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下旬，中国国民党党史馆在台湾首度公开中国共产党领导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李大钊、陈独秀等亲笔书函八封。这八封书函中，有一封李大钊在国民党“一大”召开前写给汪精卫、廖仲恺、张溥泉等人的信。信中说：

　　这封信函并未提供更多的新史料，但却生动地反映了李大钊积极地参与国民党一大召开前的具体准备工作。此信当写于1924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1923年12月23日之后。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在广州召开的，代表大会的决议标志着国共两党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并成为中国革命新高潮的起点，也是中国共产党“民主的联合战线”成功实践，到今天已经是八十二个春秋了。

 

　　对信中所提诸事及涉及人物可略加说明如下。孙中山在1923年10月19日曾致电上海事务所：“已委廖仲恺、汪精卫、张继、戴季陶、李大钊为国民党改组委员。请孙伯兰密电北京李大钊即来沪会商”。（见《孙中山全集》第八卷第310页）这封信就是商谈有关北京、直隶地区的代表人选和名额安排事宜。其实，同样内容的信，还有写于1924年1月2日的致溥泉、精卫先生函（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最新注释本《李大钊全集》第五卷，第316页），也是商谈有关出席国民党‘一大’的京、津、山西地区代表人选和名额安排事宜的。要是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出版的《李大钊全集》，能在再版时，经过努力把两岸的历史文献汇聚在一起，那该多好！

 

　　这封信的收信人是：汪精卫、廖仲恺、张溥泉先生：

 

　　汪精卫：(1883- 1944)名兆铭、字季新。广东三水人。1903年赴日本留学。1905年参与组建同盟会，曾主编《民报》。1907年随孙中山赴南洋。1910年3月，刺杀清摄政王载沣，事泄，判处终身监禁。武昌起义后始出狱，结识袁世凯，与杨度组织“国事共济会”，参与南北和谈，推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后到法国留学。1919年在孙中山领导下创办《建设》杂志。1921年孙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汪精卫任广东省教育会长、广东政府顾问，次年任总参议。1922-1923年，孙中山筹备改组中国国民党，为国民党改组委员。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汪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

 

　　廖仲恺：（1877-1925），广东惠阳人。出生于美国旧金山华侨家庭。1893年回国。1902年留学日本。1905年参加中国同盟会，任总部会计长。辛亥革命后任广东都督府总参议，兼理财政。积极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反袁斗争。1921年孙中山任非党大总统时，任财政部次长、广东省财政厅厅长。1922年底，代表孙中山与苏联政府代表越飞会谈，发表《孙文越飞宣言》。积极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923年孙中山就任大元帅后，任命为广东省长和财政部长。作为国民党临时中央委员，致力于国民党改组和促进国共合作，为国民党改组委员。

 

　　张溥泉：张继(1882～1947)字溥泉，河北沧县人。1899年留学日本。1904盺参与创立华举会，1905年参加同盟会。参与《民报》工作，后与吴敬恒等在巴黎创办《新世纪周刊》。武昌起义后，任同盟会交际部主任、国民党参议。1913年当选第一届国会参议院议长。二次革命参加讨袁后赴日。自1917年后任护法军政府驻日外交代表、军政府顾问。1920年任广东军政府顾问。1923年10月19日孙中山委廖仲恺等为国民党改组委员。

 

　　励斋先生：王法勤（1876-1941）字励斋。河北省高阳县人。早年参加同盟会，任京津同盟会纠察部部长兼天津共和团团长。辛亥革命后任河北省临时省议会议长，曾参加讨伐袁世凯的战争。

 

　　“来津讲演”：这是指1923年12月30日是校址在天津的直隶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8周年校庆，李大钊在12月23日来到天津。先是应邀在天津学术演讲会上作了演讲，他对青年人说：“历史是要前进的，回顾从前，羡慕从前是无用的；不惟无用，一踌躇，一眷念，反足耽误吾们前进的时间。黄金时代总是站在吾们的前面，作吾们引路的一盏明灯，一直照着他奔去。”12月30日，李大钊作为校友应邀参加庆祝会，并在会上讲话。此次讲话题为《十八年来之回顾》，为邢有森、杨景濂笔记，原载《直隶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8周年纪念特刊》。现已经收入《李大钊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四卷第378-386页。

 

　　仲远兄：无确证资料，待考。

 

　　于树德兄：于树德（1894—1982）号永滋，河北静海（今属天津）人。直隶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曾参与策动辛亥滦州起义。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回国后，曾任北京大学讲师、教授。1922年到苏联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会议。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指派直隶代表”：依据有关大会筹备之议定，参加代表大会之代表，由各省党员互选3人，总理指派3人。其后，国民党‘一大’代表名单中，直隶指派的代表为：王法勤、于树德、李永声。李大钊在北京特别区，张溥泉在别的地区，说明是采纳了李大钊的建议的。

