迄今将近三十年矣！
问：最后，请您再谈一谈您的生活情形。
答：我是一个书生，生活非常简单，也非常严肃。我一生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不跳舞、不看电影，也不听戏，呆呆板板，没有娱乐，当年好些同事开玩笑，给我两个外号：一个是圣人，另一个是死人。圣人也罢，死人也罢，我就是我，不求名利，现已年登八十，前尘若梦，仍照我的方式过日子。平日唯爱读书作诗。最后，我送贵社两册诗集：《玉泉诗稿》是纪念我母亲的，《厚成堂吟草》是纪念先父的。请贵社多多指教并留作纪念。
（以上文字据《传记文学》总第193号(1978年)同名内容全文光盘版文本。）
将“京师警察厅司法科长”称为“法官”并定为文章题目，访问者的法律知识未免差强人意，这些姑且不论。被访问者自称：“这事发生在民国十六年，迄今已五十余年，人事沧桑，浮生若梦，陈年往事多已不复记忆，不过这个事件是民国史上的一件大案子，我多少还能记得一个轮廓。”就是说，现时回忆五十多年前的发生的事情而说的人和事，不仅其准确性难以保证，且必然与其立场密切相关。
果然，这位京师警察厅司法科长的“沈法官”，一开头就表明是自己支持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而在国共两党合作期间，支持国民革命军北伐，却大肆逮捕共产党人，岂非咄咄怪事。难怪又说：“革命军挥师北伐，兵势甚锐，奉张为了自保，必须先扑灭在北方的共党机关，消灭共党的地下活动。”这就道出了其当时反共是真，反北伐是真，支持国民革命军北伐是假的立场。其在司法科长任内，奉命搜查北京俄国使馆，逮捕李大钊等，是立了“功”、受了“赏”的。
1927年4月30日《世界日报》第七版刊出《警察厅奖赏侦缉处一千元，因办理党案出力…军警还得奖赏》：警察总监陈兴亚，因这次破获党人机关，在前天(二十八)训令，颁赏侦缉处一千元，以资鼓励。原文如下：
查此次破获共产党机关，该处平日侦查详确，临时办理得宜，实属异常出力，着奖洋一千元，发交该处长分别支配，以酬劳绩。除协同出力之宪兵，及区队官警等，另行给奖外，合令仰该处，遵照办理，切切此令。
又警察厅有令奖赏军警，原文如下：
查此次破获党案，事前布置周密，临时办理得宜，殊堪嘉许所有在事军警亟应分别出力之优次，特予奖励。除侦缉处办理此案，尤为出力，另行给奖外，兹查是日在事之宪兵七十名，内左一区巡官长警五十四名、保安一队三十八名、保安四队二十六名，每名各赏洋二元，其收发所巡官长警二十二名、消防队士目兵二十员名，每各赏洋一元五角，合行令仰分别支配可也。此令。
时过五十多年，沈“法官”对民国史上的这件大案子，多少还能记得一个轮廓，却对自己为此立过功、受过奖不记得还是不想言及此事，就只能留给读者领会了。
其对李渤海被捕的时间，明确地界定在1927年4月6日之前：“民国十六年”，“是年三月”，“其时”，“不久”。
对李渤海的叛变行为，他说：“要在这一百多名人犯之中，找出那些是眞共产党，那些人是受牵连，谁是首领，谁是重要干部，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共产党人常用化名，他们的眞实姓名不易弄清楚，普通的审讯方法毫无用处，我于是进行分别的说服工作。经过三昼夜之侦讯，发现有李大钊之秘书李渤海（山东渤海人，北京大学毕业，为李大钊之学生。）在内。经多方劝导，颇能合作，将李大钊藏匿在东交民巷俄国大使馆之情报及其它共党份子名单供出，并引导警察厅人员携带消防队设法将李等捕获。至李渤海本人政府特予保障，曾化名李经天，连同其妻安居北平市内。其后一度追随张学良，又改名黎天才，与张另一秘书李金洲甚为相得。抗战初起，李在香港受命为军事情报局情报员，从事地下工作，有一个短时期跟过戴雨农，卅八年卽无音讯，不知所之。”又说：“李渤海供出李大钊和其它共产份子藏匿东交民巷的俄国公使馆内，是一个重要的情报。”
这就是这篇访问记中有关李渤海的全部内容。这里提供给我们如下信息：
1、李渤海，李大钊之秘书。山东渤海人，北京大学毕业，为李大钊之学生。
2、1927年3月间将李渤海逮捕，三昼夜之后，又经多方劝导，李渤海将李大钊藏匿在东交民巷俄国大使馆之情报及其它共党份子名单供出。
3、1927年4月6日，李渤海引导警察厅人员携带消防队设法将李大钊等捕获。
4、李渤海得到当政给予保障，化名李经天，连同其妻安居北平市内。
5、其后，李渤海一度追随张学良，改名黎天才。
6、抗战初起，李渤海在香港受命为军事情报局情报员，从事地下工作，曾短期为戴雨农（戴笠）工作，1949年即无音讯。