 

　　这封信只是反映了具体工作中的一个点滴而已，李大钊这段实践活动十分忙碌，一年之中，三赴上海，两到广州，在党内外做了大量的宣传、解释、说服工作，特别是对孙中山和其他国民党人所做工作起了重要作用，有着宝贵的历史经验应该加以总结。

 

　　值得注意的是：最近网络转贴多次的〈亚洲周刊〉：〈首度曝光的毛泽东周恩来信函  确实让人大开眼界〉一文，作者所加评述却不能说是实事求是的，比如说什么“李大钊的信显示其主要活动方式还是大学的演讲，拉拢知识青年为主，甚至连‘党员超过百人’也称之为超过‘增加率极速’，兴奋之情溢于言表；┄┄这多少解释了，共产国际最终决定让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求迅速壮大，因为李大钊这批高级知识分子实在搞不起来。┄┄共产党则摆脱了原来‘马克思主义学术联谊社’的阶段，开始操作庞大的政治、军事机器，原来纯学者型的党领袖逐渐由真正的行动派和实践者所取代。”

 

　　这就很有必要重温这段历史的真实了。

 

　　过去限于资料不够完备难以细加梳理，现在则由于有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和《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的出版，《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即共产国际秘密档案的公布，对李大钊与国民党改组和召开“一大”的重大贡献，应该是认真加以梳理和研究的时候了。

 

 

　　“1917年以后，孙中山感到苏联对这场求生存的斗争的同情和支持，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他发现了新的力量泉源。早在1919年，他同李大钊等人有了接触。他看到人们孜孜不倦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列宁的著作，感到非常高兴。” （宋庆龄：《孙中山和他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见《人民日报》1962年11月12日）

 

　　1918年春孙中山给列宁拍去电报，祝贺十月革命的胜利，并指出“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目标相同”，“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8月1日，列宁委托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复函孙中山，表示完全赞同孙中山的“目标相同”和“共同斗争”的观点。自此以后，孙中山与列宁有过多次函电往返。1919年7月25日和1920年9月27日，苏俄发表了两次对华宣言，宣布“所有俄国如前政府与中国所缔结之条约皆属无效，放弃侵占所得之中国领土及中国境内之俄国租界，并将沙皇政府及俄国资产阶级掠自中国者，皆无报酬的永久归还中国。”而关于1919年时孙中山对李大钊等人有过的接触，现在还没有更加详实的资料。

 

　　1921年6月3日，共产国际殖民地事务委员会秘书马林（斯内夫利特）被派到中国，与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柯尔斯基一起，参加中国共使得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中共“一大”在1921年7月下旬胜利召开。12月23日，李大钊通过林伯渠的介绍，使得马林在桂林第一次会见了孙中山，双方进行了三次长谈，讨论了有关中国革命和中俄结盟等问题，马林向孙中山建议,中国革命应有一个联系各阶级、特别是联系工农群众的党，要办军官学校，建立革命军队。孙中山在给廖仲恺的电报中说：“见过马林，心上十分高兴。”

 

　　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提出应“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共同反对列强和封建军阀的双重压迫”的主张，同时对当时胡适等知识界人士十六人提出的“好人政府主义”给予了批评。李大钊是在《我们的政治主张》起草中，同意列名为提议人的，当即表示拥护中央的方针，并向有关人士分发了这一文件以取得支持。

 

　　1922年7月，在上海召开中共“二大”，李大钊原定是要参加会议的，“但卒因事未能赶到”，这次会议不仅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还通过了“关于民主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李大钊当选为中央委员。（《“二大”和“三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22年7月26日，苏俄政府派越飞为特命全权大使，以促进国共两党合作统一战线的建立。8月12日越飞到达北京，18日，李大钊出席了北京学界招待苏俄代表越飞的宴会，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首先致词。此后，越飞与孙中山一直有着直接的通讯联系。

 

　　1922年8月，马林在回到苏俄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后，再次来到中国，带来了《给共产国际驻中国特派代表的指示》，表明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态度和关于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指示。25日，马林在上海法租界第二次会见了刚刚回到上海的孙中山。并且向孙中山讲了共产国际已经就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进行了研究，提出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并通知中国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922年8月中旬，李大钊出席在杭州西湖召开的中共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别会议，在关于民主联合战线的建立问题上，党内达成共识。但对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问题认识上还未能取得一致。李大钊在到上海后，去杭州开会之前，曾写信给胡适，介绍孙中山返回上海之后的打算，指出建设“民主的联合战线”是当前的重要政治任务。其中特别提到“洛阳对此，可表示一致”。“一二若即回沪去洛返京。”说明李大钊此时在孙中山与吴佩孚之间，就建设一个统一的政府问题上是起着重要的沟通作用的。1922年9月17日，李大钊在《北京周报》上发表的《中国统一的方策与孙吴两氏的意见》一文，更是证实了这一点。

 

　　西湖会议之后，李大钊从杭州返回上海，与林伯渠一起会见了孙中山。自此开始了孙中山与李大钊就“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的相知和往来。

 

　　1923年元旦，发表了《中国国民党宣言》，指出：“革命事业，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之。”明确了革命要依靠的是广大人民群众。

 

　　1月17日，由李大钊陪同越飞从北京到达上海，18日，在李大钊陪同下，越飞首次会见了孙中山，在双方多次会谈的基础上，26日发表了《孙文越飞宣言》。几乎与此同时，1923年1月23日，共产国际作出《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这标志着孙中山联俄政策的确立，同时也标志着国共两党合作进程的开始。此时，孙中山组织军队从东江和西江直攻广州，驱逐了陈泂明，由上海回到了广州，任大元帅，对国民党改组的决心更加坚定。

1923年4月，李大钊发表了《普遍全中国的国民党》。指出：

 

　　“一个政治革命的党，必须看重普遍的国民的运动。要想发展普遍的国民的运动，必须有普遍的国民的组织。”“反抗军阀与外国帝国主义的民众，是工人、是学生、是农民、是商人，那集合在国民党旗帜之下，结成一个向军阀与外国帝国主义作战的联合战线。” 李大钊诚恳地指出：“中国现在很需要一个普遍全国的国民党”，“国民党应该有适应这种需要”的“组织和宣传的觉悟”。“不大看重民众运动的势力，这不能不说是国民党的错误。”“发展普遍的国民运动”是“国民党现在唯一要紧的工作”。（《李大钊全集》第四卷第219-221页，河北教育出版社版，下同。）

 

　　1923年5月李大钊用日文在《北京周报》上发表《实际改造的中心势力》一文，明确地指出这个中心力量，现在就是中国国民党。（《李大钊全集》第四卷第231-232页）

 

　　这些文章表明，李大钊向国民党表明了共产党真诚建立“一个向军阀与外国帝国主义作战的联合战线”的愿望，更是对国民党真挚的进言，使孙中山思想上受到很大的触动。

 

　　1923年6月李大钊出席中共三大。在会上，李大钊发言指出：《无产阶级是国民运动的领导因素》（《李大钊全集》第四卷第237页）。会议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集）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时间是1923年6月12日—20日。地点是在广州东山恤孤院后街31号举行的。李大钊参加了会议，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这次代表大会的主要议题，就是“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是依据共产国际的决议。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目的，一是改组国民党成为左翼的党；二是在共产党不能公开活动的地方，扩大国民党；三是把优秀的国民党员吸收到共产党里来。但是这个问题在共产党内部认识上还很不一致。陈独秀一开始是执反对意见的，认为：国民党是资产阶级的政党，中共加入，“乃混合了阶级组织和牵制了我们的独立政策。”（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

 

　　大会引发的热烈讨论，进行了两天的时间。关于讨论的具体情况，现在可以依据会议的参加者马林铅笔写下的笔记加以转述，尽管不是十分详尽，但其真实性是没有疑义的。

 

　　毛泽东发言的要点是：一、国民党是否就不能发展，这是个问题。二、在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行不通。所有反帝运动都是由饥寒交迫者而不是由资产阶级发动的。三、资产阶级不能领导者这个运动。不能推翻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国民革命不能出现。所以中国的国民革命只能在世界革命后进行。四、希望在中国实现国共合作，出现一个和平时期，那时资本主义发展将非常迅速，中国无产阶级人数也会大量增加。五、小资产阶级控制了国民党。他们相信目前小资产阶级能够领导，这就是我们加入国民党的原因。六、我们不应该害怕加入国民党。七、农民和商人是国民党的好成分┅┅。

 

　　在毛泽东发言之后，马林记下的是邓培的发言。邓培同意陈独秀的意见。接着是李大钊的发言。

 

　　李大钊指出：

 

“一、过去和将来国民运动的领导因素都是无产阶级，而不是其他阶级。二、由于这个原因，我们不要害怕参加国民的运动，我们应站在运动的前列。三、我们已加入国民党，但还没有工作，没有迹象表明我们没有希望。”（《李大钊全集》第四卷第237页）

 

共产党内部意见的一致，促使形成的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谭平山、毛泽东共同署名的致孙中山的信(1923年6月25日)，正是中共三大结束不久发出的。这对坚定孙中山加快国民党改组、实现国共两党合作的决心和信心，关系重大。这也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李大钊与毛泽东共同署名的一封信。（《李大钊全集》第四卷第328页）