结论是：李大钊的学生、秘书、共产党人李渤海，在1927年3月间被北洋政府逮捕后，很快叛变，颇能合作，成了出卖李大钊等同志的叛徒。
（二）
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否。
一是李渤海被捕的时间不对，有多份资料提供：李渤海是在1927年10月被捕后叛变的。如：
1、北京党史资料之党史人物：
“黎天才(1900-1961)原名李渤海。山东省蓬莱县人。1919年在山东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夏入北京大学读书。1923年由何孟雄、高君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直晋区执行委员会委员，团北京地委委员，并参加全国铁路总工会工作。后调山东工作。1925年调回北京仍参加铁路总工会工作，编辑《工人周刊》、《铁路年鉴》。同年秋，调至中共北方区委和中共北京地委工作，曾任国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宣传部长。1927年5月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9月，市委改组，任委员兼秘书处负责人。10月，被捕叛变。”
2、中共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组织沿革
“1926年1月，李国瑄调离北京，2月调新任团地委书记卓恺泽任中共北京地委宣传部长。中共北京地委成立后不久增设国民运动委员会，李渤海任书记。1927年4月李大钊等同志遇害后，7月成立中共北京市委，李渤海、王尽臣先后任书记。”
“1927年6月间，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我的介绍人是盛志权，他是西城区委书记、市委委员、中国大学的学生。北京市委第二次被破坏时，书记李渤海(后来改名黎天才)叛变，盛志权牺牲了。”
“1927年6月，正是蒋介石在南方背叛革命，张作霖在北方残酷镇压革命的严重白色恐怖时期，我在北京入了党。入党后，主要是办党的合法斗争报纸《国民晚报》，同时担任新闻特别支部书记，后来参加北京地下党临时市委，任市委委员兼秘书长。在这之前，北京市委已被破坏过两次，一次是李大钊时期，一次是李渤海时期。李渤海被捕后叛变，改名黎天才，当了张学良的政治部主任。”
“在顺直省委改组的同时,1927年9月下旬,在北方局的领导下,中共北京市委进行了改组。改组后的市委由王尽臣任书记,委员有李渤海等。会后,段纯等人认为改组是非法的。就在北方局专门为此开会进行解释时,由于叛徒出卖,多数与会人员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逮捕,中共北方局和北京市委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5、王惠萍：《沧海桑田话浦口》：
“1927年10月，王荷波在参加制定顺直大暴动计划后，10月18日去北京法政大学参加活动分子会议，不幸被捕。由于叛徒李渤海的出卖，敌人知道了王荷波真实姓名和职务。”
6、罗建：《西安事变前后的黎天才》
《黎天才自传》撰写于1949年夏秋之交，于1949年下半年在上海抄寄共同经历了西安事变的老友高崇民，虽历经波折，幸被高先生家人保存至今。见到过《黎天才自传》抄件的南京青年干部管理学院教师罗建，在《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3期上发表了《西安事变前后的黎天才》一文。文章中对李渤海（黎天才）的历史叙说的更为详细：
“黎天才，山东蓬莱县人，1900年（一说1901年）生，原名李伯海，也称渤海，黎天才初为笔名，后为常用名。黎自“五四”起投身政治：先与天津的韩麟符、刘清扬，北京的李大钊、罗章龙等熟识；渐与韩交好，同组织“澄社”，取义于“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曾以“论尸子哲学”的文著，往见胡适先生，得到特许进入北京大学文科学习。罗章龙的回忆录《椿园载记》中，列出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起人及部分会员名录”，其中有“李渤海”（《椿园载记》三联出版社1984年版，第66页）。