会议之后，李大钊应邀继续在广州与孙中山进行会谈，讨论国共两党合作和外交政策等问题。“翌年夏，先生又召我赴粤一次，讨论外交政策。”（《李大钊全集》第四卷第716页）

因为是书写的“供词”，为保守我党机密，故有意地回避此事是在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以后的实情。

1923年7月22日，李大钊用日文在《北京周报》上发表《中国今后的政治运动》一文，对时局发表了全面的见解。（《李大钊全集》第四卷第238页）

1923年11月24-25日，李大钊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第三届第一次会议。鉴于中国国民党已经在11月12日发表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中共决定全力促进革命统一战线的形成，与此同时，还制定了统一战线要遵循的一些基本原则。李大钊在会议上受命到上海会见孙中山，推动和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促成国共两党合作。

 

 

　　孙中山在李大钊等中国共产党人和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下，思想上有了明显的转变，认识到：当前的国民党组织涣散，改组刻不容缓。“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宋庆龄：《儒教与现代中国》，见《宋庆龄选集》第109页）

 

　　孙中山开始依靠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中的左派人士，冲破种种阻力，先从整顿组织入手，为国民党全面改组奠定基础。先后在1922年9月4日、11月15日、12月16日，三次召开研究国民党改组计划的会议，在第三次会议上，讨论修改国民党的改组宣言和党纲党章。李大钊自始至终、尽心尽力地参加了这些方面的工作。

 

　　国民党当时的状况确实是不容乐观的，在组织上主要是“党同党员没有任何联系，没有在他们当中散发书刊，没有举行会议。”“在广州有以邓泽如为首的国民党分部，邓是一位年事已高的保守的新加坡商人，但他本人忠于孙。据他自己称，广州分部有党员3万，其中交纳党费者达6000，国民党改组时，党员重新进行了登记，从登记结果看，这些数字不符合实际，登记者共计约有3000”。（《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一卷，《鲍罗廷的扎记和通报》1924年2月16日）

 

　　在工作和思想指导上，孙中山原来主要是偏重军事活动的。但是自从1922年6月间孙中山遭受陈泂明叛变，炮轰总统府之后，孙中山在6月29日被蒋介石接到了永丰舰上，度过了近50天，8月14日才回到上海。宋庆龄虽然脱险，却使结婚七年来的第一次妊娠流产。尽管局势得到控制，孙中山领导的第二次护法运动因为陈泂明叛变而失败，孙中山的巨大痛苦，使得他进一步认识到工作的着重点应该转移到改组国民党上来了。

 

　　“1923年，当李大钊、林伯渠等人来商谈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问题时，孙中山立即看到把力量联合起来的价值。”（宋庆龄：《孙中山和他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

 

　　1923年9月，孙中山在会见李大钊时，进一步谈论了关于国民党改组的问题。李大钊比孙中山年轻20岁，可是李大钊儒雅谦逊的风度，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对中国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论说，对国民党当前状况和改革方向的见解，以及国共两党合作的现实可能性与存在的困难的预测等等，都使孙中山感到是找到了一位知音。李大钊则是以“中国的革命老祖”十分敬重孙中山的。（《李大钊全集》第四卷第502页）

 

　　在李大钊回忆与孙中山交往的经历时，曾令人感动地写道：

 

　　“大约在四五年前，其时孙中山先生因陈泂明之叛变，避居上海。钊曾亲赴上海与孙先生晤面，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曾忆有一次孙先生与我畅论其建国方略，亘数时间”，“先生与我等畅谈不倦，几乎忘食。”“即由先生亲自主盟，介绍我入国民党。是为钊献身于中国国民党之始。”（《李大钊全集》第四卷第716页）

 

　　李大钊由张继介绍、孙中山亲自主盟，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国民党，是中国共产党人中最早加入国民党的。李大钊对孙中山讲明自己是共产党党员时，孙中山对李大钊说：“这不打紧，你尽管一面作第三国际的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汪精卫：《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见《政治周报》第5期）此后，一大批中国共产党人以个人名义加入了中国国民党，陈独秀、蔡和森、张太雷也均由张继介绍，孙中山主盟加入国民党。毛泽东、王荩美、沈定一、彭湃、于树德、杨匏安、罗迈（李维汉）、于方舟、瞿秋白、张国焘等都加入了国民党。

 

　　“孙中山特别钦佩和尊敬李大钊，我们总是欢迎他到我们家来”，“孙中山在见到这样的客 常常说，他认为这些人是他的真正的革命同志。他知道，在斗争中他能依靠他们的明确的思想和无畏的勇气。”（宋庆龄：《孙中山和他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

 

　　为了使国民党改组工作，孙中山在1923年10月19日致电上海事务所：“已委廖仲恺、汪精卫、张继、戴季陶、李大钊为国民党改组委员。请孙伯兰密电北京李大钊即来沪会商”。（见《孙中山全集》第八卷第310页）

 

　　11月25日，孙中山在大本营作了《国民党过去之失败与今后之成功》的长篇演讲，明确提出了“以俄为师”的革命路线。在给蒋介石的信中也写道：“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

 

　　1924年初，李大钊是在张国焘的陪同下，从北京先到上海的，“停留在上海的时候，中共中央曾邀请我们两人参加中央会议，讨论我们去广州所应采取的态度。当时中共中央正为国共合作在各地的发展表示乐观。李大钊先生在会议上报告国民党组织在北方发展的径过；声言北京中共同志间已无歧见存在。”“陈独秀先生十分欣慰，提议由我们俩人会同已在广州的谭平山、瞿秋白等组织一个指导小组，以指挥出席国民党大会的中共党员。”“结果，这个指导小组的责任，就完全落在李大钊先生手上。”（张国焘：《我的回忆》）李大钊等是于10日到达广州的。11日，孙中山为李大钊等的到来接风洗尘，并以亲自拟订的建国大纲相示，征求意见。

 

　　为了全力推进国民党改组工作，在1923年10月24日，孙中山就以国民党总理的名义，特派中国国民党临时执行委员九名和候补委员五名，刚刚加入国民党的李大钊，被孙中山特派为候补委员。（见《孙中山全集》第八卷）1923年11月25 日，《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由临时执行委员会起草并发表。

鲍罗廷甚得孙中山信任，孙中山向大本营的人员介绍说：“现在一位好朋友鲍君，是从俄国来的。”“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学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共产党之所以成功者，在其能合乎俄国大多数人心，所以俄国人民莫不赞成他，拥护他。”国民党“一大”的宣言，就是孙中山委托鲍罗廷为顾问起草的，由瞿秋白译成中文，进行讨论，经孙中山审定，再提请大会讨论决定。原定于1924年1月15日召开“一大”，后来改为在20日召开，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宣言的起草和讨论审定，用去了好几天的时间。

 

　　鲍罗廷是1月10日到达广州的，作为孙中山聘请的顾问，原是在1923年10月间就开始了宣言的起草工作的。最初起草的宣言初稿，用鲍罗廷用英文写成，由廖仲恺翻译成中文，孙中山改定的。但是这个草稿受到了邓泽如等国民党员的抵制，邓泽如、林直勉等11人上书孙中山说：这是陈独秀操纵、谭平山参与搞的阴谋，是“藉国民党之躯壳，注入共产党之灵魂。”孙中山对此作了批评，决定由鲍罗廷再对宣言进行修改，参与此项工作的有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等，先由瞿秋白把俄文稿译成中文，进行讨论，然后由汪精卫进行文字调整，再由瞿秋白译成俄文由鲍罗廷审定。在这个过程中，鲍罗廷认为汪精卫所改定的文稿，“思想极其混乱”，加之，鲍罗廷此时已经读到共产国际在1923年11月23日发出的《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重点要放在重新解释三民主义部分上面，即提出并明确阐述新三民主义。鲍罗廷一方面向在莫斯科的维经斯基报告宣言基本符合此精神，同时提出也要进行一些调整和修改。此时已经 是1月4日。所以，鲍罗廷是在10日，才带着最后改定的宣言草稿到达广州的，孙中山看过以后，要求负责宣言起草的人员抓紧讨论此草稿。“会议在东山鲍罗廷的寓所举行，每次开会，鲍罗廷坐在客厅一端的中央，前面摆一张条桌，瞿秋白坐在桌子的一侧担任翻译。客厅的另一端，靠墙陈设着一套沙发；中间的一大块空地，摆了二十几张凳子。会议开了三天，参加的人除鲍罗廷、瞿秋白外，记得还有于树德、韩麟符、毛泽东、于方舟、夏曦、谭平山、李大钊、廖仲恺、戴季陶、傅汝霖、林伯渠、汪精卫、王法勤、谭鸿熙（常坐沙发上）等人。鲍罗廷就重点作了一些说明。然后由大家发言，记得发言较多的有守常老师、汪精卫、王法勤、毛泽东等人。”（戴朝震：《采访国民党“一大”见闻》，《团结报》1984年1月28日）到17日宣言才修改定稿。

 

　　孙中山的卫士范良回忆说：“李大钊到广州后，住在孙中山先生的大元帅的官舍”，“我当时看到他们会晤频繁，为国共合作，携手革命而操心。”（范良：《国民党“一大”见闻》香港《文汇报》1981年9月19日）

 