1923年二七大罢工后，北京举行元宵节大游行以声援，韩麟符任游行总指挥，黎天才任副总指挥。此后，黎天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共党员，介绍人为高君宇、何孟雄。加入组织后，黎天才任职频多，党、团、工会之间，屡有调动，曾往开封接洽驻军，曾回山东襄理党务，曾到铁路系统巡视工运，短时间里，学运、工运、军运都曾参与。黎天才于1926年秋调回北京，负责市委宣传工作，又兼国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此时李大钊已匿居苏联使馆，使馆内中共组织包括大钊先生同外界的联系，多靠黎奔走，进而由他代理李大钊所兼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北京分会主席一职。李大钊等遇难后，黎天才接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
“1927年夏秋以后，‘左’的组织方针和工作方式，给北方党组织造成新的损失，黎天才也于是年秋被张作霖部逮捕。刚入狱，黎天才便遭受双重意外：外面的同志关系不肯搭救他，胡鄂公与杨度等还弃他南下；里面同案的新任市委书记王某很快出卖了他。加之当局动用酷刑，黎天才招认了。因黎天才曾写过一篇关于北京市国民运动的报告，1.2万余字，为李大钊赏识，此报告后被北京当局编入李大钊案的所谓《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中，所以，张作霖和杨雨霆识黎为人才，留在北平公安局政训部任秘书兼宣传科长，从此黎天才叛向奉系，替东北军效力。张学良继任后，黎天才逐渐被重用，直到成为张倚重的心腹谋士。于此同时，黎天才与中共的地下组织北方特科，与山西实力派阎锡山，以及国民党的复兴社等均有联系，上至蒋介石，下至各党各派各色特务，游刃于方方面面间。”
列举出这几份资料是想说明：由于李渤海是在1927年10月被捕后叛变的，沈维翰却把李渤海说成是出卖李大钊等同志的叛徒，难以立论。
国内的李大钊研究学者，已经先后出版了几本《李大钊传》。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李大钊传》在李义彬先生的文章发表之前，朱志敏著的《李大钊传》，是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朱文通主编的《李大钊传》，是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出版，写作时间都是在李义彬的文章发表之后，对李渤海出卖李大钊一事，都不予采信。只有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李大钊年谱》，第240页有：“逮捕了机关的工友阎振三、张金印和李大钊身边工作人员李渤海，并诱使他叛变，进一步探知内部的情况。”这里的表述是含混的，前面提到三人，后面却是单人称，“诱使他叛变”是指的那一个？但却肯定了李渤海是在李大钊之前被捕的。
二是李大钊在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的旧兵营内的情况，是靠李渤海提供的吗？
1926年“三一八”惨案之后，在北洋政府加紧迫害的形势下，于3月底，李大钊将国共两党的党部机关迁入苏联大使馆西院的旧兵营内，当时迁入此地工作的共产党人有李大钊、于树德、刘清扬、范鸿劼、杨景山、陶永立、陈延年、陈乔年、谭祖尧、方伯务、莫同荣、张伯华等。国民党人有徐谦、丁维汾、路友于、邓文辉、张挹兰、姚彦、郑培明等，并没有李渤海。
彭建华在《“五大”以前北平党、团领导机构概况》一文中说：
“李大钊当时住在苏联大使馆，可说是公开的秘密。但除了区委委员、地委书记和团的北方区委书记等主要负责人和铁总负责同志，以及少数做军事工作的人外，一般党员都不清楚他在大使馆内的确切住址。
“《李大钊传》中说李大钊住在苏联大使馆时，‘在这里活动的革命者最多时曾达二三百人，有时候，日夜都有同志化了装，躲过敌人的监视，前来请示汇报工作’云云（《李大钊传》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08页），这种说法，也不合乎事实。那时党已有地委和支部等组织，怎么会每个党员都要直接向李大钊或区委去汇报和请示工作呢？团也有团的组织系统，更不会都去向党的区委书记汇报工作。当时我一直和李大钊住在一起，平时除区委开会，或区委委员、地委书记、团的区委书记和铁总负责同志来商谈工作外，有时也有教育界党外熟人偶尔前来拜访，但每星期至多有一、二人次而已。