　　鲍罗廷在15日召集已到广州的中共干部报告了宣言修改经过。作了说明。（《鲍罗廷的扎记和通报》）在这次共产党党团会议上，鲍罗廷作了关于国民党“一大”宣言的说明，指出在四个方面达成了共识：一是突出反对帝国主义：用了与世界上“其他被压迫国家的革命运动和世界革命运动共同前进”；二是权力只给“那些坚持革命政权观点的人，对于革命政权的所有敌人，对于帝国主义的所有走卒，不存在民权主义”；三是宣言中不用“群众利益、人民利益”这样笼统的提法，明确提出是指的“工人利益”、“农民利益”；四是在“民生主义”上力求“在国民革命以后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在讨论的意见中也出现了四点小分歧，主要是：民族自决权问题、土地改革问题、“民权主义”一语是否应该写入宪法问题、是否应写入“中国工人以其勤劳著称于世”这句话。鲍罗廷认为：“不可能争取到我们希望得到的东西，而只能争取到我们能够得到的东西。”

 

　　18日的讨论中，毛泽东、谭平山、沈定一和李大钊都发表了意见。李大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关于四点分歧意见，有可能后两点被采纳，而对前两点仍应保留自己的意见。”“关于民族问题，行动纲领上说，在中国内部所有民族都拥护自决权。”“所以我认为，对第一点的修改可以不必过于坚持。”“按照三民主义进行的土地改革是孙中山的骄傲，他认为是他的发明。”“我们现在公开反对土地所有者合适吗？”“我们可坚持让农民得到土地，而不指出其来源。”

 

　　李大钊在这些问题上的意见是富有策略性的。同时，李大钊批评了党内存在着的一种冷漠态度：

 

　　“我发现，从北京到广州，存在这样一种气氛：我们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却不打算支持它，而只想利用它。所以有你们所说的那个行动纲领就足够了，可以不去争取更多的东西。”（《李大钊全集》第四卷第326-327页）

 

　　这充分说明在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问题上，李大钊是始终不渝地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的。毛泽东也提出：民族问题不能笼统地提出民族自决权，帝国主义会利用它进行分裂活动；当前也还不能组织农民反对大地主，要有一个发动和组织的过程。鲍罗廷在听取了党内的意见之后，表示一定在联席会议上把这些意见提出来。18日，孙中山亲自召开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大本营的联席会议，最后一次讨论宣言草稿。鲍罗廷在会上作了详尽的声明，关于四点小分歧，除土地储备一条外，均被孙中山所采纳。

 

　　正是因为宣言的定稿时间已经是18日，决定在19日开大会预备会，20日召开大会。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以1924年1月20-30日载入史册了。

 

 

　　中国国民党出席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产生，分为由各省选出的代表和孙中山指派的代表所组成，共计197名。据《京报》1924年1月6日的报道：“日昨（四日）在某大学第三院大礼堂开全体党员大会，到会者约千余人”，“当选定谭仲逵、李大钊、许宝驹、谭克敏等六人为代表，赴广州出席国民党党务大会。”但据国民党“一大”代表名单：李大钊、谭熙鸿、延瑞祺三人是孙中山指派的北京特别区代表，选举产生的代表是许宝驹、谭克敏、石瑛。

 

　　在大会组织五人主席团时，名单是总理孙中山指派，然后表决通过的。由胡汉民、汪精卫、林森、谢持、李大钊为主席团成员。接着大会依次于20、21、22、23日成立并通过了宣言审查委员会委员会、组织章程审查委员会、宣传问题审查委员会、预算委员会的组成成员名单。李大钊被选举通过为上述各委员会的委员。成为在国民党“一大”但任职务最多的人。

 

　　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会上，作了《中国现状及国民党改组问题》演讲，明确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指出：“由今日起，将十三年前种种可宝贵最难得的教训与经验，来办以后的事。”认识到了只有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才能成为中国国民革命的纲领，才能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干涉，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成功。由是，三民主义有了新的内容，民族主义有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民权主义主张国民群众一律平等的民权；民生主义则直接提出了农民的土地问题和节制私人资本的原则。

 

　　这样，《中国国民党宣言》，就标志着中国国民党已经 不再是一个单一的资产阶级政党，而是包括中国各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组织。正是这样，中国国民党才能建立起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统一战线，才能建立起普遍全中国的国民党。孙中山对国民党的改组，新三民主义的确立，使中国国民获得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使得中国国民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孙中山改组国民挡和提出新三民主义的全过程中，得到了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更应充分肯定受共产党所委派的李大钊在这一时期所作的大量工作。

 

　　在1月28日的大会上，当方瑞麟提出在党章中应增加“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的条文后，李大钊登台发言：

 

　　“本人原为第三国际共产党员，此次偕同志加入本党，是为服从本党主义，遵守本党章程，参加过民革命事业，绝对不是想把国民党化为共产党，乃是以各人的第三国际共产党员资格加入国民革命事业，并望诸前辈同志，指导一切。”（据《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第12号》）现在收入《李大钊全集》的《在国民党一大上的发言》则是《民国日报》（广州版）

 

　　1924年1月29日的《昨日国民党大会情形》上的文字：“共产党员现热诚加入中国国民党，恪守党义、党纲，互相策励。进行国民革命，于入党时，声明为共产党，因服膺过民党主义，故志愿加入国民党，得孙总理之许可。” （《李大钊全集》第四卷第328页）

李大钊发言后，即在会上散发了《北京代表李大钊意见书》，再次指出：

 

　　“我们加入本党的时候，自己先从理论上、事实上作过详密的研究。本党孙总理亦曾允许我们仍跨第三国际在中国的组织，所以我们来参加本党而兼跨固有的党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不是阴谋鬼祟的举动。不过我们即经参加了本党，我们留在本党一日，即当执行本党的政纲，遵守本党的章程及纪律；倘有不遵本党政纲、不守本党纪律者，理应受本党的惩戒。” 在国民党一大会议中，有23位共产党人作为代表出席大会。李大钊的这一意见，不仅作为章程审查委员的发言，而是以中国共产党负责人的身份所作的发言。从而使国民党右派的排斥异己、反对国共合作的阴谋未能得逞，使真在发展着的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得到了维护和加强。”（《李大钊全集》第四卷第329-332页）

 

　　据大会代表黄季陆的记述，李大钊在大会上发言时，感情真挚，词语动人，“全场似已全为李大钊的话所动。”（参见司马璐：《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第三部第59页）

 

　　在国民党“一大”进行中，1月29日，李大钊任大会主席团轮值主席，主持了会议的进行。（《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第15号）

历时十天的大会，李大钊十分注意对左派的联合，对右派的斗争和争取，为了中国的国民革命事业，有理有据地进行说理，以理服人，以大局为重。使得许多代表深受感动。何香凝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李大钊先生和我都是代表，他的和蔼与诚恳的态度，以及他的透彻而伟大的言论，一见便使人折服，他对孙中山先生的改组国民党与联苏、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发表了极伟大的理论。”“他的一切总被我们大家忆念着。”（何香凝：《众志成城不可摧》，见《回忆李大钊》第140页）

 

　　在1月30日的大会上，选举产生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24人组成，李大钊当选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共17人，其中有共产党人：沈定一、林祖涵、白云梯、毛泽东、于方舟、瞿秋白、张国焘。1月31日，在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上决定，建立地方执行部，北京执行部由李大钊任组织部部长，李大钊成为中国国民党北方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国民革命的民主联合战线成功地实现了。

 

　　当李大钊从广州回到北京的时候，就从信中知道的地址，来到了宣武门内铜幌子胡同甲三号的新家。这是因为从李大钊走后，反动政府采用各种流氓手段，对待他的家庭，不是找人打架，就是放狗咬人，一天不能安生，实在是不搬家不行了。新地方虽然不理想，总算可以躲过特务们的监视。1924年4月20日，中国国民党北京执行部成立。地址是在织染局29号，后又租用翠花胡同8号。下设秘书处和组织、宣传、青年、工人、农民、调查、妇女等七个部。下辖京、直、鲁、豫、热、察、绥、奉、吉、黑、内、哈、晋、甘、新等十五省区，1924年11月共有党员约14000人。李大钊为了开展工作，一方面要团结同志，共谋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使国民党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另一方面，还要与国民党中右派分子的分裂图谋进行斗争。

 

　　李大钊这段日子的生活状况，当时只有15岁的李大钊长女星华回忆说：

 

　　“父亲这次从南方回来，由于是在国共合作的新形势下，工作比以前更加忙碌，他把全副精力都投到革命工作中去了。就在这个时候有很多青年男女常到我们家里来找父亲。父亲和那些青年们，经常聚在南屋书房里开会。我们不知道他们在讨论什么，只看到他们都要到深夜一两点钟的时候才散去。”“父亲离开家的时候，小钟华还站不稳，正是呀呀学语的时候，现在她已经会走路，会叫爸爸了，非常逗人喜爱。”“正是父亲忙得废寝忘食的时候，可爱的小钟华忽然病倒了。”“在他工作的时候，家里就是有天大的事情也不能把他找回去的。”“这天的会，又是开到深夜一两点钟。孩子呼吸短促，眼也不睁，头也不抬。父亲才着急起来。”“深夜里，医生来了。医生最后宣告：病已经治迟了。第二天中午，小钟华终于停止了呼吸，和我们永别了。”“父亲很悲痛。埋葬了小钟华以后，父亲又投入了紧张的战斗生活。”（李星华：《回忆父亲李大钊》）

 