“李大钊原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北京执行部负责人之一，一九二五年环境恶化，该执行部已只剩他一人在支撑，亦随即迁在苏联大使馆内。李大钊每天除忙于区委工作，并处理国民党的工作外，还要协助加拉罕筹划有关外交和军事方面的种种工作，十分繁忙。况且在当时白色恐怖的环境中，党的活动须更加严密，不会允许大批党员和团员直接到大使馆向李大钊或区委汇报和请示工作。我认为对此有加以澄清和纠正的必要。”（中国共青团网2007年4月14日）
说李大钊等在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的旧兵营内的情况，是靠李渤海提供的，显然也与事实不相符合。
1927年5月1日的《世界日报》和《晨报》，都刊出了《党案破获经过补志》，文中均提到：为了弄清楚苏联使馆内部状况，趁着苏联使馆兵营雇佣四名听差、车夫之机，派遣四名暗探化装进入兵营，“经历三月，所有党中一举一动，俱已调查明晰，并经绘图报告。”1927年4月6日张作霖“以200余军警搜查苏联大使馆时，随同带去消防队，以恐销毁证据。”
既然如此，还能说“李渤海供出李大钊和其它共产份子藏匿东交民巷的俄国公使馆内，是一个重要的情报”吗？
三是1927年4月6日，李渤海曾引导警察厅人员携带消防队设法将李大钊等捕获吗？
这个问题就无须多说，因为肯定了李渤海是在10月被捕叛变的，自然在4月6日就不可能“引导警察厅人员携带消防队设法将李大钊等捕获”。
“携带消防队”，既然是沈“法官”的建议，又“为总监陈兴亚所接纳，卽带消防队前往”：“当时我曾建议携带消防队，因为我们深恐俄人放火烧毁文件及房屋，湮灭证据；此议为总监陈兴亚所接纳，卽带消防队前往。俄人果然放火，虽经消防队灌救及时扑灭，销毁之文物也不在少数。”为什么要转嫁到李渤海的头上？
从以上对有关资料的分析疏理来看，这篇作为事件当事人的回忆不是真实可靠的，其中的细节因为时间相隔五十余年（1927-1978），“人事沧桑，浮生若梦，陈年往事多已不复记忆，不过这个事件是民国史上的一件大案子，我多少还能记得一个轮廓。”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情。可是，无中生有，恐怕就不是记忆的问题了。
李渤海被捕叛变是事实，但不是在1927年4月6日之前，而是在李大钊被捕后，1927年5月，李渤海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9月，市委改组，李渤海任委员兼秘书处负责人。10月间，李渤海被捕叛变。
（三）
李渤海（黎天才）在投向奉系军阀之后，另有多种作为，直至成为西安事变中的重要角色，那是他后来的作为，历史自有公论。而在1927年10月被捕后变节也是事实，事实是无法改变的。但是，不是事实的种种说道就应该在弄个清楚明白之后，加以澄清。
李义彬先生的文章所以能有较为广泛的影响，是因为有些学者在著文时习惯于引用已有的“成果”，而不去认真加以考证。特别是当遇到所引用的资料是来自难以看到全文的海外资料时，更容易误认为人家的资料有来头，有价值。其实，事实未必如此。
近来，打着《中国近代史论》名号的《析世鉴》《广斫鉴》，正在互联网上，以“后顾亦能前瞻 来考以可往彰”广泛传播，反共立场极为鲜明，《访问搜查俄使馆法官沈维翰先生》一文，也被收录其中。《人物传记》这个杂志的立场也是鲜明的。李义彬先生本可以也应该在其后来的研究中，对自己写下文章中引用的论据和资料进行反复的考查订正，遗憾的是没有这样去做。才有1980年的文章，会在2005年被照样转载使用，这不是文章作者的幸事。对广大读者来说只能是“以讹传讹”。
报刊的编辑同志在编发这类文稿时，应该不要怕麻烦，向相同相近专业的学者进行一次咨询，做到以最新的研究成果订正过时的或已经被匡正了的论点和论据。如果引用资料是读者难以见到全貌的，最好由作者能向编辑部提供全文，既要防止断章取义，又要审视立场。
今年4月28日，是李大钊同志牺牲80周年。李渤海与李大钊被捕的关系，依旧以李义彬先生所引用的《访问搜查俄使馆法官沈维翰先生》说法继续传播是不合适的，理由很简单：不是事实，当然也就不是史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