　　1924年5月21日，张国焘被捕，反动政府更加加紧对共产党人的搜捕。李大钊携长子葆华，化装成生意人，再度往昌黎五峰山避难，就在李大钊父子离家的当天晚上，便衣特务就到其住宅进行搜捕。夫人赵纫兰也不得不带着孩子回到乐亭的老家。在五峰山，李大钊给夫人写了一封信。信中说：“现在我的工作很忙，今后再没有空闲的时间照顾家庭了。你应当坚强起来，千万不要为我的生活颠沛流离所焦急，应当振作起精神抚养和教育子女。”“目前统治策的这种猖狂行为，住不过是一时的恐怖罢了，不出十年，红旗将会飘满北京，看那时的天下，竟是谁人的天下！”（李星华：《五峰山二次避难》，见《中国青年报》1957年5月6日）

 

　　6月11日，北洋政府内务部发出“海捕文书”，密令“严速拘拿”李大钊等人。而李大钊此时接到党中央的通知：委派他为中共代表团首席代表，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李大钊为了完成党交给的重要使命，又秘密地回到北京，约集好其他代表，于中旬启程，在哈尔滨会合后，经满州里前往莫斯科。

 

　　7月1日，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李大钊报告了中国革命的情况。他说：

 

　　“我们党认为，在像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国家，必须88发动一个能联合所有群众活动的统一的政党领导的民族革命运动。所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我党党员和共青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其目得失为了改组它，改变它的纲领，并使它能够密切联系群众。孙中山和国民党左翼决定根据我们的建议改组这个党，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的改组，给中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加入国民党能够加速民族革命运动的开展。”“我们在国民党内部的工作的主要目的，在于唤起群众的革命精神，引导他们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策和国内的军阀。”“我们的策略是掌握工人运动的领导权，以使其成为革命的先锋队。”（《李大钊全集》第四卷第416-418页）

 

　　李大钊领导的北方国共两党统一战线，充分发挥了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依靠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联合国民党左派，团结中派，对右派进行斗争，从而迅猛发展了革命力量，在北洋军阀统治的心脏，点燃起革命的熊熊大火，推动了北方革命运动在白色恐怖环境下的不断高涨。

 

 

　　李大钊离开我们已经七十九个年头了，他以不足三十九年的生命历程，做了很多大事、好事。诚如鲁迅先生所说：“他的理论，在现在看起来，当然未必精当的；”“虽然如此，他的遗文却将永住，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

 

　　这封信里面提到的人物，都走完了自己的人生，在这里，也把他们在1924年以后的作为简述如下：

 

　　廖仲恺在1924年国民党‘一大’后，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政治委员会委员。先后兼任工人部长、农民部长、黄埔军校党代表、广东省长、财政部长、军需总监等职。1925年，廖仲恺忠实执行孙中山遗嘱，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在国民党内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8月，当大革命进入高潮之时，惨遭国民党右派杀害。

 

　　张溥泉（张继）1924年当选国民党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1928年任南京国民党政府司法院副院长。1931年起当选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军事委员会委员等。1947年病死。

 

　　王法勤（励斋）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后，任国民党第一、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并任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委员，支持国民革命军北伐。1926年北伐军攻占武汉，成立武汉国民政府，任劳动部部长。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历任国民党北平政治分会委员、中央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等职。1941年在重庆病逝。

 

　　于树德在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北京执行部常务委员、协助李大钊领导北方革命运动。后曾任青年部长，黄埔军校教官，广州农民讲习所教员，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政治部主任等职。大革命失败后，脱离中国共产党。1931年后，任燕京大学教授、贵州省合作社管理处处长、国民党政府监察院委员、考试院委员、国大代表。新中国建立后，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监事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著有《合作社之理论与实际》、《信用合作社经营论》、《消费合作社之理论与实际》等。

 

　　汪精卫在1925年3月孙中山病危，汪代为起草遗嘱。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汪精卫也于7月15日发动政变，残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1928年11月，陈公博等在上海成立改组派，举汪精卫为首领。1930年汪精卫联合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反蒋失败后，潜逃香港。1931年，汪精卫在广东另立国民政府。1935年汪精卫被刺。1936年西安事变蒋介石回南京后，汪精卫出任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主席。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汪精卫为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12月竟潜逃越南，公开投降日本，宣布“反共睦邻”的基本政策。1940年3月，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汪精卫任“行政院长”兼“国民政府主席”。1944年3月初赴日就医，11月10日死去，尸体运回南京，落葬南京梅花山。抗战胜利后，汪精卫墓被国民政府炸毁。

 

　　顺便说一下：《人民政协报》在2004年2月5日曾发表《国民党‘一大’筹备的台前幕后》一文，其中有几处应加纠正：

 

　　1、孙中山确定临时执行委员会是在1923年10月24日，而不是25日；

 

　　2、共产国际决议通过的日期是1923年11月23日，而不是28日；

 

　　3、共产党党团会议是在1924年1月18日，而不是15日。